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芳， 陈山山， 张玉梅， 柯佑鹏

（1.海南大学 管理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2.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一、引 言

农业绿色防控技术区别于传统的化学农药防治，综合利用生态调控、生物和物理防治、科学用药等技术来防治病虫害问题，最大程度减少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保障农产品品质，是一种符合农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技术[1]。为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目标，中国政府在农村地区积极推进农业绿色防控技术。近几年来，中国农药施用量连年减少，已从2015 年29.99 万吨减少至2019年26.29 万吨（折纯），减幅为12.3%①资料来源：http：//www.moa.gov.cn/govpublic/ntjsgls/202109/t20210928_6378436.htm。。农业绿色防控也取得一定成效，2020 年中国主要农作物病虫绿色防控覆盖率突破41.5%，相较于2015 年增长18.5%②资料来源：http：//www.ghs.moa.gov.cn/ghgl/202107/t20210716_6372084.htm。。但中国农业单位面积化学农药施用量依然是发达国家的2.5～5 倍[2]，且农药的边际生产率趋近0[3]。化学农药滥用造成的水体污染、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仍不容小觑[4]。目前，农业绿色防控主要停留在试验示范层面，实现大面积推广依然面临诸多考验[5]。作为农业绿色防控技术的最终使用者，农户的技术采纳积极性直接决定了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工作效率，因此，亟待深入研究影响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关键因素，探寻提高农户绿色防控参与程度的有效路径。

学者们从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禀赋、经营特征等角度探讨了绿色防控技术在农村地区推广的影响因素。从农户个人特征层面，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风险厌恶和信息获取能力均是影响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关键因素[1,4,6]。就家庭禀赋而言，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家庭年收入、新媒体使用和社会阶层均影响绿色防控技术在农村地区的推广[7-9]。从经营特征角度，经营规模、土地流转、是否兼业和种植经验对农户绿色防控行为具有显著影响[10-12]。

农户的行为决策往往会受到主观价值认知的影响。部分学者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价值认知对生态治理参与意愿[13]、耕地保护意愿[14]、绿肥养地行为[15]、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16]、绿色生产行为[17]等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农户行为决策会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并且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农户行为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18-19]。因此，深入探究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对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影响机制，将有助于推动相关技术在农户群体中扩散，解决绿色防控技术实际推广受限的难题。

本文以香蕉种植户为研究对象，主要出于以下考虑：香蕉是我国第一大热带水果，也是海南第一大水果，在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20]。同时，中国香蕉病虫害种类多达50余种，其中，香蕉枯萎病是防治难度最高、影响面积最广的一种病害[21]。田间发现患枯萎病、束顶病等病害的香蕉病株，尤其是零星发病的蕉园，需要挖除病株并及时消毒[22]。李华平等人研究发现抗病品种发病率不到植株总数的10%[21]。甘林等人研究发现，在种植抗病品种和施用生物肥的情况下，香蕉病害防控效果达到90%[23]。此外，黄建凤等人通过设置盆栽试验发现，生物制剂可显著降低香蕉枯萎病的发生[24]。叶乃玮等人通过试验发现，组合木霉菌制剂对香蕉枯萎病的防治效果达到87%[25]。

