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清时期，大批江西籍移民先后进入贵州各地，从事土地耕种、小手工业、矿产开发和商贸经营等活动，这些移民大多数留了下来，在当地生息繁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江西籍移民及其后代广泛参与了贵州各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促进地方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贵州各地方志、现存的“江西会馆”建筑、江西籍移民后代保存的实物资料等进行查阅走访了解，对这段历史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对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个参考帮助。

关键词：明清 贵州 江西籍移民

中图分类号：K248;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3）01-71-80

明清时期，贵州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在明清王朝经营西南的战略中，其地位逐步上升。永乐十一年（1413），明朝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以强化其对西南区域的管理。随着明廷对贵州的经略，大批外省移民逐步进入贵州。在迁入的外省移民中，江西籍移民的数量无疑是最大的。这些移民到贵州以后，安家经营，生息繁衍，参与到贵州各地的经济社会活动中并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试图对江西籍移民这一群体进行专门研究，将就移民的数量、经济活动和移民传说等方面展开论述。

一、明清时期贵州的江西籍移民

（一）明朝江西籍移民进入贵州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决意收服当时仍由元朝梁王控制的云南，派大将傅友德、沐英、蓝玉等率军击败了元梁王的军队，很快收服了云南。当时，明军的作战区域虽然主要在云南，但贵州区域是其重要的战略后方和通道，大量明军和作战物资通过贵州进入云南。在这一过程中，贵州迁入了大量外省籍移民，其中大部分为后来明廷留戍云贵的军士，同时迁入定居的还有他们的随军家眷。民国《兴义县志》载：“全境之民，多明初平黔将卒之后，来自江南，尚有江左遗风，士习淳朴。仕宦者，文多能吏，武多奇勋。居家节俭，安于蔬布，农勤力田，所谓‘调北征南。乱平后寓兵于农，即军屯是也。”1另外，江南、江西等地也迁入屯田户。

明朝此时移民贵州的一大目的是为经略云南，强化湖广与云南之间的联系，但对贵州区域的开发并不重视，故迁入人口数量有限，只求保证地方运转，人口也多分布在普安“一线之路”等交通干线附近。尽管如此，迁入数量仍然不少，明初贵州地区的军户和民屯移民，又尤以江南地区、江西比重最大，数量最多。

明初以降，军户数量逐渐减少，脱籍现象较为严重。贵州屯戍“各军在承平时已失祖额十之五六”，至于明末更是“或单丁故绝，或兵火逃亡，十存三四，故屯多抛荒”1。明中后期，屯军缺额、军户脱籍的现象普遍存在，军籍人口数量锐减已成事实。为此，贵州地方官吏不得不招民垦种开荒。

在此背景下，又形成新一轮江西籍移民到贵州垦荒的现象。据梁方仲统计，弘治四年（1491）和万历六年（1578），贵州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仅为二点零九和二点三五2，在统计的十五个布政使司中人口密度最小。而终明一代，江西都属于人口密度最高的几个省份。明代谢肇淛曾言：“天下推纤啬者必推新安与江右，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者，其地瘠也。”3谢肇淛认为，是江西土地贫瘠而人穷。而在明人王士性看来，江西人大都有忧色，“江右俗力本务啬，其性习勤俭而安简朴，盖为齿繁土瘠，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4。可见，当时的江西因为人地矛盾大，往外省迁徙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由于经济状况不及江浙等地，故而江西移民更多。按照“移狭乡就宽乡”的传统习惯和做法，江西有人口向外迁移的推力，贵州有招徕移民的拉力。由此，在或官推或自发的情况之下，贵州成为了江西人向外迁移的目的地之一。

除了垦荒，江西籍移民还在贵州经商。民国《开阳县志稿》载，江西人“多系明初随军至此，其后因贸迁来者亦繁”5民国《兴义县志》：“至若工商，则有吴绸、粤棉、滇铜、蜀盐、抚帮、白纸之名，由是兴邑。兵、农、工、商各界，皆自各省移殖斯地，谓之‘客籍，所以别于土著也。”6由此亦可知，江西的移民活动也有阶段性的特征，明初多系军士或随军而至，经商的移民则主要在明朝中期往后进入贵州，并逐渐在贵州建立江西商人的贸易网络。

清初，贵州战事较多，自发的移民活动随之放缓。而到康熙至乾隆时期，贵州人口也迎来了大幅增长，这其中有生产力提升带来的人口自然快速增长，也有大量的外省籍移民的进入。即以江西会馆为例，贵州大约近半数的江西会馆是在康乾时期出现的。这期间，贵州开场市，负贩经商之人咸来于此。另外，乾隆时期，清廷在黔东南等地实行屯田。潘洪刚统计出，这一时期，在贵州大约共计有屯田七万一千亩，屯军八千九百三十九户。7

