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论衡》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部不可忽视的巨著，两千年以来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汉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既积极汲取先秦诸子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又敢于挑战权威，对当时整个思想界的非理性思想进行批判、肃清。《论衡》是用来阐明是非之言，确立真伪标准的。王充用尽心思，创作此书来讥讽世上喜好奇异怪诞言语和虚幻荒谬文章的的不良风俗，即“疾虚妄，求实诚”。

关键词：论衡；疾虚妄；求实诚；真

一、《论衡》成书背景及其评价

人的思想总会受到物质的、精神的环境的限制，任何思想都离不开具体的历史生活条件。王充所生活的社会呈现这样一种状态，一方面东汉年间许多书籍已经失实，导致大量虚妄的言论盖过了真实的言说；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强化意识形态控制，试图通过讲论五经异同，调和谶纬、经学，大力推崇“天人感应”理念，导致儒学神学化，谶纬迷信大行其道，各种虚妄不实的记载、言论层出不穷，“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事实，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1]442。当时，“奇怪之语”“虚妄之文”“美盛之语”“虚妄之传”盛行于文坛，严重阻碍了文坛的长远发展，这正是王充所要大力批判的对象。王充在《对作篇》中写道：“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1]442也就是说，《论衡》这部书是用来阐明是非之言、确立真伪标准的，如《论衡》中的《九虚篇》《三增篇》，都表达了一种鼓励普通人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诚实待人的期望。

据《论衡》《自纪篇》所述，王充出生于汉代没有权势的庶族地主阶层，后由于得罪了有权有势的豪门大族，不得不举家搬迁至南方避难，坎坷的幼年遭遇，成为了他叛逆精神的由来。正是因为自幼见过底层人民群众的悲惨境遇，对蛊惑民众的虚妄之言更是深恶痛绝。本着“疾虚妄，求实诚”的目标，王充创作了批判意味浓厚的《论衡》。《论衡》各篇多作于永平后期至建初年间，共85篇，现存84篇。而关于它的评价不同朝代也各有不同，1935年黄晖在《论衡校释·自序》中，对《论衡》自东汉以来受到的评价做过以下总结：

从汉到现在，大家对于这部书的认识，可以分作三期：1.从汉到唐……都认为是一代的伟著。2.宋带着道学的习气，认为《论衡》是一部离经叛道的书……3.明、清取其辩博，但对于《问孔》、《刺孟》仍沿宋人成见，骂他是非圣无法。如……都是极力表张此书……等皆诋訾此书，或毁誉参半。对《论衡》有真正的认识，还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2]

总的来说，《论衡》评价的起伏与不同时代社会状况有关，且与儒学地位的高低和思想解放程度密切相关。儒学地位越高的时代，越对《论衡》持批判否定态度；而越是思想解放的时代，对《论衡》越是肯定。叶朗先生指出，王充对艺术作品“疾虚妄，求实诚”的要求，对先秦美学来说是一个发展，因为先秦美学家对艺术作品更多着眼于“善”，而较少着眼于“真”。王充所强调的“真美”，是王充同神秘主义、唯心主义哲学的斗争中作出来的，是难能可贵的[3]172。

二、关于“真”的几点体现

（一）东汉前期的“真”

战国中期以前的古籍中很少出现“真”字，“真”最初出现于《老子》中，全书只有三处，分别是“其精甚真”“质真若渝”和“其德乃真”。《庄子》之后，“真”这个字才开始广泛使用起来，如《庄子·天道》篇中的“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指的是天地万物各随其自然本性，不经人为才能见其自然本真。《庄子·渔父》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这段文字强调的是来自主体内心的“真诚”的真，只有“真诚”所体现出的真情实感才能打动人，才能做到真实无妄。再有《庄子·齐物论》中的“道恶乎隐而有真伪？”此处的“真”和“伪”相对立，通俗来讲，就是事物有真假之分。从上述文字也可以看出，“真”的含义有很多种，有关乎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的道体之“真”，有涉及客观事实层面真伪的物性之“真”，有重视人的主观情感真诚的人性之“真”[4]。

上文所述多为道家之“真”，儒家则将“真”与“诚”“情”联系在一起，即“以诚代真”“以情表真”。首先是“以诚代真”。可见于《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中庸》认为，以“诚”为指引，可以贯通“天道”与“人道”，构建出一个有别于“虚伪”“荒诞”“不实”，真诚无碍的、通达的世界。从这个角度上看，“真”与“诚”实则为一。其次是“以情表真”。这里的“情”有两层意思：一是“实情”，即认识意义上的真实情况，《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民之情伪，尽知之矣。”这里的“情”与“伪”相对，是作为情实之情来理解的。二是审美心理意义上的真情实感，以屈原的《九章·惜诵》为例，屈原开篇便表明了自己的创作动机：“惜诵以致愍，发愤以抒情。”屈原致力于通过“真情”的抒发，给读者带来情真意切的审美体验。总地来说，先秦时期，“真”与“诚”“情”密不可分，共同构建了先秦“真”的观念。

