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扬乐， 滕文庆，2， 王木桃

（1.海南大学 旅游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2. 三亚学院 理工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3.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图书馆， 海南 三亚 572022）

一、引 言

南海是地球上最具生态意义的地区之一，海洋生物多样性价值高，为抹香鲸等濒危海洋物种提供了重要的栖息地；南海也是我国面向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主要贸易走廊，超过60%的我国对外贸易货物及进口石油通过南海运输[1]；南海还拥有宝贵的能源资源、旅游资源、空间资源和渔业资源，为我国及其他南海沿岸国家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资源支撑。正是由于南海具备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重大战略利益，导致南海主权争端日趋复杂化、国际化，成为当今世界最具争议和敏感的海域之一[1]。区域主权争端对南海自然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产生了负面影响，致使南海资源的破坏性开发和过度开发。这种“搭便车”行为的普遍存在，加剧了环境外部不经济性问题，进而引发公地悲剧——南海生态系统退化，自然环境污染严重，渔业资源日渐衰竭。

为应对上述区域性挑战，多位学者关注和倡议建设南海国际海洋和平公园[2]。国际海洋和平公园作为区域关系改善的有效行动方案，以及保障利益共享的有效合作机制[3]1，有利于南海沿岸国家增加政治互信和促进和平发展。我们从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国际和平公园中看到了这方面的证据[4]。在对毗邻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136 个国际和平公园进行统计分析后，Zbicz(2003)发现其中82%的国际和平公园开展了积极的跨境合作[5]。然而也有少数学者对此持怀疑观点。Ramutsindela（2017）指出国际和平公园的倡议滋生了资源和空间的新霸权，造成边境社区居民被边缘化及其权利受到损害[6]。这也揭示了土地使用权制度安排对于在南部非洲建立和平公园至关重要[7]。Barquet(2015)对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共建的国际和平公园进行跟踪调研，发现国际和平公园实际上可能并未促进和平[8]。因此，产生了两个重要的问题：其一，为什么国际和平公园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发挥的作用不同？抑或说，其作用机制如何？其二，国际和平公园能否有效解决南海冲突并促进和平发展？这正是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反观国内理论研究进展相对滞后，难以适应实践发展要求[9]。在国内相关学术文献中，值得关注的是2018 年吴信值首次将“国际和平公园”概念引入国内旅游地理学领域。从旅游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国际和平公园作为新兴的跨境生态旅游目的地颇具研究价值。吴信植在厘清相关概念基础上还提出南海国际海洋和平公园项目可行性研究等重要议题供学界参考[9]。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启动南海国际海洋和平公园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显然有益于推进南海和平发展进程。

基于上述分析，为积极推进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本文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剖析南海现实困境——公地悲剧和安全困境，以利益共同体（共同开发资源）和责任共同体（共同保护环境）为基本内核[10]，结合概念梳理和理论阐释，探索国际和平公园的和平作用机制，研究推进南海国际海洋和平公园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

二、国际和平公园的概念和特征

（一）国际和平公园的历史和概念

“国际和平公园”(International Peace Park，IPP）在国外已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9]。1932 年，加拿大艾伯塔省的沃特顿湖国家公园（面积526 平方公里）与美国蒙大拿州的冰川国家公园（面积4051 平方公里）联合设立沃特顿-冰川国际和平公园，实行“两国一制”，共同管理，打造美加人民共享的国家公园。这是世界公认的第一个为保护完整生态系统、跨越国界的国际和平公园，促进了美加友好睦邻关系，传递了和平意愿，彰显了合作发展与共享财富的理念。在近一个世纪里，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国际和平公园（见表1）。这既是保护区域自然资源的重要动因，也是建立相互信任和信赖的一个有力工具。

