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梁金吾

作为科举“教辅”史上“吃螃蟹”的第一人，白居易为天下学子贡献了他的《策林》。这是一本类似于历年考试真题解答合集的书，其中有不少白居易备考的绝招。白居易还就制科类考试完成了一部破题“宝书”—《百道判》。这本书一面世就大受好评，连官方都站出来为白居易“点赞”。

在天下士子沉迷于白居易的“解题宝典”时，文人李宽跑到了湖南衡阳城北，在蒸、湘、耒三水汇聚的石鼓山上开了一所石鼓书院，立志做化外大儒。当时的书院大都效仿东都洛阳的丽正书院，专注于各类儒家著作的收集、编写与整理，基本与科举考试无关。李宽却不想走“寻常路”。他利用手上不多的闲钱，特地在书院附近盖了几座“精舍”，静等学生上门拜师求学。

但李宽的规划有些超前。直到唐朝晚期，政局不穩，战争多发，处于山水之间的化外书院，就像李宽开的石鼓书院，才终于成为天下士子眼中的“香饽饽”，迎来了生源大爆发。进入宋代以后，石鼓书院仍高居当时名声最响的四大书院之首。模仿“石鼓模式”，应天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也先后邀请各派大儒到书院讲课，掀起书院输出科举人才的高潮。

明清时期，科举命题始终围绕四书五经展开。每逢大考，官方都会将乡试、会试的优秀应试文章选刻成书，取名《小录》（清代则称《闱墨》），免费刊行，供有需要的考生阅读。

《小录》或《闱墨》收入的只是考中进士者的应试文章，没有“专家评析”之类的评点。书商们由此发现了商机。精明的书商花重金请了一批“金牌”塾师，专门编写更有针对性的“教辅材料”。他们主要从四书五经中挑选部分篇目，据其拟出模拟考题，再从官府手中购得当年优秀考生的应试文章，请塾师加以评析，形成一本八股文范文集，取名《时文》等，卖给有需要的考生。

《时文》等“教辅材料”让诸多士子看到了入仕的捷径。他们纷纷摒弃“原始教材”，转而攻读此类“教辅材料”。不过，这种方式有点像2022年高考作文题中提到的一些围棋初学者的情况：如果初学者没有打好“本手”的基础，一味追求捷径，主修创新的“妙手”，难免会因基础不扎实、理论不通，而下出貌似合理，实则从全局看会受损的“俗手”。所以，从学术进阶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并不可取，明朝中期的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就严厉批评过这类舍本逐末的治学行为。

在给明孝宗的奏疏中，谢铎表示，希望朝廷能够将《京华日抄》《新决科古今源流至论》之类的科举“教辅材料”聚而焚之，永绝其患。但没人理会这位老儒生的建议。直到明末，科举时文的编纂出版始终是出版业的一大支柱，同时，书社应运而生。从形式上看，明清的书社除了出版，最重要的一项业务就是结社读书，说白了，就相当于应试学习小组。

（摘自微信公众号“最爱历史”，秋水长天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