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翁方纲是清代中期诗坛“肌理说”的倡导者，他受乾隆、嘉庆时期的考据学派影响，认为诗文创作必须以实在的学问为基础，要经得起严格考证。在广东任学政期间，翁方纲以“祧唐祢宋”“尊杜崇苏”的诗歌创作理念影响了岭南诗坛创作风格的转变。文章从翁方纲的诗歌创作理念与宋诗的渊源、翁方纲在岭南倡行宋诗风，以及他对乾隆、嘉庆时期岭南诗坛出现的学宋诗潮的影响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关键词：清代 翁方纲 宋诗风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3）01-16-24

翁方纲是清代中期诗坛“肌理说”的倡导者，他受乾隆、嘉庆时期考据学派的影响，认为诗文创作必须以扎扎实实的学问为基础，要经得起考证的检验，提出“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等诗文创作主张。潘务正曾写有《翁方纲督学广东与岭南诗风的演变》一文，谈及了翁氏在广东任学政期间以“祧唐祢宋”“尊杜崇苏”的创作理念引导诸生，并通过其门生进行传导，从而引起了岭南诗风的转变。1作者将此归因于岭南存有的苏迹和对翁氏诗学崇苏的触动，以及他作为当时的学政对翰苑诗风的传衍。对此，笔者是认同的。那么，翁方纲的诗学理念形成有何渊源？又是如何影响岭南诗坛的？其后续影响如何？笔者通过查阅疏理相关史料，拟就此展开论述。

一、翁方纲的诗学理念与宋诗的渊源

翁方纲作为清代有名的学者，对历代诗文均广为涉猎，尤其对宋代诗文情有独钟，用功极深，这也反映到他后来的诗文创作中。探讨他的诗学理念与宋诗的渊源，就不能不提到钱载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正是因为他对宋诗的推崇，频繁与钱载探讨宋诗并形成默契，才有了后来在岭南倡行“祧唐祢宋”“尊杜崇苏”的诗文创作主张，以致后来形成了他的“肌理说”。钱载2（1708—1793）对翁方纲的影响极大。两人同在翰林苑时，翁方纲便尊钱载为师，时常诚恳地向钱载讨教诗学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交情渐厚，引为知已，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可以说，正是在钱载的影响下，翁方纲才逐渐“从瓣香新城转为宗尚朱彝尊与查慎行，提倡宋诗风”3。翁方纲入粤后，两人常以书信往来于北京与广东两地之间，翁方纲每有所思所作，都以一个门生后辈的姿态，将自己的诗作寄往京城向钱载请教，钱载也很快点评回复。对于钱载点评，翁方纲极为钦服，并把这些书信进行整理，辑成《钱载批点翁方纲诗》。从《钱载批点翁方纲诗》中可以看到，钱载从题材选取、取法途径，典故考据、字句圈点，皆对翁方纲之作进行了十分细致的点评指教。后来，钱载的许多诗论观点，均在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中得到了复现。同时，翁方纲也据钱载的点评和自己的创作，反复琢磨唐诗与宋诗的关系，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诗学理念。在这些过程中，翁方纲逐渐萌发和提出了其诗文创作的“肌理说”。钱载的点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重典实”，由此引发对唐宋诗的虚实之辨。在复翁诗的第一次回批中钱载就提到，作诗要“实”，这个“实”就是作诗应重书卷之实典，以有来历为要。他在评翁氏《雨中游峡山寺和苏文忠韵》中说到：“至于偶然离书，而从毫无关系处，信意纠缠，又无书卷，则谁肯俯首信之。”1又于手札中说：“一题本一题之情景与取材，吐属不死于句下。一体本一体之宗法格局，布置剪裁，而取材生发总以有来历为主，杜话从不许也。生发是第一，不能，则宁可靠定取材之博，取材之典，取材之雅，无一字无来历为主。”2又说：“既要字字典而着实，又要于无可如何处自家补凑。”3作诗重书卷典实、“无一字无来处”，显然是宋诗的创作理念。钱载在批复中一再说起这些观点，引发了翁方纲对唐宋诗不同风格的思考。后来翁方纲提出“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4。他认为，宋诗所能入诗的素材俱已被唐人所占尽，但它亦有自身“精诣”，即“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5，他说“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6。这些诗学理念的形成，说明了钱载对翁方纲的影响是很大的。在钱载的影响下，翁方纲反复对比了唐诗与宋诗的差异，认为有“研理”“观书”作为支撑的“实”，正是宋诗得以比肩唐诗的基点。寻得其独特之处，这也是之后翁方纲提倡宋诗风的原因。