表 2 国际和平公园定义解析

表 3 部分海洋和平公园统计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是全球最权威的自然保护国际组织，也是“国际和平公园”的首发倡议组织。因此本文采用其对国际和平公园的概念界定——致力于保护和维持生物多样性、自然和相关文化资源以及促进和平与合作的跨境保护区[3]3。根据定义解析（见表2），“促进国家间和平与合作”成为国际和平公园区别于一般的跨境保护区的显著特征。兼具和平合作目标的“跨境保护区”或“跨境公园”也可称为国际和平公园，只是在术语称谓上不同[9]。

（二）国际和平公园的特征

从概念内涵上看，我们不难发现国际和平公园是自然保护地的一种类型，国际性、和平性、复杂性是国际和平公园区别一般自然保护地的基本特征[9]。

1.空间维度的国际性：国际和平公园在空间上至少跨越一条国界线，涉及两个及以上的国家。比如世界第一个国际和平公园——沃特顿湖-冰川国际和平公园——跨越美国和加拿大国界；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比利牛斯-珀杜山保护区横跨西班牙和法国国界；非洲卡万戈-赞比西跨境保护区则跨越五个赞比西河沿线国家。

2.利益目标的和平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01 年提出国际和平公园九大具体目标[3]4-5，可将其归纳为三类：

保护生态——消除边界障碍，保护完整的生态系统与自然资源；

维护和平——开展跨境合作，促进国家之间政治互信与和平相处；

合作利益——通过生态旅游，推动区域一体化与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的和平性是国际和平公园最显著的特征。国际和平公园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重要原因是其作为主权国家实现政治话语和促进和平发展的战略工具。国际和平公园在国家及人民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促进国家间更好地合作和理解，有助于缓解发展矛盾，促进争端的和平解决[11]。

3.合作治理的复杂性：国际和平公园涉及不同国家政府、社区、机构、居民等利益相关者，这意味着可能存在政治法律体制差异、国家领土主权争端、文化宗教信仰不同、语言信息沟通障碍、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阻碍因素，从而导致利益主张矛盾，造成跨境合作困境。

（三）国际海洋和平公园

由于海洋环境的连通性，缺乏明确的物理边界，边界在海上变得“模糊不清”，“主权”的争议越来越多。在海洋管理系统中，越来越多的战略举措试图将保护问题与解决国家间的冲突问题结合起来，对国际海洋和平公园(International Marine Peace Park, IMPP）的兴趣正在扩大[2]。第一个正式成立的IMPP 是1994 年设立的红海海洋和平公园，它是以色列和约旦之间和平进程的一部分。以色列和约旦曾互为敌人，经由互信措施，双方在红海亚喀巴海湾建立“海洋和平公园”，既推动和平，又共同挽救此海域的生态环境。2005 年，韩国海洋研究所提出了朝鲜半岛西海海洋和平公园提案，并被列入2007 年韩朝首脑会晤议题[12]。设立千岛群岛国际和平公园也是推进俄罗斯和日本之间和平与保护的重要战略。

国际海洋和平公园是国际和平公园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在保护海洋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和海洋景观的同时，着重发展海洋生态旅游等绿色经济。南海沿岸国家或可借鉴成熟经验，在南海建立类似的国际海洋和平公园（见表3），谋求共同发展。

三、设立南海国际海洋和平公园的理论阐释

在阐述国际和平公园解决冲突和带来和平的作用机制方面，国外学者利用不同理论与模型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但就理论契合度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更好地阐释了国际和平公园的价值内涵、合作机制与实践路径。

（一）功能主义理论

功能主义理论主张根据社会的功能性需求建立国际合作组织，减少社会冲突和促进世界和平。作为重要理论基础，功能主义理论为理解国际合作组织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系统解释。它把环境、文化、经济等技术性社会事务定义为“低级政治”，强调技术合作比政治合作更容易，倡导从低级政治领域开始合作。国际和平公园就是一个具备环境保护功能的技术性合作组织。尽管南海沿岸国家尚有政治利益分歧，但不妨碍它们通过建设南海国际和平公园在生态保护等领域率先开展合作。