（二）东汉时期的“真”

东汉之时，谶纬之说盛行，导致虚妄的言论充斥在各个领域，王充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了“疾虚妄，求实诚”的主张，以求肃清虚伪之谈，匡正风气，作为《论衡》的指导思想，“实诚”的意思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品所撰寫的事情要真实可靠，能够如实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实事”，另一方面是作品中传达的道理必须是真理，要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做到“事”要实，“理”要真，帮助人们分辨是非、真伪[3]172，《论衡》里通过对经艺文章、诸子传书、世态万象的考问虚实中体现出来。

我们也应看到，王充的整体文学思想是以“用气为性，性成命定”[1]20的“气命说”为理论基石。他认为“气”是自然界形成万物的基础，是万物生长枯荣和宇宙风云变幻的内在动力，天地间一切变化均由元气变化而产生，“气”有阴气、阳气之分，二者相辅相成，构成天地万物。因此人所禀受的便是源自于天命的“气”，王充把人的“强弱寿夭”全部归结于禀受的“气”，气盛则寿命长、品行好、地位高贵，气弱则寿命短、品行地位低下，动植物等天地万物与此同理，均由“气”之盛衰所决定，并由此生发出了“天道自然”的理念。王充认为天的本质就是自然无为，并在《自然篇》中做出解释：“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谓天自然无为者何？气也。”[2]281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自然便是天创造万物时任由万物自由生长，没有意识，因此天所授予万物的“气”，也并没有刻意安排，而是无意识、无目的的，一切都是“命数”。王充认为万事万物均有其既定的命数，后天人力干预无法改变，因此他对于现实社会人生的一系列见解，包括对于“真”的论述，均是以“气命说”为出发点来阐释的。

一是道体之真。世儒皆认为，祥瑞之兆的出现往往预示着君主所统治的天下政治清明，政治与瑞应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然而王充并不认可世儒这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说。他认为，“夫天者，体也，与地同”[1]391。天和人之间本身就不相通，天和地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物。天不会有意志，更不会和人直接产生精神感应。他还认为，“天道自然，厥应偶合”[1]310。也就是说瑞应只是一种偶然发生的自然现象，与天地阴阳之气的变幻有关，而世儒却将这一现象给神秘化了。王充在《讲瑞篇》中云：

夫瑞应犹灾变也。瑞以应善，灾以应恶；善恶虽反，其应一也。灾变无种，瑞应亦无类也。阴阳之气，天地之气也，遭善而为和，遇恶而为变，岂天地为善恶之政，更生和变之气乎？然则瑞应之出，殆无种类，因善而起，气和而生。亦或时政平气和，众物变化，犹春则鹰变为鸠，秋则鸠化为鹰，蛇鼠之类辄为鱼鳖，虾蟆为鹑，雀为蜄蛤。物随气变，不可谓无。黄石为老父，授张良书，去复为石也，（也）〔世〕儒知之。或时太平气和，獐为骐驎，鹄为凤皇。是故气性随时变化，岂必有常类哉？[1]263

王充在此篇中阐述了一个观点，不论是“瑞应”还是“灾变”，并无特定的政治含义，都是天地阴阳所成之气，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与君王的政治活动并无关联。“因善而起，气和而生”可知王充并不否定“瑞应”的存在，而是将其纳入“气命说”的理论框架，认为“瑞应”是天地阴阳之气和谐时所生之物，王充对“瑞应”的阐释，正如《庄子·渔父》所云：“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王充对关于“瑞应”现象的真相的阐释，可以视作是一种对其本真的、自然的存在状态的揭示，而这个本真的状态，禀受的是上天所赋予的“气”。

二是物性之真。王充反对盲目崇古之风，他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了“今”不一定劣于“古”，大力赞美了汉代的文化艺术作品：

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汉在百世之后，文论辞说，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义：庐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历岁，子孙相续，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根茎众多，则华叶繁茂。汉氏治定久矣，土广民众，义兴事起，华叶之言，安得不繁？[1]217

我们也需看到，王充反对迷信古人，认为汉代强于前代，是从“气性说”的角度出发。在《宣汉篇》中，他以汉代出现的诸多“瑞应”之象为主要证据，认为这便是汉代超越前代的重要例证，因为“瑞征”的出現意味着阴阳之气和谐，阴阳之气的和谐意味着万事万物包括人，获得了远盛于前代的“气”，自然也会带动文化艺术的昌盛发展。