钱载在师法前人上还表现出一种较为开放的心态，更是为翁方纲以宋诗为范教授诸生提供了启发。钱载在翁方纲《渡海中流作》的批语中提到：“所以元人犹有好诗，都是自家做者，即好。明人模仿，竟受累之至。昨偶看何大复七古，亦甚费力也，且实在陋。大复亦何至于陋？学唐腔即是陋。非谓唐腔之不可学，为其所缚，亦何苦耶？”7钱载所言，并非唐诗不可以学，而是不要为其所缚，应因时因事因地而有所变化。明代何景明以盛唐之诗为尚，不论时地事及诗歌体裁，便使创作沦落窠臼。钱氏在评翁诗时引此事为例，告诫翁方纲不应像何景明一样为一体所缚。在《神韵论》中，便能看到翁方纲对钱载看法的接受。8不仅如此，翁方纲还在钱载的观点上有所发挥，他认为：“诗必能切己切时切事，一一具有实地，而后渐能几于化也。”9在这些讨论之后，翁方纲提出了作诗应因时因地而有所变化的观点，他说：“诗不但因时，抑且因地。如杜牧之云‘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此必是陕西之终南山。若以咏江西之庐山，广东之罗浮，便不是矣。即如‘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风，不可以入江、浙之舟景；‘阊阖晴开詄荡荡，曲江翠幕排银榜，不可以咏吴地之曲江也，明矣！今教粤人学为诗，而所习者，止是唐诗，只管蹈袭，势必尽以西北方高明爽垲之时景，熟于口头笔底，岂不重可笑欤？所以闽十子、吴四子、粤五子皆各操土音，不为过也。”1此处，翁方纲虽然认为应改变岭南诗坛只教唐诗的模式，但也不反对风格多样，体现出了他开放式的教学理念。当然，翁氏本人的诗学理念还是有所倾向的，亦即是他对宋诗的推崇。或可以这样认为，翁方纲觉得唐诗这座高峰既然后人难以企及，后人应因时因地而有所改变，琢磨出有自身特点的诗歌，翁方纲认为，推崇宋人的诗风在岭南等地更切于实用，但也不反對各个地方诗风的多样性。

其次是将推崇宋诗风具体到杜、黄、苏、韩四家。这显然也是从钱载处师承而来。舒位在《乾嘉诗坛点将录》中将钱载比为“智多星”，称其“远而望之幽修漏，熟而视之瘦透皱，不知者曰老学究”2。蒋超伯对“瘦透皱”进一步解释到：“起伏蜿蜒斯为皱，皱则不衍，昌黎有焉。削肤存液此为瘦，瘦则不腻，山谷有焉。六通四辟斯为透，透则不木，东坡有焉。支离非皱，寒俭非瘦，卤莽灭裂非透。吁，难言矣。”3吴修《书萚石斋诗集后并序》诗曰：“公诗精益求，于杜得缜密。韩苏并沉酣，涪翁亦心折。”4陈衍亦称：“有清一代诗宗杜、韩者，嘉道以前，推一钱箨石。”5这些学者对钱载诗学宗尚的评价显而易见。同时，钱载亦将其诗论尽数写在给翁方纲的书信点评里，他在对翁方纲《嘉应试事既竣示诸生二首》一诗回复中说：“此是韩韵。”6又于《飞泉亭观瀑二首用苏文忠游庐山韵》称之：“此二首有笔力，颇似坡公。”7再如批《热水池二首》曰：“诸七律有东坡先生韵味。”8批《蜃气诗》语：“不必似是韩，而已成章。”9评《莫春肇庆使院八首》其八云：“結二句似坡公气味。”10钱载将翁诗作类比于苏、韩的风格，并表示称赞。而无论此时翁方纲是否有意在学习韩、苏之诗，钱载的回复无疑对他的创作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