扩展作为功能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具体指某一领域的合作成功将激发另一领域的合作需求，强调合作扩展的自动性。这个观点很好地阐释了国际和平公园的功能实现路径——从环境保护合作开始，再到经济合作发展，最终提升政治互信和促使冲突解决。欧盟的发展历程很好地支持了扩展观点，即在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最终将扩展到政治领域。

功能主义理论把合作行为描述为利益相关者最大化满足自身需求的选择结果。法国学者Brock(1991)指出，由于不同国家或者地区受环境退化影响不同，如果不适当考虑相关利益主体的经济社会需求，就不能推动环境保护合作和可持续发展，也无法协调各方利益冲突[11]。这也解释了国际和平公园在世界不同实践案例中起到不同影响与作用的原因。

当然，功能主义理论过于强调个体理性选择力量，忽视作为社会行为人的非理性影响因素。显然，有限的知识、意志力和消极情绪都将阻碍合作发展。

（二）博弈论与关怀伦理学

Lejan(2006)采用博弈论和关怀模型来解释国际和平公园带来和平的机制。一直以来领土争端都是和平与冲突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我们将围绕国土空间分配来构建博弈模型（见图1）。在边界的每一侧留出一个小地带ΔX 作为一个缓冲区。经济人是博弈论的基本假设，参与者的策略行为都是基于个体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利用收益矩阵计算可知，当冲突的代价很高时，收益最优的行动方案是双方留出并维持一个中立的缓冲区（合作区）。国际和平公园正是通过在领土冲突国家之间建立一个生态保护合作区作为物理缓冲空间，从而减少冲突。

图1 博弈模型

作为社会人（与“经济人”相对），人们不能不与他人建立关系。关怀伦理学家Gilligan(1982)认为，关怀是一种关系行为，也是一种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情感，强调行动是出于对我们所维护的关系的尊重[13]。按照关怀模型(model of care），冲突解决可理解为一个建立关系的过程，不仅需要从调和利益的角度，还需要从认同的角度来理解冲突解决。当国际和平公园被描述为关怀结构时，各参与方不再把自我仅仅看作独立的个体，而是通过相互认同把他人完全地同自我融合，并在保持关怀过程中维系新合作关系[4]。此时的“我”是二元的——我中有他，他中有我，即与他人组成合作联盟。换言之，国际和平公园是共同身份的象征、载体，是这种多重的、重叠的、无界的新合作关系共同建设的。可见，和平是多重合作关系拓展的结果。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国际和平公园涉及多主体、多层次的复杂合作机制，我们希望用不同的模型，以互补的方式来描述它们的运行机制。因此在上述关怀模型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的问题：构建什么样的具体关系能更好促进竞争各方的价值共识和身份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无疑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中国方案”。2013 年3 月习近平在莫斯科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展现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的思想智慧。在人际交往层面上“成人达己”“美美与共”，映射相互成就的共赢关系；在中国对外邦交层面上“协和万邦”，表达“天下一家”的价值追求，充分展示了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习近平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是行动，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五个合作维度去奋斗实现。

2019年习近平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海洋治理场域的具化与发展。在此基础上，吴士存建议“从泛南海经济合作圈建设入手，打造南海命运共同体”[14]。迟福林提出“抓住机遇，携手共建泛南海海洋命运共同体，努力将南海打造成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新典范”[15]。正是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开放、发展、包容的思想体系，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海洋命运共同体再到南海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系不断丰富和发展，为南海生态保护和区域合作指明发展方向和提供理论驱动[10]。

四、设立南海国际海洋和平公园的现实考量

近年来，国际和平公园日益增加，证明了它们的可行性和有用性。但通过对大林波波公园案例的分析，Bhatasara(2013)等发现其在南部非洲发展生计和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效用仍然值得怀疑[16]。这揭示了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国际和平公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此，在探讨南海国际海洋和平公园(下文简称“南海IMPP”)建设时，需要结合生态、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一）保护南海生态环境