海南省政府在推动香蕉种植户参与绿色防控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在政策制定和监管治理方面，海南省政府先后出台了《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香蕉枯萎病防治工作的通知》《海南省化学农药化肥减量实施总体方案（2021—2025 年）》等文件，明确要求持续推进农业绿色防控，争取2025 年绿色防控面积达到200 万亩。在宣传教育方面，澄迈①资料来源：https：//agri.hainan.gov.cn/hnsnyt/ywdt/sxlb/201006/t20100623_1443319.html。、东方②资料来源：https：//agri.hainan.gov.cn/hnsnyt/ywdt/zwdt/201801/t20180124_1430202.html。、儋州③资料来源：https：//www.hainan.gov.cn/hainan/tptpgjjxs/202011/67307f553d3d4d51b38fde1d2d2717c4.shtml。等地积极开展绿色防控技术培训和政策宣传工作。在补贴奖励方面，2015 年颁布的《海南经济特区农药管理若干规定》明确提出，鼓励和扶持施用绿色防控技术防治病虫害，并根据实际采纳情况予以奖补。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部分香蕉种植户仍单纯依赖大量施用化肥、农药来应对香蕉病虫害，香蕉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依然面临严峻考验。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出补充和拓展：首先，区别于现有文献单独研究农户认知或政府政策对农户绿色防控参与的影响，本文在探讨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影响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两类因素对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交互效应。其次，考虑到农户实际生产中可能采纳多项存在关联的绿色防控技术，而现有文献采用的二元logit 模型难以确切地反映这一问题，本文基于海南省香蕉主产区农户绿色防控现状构建多变量Probit 模型，深入探究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影响因素。最后，鉴于目前香蕉种植户代际分化明显，本文将农户代际差异纳入研究范畴，深度剖析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在新老两代农户之间的代际差异，试图厘清代际差异在农户绿色防控决策过程中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价值认知与农户绿色防控行为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农户行为决策受其认知的影响，在不受外界因素干扰的条件下，农户更倾向于选择符合自己价值判断标准的农业生产技术[26]。农户绿色防控价值认知是其在充分考量自身生计资本禀赋基础上，对绿色防控技术效益的总体评价。从经济价值角度，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当其预计采取某种绿色防控措施能带来较高收益时，会更倾向于采取相应措施。从生态价值角度，农户不仅是经济理性人，也是生态理性人[27]，随着社会进步和环境整治的加强，农户对生态环境的认识更加深刻，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考虑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实施绿色防控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路径，农户生态价值认知水平越高，参与绿色防控的积极性越高。从社会价值角度，农户绿色防控社会价值认知主要表现为农户对参与绿色防控技术可以提高农产品质量的认可。当前传统的病虫害防控手段化学农药投入量大，严重影响农产品的质量，期望提升农产品质量的农户更有可能参与农业绿色防控。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H1：价值认知对农户绿色防控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环境规制与农户绿色防控行为

农户行为理论认为，农户始终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病虫害绿色防控问题主要就体现在农户“经济人”理性行为与绿色防控正外部性之间的对立。根据外部性理论，实现绿色防控技术正外部性内部化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依靠政府介入，通过收税、补贴等方式实现外部性内部化，二是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界定生态环境产权，优化环境资源配置，进而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然而，农村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导致其产权难以界定，且界定成本高昂，因此，政府规制无疑成为实现绿色防控技术正外部性内部化的重要途径。环境规制是指政府通过规制手段约束和干预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进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28]，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以政策宣传教育为主的引导型规制，可以激发农户强烈的环保意识，加深其对环境友好型技术的认识与了解，推动农户参与绿色生产[29]。以提供补贴及奖励为主的激励型规制，有助于节省农户参与绿色防控的开支，提高农户的收益预期，进而强化农户参与绿色防控的动力[30]。以政策制定和污染监管为主的约束型规制对农户不合理生产行为进行强制性约束[31]，经济理性促使其采纳绿色生产技术。基于上述分析，环境规制不仅可以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力度等形式约束农户不合理的病虫害防治行为，也可以通过政策宣传、补贴激励等形式增强农户环保意识，降低农户参与绿色防控的成本，进而实现绿色防控正外部性内部化，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提升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H2：环境规制对农户绿色防控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共同作用对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影响

意识-情境-行为理论表明，情境因素会影响个体意识对行为的作用[32]。现有研究也表明，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农户行为具有显著影响[26]。为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采取强制性措施监管和治理滥用化学农药等不合理生产行为，并加大绿色防控技术的宣传教育力度和补贴力度。以上举措作为重要的情境因素，对农户价值认知与绿色防控行为关系的影响有待进一步验证。因此，分析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影响因素，除了要考虑农户自身价值认知水平外，还要考虑环境规制的影响，更不能忽视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H3：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农户绿色防控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四）不同代际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进步和城镇化发展，大量青年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农业劳动力代际分化十分明显，不同代际农户处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33]，在成长经历、文化程度和消费观念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16]，在进行绿色防控技术行为决策时也会产生不同的想法和行为。老一代农户年龄相对较大，劳动力活动范围有限，不愿意改变传统的耕种习惯[34]，而新生代农户认知水平较高，愿意尝试多样的绿色防控技术。因此，有必要探究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在新老两代农户之间的代际差异以及农户绿色防控行为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由此，本文提出假说H4：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对不同代际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图1是本文基于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视角构建的农户绿色防控行为分析框架。