此外，钱载在回复中还细述了各家之长。如在《题海粟山房壁四首》说到：“如今好了，不但不粘皮带骨，竟做了出来了。此不但东坡如此，即虞伯生亦如此，即元遗山亦如此。此乃无敌之手段，古人未有不如此者。兄试圆喉读少陵‘把病江天白手郎，空山楼阁暮春先，衣冠是日朝天子，草奏何时入帝乡，是何等大声音！有一丝龃龉否？”11又于《登琼州府城楼》批点后说到：“山谷亦尝说，须寻一个出场之法。出场之法之不穷，惟有工部矣。……工部之土话，俱上者。其大，乃无所不大也。……若七律，则各家看来，无过于杜。盖句子总要厚实，不可纤碎。杜之起句，非对即叠，百出而不穷。”1再如“摩诘、少陵自不可废，虽至老不能废也。大抵必以古来大家之明理正人为之师，则心与力俱在正大处用。正者必胜偏，大者必胜小，且真者必胜伪，雅者必胜俗，有卷轴古今者必胜空疏，夫岂可限量哉”2。清代中期，以杜、韩、苏三家为宋诗范典似乎更容易为其时的学者所接受，而将黄庭坚位列其中，则需另一番释说，于是翁方纲在文本的具体层面详细解释了黄庭坚与杜甫的共同特征，以“逆笔”说接通了他们的渊源，使黄庭坚顺理成章地与杜、韩并列，3并在自己创作和诗论中加以运用和印证，故李元度评翁方纲诗便说到：“诗宗韩、杜、苏、黄，多至六千馀篇。”4吴嵩梁亦云：“覃溪师论诗以杜、韩、苏、黄及虞道圆、元遗山六家为宗。”5综上，翁方纲的诗学主张受钱载影响尤深，其大部分内容亦为翁方纲所接受，翁方纲又从自己创作中体悟琢磨，逐步形成自己的诗学主张，进而在岭南诗坛传导。

二、翁方纲在岭南的宋诗学传播路径

如果说翁方纲接受了钱载对杜、韩、苏、黄诗歌创作特点的诗论观点，并在岭南诗坛进行传播，逐渐引起岭南诗风转变的话，那么都有哪些传播路径呢？

首先是翁方纲将对杜、韩、苏、黄诗风的认同放入自己的诗学讲授及诗歌创作中。从翁方纲在广东“巡试诸郡，每与幕中二三同学，隔船窗论诗，有所剖析，随手札小条相付”6而成的《石洲诗话》看，其中论及古人的部分，都有集中的条目谈论杜、韩、苏、黄的诗学理念，虽然内容较为分散，但在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在寻找后三者与“诗必以杜为万法归原处”7的关联。岭南是苏轼曾经的贬谪地，翁方纲在广东期间，仔细阅读苏轼在岭南活动的相关史料，对苏轼遗迹和轶事详加查考，掌握了大量资料。在此期间，翁氏创作了大量与苏轼有关的古迹、题咏、金石书画文物的诗歌，还用苏韵或次苏韵作诗8。对来过这里的韩愈也是如此，翁方纲也用咏遗迹、和韩韵来表达对韩愈诗歌风格的推崇。不仅如此，他还在诗论中每每提及，并出示引导诸生，作有《因前诗与潮诸生论经解并及韩公短灯檠歌爰借韵示之》《示嘉应学官弟子用前秋和韩诗韵》等诗以记之。作为当时的学政，翁方纲的诗文创作观念势必会成为学生们摹学的对象。与以往只重经学教学的学政不同，翁方纲不仅注重经学教学，还特别看重诗歌教学。在其诗集中，时常可见他随地取题案试诸生试贴诗的载录。此外，巡试途中，他还与“幕中二三同学”相互唱和；在交游时，亦常与当地文人相互酬唱。因而，翁方纲的诗学宗尚在当地文人中逐步得以传习。黄培芳9（1778—1859）曾言：“（袁枚）其学轻浮，聪俊少年，喜其易入。盖子才之诗，矜新斗捷，用功一旬半月，即与之相肖。若使范以李、杜、韩、苏，深山大泽，未易窥测，人亦未必从而趋之。”10在黄培芳的眼中，李、杜、韩、苏之诗有如“深山大泽”，袁诗缺乏“稳厚”，此言道出了他对李、杜、韩、苏四大家诗风的理解，也从侧面说明了翁方纲所倡之“以质厚为本”的诗学主张是上追杜、韩、苏诗风的。同时，翁氏在广东期间，对杜、韩、苏诗风所表现出的推崇，并非仅仅是对古人诗风的简单摹仿，当这些观点被联系起来论说时，就可以看出翁氏对杜、韩、苏三者诗风共同特点“以质厚为本”的认同。值得注意的是，被清代学者称为“国朝论诗前辈宗匠”之一的钱载的论诗观点，也对翁方纲在岭南的推行的诗学主张产生着影响。如黄培芳的《香石诗话》便载有钱载的论诗条目，在《粤岳草堂诗话》中更是将之与王渔洋、沈德潜并举，并表示出了对钱载的佩服。而在当时岭南文坛被称为“粤中大宗”的冯敏昌1（1747—1807），亦是“受诗法于钱萚石、翁覃溪两宗匠，于是力追正始，一变其偏方之音”2，还有当时岭南有名的诗人黎简3（1747—1799）“论诗最膺服钱少伯”4，其“取径在昌黎、山谷，而寻源头于大谢、老杜”5，其诗风与钱载颇为相似。以上可见，钱载、翁方纲的诗论确实在岭南诗人中产生了较大影响。