南海（The South China Sea）主要位于热带，是半封闭的亚洲三大边缘海之一，总面积350 万平方千米[17]。南海拥有高度多样性的海洋生物，珊瑚450 种，面积占世界珊瑚礁总面积的7%；红树林200 万公顷，占全球总量的12%，鱼类1027 种，每年南海渔业捕获量达60 亿吨，占世界总捕获量的10%[10]，还为海龟、抹香鲸、海豚以及红脚鲣鸟等濒危物种提供了重要的栖息地。然而，南海沿岸国家大都为发展中国家，很难牺牲经济发展而优先选择环境保护，经济增长最大化无疑是优先选项。因此，渔业、石油等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阻碍南海自然生态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南海所面临的生态环境破坏与生物资源退化危机仅凭一国之力无法应对，建立行之有效的跨境合作机制成为南海沿岸国家的现实选择[10]。南海IMPP 倡议可被视为对南海沿岸国家发出区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合作的友好邀请。南海IMPP 作为跨境保护区，其基本功能和首要目标就是维持、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通过法律或其他有效机制进行生态系统合作保护，包括合作研究、信息共享、经验交流和保护行动等。

（二）密切双边经贸合作

数据显示，中国-东盟贸易规模从1991 年的不足80 亿美元增长到2020 年的6846 亿美元，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18]。中国-东盟自贸区开创了世界经贸新局面，推进双边价值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发展，为强化双边战略合作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一方面，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促使南海沿岸国家开始更加关注南海环境治理，为搭建南海区域合作实践新平台——南海IMPP 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南海IMPP也进一步支持南海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国际和平公园的构建不意味着“只保护，不发展”，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不存在根本矛盾。健康生态环境为人类福祉和经济发展提供所依赖的资源。换而言之，我们重视环境保护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南海IMPP 通过主体功能区规划，划定生态旅游、渔业捕捞、能源开采等可持续经济利用特定区域，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益，促进利益相关方共享利益。因此，南海IMPP 可看作一个平衡严格保护与永续利用的高效合作方案，将进一步刺激和带动南海区域经济发展，密切经济合作往来，推动南海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平衡南海沿岸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缩小经济差距也具有直接的帮助。

（三）加深文化交流互鉴

南海沿岸国家人口众多，民族宗教差异，文化价值多元。民族宗教的差异时常导致文化价值冲突，进而对南海区域政治经济合作产生负面影响。跨境旅游作为一种异文化的互动交流，成为南海沿岸国家人民增进理解和加深文化互鉴的主要渠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丰富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绚丽多彩的珊瑚生态系统赋予南海IMPP 较高的旅游价值。因此南海IMPP 凭借极富特色的旅游资源，势必成为备受关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从而在南海沿岸国家人民友好往来之间架起一座文化交融新桥梁。国际和平公园还具有相关文化资源保护功能。南海从古至今都是中国链接世界的重要海上贸易通道和文化交汇枢纽[19]。如今南海沿岸国家的沿岸地区仍保存有大量文化遗存，妈祖文化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通过南海水下考古调查，越来越多的文献史料和文物遗迹被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南海沿岸国家之间存在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南海IMPP 可加强区域间的合作，防止南海文化遗产被掠夺和毁坏。同时，充分挖掘整合文化资源，设计“海上丝绸之路”系列文化旅游产品，不仅能够开启全新的古今文明对话，带动多元文化碰撞融合，还可以传递中国和平发展的传统文化精神。