图1 基于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的农户绿色防控行为分析框架

三、数据来源、模型选择与变量设置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香蕉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在2021年7～10月间在海南省香蕉主产区开展的香蕉种植户实地调查。海南是中国香蕉主产区之一，澄迈县、昌江县、乐东县、临高县及东方市等调研区域是海南重要的香蕉生产基地，具有一定代表性。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每个市县选取1～5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1～5 个行政村，再随机抽选10～30 户香蕉种植户作为调查对象。最终，调研总共收集问卷467份，其中有效问卷456份，问卷有效率为97.64%。由表1可知，受访农户农业劳动力代际分化十分明显，老一代农户比例达到57.24%。整体来看，受访农户参与绿色防控行为积极性不高，50.66%的农户种植了抗病品种，56.58%的农户拔除病株并及时消毒，仅有42.32%的农户施用生物农药。

表1 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

（二）模型选择

农户可能同时采纳多种绿色防控行为，并且不同绿色防控行为之间可能存在一定联系，鉴于多变量Probit模型既可以分析农户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又充分考量了不同行为之间的关联效应[11]，因此，本文选用多变量Probit模型来分析农户绿色防控行为，模型的表达形式如下：

式中：j 表示种植抗病品种、拔除病株并及时消毒、施用生物农药三种绿色防控行为，Y*j表示无法直接观测的潜变量，Yj是结果变量，当Yj=1时，表示农户存在相应的绿色防控行为；X为解释变量，表示影响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因素，βi是相应的待估参数，μj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 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意见，农业绿色防控技术主要包括种植抗病品种、果园生草覆盖和施用生物农药等多样化防控技术。本文参考现有研究和调研区域绿色防控技术实际推广情况，最终选定是否种植抗病品种、是否拔除病株并及时消毒和是否施用生物农药作为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表征。

2.关键解释变量 文中选取农户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作为关键解释变量。首先，现有研究已经证实价值认知显著影响农户行为[15-17]，本文采用了经济价值认知、生态价值认知和社会价值认知3 个指标测度农户对农业绿色防控技术的价值认知。其次，本文基于现有研究[27-31]，采用引导型规制、约束型规制与激励型规制3 个指标对环境规制进行了划分。同时，为减少农户由于个人偏好和价值观差异“低报”[36]或“高报”[37]的影响，本文参考现有文献[29]对表征价值认知与环境规制的指标重新赋值：将价值认知原本的赋值“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2，一般=3，同意=4，非常同意=5”的前三类回答重新赋值为0，后两类回答重新赋值为1，环境规制同理，完成重新赋值后再纳入回归模型。

3.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相关研究[5-12]，将控制变量分为以下几类：（1）农户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风险偏好等。其中，风险偏好以农户对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态度来衡量。（2）家庭禀赋，包括农业劳动力人数、是否接受过技术培训、家庭总收入等。（3）经营特征，包括经营规模、土壤质量、种植年限等。所有变量的定义及赋值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定义及赋值

本文分析了价值认知、环境规制作用下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现状，结果如表3所示，价值认知水平较高的农户和重视环境规制的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比例更高。

表3 价值认知、环境规制作用下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现状

表4显示了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者与非采纳者的均值差异。由表4可知，三种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者与非采纳者价值认知与环境规制变量的均值差异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价值认知水平更高，受环境规制影响更大的农户更愿意参与农业绿色防控。为深入探究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对农户采纳绿色防控行为的影响，本文将做进一步的模型估计。