其次是翁方纲以杜、韩、苏、黄的诗风改变岭南诗坛只重唐音的习惯。从史料可知，历史上的岭南诗坛历来以唐音为宗。如屈大均所云：“吾粤诗始曲江，以正始元音先开风气，千馀年以来，作者彬彬，家三唐而户汉魏，皆谨守曲江规矩，无敢以新声野体而伤大雅，与天下之为袁、徐，为钟、谭，为宋、元者俱变。故推诗风之正者，吾粤为先。”6从明代至清代乾隆以前，驰骋岭南诗坛的南园五先生、南园后五先生、南园十二子、岭南前三家、岭南三大家的诗歌创作大都因循“曲江遗风”，诗人“多以唐为宗，宋以下概束高阁”“远自南园五先生开其源，近则屈、梁、陈三大家树之帜。粤人士从之，翕然如水之归壑”7。到了乾隆年间，这种诗风便出现了转变的迹象，作为“惠门八子”中诗学成就最高的罗天尺8（1668—1766）和何梦瑶9（1692—1764）便提出了教学宋诗的主张，由于他们的诗歌成就不大，没有产生出足够的影响力。真正使岭南诗风由尚音唐转向崇宋诗风的，还得算翁方纲。

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中对岭南诗派这样评述道：“岭南诗派，肇自曲江；昌黎、东坡，以流人习处是邦，流风馀韵，久播岭表，宋元而后，沾溉靡穷。迄于明清，邝露、陈恭尹、屈大均、梁佩兰、黎遂球诸家，先后继起，沈雄清丽，蔚为正声。迨王士禛告祭南海，推重独漉；屈大均流转江左，终老金陵；岭表诗人，与中原通气矣。乾嘉之间，黎简、冯敏昌、张维屏、宋湘、李黼平诗尤有名，李氏稍后，卓然名家。”10这段话中列举的诗人，都在当时的岭南诗坛上有较大名气，鲜为人关注的是，以“岭表诗人，与中原通气矣”为时间界限，前后提到的这些诗人正好体现出岭南诗坛的两大诗学宗尚。如同前文提到的，从明代南园五子始，至清初的岭南三大家，都是因循唐音；这与此后黎简、冯敏昌、张维屏、宋湘、李黼平等诗人的诗风存在明显差异。从汪氏的诗评来看，他注意到了这两批诗人诗风的不同之处，然而却没有仔细说明其中的区别，其说法还比较模糊，只以“迨王士禛告祭南海，推重独漉；屈大均流转江左，终老金陵，岭表诗人，与中原通气矣”一句作为过渡。通过以上事例，笔者认为，以汪辟疆讨论中所提到的时间为一个界限，促成这种诗风前后产生变化的，正是翁方纲在岭南进行诗学传播后的结果。

翁方纲在《赠南山孝廉》中写到：“风抗南园后，鱼山又药房。何区五家派，莫误二樵狂。”1其中提到的鱼山，即为冯敏昌；药房为张锦芳，二樵为黎简。此诗将三人的位次置于南园五子之后，说明翁氏将他们视为承续南园后的岭南诗坛代表人物。陈衍在《石遗室诗话》说到：“乾、嘉以降，若冯鱼山、黎二樵、张药房、赵渭川辈，为翁覃溪、王兰泉所称道者，亦未足以特立。”2此言虽对翁方纲的观点存有异议，但事实上翁方纲之说在岭南诗坛亦然形成。再有“与陈、屈、梁后先辉映”3的“粤东三子”张维屏、黄培芳、谭莹，亦是由于“主持坛坫苏斋老，元晏序加得名早（覃溪师为撰《粤东三子诗序》）”4，可见得到翁方纲的认可，对当时岭南诗人的名气提升是有很大作用的。

