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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士子入宋对宋初公文文风的影响

2017-04-17黄颖波

文教资料 2016年34期
关键词:徐铉士子变化

黄颖波

摘 要: 五代时期士子是晚唐、五代至宋初这一历史转变时期的特殊群体。他们由前朝入宋为官,编修文籍的同时为大宋朝廷出谋划策,自然而然地将五代时期的文风注入到宋初文牍撰写之中,使宋初公文文风为之倏变。而徐铉是五代时期入宋的一代名士与文臣,撰得一手好文章,其文章与韩熙载齐名并称“韩徐”。是以,他的公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篇文章将对这一时期公文文风的变化试作探讨,并以徐铉公文为例作具体分析。

关键词: 五代时期 士子 宋初 公文文风 变化 徐铉

北宋吞并中原地区之外的十国政权后,五代时期彻底宣告结束,一众士子亦归入宋廷,这些人中不乏重臣,如徐铉、张洎等。家国的灭亡,并未磨灭他们的治国情怀和人生理想。他们不愚忠于一家一姓,而是本着“言可以伸,志可以成”的人生抱负继续为宋廷做出积极贡献。

一、五代时期士子入宋的背景

五代时期是唐宋两朝之间承前启后的时代。长期以来,人们把这一时期看成唐宋之间的黑暗时代,然而这一时期于文化发展、南北交流的重要性非唐宋时期能替代。它是继魏晋南北朝时期后的又一次民族大融合大发展时期,并促使经济重心又一次南移,江南经济水平进一步大发展。当时全国处于混战之中,北方中原地区两镇争霸,战无宁日。与北方相比,当时的南方各地战争规模较小,几个割据一方的封建政权统治者都采用“保境息民”之策,诸小国趋于安定,再加上各国发展农业、兴修水利、招揽客商等尝试,使得江南物阜民熙。如当时的南唐“跨据江淮三十余州,擅鱼盐之利,即山铸钱,物力富盛”[1]。南方经济上的逐日強盛以及相对和平稳定的局势吸引了大批北方士子奔南而来,如南下的韩熙载、史虚白、罗隐、李中、江文蔚、高越等皆为当时的名士。文人士子的汇集也使得五代时的江南地区在文学、绘画、科技都取得了不朽的进步。然而文化繁荣的局面并没有在江南地区持续下去。五代时期的各国政权在战乱的过程中终为赵匡胤所吞并,而这也致使中原文化几乎遭受灭顶之灾。北宋初年的文化建设就是在这样一种荒凉残破的基础之上,统治者意识到要完成北宋文化的重建与复兴就必须寻找文化依托,对五代十国的文化继承在此时也显得尤为必要。随着南方图籍资料的逐步整理汇编,五代时期四方士子亦拔身归入宋廷,为宋初文化的重建与完善添砖加瓦。

五代时期士子并未随着国家的灭亡而选择退隐一方,他们加入宋廷以期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比如南唐很多士子随李煜归入宋廷,亦在宋初出仕:“(开宝)九年正月辛未,曹彬遣翰林副使郭守文奉露布以江南国主李煜及其子弟官属等四十五人来献,上御明德门受献,煜等素服待罪,诏并释之,各赐冠带幣器鞍勒马有差。”[2]从“诏并释之”可见太祖珍惜人才,对五代时期入宋的这一批士子青眼有加。比如任用张洎为太子中允“卿大有胆,朕不罪卿,今事我无替昔之忠也。”[3]宋太祖还任命徐铉为太子率更令,望其忠心为己所用。除徐铉和张洎外,还有五代时的陶谷、张昭、聂崇义、孙奭、王昭素、汤悦、陈彭年等等都加入到宋廷,对宋初公文文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入宋后对宋初公文文风的影响

宋初政权吸收了五代时期士子参政。新朝廷建立后,他们亦不愚忠于从前所属国家,而是顺应历史演变的趋势,将希望寄托于宋朝,并为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出谋献策,为宋初政权建设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对当时的公文文风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对五代时期骈俪文风的继承

宋初的公文文风承袭了五代时期的骈俪之风,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五代时期士子入宋这一现象。