（四）维护安全稳定局势

至今存在的岛礁主权与海域划界争端，以及域外大国的介入，使南海安全局势日趋复杂化、国际化，南海成为当今世界最具争议和敏感的海域之一。究其原因，正是南海沿岸国家及相关利益方都对南海资源和空间有着经济、政治、军事和安全等重大战略利益诉求，并产生利益分歧与冲突。以石油为例，随着20世纪南海石油资源的不断发现便引发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南海周边国家非法侵占和掠夺我国南海海域的石油资源，成为南海争端的焦点之一。自然资源的枯竭甚至成为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重要因素。因此，健康的、可永续利用的生态环境被视为区域全面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跨境生态保护合作有助于在国际关系中建立信任关系，成为反映国际关系的重要指标[11]。朝鲜半岛西海海洋和平公园提案就旨在结束朝韩之间的敌对状态，建立军事冲突缓冲区，促进朝韩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增加双方相互尊重和信任，解除敏感地区的武装[12]。换言之，IMPP 可以成为一个增加区域安全的项目方案，亦是促进和平合作的战略工具。在集保护、研究、教育、旅游和发展于一体的合作管理框架下，南海IMPP将聚焦功能性领域的合作，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以提供旅游公共产品服务为导向，逐步推进南海岛礁去军事化，开启缓解南海紧张局势和建立合作交流机制的新篇章。

（五）提升国家政治互信

中国通过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坚持包容开放和合作共赢，朝着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迈出新的步伐，为南海IMPP 的协定谈判提供了良好的政治背景。但在南海“安全困境”情境下，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南海权益声索国对中国崛起尚存在一定的担忧和恐惧，把南海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填沙造岛等举动都可能误读为中国在争取南海区域秩序的主导权，进而削弱了南海沿岸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南海问题作为影响南海沿岸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必然严重影响南海沿岸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鉴于南海合作极富政治敏感性，且尚存诸多争议，提升政治互信将成为落实“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战略方针的关键。而海洋环境保护是一个非政治性、低敏感性的领域，因此，构建南海IMPP 不失为一个提升政治互信的有力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海IMPP 亦可视为一个平等协商的合作框架。即在合作中各国不谋求霸权，相互尊重彼此权利，注重平等合作与利益共享，增进国家间的理解与信任。此外，可先考虑在南海非争议海域搭建海洋生态保护合作网络，加强中国与南海沿岸国家之间的交流协作，为进一步提升区域政治互信创造条件。

五、设立南海国际海洋和平公园的路径

目前，在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框架下，南海沿岸国家从环境、文化、经济、政治到安全等领域都取得显著的积极成果，通过互利共赢紧密合作关系，提升合作意愿，凝聚发展共识。事实表明，南海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具备了基本条件。但依然存在一些担忧之处：一是将整个南海区域设为国际海洋和平公园可能很困难，那如何统筹考虑经济、资源开发和领土主权争端等敏感因素来科学选址？二是在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世界经济无不受到巨大冲击，也将持续影响南海沿岸国家，加之南海沿岸国家大都为发展中国家，势必将经济发展指标视为最主要的“政绩”，尤其以海洋经济为支柱的国家很难牺牲经济发展而优先选择环境保护[20]。如何进行顶层设计来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消解这些担忧，本文提出以下实现路径。

（一）确定基本目标和原则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结合国际和平公园的概念属性，确立南海IMPP的三大基本目标——保护、繁荣与和平。三者组成一个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统一目标体系。保护和繁荣是和平的物质基础，和平为保护和繁荣提供了安全保障。具体来说，通过南海生态系统维护和生态旅游合作开发，先达到生态保护和经济繁荣的初步目标，继而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关系构建中，实现和平的目标。这样的目标体系易于平衡利益矛盾，凝聚合作共识。根据基本目标，本文提出以下基本原则来推进南海IMPP建设。

