社区营造促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作用机制

2023-07-21黄颖王金妹马黎温铁军

台湾农业探索 2023年2期

黄颖　王金妹　马黎　温铁军

摘要：【目的/意义】分析社区营造促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作用机制，以丰富生态文明实现理论研究，助力乡村振兴。【方法/过程】以屏南县为典型案例，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梳理其资源运作方式，指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在逻辑。【结果/结论】屏南县创新“引—留—虹吸”的人才循环引进模式，以文化创意产业导入与乡村长久发展相匹配的人才资源实现村庄更新，以身份嵌入提高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以空间聚集降低社区居民的内部交易成本，以文化资本增强社区居民的信任网络，通过社区营造构筑了村民之间的信任机制，最大程度激发了个体的生命形态和传播能力，营造出独特的乡村生态社区。社区营造为生态社区中行动者的集体行动创造条件，最终促进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关键词：社区营造；社会资本；交易成本；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中图分类号： F124.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 5617 （2023） 02 0016 07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念”的重要实践，是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一项重要命题[1 4]。2021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5 7]。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其中，以村域为范围的乡村全域全要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更是结合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该命题的关键环节在于如何实现乡村的人才引进，通过人才资源促进乡村生态资源的挖掘、转化和变现。2021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将人才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举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的政策概念，党的十九大以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目标与内涵做了详细的阐述。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物流网络的发展，乡村突破原有的地理位置局限和发展瓶颈，使人才进入乡村、留在乡村成为可能。与此同时，乡村进入更新时代，新一代年轻人开始选择新的乡村生活方式，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较低的生活成本、宁静的乡村成了他们追求新生活方式的选择。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兴起让个体借助新媒体传播的工具打造个人价值，将乡村生态资源激活，打包成形式各样的生态产品，实现价值增值。乡村也因多元人才的聚集成为生态社区，形成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屏南县通过人才引进与乡村社区营造，形成了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独特经验。因此，本文将以屏南县为例，详细阐述社区营造促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作用机制。

1 理论分析及研究框架

乡村是个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是近年来众多学者关注的领域，其内涵特征和演进方式已经得到部分启发性的结论[8]，尤其是关于如何构建互为生态的环境、中介作用及创新效应的研究[9]，成为不少学者研究的重点。乡村是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村庄更新时期的乡村需要新的治理机制以匹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新需求，即在追求纯粹的“经济效率”的同时，还需要考虑“社会性”，重点突出非市场的复杂作用关系。社会经济回归社区和人的发展需求，追求的是将经济发展带来的盈余用于服务其成员，而非用于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现代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家追求效率也追求公平，整合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10]。乡村的公共池塘资源主要采取自治理模式共建共治共享地处理乡村公共事务[11]，是除了私有化和公有化的第三条道路，强调了合作性和公共性。奥斯特罗姆将其总结为自主治理八项原则。组织生态学理论认为，在特定的生态环境和稀缺的生态资源下，生态系统内的行动者之间形成竞争和共生的关系。组织在生态系统从非平衡态向平衡态的演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使得生态系统具有自修复、自分化和自适应能力。具体而言，组织的功能就是通过资源的配置将因生态位重叠形成竞争关系的各要素实现生态位分离[12]，使得生态系统内不同要素占据不同的生态位，形成具有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从而能够对复杂环境变化形成响应过程，增强生态系统韧性。乡村自组织是以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13] 为基础的多中心治理规范[14]。通过乡村自治可以激发新老村民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热情，从而促进乡村资源的转化和利用。社区治理是组织的核心和根本。乡村人才振兴和组织振兴是良好生态产品价值實现的制度保障。