嘉庆至道光初年，贵州的耕地因人口增多而出現紧张，清廷的移民之策遂有所调整，移民之势遂又渐趋缓。《黔南识略》记载，道光六年（1826），巡抚嵩溥钦奉谕旨，饬禁汉人前往苗地买田土8。逮至咸丰、同治以后，又出现土地多荒的情况，贵州的外省籍移民方才又有所增加。

（二）江西籍移民的数量

明清时期，贵州外省籍移民的大概人口数量，方志远曾作出论证：如果不考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和户口统计中的遗漏，从洪武二十六年（1393）至万历六年（1578）的近二百年里，江西减少了三百一十二万三千四百五十五口，湖广减少了三十万零三千八百七十五口，两省合计减少三百四十二万七千三百三十口。而在同一时间里，四川增加了一百六十三万五千二百九十五口，贵州、云南二省增加了一百五十万零八千三百九十四口，三省合计增加三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八十九口。也就是说，从洪武二十六年（1393）到万历六年（1578），云、贵、川三省所增加的人口数字，几乎就是江西在同一时期内人口减少的数字。1可以作这样的推测：说是在人口迁移上的“湖广填四川”，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江西填西南。或者说，江西人口在往湖广流动的同时，又与湖广人一道，流向四川、流向滇黔。江西和湖广在册人口的减少，是因为当地只统计了流失的人口数，却没有上报增加的人口。

如此估算，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明代人口数目向来难以精确统计，明廷户籍数量也并不完全准确，研究者权且只能作一估算。曹树基认为，洪武年间，贵州都司及在贵州区域内的千户所共有一百三十四个，除去四川境内的六所和云南境内的一所，还有一百二十七所。以其设置的标准兵力计，则应有十四万二千士卒，与家属合计有四十二万人口2。如果认为这些卫所军士和他们的家属都是外省来的移民，江西移民又占四成计3，则江西籍军事移民的数量大致应该在十万之上。嘉靖朝，军户馀七万二千二百七十三户，二十六万一千八百六十九丁口。万历二十五年（1597），存军户五万九千三百四十户，一十八万四千六百零一丁口。从明初至万历中期，军户数减少过半。明末，贵州馀一万六千七百三十三军士。

据曹树基估计，明初贵州民籍人口约有十万。按《明史·地理志》载，弘治四年（1491），贵州民籍人口为四万三千三百六十七户，二十五万八千六百九十三口；万历六年（1578），有四万三千四百五十户，二万零九百七十二口。此外，万历《贵州通志》记载，嘉靖时期民户为六万六千六百八十四户，有二十五万零四百二十丁口。到了万历二十五年（1592），民户数则是四万六千五百六十六户，有三十一万五千三百七十四丁口4。《黔记·贡赋志》记万历三十年（1602），民户五万一千二百一十二户，民籍丁口三十四万四千一百八十口5。从弘治四年（1491）到万历三十年（1602）的一百馀年，民户丁口仅增加八万五千四百八十七口。若按人口年自然增长率千分之五计，所得人丁数也将达到四十五万，这与记载数极为不合，故而推断，明代户口数增减或许并非依據自然变化，而是随落籍入户的多寡发生变化。如暂不考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这百馀年间，应有五万馀外省籍入籍移民和当地人口编户，明初到万历时期，贵州约有二十五万移民和本地人口编户。

结合历史文献，从明代各时段的记载中，均能看到有关进入贵州的江西籍移民记录。可以说，整个明代，江西的移民进入贵州应当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在贵州从事土地开垦、小手工业和经商等。都匀、施秉、务川等县，江右移民占当地客籍人口半数以上。蓝勇曾就《贵州省墓志选》的记录，对贵州区域的外省移民进行过统计，发现明代迁入贵州的十九个姓氏中，十八姓可考证出其迁出地，其中江西籍七姓，北方河南、山东和山西三姓，湖广一姓6。江西籍占可考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九，七姓中又以客居、经商为多。总之，与其他省迁入贵州的人口相比，明代江西籍人较多迁入贵州是确定的，但具体的较为准确的移民数量，尚有待考证。若认为上文二十五万均为移民，以江西籍移民占全部外省民籍移民四成计，则江西民籍移民至少也有约十万，未入籍的移民尚需统计，故暂且不论。

清代贵州的外来移民数量目前还未有确定结论，各家说法不一。据《中国移民史》统计所得，在清道光初年，仅是在籍的客民即有约三十万1。还是按四成这一比例计，江西籍客民就有十二万。但是这只是保守的估计，实际人口应不止于此，明代落籍的外省籍移民中就已有相当部分的江西人，而到清代，贵州自然增加的人口中江西籍后人数量只会更多。