一要坚持相互尊重与平等互利。它是加强南海利益相关方之间战略合作的首要原则，也是中国-东盟关系30年的宝贵经验。由于南海沿岸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文化价值存在差异，需要相互尊重和包容，承认彼此在南海区域的重要地位。在合作过程中，无论大国小国始终坚持平等互利原则。中国作为南海域内“大国”，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和经济体量都位居第一位，要主动担起大国责任，支持共商共建共享，充分照顾各方利益关切。同时，为努力消除合作疑虑，提升战略互信，我国应不强求南海区域合作的主导权和资源开发的控制权。

二要坚持求真务实和循序渐进。作为跨境合作项目，南海IMPP 建设应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多、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项目前期执行难、中期协调难、后期监管难等因素。因此，期望从项目第一阶段就取得巨大收益是不合理的。相反，南海IMPP 项目需要充足的时间和资金支持才能落地生根，继而开花结果。这就要求我们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不可贪功冒进，坚持求真务实和循序渐进。我们要采用增量迭代方法，以渐进和迭代的方式制订项目开发计划，把整体项目拆分成若干个子项目，并且清楚地确定每一步的目标和预期结果，最后通过不断务实合作，逐步完成项目计划目标。

（二）采用共同治理模式

治理模式的选择对自然保护至关重要。自然保护主要有四种治理模式：政府治理、共同治理、公益治理和社区治理[21]180。由于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参与，共同治理模式特别适合跨界自然保护。共同治理常被狭义地定义为合作管理、联合管理或多利益相关者管理。通过诸多共同治理案例研究，我们发现共同治理模式具备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一个协商程序；一套合作管理协议；一个由多方组成的治理机构[21]181。因此，从广义上，共同治理可视为多个参与者之间共享权力和责任的制度安排。即多元管理委员会通过一套合作管理协议和多方协商程序共同管理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

在共同治理模式（见图2）中，从各个利益相关者中选出代表组成多元管理委员会，享有决策权和承担相应责任。以匈牙利和奥地利共建的Ferto-to-Neusiedler Sea国际和平公园为例，在成立之初就筹备一个双边专家委员会，吸收双边的专家以及当地利益相关者，使合作得以全面巩固。各利益相关者在多元管理委员会中拥有多少个席位，承担什么角色、职责和义务，获得哪些预期利益，则由一个正式的合作管理协议来规定。合作管理协议的内容主要包括多元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构成、组织结构、管理职责、合作步骤、保障措施、合作计划和合作协商程序等。

图2 共同治理模式运行图

（三）科学选址和分区设计

关于南海IMPP 选址，首先按照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的要求，统筹考虑南海资源开发、渔业活动、文化价值和领土争端等因素，邀请专家充分调研和论证；其次，遵循“先易后难”原则，优先在无争议海域划定，有效地保护南海珊瑚礁等生态系统，积累一定经验后再扩大到争议海域；最后应参考三个原则——面积适宜性、资源管理与开发适宜性和游憩适宜性。

南海IMPP 建设还离不开海洋空间规划（Marine Spatial Planning，MSP）。MSP 作为辅助保障，有助于平衡南海空间和资源的利用和保护[22]。分区设计也称功能区划，是一种MSP技术，通过协调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最大限度地减少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冲突[12]。具体来说，“分区”旨在将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活动分开，保护区域的生态和文化价值，同时保障区域成员的财产权和经济用途，尽量减少对社会经济实用的影响。分区机制已成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国际机构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管理沿海和海洋保护区的成熟措施。在红海海洋和平公园案例研究中，Portman (2007)以空间多标准分析法(MCA）为分区设计工具，针对海洋独特的空间特征，将海岛和海洋环境数据与利益相关者偏好相结合，来进行功能区划，平衡多种资源用途[23]。在南海IMPP 功能区划中，必须考虑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经济用途、相关条例和法案、文化资源以及特定地区的未决问题，以确保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基于南海IMPP 的功能和目标设定，可分为严格保护区、生态保育区、旅游开发区、经济利用区等功能区。

