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园锦

摘  要：大屠杀作为一件发生欧洲大陆，与美国没有直接关联的历史事件，在战争结束后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消逝于美国社会，相反却逐渐发展为美国国家记忆的一部分、一个理解美国文化的参考点。大屠杀记忆在美国法庭片中的意义流变研究将从《无人可逃》《纽伦堡的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三部在美国不同历史阶段制作的法庭片出发，通过对比大屠杀在三场虚构审判中的不同再现形式，阐释大屠杀记忆在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意义生产与历史流变。

关键词：无人可逃；纽伦堡的审判；纽伦堡审判；大屠杀记忆；反犹主义

一、大屠杀的史前史：

《无人可逃》与虚构法庭

由安德烈·德·托特 （André De Toth）导演的《无人可逃》（None Shall Escape，1944）是好莱坞制作的第一部正面展现纳粹对欧洲犹太人进行大规模杀戮的故事片。影片上映于1944年2月3日，此时“二战”的局势尚不明了，盟军能否取得胜利还是未知数。《无人可逃》对战后同盟国对战犯的审判战犯有着先见之明：审判过程中“反人类罪”①的提出、被审判对象对法庭的合理性与权威性的质疑、以及审判自身的不圆满。制片人塞缪尔·比肖夫（Samuel Bischoff）在了解到罗斯福总统于1942年8月21日发表的“关于惩罚战争罪的声明”②后萌发了制作一部战争胜利后盟军审判纳粹德国的电影的想法。在《无人可逃》中出现的“大屠杀”（holocaust）与大屠杀（Holocaust）③在新千年所具备的含义不同，在20世紀40年代的美国，大屠杀（Holocaust）被用于特指轴心国在“二战”期间所造成的破坏。“美国人，包括一些美国犹太人在内，在它发生之际，都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称之为大屠杀（Holocaust）的是什么；这个国家当时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打败轴心国。”[1]2虽然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倾向在1933年纳粹党上台前就已经表露无疑，在其担任德国总理后，第三帝国对欧洲犹太人展开的一系列歧视与迫害行为更是普遍为美国人所知，但犹太人经历的大屠杀及其严重程度美国人却鲜有所知，直到战争末期盟军解放集中营之后，大多数美国人才通过盟军拍摄的新闻短片开始对大屠杀有所了解。“直到1944年底，有四分之三的美国人相信德国人‘在集中营谋害了很多人，但在那些愿意估计被害人数的人之中，大部分认为是十万或者更少……街头百姓对大屠杀以及其他许多是不知情，这毫不令人惊奇。”[1]30在《无人可逃》的制作时期，欧洲犹太人的悲惨命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

《无人可逃》试图通过一个虚构的纳粹战犯——威廉·格林在战争结束后的波兰的瓦沙夫国际法庭接受盟军审判的故事，解释纳粹主义与“大屠杀”在“一战”结束后德国出现的原因。影片借助神父瓦雷茨基、威廉的亲兄弟卡尔与曾经的未婚妻玛雅在法庭中的证词，通过倒叙的方式回忆了威廉·格林从一个普通的德国公民转变为纳粹党成员的过程。作为一位生活在波兰的德国人，威廉·格林在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曾是小镇的一位教师，战争导致的身心创伤让威廉成为了小镇居民日常生活中嘲笑的对象，未婚妻玛雅也因为威廉归来后展现出法西斯主义倾向离他而去。虽然镇长与神父在表面上接纳了他，允许他回到学校继续教书，但始终将他视为一个局外人。为了报复小镇居民，威廉强暴了一位女学生并导致其死亡，遭到全体小镇居民驱逐的威廉最终被迫离开了小镇。回到德国后的威廉加入了纳粹党，通过将对纳粹主义持有异议的卡尔送入集中营谋求一份职位后，威廉以党卫军军官的身份回到了小镇，借助执行纳粹党政策的契机对小镇居民进行报复，其中包括在“反犹主义政策”基础上的对当地犹太人的“大屠杀”。导演借威廉回答下属问题的契机，解释了这些犹太人被送往华沙（隔都）④的原因：“我们拥有的食物有限，因此需要尽可能减少需要喂养的人口。”《无人可逃》将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出现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种发生在战争期间的报复性行为。

