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渝筱

摘要：数字经济正逐步渗透到经济体系的各个领域中，与各产业深度融合并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因此，文章采用2013-2020年各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产业升级之间的作用机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产业升级之间的传导路径，并设立实证模型来对该经济现象做出合理解释与检验。因此，应关注数字经济的发展环境，实施靶向构建完善驱动数字化转型长效机制。

关键词：数字经济；区域经济；区域经济产业升级；转型路径

一、引言

当前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稳步向前，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指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比同期GDP名义增速高出3.4%，占GDP比重达到39.8%，表明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稳固、支撑作用更加明显。

区域经济产业升级的本质是产业从高技术、高生产率状态逐渐替代低技术、低生产率状态的过程，是资源的优化再配置和技术进步。目前，中国已建立全球先进的数字基础设施，为区域经济数字化与产业化的结合提供了动力。因此，通过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产业升级影响的研究，挖掘两者之间的内在机理，汇聚合力赋能区域经济产业升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20个省市出台数字经济相关的法规条例，我国区域发展差异较大，各地依据当地实际情况针对数字经济有不同的立法标准，产业的数字化水平、基础设施等产生了区域性差异。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深入推进数字技术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应用与创新的同时，新的产业模式也应运而生，对区域经济的区域经济产业升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针对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产业升级产生的影响作出理论分析并提出有关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影响区域经济产业升级的机理分析

数字经济改进生产要素，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增加生产要素、提高生产效率。企业借助数字平台，利用数字要素捕捉用户的需求以此加快企业组织模式的变革，为用户提供更为便捷的个性化服务。同时在云端构造了完整的商业体系，利用数字媒体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高附加值的产品占比不断上升。在云经济与大数据背景下，数字经济逐步渗透到产业领域，加快培育新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

数字技术的运用推动了区域经济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新常态下，数字经济有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种发展路径。产业数字化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赋能，在农业、工业及第三产业都赋予了数字经济的应用，通过整合要素资源，提高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但相比较第一、二产业，数字经济对第三产业的渗透率略高一些。数字产业化是在数字技术下催生出来的新产业，这些新兴产业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加快传统产业向中高端产业迈进，推动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合理化。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数字经济能够有效的推动区域经济产业升级。

（二）地方政府中介角色的理论分析

地方政府应针对当地产业发展的需求提供靶向政策，调整改革思路助推区域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在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下，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变得严峻和复杂，而且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企业主动转型意识不强及复合型人才资源储备短缺等问题严重，各地区政府应积极落实相应的制度保障，以帮助企业缓解内外部环境压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各地区产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鼓励支持政策及激励措施能够更好地引导社会资源进入数字经济领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此来打造数字化网络平台，在加大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基础上，给予企业在税收补贴等方面更多的优惠，通过构建驱动数字化转型长效机制，保障产业链安全稳定。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地方政府作为中介机制，能够有效调节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产业升级的影响。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构建

1. 基本模型

本文结合上述理论分析，为进一步探究与检验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产业升级的直接影响，构建基本模型如下：

ISit=α0+β0digit_ecoit+δXit+εit（1）

其中，ISit表示第i省第t年的区域经济产业升级指标，digit_ecoit表示第i省第t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Xit表示控制变量，包括人力资本水平（edu）、对外开放水平（fdi）、城镇化水平（urb）、技术创新程度（inn）、环境规制（er）。α0視为截距项，εit为随机误差项。

2. 中介效应模型

数字经济不仅对区域经济的区域经济产业升级有直接作用，还可以通过财政分权产生间接影响，来检验财政分权的中介效应，参照温忠麟与叶宝娟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构建回归方程，即数字经济、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产业升级之间的传导模型：

fdit=α1+β1digit_ecoit+δXit+εit（2）

ISit=α2+β2digit_ecoit+γfdit+δXit+εit（3）

其中，fdit表示第i省第t年的财政分权程度；β2表示数字经济的直接效应；β1×γ表示中介效应。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是区域经济产业升级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因此本文借鉴徐德云的做法，通过分别对第一、二、三产业赋予不同的权重的方式，以此构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is）：

is=∑■■yi×i=y1×1+y2×2+y3×3，（1≤is≤3）（4）

其中，yi表示第i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赋予第一、二、三产业的权重为1～3，is的取值范围是1≤is≤3，is越大，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越高。

同时，本文借鉴万伦来和李浩的研究，用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衡量区域经济产业升级，以此进行稳定性检验。

2. 核心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de）。数字经济利用新型网络基础设施，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模式生产方式深刻变革，将经济形态逐步向信息经济形态转化，并与实体产业相融合，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构建数字经济的测度指标：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本文将运用stata17软件，采取主成分分析的方法计算得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值。数字经济指标评价体系见表1。

为了更加直观地体现数字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将数字经济综合值分为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四个部分，通过比较分析来阐释数字经济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与趋势，各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数字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在全国及不同地区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及稳中向好的态势，从发展水平来看，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高于全国发展水平，中部次之，位居最末的是西部地区，符合经验理论与预期。此现象表明数字经济自2013年以来发展势头强劲，但由于地理位置、环境、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起步较早，发展水平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相对较为落后。

3. 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财政分权（fd），采用各个省份与中央的预算内人均本级财政支出之比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

fdit=■（5）

其中，fd表示财政分权，x表示各省预算内人均本级财政支出，y表示中央预算内人均本级财政支出。

4.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人力资本水平（edu）、对外开放水平（fdi）、城镇化水平（urb）、技术创新程度（inn）、环境规制（er）作为控制变量（见表2）。