（三）江西籍移民的原籍观念

江西籍移民在贵州参与各种经济活动和生息繁衍，但大多都保持着原籍观念。民国《平坝县志》载：“他乡来居之乡团，其组合亦密，县中常见江西帮、四川帮、湖南帮等……江西、四川、湖南各帮必有一会馆，非各市街、乡场、村寨及江西、四川、湖南诸色人等好作种种拜祷。……乃经营此一地以作团结之所也，一乡之人聚会即在此地，一乡之若何兴革即在此地商榷。”2民国《开阳县志稿》载：“万寿宫系江西各府同乡人集合之所，其历史最久，其势力亦厚。溯厥由来，多系明初随军至此，其后因贸迁来者亦繁。遂藉桑梓情谊，积资捐产，共谋建设会馆，以为联欢之所。”3

江西移民的活动与江西会馆的分布极为重合，《黔南职方纪略》卷五《独山州》记载：“三脚土州同分辖之地，与都江、八寨犬牙相错，有客民之寨比比皆是，故客民为最多。其次则独山司附近州治，地多平衍，故亦有客民。”4事实上，独山五座江西会馆中三座就坐落在三脚土州同地，二座在州治。

贵州各地的江西会馆是江西籍移民原籍观念的直观体现，亦即是万寿宫。在贵州各地的市街、乡场、村寨，一座万寿宫就代表着一个江西移民点，而从万寿宫的数量可以大致推知江西移民的数目。

以兴义县为例，民国《兴义县志》记载：

县城旧称八大户中，有邓、黄、盛、车、王诸氏，均来自江西……故语言则成普通语，习俗则成普通习惯，与内地无甚差异。其分驻各屯以生以息，以遨以游，宗支繁衍传十数代。5

县城八大户中来自江西一省即有四户，兴义县可考始迁地的二十二姓之中，又有九姓是来自江西，占比达到百分之四十点九。根据咸丰《兴义府志》以及民国《兴义县志》记载统计得，兴义一县共有各省会馆九座，其中江西会馆四座，湖广会馆、四川会馆、云南会馆、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各一座。江西一省之会馆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点四，这数字亦与百分之四十点九相近，如此可判断兴义县江西籍移民应是在四至五成之间。

从清代安顺府的各类文献记载知，安顺有三十六座外省会馆，闽、川、湖广等省会馆合计十五座，江西会馆独有二十一座，占比已然过半。从《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知江西籍会馆在云贵地区比例处在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三十七左右，但笔者的统计中，这一比例应该更高，应在百分之四十左右或更高。笔者统计明清贵州一共存在二百二十二座江西会馆，为各省会馆在黔之最。如此，保守估计或许江西移民能占贵州总移民数的四成，甚至近半。

二、明清时期江西籍移民在贵州的经济活动

（一）江西籍移民参与务农活动

如前所述，明清时期贵州进入了相当数量的江西籍移民，其中大部分是因灾荒或土地不足而离开故土，来到贵州谋生的贫苦百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参与到贵州的务农活动当中。这一移民过程有官府组织的移民活动，但更大规模的是百姓的自发行为。在这些从事务农开荒的江西籍移民中，也有部分移民及其后代渐渐开始从事其它职业，有的开始买田置业，有的还在当地为官。嘉靖《思南府志》卷一有相关记载：“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皆宣慰氏之羽翼，各司正副官与里之长是也，多巨族，负地望，颇以富足夸诈相高。”1嘉靖《贵州通志》卷三《户口》记载更是详细，“贵州……所可知者，各府若卫军民之数甚寥落也。蜀中、江右之民侨寓于此者甚众，买田宅，长子孙者，盖多有之。蜀中、江右既不得其用，而视贵州官府亦漠然，若不相干，是并失之矣。谓宜分别税户，承佃营生等，第而籍为见户，俾与主户错居、共役，愿投军者亦编入行伍，庶乎户口增而军民不至重困矣”2。由此段似还可以看出，江西、四川等地人口迁出地的地方官府对移民不再管理，贵州作为迁入地，地方官府也对移民采取不加过问的态度，致使大量客居贵州的移民没有入籍。

随着时间的推移，贵州的地方官府渐渐开始使用移民办事。曾总督云南、贵州、四川、湖广、广西军务兼贵州巡抚的明季大臣朱燮元，就在其任职期间招流移、广开垦、募勇敢，恢复经济，充实军伍。其《回奏新旧田赋疏》详细阐述了招民开垦、恢复军伍的办法，摘录如下：