社区营造是指参与主体因相似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聚集形成了小型的乡村社区。这种乡村社区是一种村落共同体，奠定村庄发展的社会基础[15]，塑造出独特的社会经济。社会经济是指在社区范围内形成社区自治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模式，除了经济利润以外，还将社区参与性、公平性和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目标。社区发展对于经济利润的追求是服务社区的手段，而非资本积累和膨胀的途径。社会行为理论指出，收益分配的差异产生不公平感将导致锦标赛理论中的激励效果降低、激化团队协作矛盾、降低合作意愿，从而影响收益[16]，这也是乡村人才振兴的核心问题所在。社区营造使得社区内村民集体行动能力增强，村民可以通过自组织来解决各类问题。进一步，社区营造对于保护和传承乡村社会文化、维系社会秩序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农村的生产合作组织体系不健全时，集体行动能力下降，将导致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破坏[17]。而通过社区营造可以形成互为生态机制，即在社区范围内，不同主体之间紧密合作、整合资源、双向赋能、协同创新，共同营造生态系统的机制逻辑。

社区营造形成的关系嵌入增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社会资本。波兰尼最早提出将非经济制度“嵌入”经济活动中，形成嵌入理论。关系嵌入理论认为，解构复杂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理解社会生态系统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其中人力资本要素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处于核心位置，通过关系嵌入形成多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参与主体遵循着关系信任原则嵌入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网络[18]，不同的网络节点的本质是一种互为生态的关系取向。

2 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解构复杂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因关系嵌入形成的稳定社会关系网络，分析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中的新村民以关系取向为基础形成的互为生态机制，诱致演化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相关制度安排。采用该方法的原因是：（1）回答如何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这类问题，运用案例分析方法，可以更好地呈现乡村变迁以及参与主体行为逻辑的过程；（2）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可以具体剖析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中存在的社会网络关系和经济利益关系。

2.1 案例选择

在案例选择方面，按照典型性原则选择屏南县龙潭村作为案例，主要原因如下。（1）乡村人才振兴取得突破性进展。屏南县龙潭村位于偏远的贫困山区，曾经是典型的贫困村、空心村。2017 年前，大量村民外出务工，留在村内的大多数是老人和留守儿童，人口不足 200 人。2017 年，屏南县龙潭村开始实施“文创兴村”计划，推行“人人都是艺术家”公益油画项目，吸引了大批对艺术有兴趣的新村民，认领古民居入驻屏南县龙潭村。截至 2021 年底，全村人口从原来的不足 200 人增至现在的 500 多人，其中包括 100多名“新村民”和 300 多名的老村民返乡创业。新村民中有来自英国、香港、北京、上海、江西等地的艺术家、作家、音乐家、设计师、钢琴家、律师、导演、建筑师、文化媒体人、支教老师等，他们通过认领和修缮古民居并定居在村庄，共同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态社区，形成了多业态协同繁荣发展的局面。（2）具备一定的知名度。该模式得到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媒体报道 400 余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并吸引多个地方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前来考察。（3）发展过程的丰富性。该发展模式经过了一系列的演变过程，各方参与主体探索的举措和模式已初步成熟，为本研究提供了经验资料。

2.2 数据收集的过程

从 2020 年起，调研小组长期驻村跟踪观察，除此之外还有以非正式访谈为主的资料收集集中调查，并结合相关资料和报道，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对新村民、老村民、县乡村各级领导干部等南县龙潭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进行深度访谈。运用“三角验证”的方法，对两委干部、新老村民、消费者等进行分别访谈，尽可能多视角观察事件的发生，从而保证数据和资料的可靠性。对于县、乡、村三级的相关干部的半结构化访谈主要包括村庄的发展历史、人口流动情况、新村民资料信息、村庄业态变迁、组织结构、政府支持和外部主体帮助情况等。关于新村民的半结构化访谈主要侧重个人经历、与村庄成员的关系、存在的困难和对未来村庄发展的看法等。最终将录音资料和文字资料进行整理，为开展探索性的案例研究奠定了基础。