然而乾嘉时期岭南诗坛勃然兴盛，人才辈出，为何翁方纲却对冯、张、黎等人尤为青睐呢？冯敏昌于十九岁应科试，便得到翁方纲的赏识提拔，被翁氏称为“南海明珠”。从其诗学渊源来看，冯敏昌少时诗学韩愈、黄庭坚，上宗李白、杜甫，曾自言唐宋诗中唯李、杜、韩、苏称为大家，其诗作均以因承此前诸家之长为特色。同为翁方纲赏识的张锦芳，其诗风也是近大苏而学韩、杜。如果说这两者是得益于翁方纲对自己门生的偏爱的话，那再来看其诗中提到的另一位诗人黎简。黎简以诗、书、画三绝著称于岭南，在诗歌创作上又因其风格肖似李贺而为人所关注，他曾于《批点李长吉集题记》自言：“余幼好长吉，非长吉诗不读，且学为之，甚肖也。”5因其认为“李长吉诗如镂玉雕琼，无一字不经百炼，真呕心而出者也。二樵诗学胎息于斯”6。但翁氏在对黎简诗歌的评价中，却只字没有提及他的诗作似李贺，反而称其诗“于苏窥杜法，诗境乃升堂”7，从苏、杜的层面称赞其诗境。由此而后，评诗者开始关注黎简诗中所体现出的杜、韩、黄的风格。如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塵》所谓：“论二樵诗功，取径在昌黎、山谷，而寻源头于大谢、老杜，自不待言。”8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翁方纲之后，极少人论及黎诗与苏诗的关联，这恰好也反映出了翁氏评价的个人色彩。

总之，冯、张、黎之诗作虽各有特色，但三者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有受杜、韩、苏、黄的影响，结合翁方纲在岭南所倡之诗学主张，或可以推断，这正是他们受到翁氏赏识的原因所在。刘彬华总结道：“国朝巨手迭兴，迨鱼山、药房、二樵诸公崛起，研炼诸体，各擅所长，独七言古诗，专以李、杜、韩、苏为之师，引气必盛，征事必实，运思必沉，矢音必洪，置阵必整，彬彬乎入大家堂奥，有起衰式靡之功，粤中诗教，于斯称极盛焉。”9这也印证了此三者的七古诗学宗尚。

三、乾嘉时期岭南诗坛的宋诗潮

乾隆三十七年（1772），翁方纲学政任满离开广东，仍然关注岭南诗坛的后起之秀。嘉庆十六年（1811），远在北京的翁方纲欣然为《粤东三子诗钞》作序，并在其中再次谈到自己的诗学主张：“吾学侣宜博精经史，而后其诗大醇。诗必精研杜、韩、苏、黄以厚根柢，而后其词不囿于一偏。”10翁方纲的这些寄语，在“粤东三子”及当地学者中，继续产生影响。“粤东三子”在诗作上均有不小的成就，在当时的岭南诗坛上颇具影响力，这当然得益于其自身勤于研学，但从其诗风特点和诗作成就来看，与翁方纲的关注指点是分不开的。而在乾嘉时期对岭南宋诗风传导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宋湘1（1757—1826），翁方纲对其也是关注指点有加，如在《同学一首赠顾南雅使滇南》中，翁方纲写到：“当代文彦，屈指顾、宋、洪、吴、刘，今皆南去，惟芷湾在耳。芷湾才力之富，度越诸子，而其专力古人之时，更少介亭。时来吾斋，落落数子，不获与俱。”2在此评价中，能看出翁方纲对其不仅欣赏，而且寄望甚深。在汪辟疆提到的“乾嘉之间，黎简、冯敏昌、张维屏、宋湘、李黼平诗尤有名”3等这些在岭南诗坛较有影响力的诗人中，大多数都得到过翁方纲的指点并受其影响。在此期间的其他岭南诗人，如李坛“得力多在少陵、东坡二家”，黄丹书“取法髯苏”，谢兰生“宗法大苏，又出入于杜”等，都说明了翁方纲在岭南诗坛所倡宋诗风对当地学者的影响。

那么，岭南诗坛宋诗风是从翁方纲开始的吗？笔者查阅了有关史料，这要追溯到康熙年间的广东学政惠士奇4（1671—1741）。他曾在翁方纲之前任广东学政，其主张教学以经学为重，但也颇为关注诗坛。其诗学观点虽与翁方纲不尽相同，但也主张岭南诗坛之风要因时而变，其门中学者对宋诗风格也颇为推崇。这与惠士奇的诗学观点直承于其父惠周惕有關。惠周惕少从徐枋游，后入汪琬门下，又经汪琬介绍而师从王士禛，从惠周惕的诗歌风格形成的时间来看，显然是受到汪、王二人的影响。惠士奇受其父影响，其诗学上的许多观点也远承于汪琬和王士禛。而这两者，刚好是典型的宋诗派诗人并且是其时“硬宋诗”的代表人物。汪琬作为宋诗派诗人，其诗学倾向于“软宋诗”一派，即追求不同于江西派的“平易朴雅”的宋诗风格，以范成大、苏轼、陆游等人的诗风为尚，也称为“唐诗之宋”5。而王士禛最有名的“神韵说”主要提倡唐诗的清淡悠远、典雅含蓄，但出于对有的学唐诗者肤廓空疏之弊的矫正，他又十分看重宋诗，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他是清代“硬宋诗”的倡引者。在早期他也曾推崇宋元诗，曾写有《冬日读唐宋金元诸家诗偶有所感各题一绝于卷后凡七首》，这组七绝中他选取了苏轼、黄庭坚、陆游作为论宋诗的对象，这三人中除了黄庭坚是“硬宋诗”的代表人物，其馀陆游、元好问等均可以归于直承晚唐而来的清雅诗风的“软宋诗”派。当然，王士禛推崇黄庭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自己的创作也走上了瘦硬一路，毕竟他只是想借学苏、黄之优长以矫后人学唐诗而不得其要之空浮。康熙八年（1669），惠周惕正好从学于王士禛，在此前一二年，正是王士禛倡导的宋诗风受到侪辈效仿之时，惠周惕即在此间追从王士禛。至于他所汲收的是“唐诗之宋”还是“宋诗之宋”，从《砚溪先生遗稿》及其子惠士奇诗歌所承风格来看，显然是前者。