本文所有变量的总体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三）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用的2013-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自《中国信息产业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及各省历年的统计年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影响

针对所收集的样本数据，本文运用stata17软件，基于豪斯曼檢验结论及考虑到每个省份之间不同的差异特征，使用固定效应模型（FE）采取逐步增添控制变量的方式，对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产业升级进行基本回归，基本回归结果（见表4）。

在基本回归的结果中，第（1）列表明在没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数字经济能够有效的拉动区域经济产业升级，且显著性水平为1%。在逐步增添控制变量过程中，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产业升级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较为稳定，从第（6）列控制变量全部列入来看，数字经济的系数为0.024，对区域经济产业升级的促进效果是显著的。究其原因，数字融合改变了传统产业中的投入与产出结构，大大提升了产业间与产业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与生产率，以智能化、信息化、个性化的方式为产业带来效率的变革。此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1，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推动区域经济产业升级。

（二）作用机制分析

为检验数字经济、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产业升级之间的作用机制，本文在基本回归的研究基础上加入了财政分权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见表5。

从回归结果来看，从（2）列中可以看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强化财政分权。第（3）列中de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存在积极的中介效应，在加入财政分权的作用下，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依旧显著，而且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产业升级的估计系数的绝对值有所增大，这表明政府的靶向政策及激励机制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创造了条件，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制定合理有效的产业发展战略，由此该结果验证了本文的第2个假设。

（三）异质性分析

1. 区域异质性

我国疆域辽阔，各地区所具有的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本文根据地理位置及经济发展水平将样本数据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深入探讨不同区域之间数字经济、财政分权对区域经济产业升级影响的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见表6。

根据回归结果显示，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产业升级影响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系数为0.015，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为0.051。该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较早，一些高精端的试点与应用率先在东部地区发展，并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5G信息体系较完备，具有较强的发展优势，而西部地区的各类配套条件相对落后，数字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因此，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数字化水平及财政投入效率高，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产业升级的影响已经进入了新阶段，但西部地区尚处于初级阶段。中部地区所得到的数值显示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产业升级的影响为负数，可能是由于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财政分权体制给当地政府带来的增收压力导致区域经济产业升级向反方向发展。因此，通过异质性检验分析，发现各地区在数字经济与财政分权对区域经济产业升级的影响效果是有差异的。

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

为检验数字经济的不同发展程度对区域经济产业升级的差异化影响，本文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平均值为标准，将样本数据分为较高发展水平与较低发展水平两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的回归结果见表7。

从上述结果来看，无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还是较低的地区，对区域经济产业升级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相对比发展高水平的地区来说，数字经济与财政分权二者相结合对区域经济产业升级能够发挥更好的引领作用，这是由于数字经济存在边际贡献效用递减规律，在发展初期时，东部地区的区域经济产业升级受到数字经济的影响会更加明显，但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在促进方面的作用也在逐渐减弱，因此较低发展水平的数字经济边际贡献效用更大，对区域经济产业升级影响的系数也略大些。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三种方法进行稳定性检验：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指标的方式。线性回归中首先采用赋予三个产业不同的权重方法，在稳健性检验中，区域经济产业升级指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除以第二产业增加值来表示；二是用随机效应模型（RE）对原样本数据重新进行分析检验；三是剔除部分年份。考虑到数字经济是从2016年开始得到广泛关注的，因此采用2016-2020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8。

估计结果表明，替换被解释变量指标与更改模型后所得到的结论与回归结果相符，在财政分权的影响下，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均超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而在剔除部分年份的基础上，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为正且显著性水平为5%，因此通过以上三种方法均验证了本文基本回归结论的稳健性，说明前文的研究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五、结语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13-2020年各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产业升级的关系及在财政分权的中介机制影响下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产业升级之间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助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产品附加值，并且使产业结构趋向高度化、合理化，直接正向推动区域经济产业升级；从中介效应来看，财政适度分权在数字经濟与区域经济产业升级之间发挥了有效的调节作用，能够增强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产业升级的正向影响程度；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存在区域不平衡特征，东部与西部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分权对区域经济产业升级影响显著，而中部却显示出抑制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M].北京：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2.

[2]王贤彬，陈博潮.僵尸企业与区域经济产业升级——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2（08）：81-92.

[3]Pang Jianing，Jiao Fangyi，Zhang Yimeng.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A Study Based on the Effects of Supply and Demand[J].Sustainability，2022，14（24）：16991-16991.

[4]张贵峰.乡村振兴中数字经营的发展难点及信息化经营的落实[J].农业工程技术，2022，42（09）：84-85.

[5]张国云，张艺.数字服务：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J].中国发展观察，2022（03）：89-93.

[6]邓达，潘光曦.靶向施策：财政政策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J].中国经济评论，2022（09）：32-35.

[7]齐晔.打造新时代数字化场景金融[J].中国金融，2022（17）：36-37.

[8]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05）：731-745.

[9]万伦来，李浩.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生态效率提升——来自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J].经济经纬，2020，37（02）：97-105.

[10]白雪洁，宋培，李琳，廖赛男.数字经济能否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基于效率型技术进步视角[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6）：1-15.

（作者单位：山东科技大学财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