近查缺额官军，数可概见，乃议者曰议勾补，而隔省辽绝，缓不济事。矧勾一军，多一事之扰，而黔省且不胜勾也。惟是加意招徕，似为实际。……渐次开辟，类皆楚、蜀、江右商旅流寓之人，垦土为业，未尝输赋……其所谓军者，类皆杨粤楚豫之人，抽调戍守，屯有常额。与苗寨相错，或单丁故绝，或兵火逃亡，十存三四。故屯多抛荒，勾之则隔省辽绝，竟不能补伍，即有招复，难敷旧额，其无屯军归伍可知也。故绝田则应给兵以耕而抵饷。荒屯则应招徕开垦以赡兵，以土地自有之利，养守土卫民之人，渐成土著，兵农合一。……计惟有清查屯额为吃紧第一义，盖军虽缺而屯固在，按籍而清其原屯，按屯而查其亩数，不问是军是兵是民，果精壮愿耕者，即听注册服业。兵耕之，则除其月饷，民耕之，则输粮赡操，兵与民即军也。军归而耕之，总期填实户口何拘伍籍，有一军可省一兵，军即兵也。以屯为招局，课耕而不拘其籍，以耕为实，着与业而不世其伍，只求人人精壮，处处垦辟。人壮则耕战守呼应自灵，田垦则军兵民干陬皆裕。……业经不次申饬，先将各荒土查清在案，责令各官设法招徕，务令七分在屯，三分入操，每岁年终以开垦之多寡，为官评之殿最，仍应需之岁月，渐渐生聚，非可以旦夕计功也。3

从这份《回奏新旧田赋疏》可以知道，明初贵州的军屯体系在中后期已经难以为继，导致出现“渐次开辟，类皆楚蜀江右商旅流寓之人，垦土为业，未尝输赋”之现象。从明初以军屯为主，到之后江西等地移民前来垦土，贵州的田地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开发。但是明代中后期军户减少是不争的事实，明末贵州诸卫所仅有一万六千七百三十三军士，而江西等省屯民也在明末或死或逃，最终导致土地广衍，芜蔓尤多，屯多抛荒。明廷地方官吏对于当时在战争中幸存的當地民众、移民及其后代，采取了“招民开垦、恢复军伍”的办法来恢复地方经济和充实军力。

到了清代，江西籍移民更是大规模涌入贵州，参与贵州的务农活动。《黔南职方纪略》记有“湖南之永绥、凤凰，四川秀山各邻省客民，以及江西、湖广各省会馆向苗人当买之产亦复不少。”4当时，黄平州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居在一起住，“历久弥远，苗民围绕汉民而居，承佃客民田土耕种，苗寨尽变汉寨”。事实上，明清贵州历次战事后招民垦荒，都会有大批江西籍移民应招而来。除了迁来垦种的江西人，江西商人与未落籍的江西人也都有购置田产的习惯，万寿宫等会馆也会买田。以上这些都是江西人参与贵州各地务农活动的直观体现。

明清时期，随着明代军屯失效瓦解和清代改土归流逐步推行，以江西人为主的客省屯田民又渐次进入贵州，参与到当地的农田开垦当中。

（二）江西籍移民参与手工业活动

江西自古以来就盛产工匠，民间有传习手工技艺的习惯。明代王士性就有记载：“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而其士商工贾，谈天悬河，又人人辨足以济之。又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如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之类，非有盐商、木客、筐丝、聚宝之业也。故作客莫如江右。”1生存压力迫使江西手工匠人有向外迁徙的动力，有技艺傍身也更容易在客乡立足。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黄平的王倒犁。王倒犁系贵州黄平县王家牌王氏始祖，于洪武初随父由江西来到黄平旧州。其父死于旧州，其弟王衮分居上塘。其本人携妻周氏及子从旧州迁到翁坪乡的戥雄寨，以开坊铸铧为业，后娶当地寨女潘“阿扁”为妻，潘家赠给一片青杠山林和“柳板”田土，始创王家牌。2另外，茅台镇的江西临川华氏家族在清末主管了四川盐务，并获得了川黔之间的贩盐利益，茅台镇是为川盐入黔之口岸，华家也顺便在此投资了烧酒之业。华联辉在茅台最先开设“成裕烧房”，成为茅台酒的创始人3。华家也藉此从名不见经传的江西外来人，成为贵州地方的知名人物。

明清时期，贵州医药匮乏，从事医疗的人员较少，民国《瓮安县志》就称“医官之职，邑中未设”4。于是，不少江西人到贵州后，便参与到医药行业之中。大定府有“王象槐，字光植，本江西人，家贫，奉其父母之黔西，业医以养，遂家居焉。久之，以孝闻，而家亦渐裕，晚岁以济乏施药散棺，行其惠于闾里”5。瓮安县有熊某者，江西人，以棉布贸易，常止猴场，精于岐黄之术，病者就之请治，未尝索谢。

在明初建省之前，贵州的手工业与医疗行业水平较中原各省显得较为落后，而明清的移民进入使得江西等省的相关人群纷纷进入贵州赚钱谋生。他们的这些活动，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三）江西籍移民参与矿业开发

贵州矿产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资源大省。其中，汞、磷、铝土矿、稀土、镁、锰、镓等保有储量排在全国前列。同时，煤、锑、金、硫铁矿等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在明代，贵州的矿产已经得到开发，《广志绎》记载“贵州土产则水银、辰砂、雄黄，人工所成，则缉皮为器，饰以丹朱，大者箱匮，小者筐匣，足令苏、杭却步”6。明代，贵州的矿业产品已经销往中原各省，并且在多地受到欢迎。