（四）构建合作机制体系

多边协议合作往往因其制度公约缺乏法律效力，以及合作强制力和约束力的弱化，可能出现“搭便车”“跳车”（退出合作）问题，使得合作松散化和短期化，最终导致达不到期望收益[20]。制度约束力松弛将严重阻碍南海海洋环境治理合作。因此，为了南海IMPP 顺利落地和高质量发展，构建长效合作机制体系就尤为重要，主要包含激励惩罚机制、权责分配机制、资金保障机制。

在南海IMPP 筹建阶段，南海沿岸国家势必损失部分既得利益，同时增加环保成本。只有通过激励机制保障他们从合作中获得更多利益，才能促使他们全力支持南海IMPP建设。激励机制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包括收益分配、贡献奖励、资金扶持、技术支持、关税优惠等。有赏必有罚，惩罚机制主要防止“搭便车”行为，针对只享受权益而不自觉履行责任的参与方实施经济制裁。例如在生态保育区内非法捕捞或者超额捕捞，将面临削减来年捕捞配额乃至关税制裁等处罚。在制定权责分配机制时，要考虑每个参与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以及受环境退化的影响程度，水平和程度越高，承担的责任也越多[20]。但是，不能以承担责任少为由，剥夺其享有平等的权利。

南海IMPP建设离不开完善的资金保障机制。项目前期尚未产生经济效益，需筹集充裕资金以保障项目顺利启动。一是与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国际组织开展交流合作，积极争取国际资金和技术的援助。二是向丝路基金、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专项融资支持。南海IMPP可被视为海上合作重大项目和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举措，因而与上述基金、银行的投资方向非常契合。三是酌情考虑由南海沿岸国家出资单独设立专项基金，为南海IMPP 基础设施、环保合作和生态开发等提供投资金支持。在项目成熟运营期，则主要通过发展生态旅游等绿色经济，最终实现自给自足乃至盈利。

六、结 语

南海问题始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历经50多年。领土主权争端、海洋权益争夺、域外势力干预等挑战不断，亟待找寻破解南海“公地悲剧”和“安全困境”的可行路径，以加快南海和平进程。在此背景下，本文创新性引入“国际和平公园”作为和平发展战略工具，启动南海IMPP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为南海和平稳定和区域发展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也为化解南海合作困境提供有益尝试。基于生态、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方面综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南海IMPP 的构建有利于实现南海利益相关方的互利共赢，并符合各方利益需求。因此，建立南海IMPP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具体行动，是落实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工具选择，是推进南海和平发展进程的优先事项。同时，共生共享的生态系统、平等互信的政治环境、紧密融合的经贸关系、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强烈的和平发展意愿都说明南海IMPP项目具备较强的可行性。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一方面，从功能主义理论、博弈论、关怀伦理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不同理论视角深入分析国际和平公园缓和冲突局势的影响机制，补充和扩展了现有的国际和平公园理论解释框架。功能主义理论强调合作的实现是利益相关者最大化满足自身需求的选择结果，揭示了国际和平公园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将发挥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从博弈论的理性角度来看，和平是通过个体对行动收益的计算来实现的。而在关怀模式中，和平是多重合作关系拓展的结果。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优势在于能更好地促进竞争各方的价值共识和身份认同。另一方面，研究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建立南海IMPP的功能定位高度契合，为南海沿岸国家开展和平利用海洋资源、合作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实践层面，本文尝试在南海IMPP建设的目标原则、治理模式、选址规划和管理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合理建议，对南海IMPP建设具有较好的指导价值。

国际和平公园涉及多元复杂的合作管理机制。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在本文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更多的问题。例如，通过分析全球其他相似背景的案例地，能否验证相同的理论机制？在实践层面，值得关注的是仅靠生态保护可能不足以促使南海沿岸国家之间长期密切合作。而国际和平公园作为新兴的跨境生态旅游目的地，可为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资金支持。那么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更好地开展跨境生态旅游合作开发？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开展探索性研究。

［责任编辑：张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