表4 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者与非采纳者的均值差异比较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考虑到关键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共线性，本文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自变量VIF值均小于2，因此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借助stata15.0软件，将农户价值认知的指标、环境规制的指标及控制变量一起纳入多变量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多变量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一）价值认知与环境规制对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影响

1.价值认知的影响 由模型可知，价值认知的三个指标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价值认知可以有效促进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采纳。假设H1得到验证。（1）在种植抗病品种行为中，经济价值认知在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经济价值认知能够显著推动农户种植抗病品种。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从事生产经营的目标是实现利益最大化，若认识到某些绿色防控技术能够提高家庭收入则会促进农户采纳。然而，经济价值认知未能推动农户拔除病株并及时消毒和施用生物农药，调研发现，农户对患病植株危害性认识不足，认为拔除病株需要经常下地找寻病株并及时拔除和消毒，还需要依据香蕉生长周期及时补种新植株，而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不一定能抵消增加的投入成本。同样，施用生物农药是一项技术含量和投入成本相对较高的绿色防控技术，目前农户生物农药感知易用性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经济价值认知推动农户拔除病株并及时消毒和施用生物农药的效果不明显。（2）在拔除病株并及时消毒行为和施用生物农药行为中，生态价值认知均在1%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生态价值认知能够显著推动农户拔除病株并及时消毒和施用生物农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农户生态自觉性也不断增强，因此，生态价值认知高的农户更倾向于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生态价值认知未能推动农户种植抗病品种，可能的解释是：根据调研情况，香蕉种植户选择种植抗病品种，更多是考虑其抗病性高，丰产性好等方面的优势，较少关注种植抗病品种的生态效益，因此，生态价值认知推动农户种植抗病品种效果不明显。（3）在三种绿色防控行为中，社会价值认知分别在5%、10%和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社会价值认知能够显著推动农户参与绿色防控。受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及化肥农药减量行动的影响，农户的社会责任感不断增强，实施绿色防控可以减少香蕉患病概率，提高香蕉品质，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因此，社会价值认知水平高的农户更愿意参与农业绿色防控。

2.环境规制的影响 由模型可知，环境规制中的三个指标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可以促进农户参与绿色防控。假设H2得到验证。（1）在三种绿色防控行为中，引导型环境规制分别在10%、1%和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引导型规制可以显著促进农户参与绿色防控。政府通过开展宣传教育、技术培训等活动，可以加深农户对绿色防控和环境保护的认知，提升农户的种植技能，从而增强农户参与绿色防控的积极性。（2）在拔除病株并及时消毒行为中，约束型规制在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约束型规制能够显著推动农户拔除病株并及时消毒。随着政府对环境污染监管和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强，农户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农户对病株危害性的认知程度越高，其参与拔除病株并及时消毒的积极性越高。然而，约束型规制未能推动农户种植抗病品种和施用生物农药，可能的解释是：约束型规制其主要目的在于约束农户的不良生产行为[19]，难以直接引导或激励农户参与绿色防控，使得约束型规制推动农户种植抗病品种和施用生物农药效果不明显。（3）在施用生物农药行为中，激励型规制在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激励型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相较于一般的化学农药，生物农药价格偏高，若农户采纳、需要投入较高成本，政府向农户提供相应的补贴和经济奖励，可以降低农户的成本投入，激发农户参与绿色防控的积极性。激励型规制未能推动农户种植抗病品种和拔除病株并及时消毒，可能的解释是：抗病蕉苗价格相对较高，而与蕉苗相关的补贴几乎没有，难以对农户产生激励效果。同样，农户拔除病株并及时消毒意味着农户需要经常下地找寻病株、拔除消毒后及时补种新植株，而相应的补贴和奖励微乎其微，不足以补偿农户投入的人力和财力。因此，激励型规制对推动农户种植抗病品种和拔除病株并及时消毒的作用不明显。