贵州的矿产开发，就有江西人的深度参与。如民国《都匀县志稿》载，明时有江西商人，开采铅矿历年甚久，获利甚厚7。《贵州通史》记载，明代贵州有三大朱砂、水银产区。铜仁府所属省溪、大万山长官司产朱砂，大万山又产水银；思州所属的施溪、黄道溪长官司和思南府所属婺川县和思印江长官司等均产朱砂、水银，婺川县有板场、木悠、岩前、任办四个矿坑；石阡府所属石阡长官司亦产水银。普安州也是一个重要产区。黔西北地区，当时的水西（今黔西）也是开采汞的另一个产区1。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地区也是江西籍移民进入较多之地，普安、石阡、思南均有明朝后期所建的江西会馆。

此外，当时处于黔中的开州（今开阳）区域亦是贵州一个重要的汞产区。《开阳县志稿》记载了当地最重要的汞矿资源，“贵州之所以以产汞著称者，白马洞与万山厂二三产地为之也。万山厂不在开阳，开阳汞矿产场之有名色者数十处。汞苗之发现，不知其始于何年。……（明末）停废始。康熙中，复开办，至乾嘉号称极盛焉。……白马洞与万山厂齐名，其开采也，可计日而待矣。兹就采访所得，分述于后”2。历史上的开阳是贵州产汞重地，开矿时间悠久，并且因品质好而著称。明末清初，因当时战事，矿场停废，直至康熙朝重新开办。开阳汞矿中，又以白马洞和万山厂为最，两地产量最多。《开阳县志稿》记载道：“当乾嘉之际，汞厂极旺，他处姑不备论，即白马洞一带矿工，但在万人左右，其工人多来自东路，矿主年年均遣人至思南一带召募之。”3销售贸易则是在原名永兴场的两流泉。清代，永兴场成为新兴市镇，大宗的盐、布、水银在此集散。“两流泉西距白马洞二十五里，东距县城三十里，为川黔、川湘古道交叉点，居各汞矿产地之中。川之盐商，赣鄂之布商，会萃其地，富商大贾，终岁云集”4 。

在这其中，江西商人扮演了异常活跃的角色。《黔南识略》有云：“自马蹄关至用沙坝之洋水、热水，土著居民则皆依砂厂为资生。……江右之民麇聚而收其利。今砂厂归贵筑县抽税，其一切弹压稽查州为经理。”5《开阳县志稿》也记载“两流泉与下洋水之间，有地名马路，即白杨林敢板冲，汞厂大发时，运输柴煤之路线，其路较平，多用马运，故名马路焉。矿主有独资、合资之分，十之八九为黔人，汞商则十之七八皆江西、两湖人也。以两流泉为汞之销售场”6。此外，还有事例可侧面印证江西商人的活动，“康熙中，（开州）州官杨文铎，正月到省，为上宪拜年。路经今之双流镇，闻鞭炮声，彻夜不辍，叩其故，团甲为言，系江西商人来此贩买水银，生意甚大”7。当时江西商人的声势可见一斑。

显然，当时的江右商帮是参与当地汞矿贸易最深的商人群体，获得了近乎垄断的地位。除此之外，江西商人藉由区域贸易中心两流泉，每年运棉花、布匹到此出售，购买水银销往汉口等地，每年运往汉口的水银就约在五百担以上，经营棉布的商号也有“八大家”。

江西商人的往来贸易，定居开州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因此也就能印证开州人许多是从江右迁来的说法。仅以商贸中心两流泉为例，两流泉两大姓氏朱姓、萧姓，均言其先世系康熙年间自江右来。另一大姓钟姓，亦称其始祖钟必凤是自康熙年间由江西迁移而来的，此后世居两流泉。两流泉本地人口较多的家族都说，自己的袓先并非本地人，而是从江西来此定居，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另外开阳本地的周家说，“其先世周兴为江西吉水县人，洪武年间随颍川侯傅友德南征，之后驻兴隆卫，卒封明威将军，世袭指挥。后代子孙迁居开州，崇祯四年（1631）开州建州时，周氏后裔让迁祖冢五所建立学宫”。除周家自叙明代随军迁居于此，朱、萧两家均是在清初赴开州贸易而定居的。据朱氏家谱记载，其始迁祖朱之鹄于康熙年间从江西来永兴场，也即两流泉贸易经商，时间上是在两流泉开场之后，并在两流泉安家落户，自此成为两流泉大族。当时，江西商人作为对当地商贸影响最大的一个外省群体，深度参与了当地的经济活动。也正好是在嘉道年间，开州各个家族开始兴修族谱、追忆先祖，“江右后裔”的说法在这时纷纷出现，流布甚广。