在广东期间，惠士奇常劝学子要承续岭南诸诗家之风格，以兴岭南诗坛。苏珥在《春秋诗话》的序中便提到：“岭南旧为诗薮，代有名家，惠公尝勖及门接武。”6而在临别广东之际，惠氏还不忘寄言士子务必再兴“张曲江之风度”。作为学政，惠士奇的诗学观点及诗作同样会引起学子效访，“惠门八子”中的罗天尺和何梦瑶便是承其衣钵者。黄培芳转引其师田西畴之言说到：“粤诗代守唐音，至石湖（罗天尺号）始别开面目近宋人矣。”1何梦瑶亦在《读历朝诗》中表明了自己崇尚“软宋诗”的倾向，在论宋朝诗时说到：“海涵地负东坡老，玉质金相陆放翁。前辈风流谁继得，虞山应算后来雄。”2其中的虞山即是将苏、陆并举的钱谦益，钱氏所倡的便是宋诗中的唐风。何梦瑶选苏、陆为宋诗的代表，又言钱诗与之相承，此中所表露的倾向不言而喻。而其创作亦是“品格类祖渭南”3“出入白、苏间”4。从这些惠士奇门下学者的诗学观点看，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惠士奇的诗学倾向。

康乾时期，岭南诗坛出现过的“软宋诗”风与乾隆中期翁方纲所倡的宋诗风虽然没有很直接的关联，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岭南诗坛确实历经了“唐诗之宋”到“宋诗之宋”的转变。

嘉庆年间，“粤东三子”在岭南诗坛最为活跃，他们延续了翁方纲的诗学论说。翁氏于《粤东三子诗钞序》说到：“昔朱竹垞论粤东诗派，惟兰汀小变，而欧桢伯、黎瑶石、区海目皆仍南园五先生之遗音，此盖为有明一代前后七子递变而为公安竟陵发也。予之论粤东诗则不然，我国朝经学考订之精什倍于前明，诗文之盛亦倍之。居今日而言风雅通途，岂得执屈、梁、陈三家以区流派乎？”5劝告粤中诗人诗应因时而变，不必拘泥于清初岭南三家之规而固守唐音。道光十二年（1832），翰林院侍郎程恩泽受清廷之命，典试广东，学者称其“自歙县程春海侍郎拔识多士”，清代诗才“风气为之一变”6，虽然此种说法有些夸张，但程恩泽却是受钱载、翁方纲影响较深的宋诗风的认同者。总体上看，嘉庆年间，岭南诗坛的诗歌风格还是延续了乾隆时期的宋诗风格。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宋诗风格已然从一种只是诗家的倡引范式开始，渐渐影响到更多学者的创作。与此同时，诗人们又不局限于对宋诗的模拟和效法，而是在不同的层面进行深度的尝试，进而形成自己的风格。

咸同时期，清代诗坛“宗唐祧宋”之争在众多学者的调和下逐渐趋于淡化。“于是本其所学，一发为诗，而诗之内质外形，皆随时代心境而生变化”7。当时的诗坛出现两种不同流向，一则为取径宋人的“学人之诗”，一则为倡导“志士之诗”的爱国诗潮。在此期间，岭南诗人黄遵宪等人一跃而为晚清诗坛的代表人物，成为近代“诗界革命”的先声。黄遵宪8（1848—1905）對宋湘很是推崇，两人除了在诗歌内容和艺术风格上有极多相似外，黄遵宪更是接受了宋湘的创作理念，如宋湘所说的“我诗我自作，自读还赏之，赏其写我心，非我毛与皮”9其实正是黄遵宪“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10的原型。而黄遵宪“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11等“自尚其志”的理念，更与宋湘《说诗八首》所云“学韩学杜学髯苏，自是排场与众殊。若使自家无曲子，等闲铙鼓与笙竽”12有着相类的特点。但他们对于传统诗歌的看法，都认同作诗要自成一家的理念，更注重诗人主体性一面。同样，如周锡?在《黎简诗选》前言中说到的：“黎简的创作，在冲决藩篱、独辟蹊径的精神方面，成为龚自珍、黄遵宪的先驱，而在诗歌艺术的形式上，又开了清末‘宋诗运动的先河。”1后来，作为近代新诗的代表人物的黄遵宪主张诗歌创作风格要超越唐宋诗之争，倡引新诗创作，使得岭南诗坛的诗歌风格又随时代产生了新的变化。