其次，他从普遍客观经验的角度论证了盲目崇古的不合理之处，《对作篇》有云：“善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1]441又如《须颂篇》云“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斯益‘三增、‘九虚，所以成也”[1]315。古书也会有失实伪造，一味地迷信古书只会让人将虚伪的、错误的东西当作是真实的，并流传下去，这对于文学的长久发展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当然王充并没有对古书全盘否定，只是强调要有所取舍，不可盲从，这样才能从古书中找寻到“实诚”的东西，同时也不会遗漏今文中的真善美。

王充论文以“崇实”为前提，反对夸张的言论，希望文章都能够如实客观地描述事实，并将其与日常感官事实经验的“真”联系起来。《对作篇》指出，世人为了让文章读起来“惊耳动心”，往往会使用夸大的言辞。在他看来“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夸张的言论中包含着失实的内容，属于“虚妄”之言。如《语增篇》云：

传语又称纣力能索铁伸钩，抚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恶来之徒，并幸受宠。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纣，兵不血刃。夫以索铁伸钩之力，辅以蜚廉、恶来之徒，与周军相当……案高祖伐秦，还破项羽，战场流血，暴尸无数，失军亡众，几死一再，然后得天下，用兵苦，诛乱剧，独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实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1]119

“兵不血刃”在王充看来是一种夸张且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说法，战场上刀剑无眼，血流成河，士兵的刀剑之上居然不沾一丝血迹，这是明显不符合常理的。他还认为，不能描写日常生活中不存在的事物，比如他在《龙虚篇》《雷虚篇》中说有关龙、雷公的绘画都是虚妄的，世俗称龙是神物，而且会升天的说法更是虚妄的。他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鱼来和龙作对比，世俗不认为随同云雨飞出水面的鱼是神物，偏偏将驾着雷电飞升的龙视为神物，这是不符合常情的。

三是人性之真。《论衡》各篇有云：“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超奇篇》），“观文以知情”（《佚文篇》）。王充认为文艺创造有一个由内而外传达的过程，唯有真诚情实、情真意切，展现出真实的性情，才能作出精诚切实的，可以称之为“真美”的文章。这里的真诚、真挚的情感，指的是主体内在的实诚不伪的审美态度和思想情感，这种情感发自于内心，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真切理解、体验和评价。

王充在《佚文篇》中谈道：“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验也。《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文辞美恶，足以观才。”[1]317由此可以看出，王充不仅要求文章客观内容和作者所表达情感的真实，而且要求撰写文章之人的品性为“善”，这样才能将文章之真和美展现出来。因此我们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能被王充看作既“美”又“真”的文章，皆由贤达之人所作，其文由心而出，彰其本性，至善至美，可谓为真。王充解释道：“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璋者人弥明。”（《书解篇》）撰文之人的德行、品德对于文章是否为“美”，是否为“真”起决定性作用。那么这个“善”人又是怎么形成的呢？王充谈道：“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1]320王充认为，人是从天那里禀受了元气而生，其中阴气形成了人的形体，阳气形成了人的精神，人的精神和形体是相互依赖的，一旦“气”灭，也就是人的寿命穷尽之时。“人禀天地之性，怀五常之气，或仁或义，性术乖也；动作趋翔，或重或轻，性识诡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长或短，至老极死不可变易，天性然也。”[1]49人禀受天地之性，心怀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气，因为禀性所遵行的原则不同，有的人仁，有的人义。同理，天性的善恶也是因为禀受的气有所不同。“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气协和，圣贤禀受，法象本类，故多文彩。瑞应符命，莫非文者。”[1]432文源于气，圣贤禀阴阳和谐的精气而生，作真诚情实，至真至诚之文。

三、《论衡》论“真”的意义

王充虽处于虚妄之风中，却能保持清醒、理智的头脑，以“气性说”为理论基底，向人们阐释了道体之真、物性之真、人性之真，将万事万物的荣盛衰败都归结于其所禀受的“气”，并以此去掉了天的道德属性和神秘属性，将天意与政治性、道德性之间的束缚解除，为文学艺术摆脱政治、道德伦理的教化提供了条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王充能够坚持理性精神，挺身而出质疑官方理念并与之对抗，批判虚妄、强调真实，不仅在当时社会有肃清虚妄之言的作用，对于汉代文学向魏晋文学的转变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促使人们能够摆脱束缚，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冷静客观的心境如實看待客观事物的本质，创造出富有真知、真见、真感情的真美的文学艺术作品，一扫当时文坛过于重视形式美，而丧失个性内容的不良风气。

参考文献：

[1]王充.陈蒲清，点校.论衡[M].长沙：岳麓书社，1991.

[2]邵毅平.论衡研究（第2版）[M].复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4]张平虎.中国古典美学“真”范畴研究[D].芜湖：安徽师范大学，2019.

作者简介：秦诗慧，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