3 案例结果分析

3.1 屏南县社区营造的实践创新

3.1.1 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屏南县最初以“文化创意产业”为着力点，吸引外来文化人才加入，带动多位新村民定居在村庄，营造出独特的生态社区，形成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新村民进入村庄进行资源开发，面临着一系列不确定环境，思考如何通过突破资源约束形成关系嵌入，在复杂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形成获取价值资源的能力，达到生态系统内外部的资源整合和协同配置的目的。良好的制度设计有利于将松散耦合的系统整合成价值共创的生态系统[19]，其中不同价值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和互为生态机制是构建稳定的、可持续的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为破解人才资源短缺问题，屏南县根据不同阶段人才工作需要，不断调整完善人才政策制度体系，以開放包容的姿态，不拘一格引进各种人才，变“内卷”为 “互助”，逐步形成“引留虹吸”的人才循环引进模式。2015 2016 年，屏南县以传统村落保护为契机，探索用艺术唤醒乡土，文创激活古村，创新出台《屏南县“一事一议”支持人才发展实施办法》等扶持政策，建立“一事一议”“一人一策”引才机制，不唯学历看能力，不唯资历看理念，引进林正碌、陈子劲、程美信、张勇等一批文创专家 20 多人，驻村开展文创兴村项目。同时成立工作专班为引进人才提供个性化、人性化服务，推动项目落实见效。近年来，由引进人才主导，实施安泰艺术城“人人都是艺术家”公益艺术项目，厦地村公益摄影培训基地项目、前汾溪中国美院社会美育综合实践基地、中国美院乡土学院、乡野艺校、屏南县电商产业园项目等一批“人才聚集”项目，促发了人才之间的虹吸作用，促进了更多人才资源流入。

3.1.2 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屏南县围绕进一步加强乡村社区治理，创新建立多项举措，在农村资源要素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基层工作力量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形成片区党委工作机制、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用才机制、农村“六大员”队伍整合等机制，通过社区营造形成关系嵌入。

（1）社会人才以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方式参与治理。聚焦乡村振兴人才需求，坚持“实用即人才”理念，打破体制壁垒，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发布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招募令，选聘涵盖农业、文创、电商等 11 类领域，首批遴选特聘指导员 61 名，匹配服务结对项目 71 个，配套激励措施 10 条，制定 12 类对象 52 项服务内容，明确指导员以兼职方式服务赋能乡村振兴，为驻点乡村发展思路规划、项目策划运营、农业技术指导等献智献力。

（2）新村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屏南县龙潭村在新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创新性地在村“两委”班子中设立专岗，让新村民也能参与到村级基层治理中来。新村民逐步从“外地人”身份转变为“本地人”村民身份。在社会生态系统中，新村民积极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中，并做出一定的贡献，会增强其对村庄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形成重要的约束力量，避免生态资源这一“公共池塘资源”被过度开发和利用。新村民在社区内开展生产和生活活动，培养了乡土情结、关心村庄的公共事务、重视村庄生态环境的建设，并且逐步承担着社区建设责任。社会生态系统的新村民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嵌入村庄，使得他们对于组织村庄公共事务有着强烈的服务动机。因此，新村民在社会生态系统中构建出社会关系网络，实现了社会资本的累积。社会资本的积累能够促进乡村集体行动能力的提升，发挥资源编排能力，促进乡村秩序的重建形成新的自治理模式。

（3）探索开展片区党委工作机制。屏南县围绕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聚焦于少数村属于低水平脱贫，存在返贫风险的问题，将地域相近、产业发展关联度高的 3～4 个行政村联合起来，成立片区党委，按照“组织一体设置、工作一体谋划、制度一体完善、活动一体开展”原则运作，依托村级经济合作组织，以产业发展为支撑，推动生产要素跨界配置、优势资源规模集聚，促进连片打造，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截至目前，屏南县已成立 8 个片区党委覆盖 31 个行政村，共实施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63 个，总投资 6900 余万元，带动就业 500 余人。2022 年，片区各村集体经济收入均突破 30 万元，50万元以上的村达 14 个。