3.控制变量的影响 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类似，年龄、风险偏好、参与培训、家庭年总收入、土壤质量和种植年限显著影响农户的绿色防控决策。农户对于新技术的理解和接受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降低，施用生物农药的可能性也会相应减少。高风险偏好的农户对新生事物的接纳能力和抗经营风险的能力更强，种植抗病品种的信心更足。农户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后，对农业绿色防控的了解更加深入，对相应的防控技术也有了更强的接纳能力，更愿意购买和施用生物农药。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越高，抗经营风险的能力越强，种植抗病品种的可能性更高。种植在有机质较为丰富的土壤中的香蕉患病率相对较低，农户拔除病株并及时消毒的可能性也较大。农户参与种植的年限越长，生产经营的经验越丰富，对抗病品种的效益了解得更为深入，种植抗病品种的积极性更高。

4.价值认知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 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法对价值认知的三个指标进行降维处理。结果显示，三个指标的KMO统计值和Bartlett球形检验P值分别为0.686和0.000，表明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后，提取的唯一公因子方差贡献率为68.52%，因子分析效果较为理想。为探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在农户价值认知与绿色防控行为之间的作用机理，本文将价值认知和三类环境规制变量的交互项一起纳入多变量probit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如表6 所示。由表6 可知，在以上三种绿色防控技术中，价值认知和引导型环境规制、约束型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农户绿色防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价值认知和引导型及约束型两类环境规制相辅相成，共同推进农户参与绿色防控。价值认知和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行为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假设H3得到部分验证。

表6 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相关变量的交互项对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影响分析

（二）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对农户绿色防控行为影响的代际差异分析

表7 显示了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对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代际差异，由表7 可知，不同代际农户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对绿色防控行为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别。假设H4得到验证。

表7 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对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代际差异

经济价值认知对新生代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影响均不显著，但对老一代农户种植抗病品种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能的解释是，新生代农户大多选择外出务工或从事其他职业，并未以农业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因此，经济价值认知对其参与农业绿色防控作用并不明显。环境规制对新生代农户施用生物农药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老一代农户绿色防控行为主要受到引导型环境规制的影响。可能的解释是，老一代农户文化水平较低、信息来源渠道较少，更容易接受直接明了、形式多样的政策宣传教育，因而引导型环境规制可以助推老一代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海南省456 份香蕉种植户调查数据，以种植抗病品种行为、拔除病株并及时消毒行为和施用生物农药行为为例，借助多变量Probit模型，实证探究了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对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影响，揭示了新、老两代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决策的代际差异。结果发现：（1）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可以显著促进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其中，农户的经济价值认知、生态价值认知和社会价值认知均可以促进农户绿色防控行为。引导型环境规制、约束型环境规制和激励型规制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此外，农户年龄、风险偏好、是否参与培训、家庭年总收入、土壤质量和种植年限均对促进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发生具有显著影响。（2）价值认知与环境规制对农户绿色防控行为存在一定的交互效应。价值认知因环境规制的不同而对农户绿色防控行为产生不同影响。价值认知和引导型环境规制、约束型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农户绿色防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价值认知和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对不同代际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户的绿色防控行为主要受生态价值认知、社会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的影响，而老一代农户的绿色防控行为主要受价值认知和引导型环境规制的影响。

政府在推广绿色防控技术时应关注农户的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的综合影响，积极构建农户价值认知与环境规制相互融合的良性互动机制，从根本上保障中国绿色农业的长远发展。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几点启示：第一，将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作为推进农业绿色防控的重要参考路径。通过电视、讲座、培训和APP等渠道向农户宣讲绿色防控知识，进一步提高农户对农业绿色防控的价值认知水平，并积极引导不同价值认知水平的农户参与农业绿色防控。同时，在制定政策补贴标准时需充分考虑农户的需求偏好，加大农业绿色防控补贴力度，使政策行之有效，稳步提升农户参与农业绿色防控的积极性。第二，进一步强化价值认知与环境规制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政府在推广绿色防控技术时应关注农户的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的综合作用，使农户充分认识到经济、生态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以构建农业绿色防控的长效发展机制。第三，充分考虑新、老两代农户的代际差异。从新、老两代农户信息获取渠道和需求偏好出发，落实环境污染监管和治理、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和补贴奖励力度。重点加强对新生代农户在农业绿色防控经济效益方面的宣传，全面促进新、老两代农户参与绿色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