同当年的开州一样，江西商人在贵州各地的矿产经营与贸易活动也大抵类此，其对矿业经营的深度参与有许多见之于当地的历史记载。

（四）江西籍移民参与商业活动

明清时期，江西商人从事商贸活动的地方以贵州为主，遍及西南数省。明末王士性所著《广志绎》就多次提到了江西商人在西南地区的生产经营活动。“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然为土人之累亦非鲜也”1。江西主要生产瓷器、茶叶、纸张、夏布、大米、药材、木竹、烟草等产品，制瓷业和造纸业尤为发达。由此，形成了明清时期的江右商帮，这一群體在产生之后便迅速参与到西南地区的商业贸易当中。

当时江西商人深度参与贵州商业活动的另一个例证，就是对商业通道的经营，更为直观的便是江西商人几乎经营了商道沿线的住宿行业。明末时，徐霞客从广西进入贵州，并且记录了这一路沿途的见闻，其中对江西商人的活动着墨颇多。他还在广西南丹时，就见到“茅舍数家在西山陇上，皆江右人，为行李居停者”2。由南丹州至独山丰宁上司，入南门，有土垣环绕，“门内即宿铺，江西人”。继续向北经独山州达都匀郡城，“宿逆旅，主人家为沈姓，亦江西人”3。广西南丹至贵州独山沿途几地随处可见江西人的商业活动，逆旅宿铺皆为江西商人所开办。此外，江西商人的旅店也开到了黔中的“一线之路”沿途。徐霞客游至贵州关索岭、查城一带时记道“东瞰关岭，西俯盘江以西，两界山俱屏列于下，如‘川字分行而拥之者，岭西又盘坞为坪，结城其间，是为查城，即所谓鼎站也。鼎站为西界高出，而白云寺乃其百陲，亦愈西愈高。乃望之西北下，共二里半，而税驾逆旅赵店，江西人”4。可以说，在贵州的交通所到之处，哪怕是山岭环抱之间，也能察得江西商人的活动痕迹。徐霞客的一路所见即是江西商人在商路上经营的例证，而据江西会馆的分布来看，其他地方情况也大抵如是。商路沿途，江西商人多凭此负贩为生。《独山县志》中有一例，“周应举，字正魁。康熙中，父仕鼎由江西临川徙独山，应举年八岁。……尝经商南丹，囊颇有蓄”5。

清代以来，贵州场市渐多，到了康乾时期，场市较之前更为增多。贵州场市开设之初，江西商人适时抓住了机会，抢占了各地的场市，并随之出现了各地场市的万寿宫。思南府的许多场市建起了万寿宫，均江西商人所建。印江“天堂万寿官，距县城二十九公里，建于清嘉庆八年（1804），……万寿宫系康熙五十八年（1719）开设场镇以来，民间贸易兴盛，江西客商在此修建的江西会馆”6。

在各地方志中，江西商人参与西南地区经济活动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数量众多的江西会馆（万寿宫）印证了当年江西商人频繁的商贸活动。在贵州，大部分万寿宫都与江西商人的经营活动相关联。经笔者统计，明清两朝，贵州共建有二百二十二座万寿宫，数量为各省江西会馆之首。其中，大部分江西会馆又是坐商所建，与商贸活动相联系，贵州各地江西会馆门前建有戏台，起着吸引人气、拉动生意的作用。从这二百馀座万寿宫的分布，就能够清晰地看出江西商人的活动痕迹。

三、贵州不少地方都有祖先来自江西的说法

前文论述中详细阐述了江西人移居贵州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江西籍移民到贵州后，虽然有一部分又回到老家居住，但大多数人留了下来，在这里世代生息繁衍，他们第一代保留着家乡的生活习俗，他们的子孙后代由于在贵州生长，在许多生活习惯上，渐渐也就入乡随俗了。但这并不影响这些移民及后代的家乡观念。许多人家都以家谱、石刻、碑记、口口相传等方式，向后代传递自己祖先迁出时的时间地点等信息。这些信息在各地的方志中有不少记载。

《榕江县志》记录道，明代中期，空申的杨姓、龙姓，空烈的唐姓，分别从江西朱市巷与湖南迁入1。张银锋、张应强发现，在黔东南的魁胆村落内，四支王姓家族最终都不约而同地将祖先追溯到了江西吉安，并且发现，在整个清水江下游一带，不少苗族、侗族同胞家的族谱上，许多有他们的祖先来自于江西吉安或泰和的记录2。另外，罗泊河次方言苗族同胞《花岭记》中有这样一段歌词：“滇黔山区好地方，云贵山窝苗家庄。高山峡谷苗家寨，先居龙头重安江。祖籍江西朱市巷，唐末宋初离籍乡。古祖八平八万洞，元老九地九千访。……九百荒坝无人烟，十八户姓散四方。……姓王兰罗何蔡，李宋杨陈尚袁张。侯颜严金吴谢先，续卢史马文黎姜。”3在《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中也有类似的记录。台拱寨的邰姓、王姓，朗登寨和张家寨的张姓，南浓寨的王姓，都说他们的老家在江西吉安府泰和县的朱世巷，祖先们经过榕江和剑河的送当告（即九脸）来到台江东南部的高山地区，再迁居台江城郊4。《苗疆闻见录》对以上这些现象有一个简单的总结：“其他有汉民变苗者，大约多江楚之人。懋迁熟习，渐结亲串，日久相沿，浸成异俗，清江南北岸皆有之，所称熟苗，半多此类。”5