综上，翁方纲诗歌创作理念的形成与钱载有着很大的关联。在钱载的影响下，翁方纲主张改变岭南诗坛只尚唐音的诗歌创作传统，倡行宋诗风，并将诗歌创作的取法途径确切到“杜、韩、苏、黄”四者身上。在岭南期间，翁方纲除了通过教学、创作、唱酬等方式倡行宋诗风之外，还通过评点岭南诗人诗歌中富有宋诗特点的一面，并将其归结于“杜、韩、苏、黄”风格的谱系上。翁方纲的这些做法，对当时岭南诗坛的诗歌创作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笔者对其进行疏理分析，以期对学界的深入研究有所助益。

Weng Fanggang and the Song Poetry Style of Lingnan in the Qing Dynasty

Guo Zifan

Abstract： He was influenced by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schools of koans， and he also believed that poetry must be based on solitary learning and must stand up to rigorous examination. During his tenure as a schoolmaster in Guangdong， Weng Fanggang influenced a great change in the poetic style of the Lingnan poetry scene with his philosophy of "ancestral Tang and Song" and "respect for Du and Su". The essay discusses the origins of Weng's poetic philosophy and Song poetry， his advocacy of Song poetry in Lingnan， and his influence on the wave of Song poetry that emerged in Lingnan during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

Key words：Qing Dynasty；Weng Fanggang；Song Poetry Style

（责任编辑：李子和）

作者简介：郭子凡，女，1995年生，广东汕头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诗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科规划2023年度课题“清代广东学政与岭南文学文化研究”（2023GZDD07）成果之一。

1 潘务正：《翁方纲督学广东与岭南诗风的演变》，《文学遗产》2013年第二期。

2 按，钱载，字坤一，号箨石，浙江嘉兴人，清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官至礼部左侍郎，著有《箨石斋诗文集》。

3 潘务正：《翁方纲督学广东与岭南诗风的演变》，《文学遗产》2013年第二期，第120页。

1 潘中华、杨年丰：《〈钱载批点翁方纲诗〉整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专题资料汇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文论与名家典范》2013年第三十六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2页。

2 潘中华、杨年丰：《〈钱载批点翁方纲诗〉整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专题资料汇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文论与名家典范》2013年第三十六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4页。

3 潘中华、杨年丰：《〈钱载批点翁方纲诗〉整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专题资料汇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文论与名家典范》2013年第三十六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9页。

4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页。

5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

6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

7 潘中华、杨年丰：《〈钱载批点翁方纲诗〉整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专题资料汇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文论与名家典范》2013年第三十六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页。

8 翁方纲：《神韵论中》，《复初斋文集》卷八，《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八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页。

9 翁方纲：《神韵论中》，《复初斋文集》卷八，《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八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页。

1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2 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七〇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

3 蒋超伯：《通斋诗话》卷下，张寅彭主编，吴忱、杨焄点校：《清诗话三编》第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123页。

4 转引自钱钟联主编：《清诗纪事》第八册（乾隆朝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388页。

5 陈衍：《近代诗钞》，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页。

6 潘中华、杨年丰：《〈钱载批点翁方纲诗〉整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专题资料汇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文论与名家典范》2013年第三十六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1页。

7 潘中华、杨年丰：《〈钱载批点翁方纲诗〉整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专题资料汇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文论与名家典范》2013年第三十六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2页。

8 潘中華、杨年丰：《〈钱载批点翁方纲诗〉整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专题资料汇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文论与名家典范》2013年第三十六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

9 潘中华、杨年丰：《〈钱载批点翁方纲诗〉整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专题资料汇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文论与名家典范》2013年第三十六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9页。

10 潘中华、杨年丰：《〈钱载批点翁方纲诗〉整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专题资料汇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文论与名家典范》2013年第三十六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7页。