曾有研究者提出北宋时期文化是以五代时期江南一带文化为依托而建设起来的论点,该论点不无道理。五代时期的南唐有国时间并不长,但在当时割据纷争、战乱频仍的局面下依然能注重经济文化发展,笼络南北人才,搜集汇编晚唐以来流散各地的图籍资料,因此才能于近四十年间,涌现出李昉、李璟、李煜、冯延巳、韩熙载、汤悦、张洎、徐铉、徐锴等名贯当时的文人学者,还出现了徐熙、顾闳中、钟隐等绘画大师,文化发展相当可观。而南唐作为十国中版图最大的政权,五代十国中影响力深远的国家,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当时的文风。南唐文化注定会是五代十国至宋朝这一重要转折期的辉煌文化代表。而赵氏吞并南唐一国后,虽在政治取代了李氏,但在文化上无法全然否定之,反需将其继承。例如张洎“风仪洒落,文采清丽,博览道释书,兼通禅寂虚无之理,终日清谈,可听”,太宗“以其文雅,选直舍人院,考试诸州进士”[4]。从南唐士子入宋后依旧大放异彩的表现来看,我们可知,宋初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可以说就是以南唐士子为代表的五代时期士子,他们入宋廷或出仕文官,或编修典籍,成为宋初的文字侍臣。

我们知道,五代时期文章整体呈现出辞藻华丽、文风浮艳的倾向,而那些入宋的五代时期士子本就擅作骈俪文体,入宋廷为官一任时更是将这种文风延续到了公文撰写之上。如陶谷的《太祖登极赦》《周恭帝禅位诏》,张洎的《论北方兵事奏》,徐铉的《上说文解字表》《德音表》等大部分公文,张昭的《请奉宣祖配享议》《请尊师傅讲论经议疏》等都是宋初公文呈现骈俪文风的代表之作。陶谷、张洎、徐铉、张昭等人本就是南唐的翰林学士,精于骈俪文体乃至骈体公文的写作,将典丽宏博的撰写风格运用至公文写作中。

除直接受到五代骈俪文风的影响外,这批饱经沧桑之士入宋后的境遇也迫使他们的文风骈俪。其时,宋太宗、宋真宗以及后世的徽宗都有意倡导撰写歌颂太平盛世的应制之作,并要求于庆典宴会、皇族朝会等场合宣读,并使臣子们附和。对刚刚归入宋廷的五代十国士子来说,这是一个展示文采以获得重用的最好机会。应制之作大多词藻润饰、引经据典,很少涉及敏感政治问题,因而五代士子多借之以阿谀附和宋初升平之势,使得骈俪诗风乃至文风在宋初仍占有一席之地。如徐铉在宋初作的《奉和御制茱萸》《奉和御制岁日二首(其二)》《奉和御制上元灯》《奉和七夕应令》等应皆是典型的应制赏玩之作。

(二)崇理尚实公文文风的初现

五代时期士子入宋后积极地参与政治,热心于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他们的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实现所谓立德、立功、立言。徐铉在其公文集子《骑省集》卷二八中的一段话可作论证:“大丈夫处厚居实,据德依仁,岂徒洁身,将以济世。故著于事业,发于文词而后功绩宣焉,声名立焉。是以君子耻没世而名不闻也。”[5]五代时期士子成为宋初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入世的心态使他们积极投身于治国行列,改朝换代的境遇亦令他们反思过往,这些心理状态的变化密切关乎着宋初的公文文风。同时,受到唐代古文运动公开反对公文骈俪的影响,这一批仍带着治国理想的晚唐五代士子决心吸取失败的教训,开始提倡说理特征明显的散体公文。当时一些崭新的公文创作气象,带来一股清新的文风。

宋太祖、太宗及真宗三朝,就有几位专于治经的学者是五代十国入宋的士子:聂崇义、邢昺、王昭素和孙奭。聂崇义在宋太祖建隆三年上表献《三礼图》于朝廷;邢昺于宋太宗雍熙年间著《历选》二十卷,为太宗所重;王昭素“博通《九经》,兼究《庄》《老》,尤精《诗》《易》,以为王、韩注《易》及孔、马疏义或为尽是,乃著《易论》二十三篇”[6];孙奭“常掇《五经》切于治道者,为《经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崇祀录》《乐记图》《五经节解》《五服制度》”[7]。他们由五代时期入宋,擅于引经论典,致使宋初重经论道风气初显;他们的著述虽与时政无关,但对当时公文文风产生影响,后来宋公文说理之风盛行即萌芽于此。如徐铉受当时重经论道风气影响,开始改变前期写文风格,认为文章中的“道”是最重要的,“词瞻而理性”的文章才能算是好文章。北宋文人逐步充实“道”内涵,开始极力改革公文风气,好议论、重实据,减弱公文骈俪化倾向,崇理尚实的公文文风初现。

三、以徐铉公文为例具体分析

徐铉是五代时期入宋的一代名士与文臣,其文采令时人折服。他在吴国时为校书郎,校勘宫中所藏典籍诸事,事南唐李璟时历官太子谕德、知制诰、中书舍人。后事李煜时任礼部侍郎、尚书左丞等要职,入宋后为太子率更令、右散骑常侍等官职。鉴于其出仕政权多,在五代及宋初影响较大,以他的公文特色来代表这一时期文风转变再合适不过。因此,下面以徐铉公文为例,对他的公文进行解读,或可关照前文观点,以期得出本文的最终结论。