除了学者们所关注的清水江流域的情况外，明清时期，贵州不少地方官吏的家谱记载中，也有类似的先世来自于江西的说法。《黔南职方纪略》系统记载了当时贵州各地官吏的家族谱系传承，在这份清代士大夫的记载中，能发现其中同样大量出现了祖籍江西的说法。卷七《土司》里记有罗斛土千总黄氏，其先曰黄淮，丰城人。另外，罗化土千总、芭平土千总、罗悃土千总、打拱土千总、芭圩土守备、崩亭土千总、罗磨土千总、罗央土千总、相亭土千总、罗球土千总、怀亭土把总、俸亭土把总、拱亭土把总、罗赖土把总、罗斛土外委，皆是黄淮之胄也。6此外，还有贵阳府的“乖西长官杨氏，管乖西卡诸寨。其先曰杨立信，庐陵人”，“乖西副长官刘氏，管乖西上牌诸寨。其先曰刘启昌，庐陵人”。安顺府的“西堡副长官温氏……江西南昌人”，“顶营长官罗氏……江西金溪人”。思州府“黄道长官黄氏……江西吉水人”。

通过统计整理，《黔南职方纪略·土司》共详载了二百零五名土官，其中明确记载先世自外省而来者共一百二十一例。在一百二十一个土官家族中，又有四十七个是自江西而来，占比达到百分之三十八点九。显而易见，“祖先来自江西说的说法”在贵州各地的土官中是占有很大比例的。此外，有部分贵州土官的祖籍为陕西、广西、湖广等省，只是这部分土官数量远不及祖先自江西而来的土官之数。

贵州祖籍江西的这部分土官之中，不难发现其主要来自庐陵、泰和、丰城几地。根据《黔南职方纪略》的记载，土官的先人分别是在唐、五代、两宋、元、明初历次的征战中“留戍”贵州的，各自的时间说法不一，但大多数都认为其祖先在当时是将领镇守当地而来。所在地方不一、迁来时间不一的土官，大多认为祖先来自江西的庐陵、泰和县等少数几地，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十分微妙的巧合。

那为何诸多当时民族同胞要视江西为他们的“始迁地”，笔者认为，江西的“朱市巷”移民传说，是继山西洪洞“大槐树”、广东南雄“珠玑巷”移民之外，我国历史上的又一次人数较多的大迁徙。在从江西迁入贵州的移民中，“朱市巷”就是他们听说得最多和大家最为认可的地方。曹树基认为，各地族谱中所称来自南昌府新建县朱石巷，因新建县城为当时的府城，故朱石巷为南昌城中之街巷，至今仍存，名为朱市巷。如朱石巷这样的地名，并不是真正的原籍，而是一个移民的集散地。这一地名，在湖北有相当广泛的流传。1在江西移民占多数的贵州，如此流传广泛也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明清时期，大批江西籍移民先后進入贵州各地，从事土地耕种、小手工业、矿产开发和商贸经营等活动，这些移民的大多数留了下来，并在当地生息繁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江西籍移民及其后代广泛参与了贵州各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促进地方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研究明清时期的我国各民族迁徙情况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江西籍移民也应是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关照对象。

A Study of Jiangxi Immigrants in Guizhou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u Yue

Abstract：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population of Jiangxi has been increased， and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from Jiangxi flowed into the less populated Guizhou region to help the loc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As the largest immigrant group in Guizhou， Jiangxi immigrants have extensively and deeply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economic activities in Guizhou， who are forming the capillaries of Guizhou's economy. Together with the strong sense of the same nationality and the immigrant culture of Jiangxi people， they have profoundly affected Guizhou society， and also shaped the general "ancestor Jiangxi theory" in Guizhou. Jiangxi people not only constitute the Han nationality group in Guizhou， 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nationalization process in Guizhou at the socio-psychological level.