3.1.3 社区居民共同享有社区发展成果县政府在“购米包地”经验的基础上，启动“粮食安全屏南行动”创新实践，开展“党员干部认领一亩田”“我在屏南有亩田”等活动，即由认领者预先支付种子、农资、用工等费用，支持村民复垦荒地种植水稻。这种“党政担当+社会参与”的粮食安全创新实践不仅促进了消费者与生产者共担风险、共享收益，还调动了村经合社、农民专业合作社、返乡青年、新村民等多元主体共建粮食安全的积极性。2022 年，屏南县继续深化开展“粮食安全屏南行动”，通过国企“屏南八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统筹协调全县资源，搭建含良田挑选、认领付款、订单查询、售后服务、证书领取等一站式“田主”端平台，为种植主体提供委托种植、品质监管、存储、加工、配送等服务，有效降低了种植主体成本，促进“我在屏南有亩田”向县域“屏南800”生态公共品牌转化。调研中发现，“我在屏南有亩田”正逐步衍生出“我在屏南有坛酒”“我在屏南有棵树”等“我在屏南有什么”系列活动，激发了多元主体在大食物观的基础上探索“粮食+”和“+粮食”的研学、摄影、康养等新业态，并通过各领域新农人将农业生产与直播、可视化展示、文创产品设计等结合起来，打破了农产品传统产销模式，推动农产品向定制预售模式发展。2022 年，仅宁德市认领耕地达1047.87 hm2，复垦撂荒地达 1028.07 hm2。

针对人才生产发展、生活服务等方面困难，2017 2019 年屏南县接续研究出台项目补助、人才贷款、子女入学、绩效奖励等系列人才扶持政策，如对本地农民、返乡驻创并产生带动效应的个人或企业，给予 5000～30000 元开办补助和一定的租金补贴或税费补助；在全省率先由公安部门为“新村民”颁发《居住證》（新村民证），让 160 余位“新村民”在村里享受和“老村民”同等的教育、医疗、本地汽车牌照等权利，有效增强了“新村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破解人才引得进留得住问题。

3.2 社区营造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在机制

3.2.1 以身份嵌入提高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在城镇化进程中，被弱化的乡村秩序能否重塑取决于微观机制主体的行动逻辑。屏南县龙潭村的发展不同于传统的休闲旅游发展路线，它是一种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求，具有精神的、动态的、个性化的审美。新村民个人品牌所衍生出来的产品效应是无穷的，不只局限在某一地点、某一产品，而是广泛的、具有延展力、可持续输出的产品效应。新村民具有差异化，其资源变现能力也将是立体的、丰富的、延展的和可持续的，同时又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避免了过度庸俗的商业化。新村民在村庄这个熟人社会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逐步积累了社会资本，使其对于村庄公共事务的介入更深入，逐步成长为重要工作和活动开展的中介力量。多位新村民运营公众号，传播和推广乡村生活理念，其运用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直播带货，拥有一定的社群粉丝，形成了个人 IP 效应。这种身份嵌入的方式有效提高了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

3.2.2 以空间聚集降低社区居民的交易成本传统村落古民居保护存在数量大、投入大、利用难等问题，为促进古民居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屏南县创新建立了中介式流转与保姆式修缮服务机制，即由村委会建立中介平台，从祖居户中流转承租旧民居，“新村民”出资租赁并修缮使用 15～30 年，驻创艺术团队免费提供设计服务、村委会代为组织施工建设。这种模式中，社区营造通过教育、休闲、物业、艺术、文化等多个空间的建设，如修建美术展览馆、公益教学中心、博物馆、音乐室、文化服务中心、休闲广场等，为新老村民提供了“文创空间”，依托空间形成了社区营造的氛围体系；村庄的古民居风格在总策划的统一规划下保留和恢复土木结构建筑风格，使环境改造具备了“系统性”和“整体性”；地方政府采取通过村集体来动员群众参与建设的“工料法”，即直接以人工和耗材等确认工程款的工程建造方法，节约了古民居修复和改建过程中的时间和资金成本。可见，在制度非均衡的情况下，乡村社区内的新村民受到社会偏好结构的制约，为获得预期资源或利益通过社区营造缔结成非正式组织，自发推进隐形制度创新。社区营造通过互为生态机制使村庄具备一定的集体行动能力，通过非正式组织的人际沟通促成村庄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利于实现乡村人才振兴[20]。社区营造还能解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资源分配利用不均以及利益共享机制不畅的问题，平衡村村民之间存在的经济异质性。由此，社区营造使得原先因劳动力外流导致弱化的乡村关系格局在村庄更新时期得以重建，并通过价值主体互为生态、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最终实现新的治理形态。