11 潘中华、杨年丰：《〈钱载批点翁方纲诗〉整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专题资料汇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文论与名家典范》2013年第三十六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页。

1 潘中华、杨年丰：《〈钱载批点翁方纲诗〉整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专题资料汇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文论与名家典范》2013年第三十六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页。

2 潘中华、杨年丰：《〈钱载批点翁方纲诗〉整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专题资料汇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文论与名家典范》2013年第三十六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

3 参见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36页。

4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216页。

5 吴嵩梁：《石溪舫诗话》，张寅彭主编，吴忱、杨焄点校：《清诗话三编》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641页。

6 翁方纲：《石洲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7 翁方纲：《苏斋笔记》，《复初斋文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六十七，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第8657页。

8 参见潘务正：《翁方纲督学广东与岭南诗风的演变》，《文学遗产》2013年第二期。

9 按，黄培芳，字子实，号香石，广东中山人，“粤东七子之一”，著有《岭海楼诗钞》《香石诗话》等。

10 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二，张寅彭主编，吴忱、杨焄点校：《清诗话三编》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704页。

1 按，冯敏昌，字伯求，号鱼山，广东钦州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授编修，改刑部主事。著有《小罗浮草堂诗钞》。

2 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十三，湖南图书馆编：《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第一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669页。

3 按，黎简，字简民，号二樵，广东顺德人，被称为“粤东四大家”之一，著有《五百四峰草堂诗钞》等。

4 许宗彦：《题黎二樵五百四峰堂诗钞却寄》：“……海内赏音谁最亲？独有岭南黎简民（二樵论诗最膺服钱少伯）。”

5 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卷五，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七〇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

6 屈大均：《广东文选自序》，屈大均撰，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

7 韩海：《东皋草堂文集》，清刻本。

8 按，罗天尺，字履先，号石湖，广东顺德人。乾隆元年（1736）举人。著有《瘿晕山房诗删》。

9 按，何梦瑶，字报之，号西池，广东南海人。雍正八年（1730）进士。著有《匊芳园诗钞》等。

10 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1 翁方纲：《赠南山孝廉》，张维屏撰，陈宪猷标点：《张南山全集》第一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2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八，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一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页。

3 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卷三，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七〇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4 蒋攸铦：《奉题南山孝廉〈听松庐诗集〉，即次其见题〈竹深荷净图〉元韵》，张维屏撰，陈宪猷标点：《张南山全集》第一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

5 黎简：《李长吉集序》，陈治国编：《李贺资料汇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

6 叶衍兰：《李长吉集跋》，陈治国编：《李贺资料汇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页。

7 翁方纲：《赠南山孝廉》，张维屏撰，陈宪猷标点：《张南山全集》第一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8 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卷五，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七〇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

9 刘彬华：《岭南群雅序》，《岭南群雅》卷首，嘉庆十八年（1813）玉壶山房刊本。

10 翁方纲：《粤东三子诗序》，《复初斋集外文》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八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38页。

1 按，宋湘（1757-1826），字焕襄，号芷湾，广东梅县人。嘉庆五年（1800）进士，官历翰林院编修等。被称为“岭南第一才子”。著有《红杏山房集》。

2 翁方纲：《复初斋集》卷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第一四五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页。

3 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頁。

4 按，惠士奇，字天牧，号半农，人称红豆先生，江苏苏州人。康熙五十年（1711）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读学士，著有《红豆斋诗文集》等。

5 按，蒋寅先生对“唐诗之宋”与“宋诗之宋”进行过界定，简要来说“软宋诗”，指的是宋诗中近于中晚唐平易流利一路的风格，也称为“唐诗之宋”；相较之下，“硬宋诗”即以江西派为代表的硬瘦生涩之风，也称为“宋诗之宋”。参见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6 董运庭：《春秋诗话笺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1页。

1 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二，张寅彭主编，吴忱、杨焄点校：《清诗话三编》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749页。

2 何梦瑶：《匊芳园诗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0页。

3 何梦瑶：《匊芳园诗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6页。

4 檀萃：《楚庭稗珠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页。

5 翁方纲：《粤东三子诗序》，《复初斋集外文》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三八二册，第638页。

6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三，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7页。

7 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8 按，黄遵宪，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广东梅县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官历湖南按察使等。著有《人境庐诗草》等。

9 宋湘：《湖居后十首之八》，宋湘著，黄国声校辑：《宋湘诗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7页。

10 黄遵宪：《杂感》，《黄遵宪集》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11 黄遵宪：《与朗山论诗书》，《黄遵宪集》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2页。

12 宋湘：《说诗八首》，宋湘著，黄国声校辑：《宋湘诗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79页。

1 周锡：《黎简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