Key words：Ming and Qing Dynasties；Guizhou Province；Jiangxi Immigrants

（责任编辑：厐思纯）

作者简介：祝悦，1996年生，江西南昌人，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政治地理、区域历史地理。

1 卢杰创修，蒋芷泽等纂：民国《兴义县志》第四章《宗族》，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三十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92页。

1 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八十七《朱司马疏草·回奏新旧田赋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364页。

2 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81页。

3 谢肇淛撰；《五杂俎》卷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4 王士性撰，周振鹤点校：《广志绎》，《中国地方志丛书》第一五三号，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

5 解幼莹修，钟景贤撰：民国《开阳县志稿》第九章《社会》，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三十八册），第488页。

6 卢杰创修，蒋芷泽等纂：民国《兴义县志》第四章《宗族》，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三十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92页。

7 潘洪刚：《清代乾隆朝贵州苗区的屯政》，《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四期。

8 爱必达修，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识略·总叙》，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二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1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

2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5页。

3 按，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曾统计得江西籍占可考明代贵州可考姓氏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九，笔者在统计贵州地区的江西会馆（万寿宫）时，亦发现其占贵州外省会馆的比例大致在百分之四十及以上。故大概判断贵州的外来移民中江西人或占四成。

4 江东之、王耒贤、沈思充修，许一德等纂，赵平略、吴家宽点校：万历《贵州通志》卷一《民赋》，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

5 郭子章：万历《黔记》卷十九《贡赋志·户口》，万历三十六年（1608）刻本（1966年贵州省图书馆复制油印本），第406页。

6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65页。

1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页。

2 江钟珉修，陈廷棻、陈楷纂：民国《平坝县志》，民国二十一年（1932）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第318页。

3 解幼莹修，钟景贤撰：民国《开阳县志稿》，民国二十九年（1940）贵州印刷所铅印本，《中国地方志丛书》第一五三号，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703页。

4 罗绕典修：《黔南职方纪略》卷五《独山州》，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二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6页。

5 卢杰创修，蒋芷泽等纂：民国《兴义县志》第四章《宗族》，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三十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92页。

1 洪价修，钟添纂，田秋删定：嘉靖《思南府志》卷一，《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1962年1月上海古籍书店据明代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影印本，第56页。

2 谢东山修，张道纂：嘉靖《贵州通志》卷三《户口》，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一册），巴蜀书社2006版，第281页。

3 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四八七《朱司马疏草·回奏新旧田赋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363～5365页。

4 罗绕典修：《黔南职方纪略》卷六《松桃厅》，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二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4页。

1 王士性撰，周振鹤点校：《广志绎》，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74～275页。

2 冉光芬：《明代贵州历史移民与家庭伦理变迁研究》，复旦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3 孙华：《明清江右商幫与贵州区域社会研究》，南昌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4 李退谷修，朱勋纂：民国《瓮安县志》卷二十一，民国二年（1912）铅印本影印本，《中国地方志丛书》第一五三号，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350页。

5 黄宅中修，邹汉勋纂：道光《大定府志》卷三十七，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三十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38页。

6 王士性撰，周振鹤点校：《广志绎》，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25页。

7 窦全曾修，陈矩纂：《都匀县志稿》卷六，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二十三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74页。

1 何仁仲编：《贵州通史（第二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页。

2 解幼莹修，钟景贤撰：民国《开阳县志稿》，民国二十九年（1940）贵州印刷所铅印本，《中国地方志丛书》第一五三号，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349页。

3 解幼莹修，钟景贤撰：民国《开阳县志稿》，民国二十九年（1940）贵州印刷所铅印本，《中国地方志丛书》第一五三号，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368页。

4 解幼莹修，钟景贤撰：民国《开阳县志稿》，民国二十九年（1940）贵州印刷所铅印本，《中国地方志丛书》第一五三号，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369页。

5 爱必达修，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识略》卷三，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二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6 解幼莹修，钟景贤撰：民国《开阳县志稿》，民国二十九年（1940）贵州印刷所铅印本，《中国地方志丛书》第一五三号，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369页。

7 解幼莹修，钟景贤撰：民国《开阳县志稿》，民国二十九年（1940）贵州印刷所铅印本，《中国地方志丛书》第一五三号，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940页。

1 王士性撰，周振鹤点校：《广志绎》，中华书局2006年版，315页。

2 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05页。

3 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30页。

4 徐弘祖著，褚绍唐、吳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54页。

5 王华裔修，何干群等续修：民国《独山县志》，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二十三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15页。

6 印江土家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印江土家族自治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88页。

1 贵州省榕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榕江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2 张银锋、张应强：《姓氏符号、家谱与宗族的建构逻辑——对黔东南一个侗族村寨的田野考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六期。

3 吴寿芳、潘锋：《福泉民族古籍工作概述》，黔南州民族宗教事务局古籍办公室编：《黔南民族古籍（五）》，黔南州机关印刷厂2007年内部资料，第7页。

4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贵州省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361页。

5 徐家干著，吴一文校注：《苗疆闻见录》，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6 罗绕典修：《黔南职方纪略》卷七《土司》，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二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0～352页。

1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