3.2.3 以文化资本增强社区居民的信任网络新村民的生活需求偏向于城市化，与村庄文化艺术追求、基础服务体系不适配。在文化艺术方面，屏南县通过举办多场音乐会、戏剧节、美术展、红酒诗歌会，定期举办公益晨练、环保徒步、瑜伽唱诵活动、艺术集市等丰富乡村文化形式；通过乡村生态社区“朋友局”加强发展过程中问题的沟通，营造高效率、高质量的沟通氛围。在生活服务方面，屏南县龙潭村通过复办小学，既满足了新村民下一代的基本教育需求，也使支教老师留村发展成为村庄发展的主力军；通过恢复村医，解决居民基本的就医问题。在社区运营方面，新村民发挥创造力和能动性，借由新媒体工具宣扬个性和理念，进行创作和思想表达。这一过程中，社区营造构建了内部信任网络，使之成为更为紧密和稳固的社会生态组织。在社会生态系统中，乡村生活、生产与城市的差异性进一步触发了新村民的沟通和协商需求，新村民在乡村构建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方式，并以非正式组织的形式构成网络结构，形成互为生态机制。如新村民自行发起的“朋友局”交流会，话题围绕乡村未来发展和组织化等问题，探索乡村自组织的权利与义务，从而不仅能够创造经济效应，更能为乡村良性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最终促成乡村人才的回流和安定化。通过非正式组织，村庄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得以有效沟通和协商，将与外部投资主体的交易费用前置化、内部化，从而有利于吸引外部投资主体进入村庄进行产品开发和投资。互为生态机制有助于提升村庄凝聚力，形成乡村社区内外不同的“差序格局”社会网络[21]，解决了村集体行动能力匮乏的问题，从而构建了稳定的乡村社会生态系统。

3.3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效益分析

3.3.1 形成以生态多样性为基础的多业态发展在生态领域，乡村保持了生物多样性、避免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鼓励多业态发展。（1）重新开垦抛荒农田，采用生态农业种植方式，保护蜜蜂、萤火虫等生物多样性，打造良好的农田生态系统。（2）新村民盘活闲置的生态资源，如利用植物拓印帆布包、利用瓦片等闲置资源进行废物利用获取高附加值收益等。（3）对农产品资源进行重新的编排与价值的挖掘。如柿子作为一项“沉没”的农产品资源，由于没有适合的营销方式和销售渠道，果实挂在树上无人采摘，新村民对资源进行重新编排，运用自媒体宣传增加个性化包装和文创故事营销元素提高农产品附加值，通过摄影艺术挖掘柿子树的第三产业价值，经过新村民的资源挖掘后生态资源价值得到显化。

3.3.2 形成以经济可持续性为核心的资源整合发展从经济角度来看，业态与资源都更加丰富。（1）餐饮、住宿、车队等多业态实现兴起。由于游客量的增加，餐饮的需求增加，短短 3 年时间餐馆从原来 1 家增至 6 家，便利店从原先的 1 家增加到 10 家。新村民修缮古民居，老村民将自家的房子改造成民宿对外营业，截至 2022 年底已累计有 37 家民宿。（2）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挖掘。村庄内有 2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平戏和红曲黄酒酿造技艺。这 2 项文化资源在2017 年前并未得到挖掘，新村民进入以后，通过资源融合将黄酒与四平戏相结合，开发黄酒的四平戏小瓶包装，将原来 2.5 元/kg 的黄酒，提高到 5 元/kg。通过“醉梦家山”的品牌运作，提高了黄酒的附加值，最高售价可达到 50 元/kg。“醉梦家山”品牌黄酒在2019 年销售了 1.5 万 kg 黄酒，销售额高达 75 万。文化资源在新村民的资源整合下价值得到显化和增值。