五代时的公文受到南朝骈体俪文盛行的熏陶浸染,具有骈文的典型特征。我们以徐铉的《贺德音表》为例进行简单分析。以下是《贺德音表》片段:

文武百官某等言:伏睹御札,崇尚俭约,克己庇民。节省服用,去金玉之饰。减放嫔御,屏声色之娱。供进珍羞,制作奇巧,中禁赐与,内门资用,并从损废,以缓征徭……故自三代已降,继体之君,有师保之训,以制其情。有谏诤之臣,以救其失。及其行也,犹未臻焉。岂有发自宸衷,出於独断。乾文昭焕,至德宏新,耸动四方,如此之盛者也?伏惟陛下重熙抚运,下武膺期。翼翼小心,乾乾夕惕……体唐尧之仁,以亲九族。极虞舜之孝,以奉上宫。[8]

这段文字主要讲的是徐铉称赞皇帝合乎仁德的教令。首先提到皇帝崇尚节俭从自身做起,减少衣物、金玉首饰的使用,屏退不少妃嫔等以节省各项开支。此外,对百姓更是减少徭役赋税。徐铉表示,深知这些教令行之不易,尤其需要靠制度及谏臣的保障,而德音顺利下达震动四方,体现了当朝皇帝的仁孝之至。这篇文章的语言方面则具有如下特点:一、对仗工整,四六句式。如“体唐尧之仁,以亲九族。极虞舜之孝,以奉上宫”这句在极力颂赞当朝皇帝德音之仁孝时骈偶句式就十分工整。全文句式总体也呈现出这一特点。二、用典较多,藻饰华丽。除片段内提到的唐尧、虞舜的仁和孝外,这篇公文还多处用典,如“昔者成汤因岁旱而罪己”“周成动天威而责躬”等等。辞藻方面也较为华丽,如“翼翼”“乾乾”“耳目惟新”“浇浮立变”等等。这两个特点也是骈体文的最重要特点。以上分析可大致得出此篇《贺德音表》算是标准的骈体公文。从徐铉的公文我们亦能管窥出当时的公文撰写倾向骈体骊文,整个时代的公文文风当亦如是。

然而徐铉入宋后的公文文风随着其生存的政治环境的改换而慢慢发生转变。徐铉生于晚唐时期,此时古文运动影响力减弱,文坛重又崇尚辞采华丽、藻饰丰富、音韵流畅的骈体文,但是余音尚存,徐铉受此影响,并非全盘接纳骈文,他认为文章中的“道”是最重要的,而词采藻饰尚在其次,“词瞻而理性”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这一思想也对宋初公文文风产生了影响,从骈体公文到崇理尚实,是宋代公文文风的第一次转变轨迹。

我们在徐铉公文中可以感受到其对文章写作的追求并不仅限于词藻丰富、对仗工整、气势磅礴等等,这些仅能作为撰文的手段。文章内容还是需要其真情实感,做到言而有物、言而有理而不致内容空疏。所以徐铉的公文虽然骈俪,但是我们还是能读懂其撰文意图。《荐处士陈禹状》开头一片段主要是徐铉向皇帝阐述广纳贤才的必要性以及当前遇到的问题,为下面向皇帝推荐陈禹这一贤才作铺垫。片段中“止於采取金宝,检榷赋租,制作舟车,斩伐材木,巡察关禁,收捕寇攘,既利害相参,亦虚实略半”这一段话内容翔实、充分举例说明了当前“食禄者众,成务者稀”[9]这一问题,以期获得皇帝重视。总体而言,这篇公文文字流畅、言而有物、说理充分,反映出徐铉的“词瞻而理性”的公文创作追求。

在徐铉的两篇代表性公文中,我们可窥得从五代时期向宋朝转变这一历史时期士子们公文写作旨趣的变化,不再是一味追求骈俪文风,转而将崇理尚实的公文文风注入到公文写作之中,为宋以后公文好说理、擅议论的发展走向埋下了伏笔。这也是五代时期士子这一特殊历史群体对宋初公文文风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元)脱脱等撰.宋史[M].上海:中华书局,1985:13856.

[2](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89—90.

[3](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91.

[4](元)脱脱等撰.宋史[M].上海:中华书局,1985:9215.

[5]影印本四庫全书.1085.集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15.

[6](元)脱脱等撰.宋史[M].上海:中华书局,1985:12808.

[7](元)脱脱等撰.宋史[M].上海:中华书局,1985:12807.

[8](清)董浩等编.全唐文: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3:9205.

[9](清)董浩等编.全唐文: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3: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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