3.3.3 形成以社会稳定性为根基的社区生态系统从社会角度来看，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因特定的文化背景而呈现独特的制度逻辑，乡村社区的关系嵌入将从某种程度上影响新村民的经济行为，从而推动形成乡村社区范围的经济理性，进而增强新村民的社区黏性。随着社会生态系统的形成，非正式组织逐渐增多，并依托非正式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吸纳了本村的劳动力和周围邻近村庄的劳动力。同时，社会生态系统的品牌宣传效应使得村庄的游客量大幅增加，吸引外流劳动力回村就业，形成了逆向打工潮和创业潮。这不仅有利于乡村的生产经营，也扭转了乡村的空心化局面。因此，社会生态系统中的非正式组织和活动吸引了劳动力回流村庄，从而提高了乡村新格局的人力资本水平。

综上所述，新村民通过将人力资源和生态资源有机结合，重新编排现有资源，在生态系统内部和外部进行跨层次、跨组织的资源整合，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在经济、社会、生态多维度实现价值共创。并且通过社区营造实现深层次的关系嵌入，以良好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形态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4 讨论

社会生态系统综合了多样化的生产要素，促进了生产关系变革：自然生态要素（山水林田湖草）、社会文化要素（乡规民约）、人力资本要素（文创）、固定资产要素（民宿）、资本要素（政府投资）等，是整全式的生命综合体开发模式，打包形成生态产品进行价值深化，体现的是新阶段、新理念和新格局。这些空间资源的立体开发改变了以往工业化传统要素（资本、劳动力、土地）的增值模式，重新締造了符合生态文明时代的新要素，符合乡村人才振兴战略内涵下的市民下乡扩大乡村生态消费理念。新村民突破原有行动者的价值维度，运用自媒体和互联网技术传播个人价值，培育受众群体和现实影响力，使自身具有一定的品牌价值。多个新村民聚集在社区空间场域内，通过紧密合作、资源整合形成互为生态机制，共同打造乡村社会生态系统。通过新村民的培育和互为生态机制的构建，在统一的题材运作下构成稳定而富有创造力的生态社区，使得高度复杂的生态社区拥有组织韧性，为生态社区中行动者的集体行动创造条件。因此，在新媒体、互联网时代，新村民的效应得到凸显，需要由新村民形成互为生态的社区组织，重新构建社会生态系统，最终实现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可持续发展。

5 政策建议

乡村具有优渥的自然地理条件，生态资源融合了多元要素，奠定了价值实现的基础。近年来，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涌现出一批保护发展较好的乡村生态产品。为了更好地推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1）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新村民新需求，发展社会化服务。在村庄更新时代，新村民在物业管理和社区服务方面有新需求。乡村新型社区需要匹配新村民的新需求，提升乡村社区服务水平，增强新村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社会化服务通过将生态产品经营过程中部分或者全部环节委托给社会化服务组织，实现专业分工，同时又让擅于生态产品运营的人从繁重工作中解脱出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生态产品开发与运营。（2）推进嵌套式组织建设，增强村民联结属性，探索“乡村共同体”。由村委会统领乡村生态产品发展，设立管理委员会、监督委员会，通过设立合作组织，将乡村全域全要素资源统筹整合，共同制定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规则，对多元主体统一规划布局、协调分工、运营管理。对于过度开发的行为，依托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进行规范，共同维护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3）完善利益分配制度，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利用好乡村全域全要素生态产品的价值增值部分，需要以共同富裕为导向，构建多元利益联结机制，运用股份合作模式、要素交换模式、公共服务模式等模式，调和各类主体的利益冲突，避免同质化发展和恶性竞争，提升弱势主体在资源收益分配中的谈判地位，推动生态资源保护和经济开发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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