作为好莱坞制作的第一部正面展现纳粹大规模杀戮犹太人的作品，影片中出现的“大屠杀”是一种戏剧性的产物，用于动员美国民众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大屠杀首要受害者的欧洲犹太人成为了“历史的无声处”。“冷静下来，我的子民，听我说，让我们做好准备去面对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这是我们犹太人的最后一趟旅程……我们必须与所有其他受压迫人民并肩作战，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样的种族或信仰什么样的宗教……这将是我们最后的自由选择，它将会被载入史册，我想对你们说是，让我们战斗吧！就是现在！”这段拉比对犹太人的演讲出自编剧莱斯特·科尔（Lester Cole），科尔希望借此赋予影片更强的戏剧性：“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少了些什么，犹太人在死亡面前是被动的，没有任何的挣扎，虽然少数人试图反抗，但其他人都没有这么做。”[2]影片中出现的三位证人：神父瓦雷茨基、威廉的亲兄弟卡尔与曾经的未婚妻玛雅，分别代表天主教会（宗教）、普通德国人与作为受害者的波兰人，在这场针对纳粹德国暴行的审判不存在任何犹太角色。片名“无人可逃”的所指并非接受审判的纳粹党成员，而是欧洲犹太人，如果美国拒绝对欧洲施以援手，那么能够出庭作证的犹太人将不复存在。正如结尾处打破“第四面墙”的审判官所言：“想必你已经听到了证人的证词与被告的辩护，联合国内所有的男男女女，你们都是这次审判的陪审团，所有对罪犯的惩罚都将由你来决定……”

虽然在影片制作时期鲜有美国人知晓纳粹德国对欧洲犹太人实施的“最终解决”⑤为何物，但战争年代作为好莱坞通过影像再现大屠杀的起点，它开启了美国后续对大屠杀的一系列视觉想象与意义生产。《无人可逃》虽然是美国首部正面表现纳粹德国大规模杀戮欧洲犹太人的作品，但在特定时代语境的影响下，“大屠杀”成为了纳粹德国在战争期间的实施的报复性行为，属于纳粹德国战争罪责的一部分，不具备特殊性。这场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中不存在犹太人的声音，欧洲犹太人的悲惨命运成为了动员美国民众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媒介。

二、被“遗忘”的大屠杀

与《纽伦堡的审判》

作为一场盟军对纳粹德国战争罪行的审判，纽伦堡审判⑥将纳粹德国对欧洲犹太人的实施的“最终解决”视为纳粹德国诸多战争暴行的一部分，不具备独特性与中心性。在国际军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主持的审判中，在纳粹德国出现的“反犹主义”被视为一种维系纳粹运动、动员德国民众、巩固自身权力的方式。在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写给时任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的信中，杰克逊法官明确定义了这次审判的范围：“这场审判的对象是纳粹德国的总体规划⑦，而非个别野蛮与变态行为……这场战争是一种纳粹德国对国际和平发起的非法袭击……其他所有暴行要么是为这个计划准备的，要么是这个计划的产物。”[3]在后续由美国主导的纽伦堡军事法庭（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的审判中，犹太人在“二战”期间的遭遇同样没有得到法庭的关注。作为首席法律顾问的拉斐尔·莱姆金⑧（Raphael Lemkin）曾在1947年试图说服首席法官泰尔福德·泰勒⑨（Telford Taylor）专门设立一场与纳粹大规模谋杀犹太人有关的审判，但最终没有获得成功[4]122。这场对纳粹德国战争暴行的审判建立在“犹太人的缺席之上”，曾两度参与审判的泰勒承认“直到在纽伦堡时期接触到相关文件和证人之后，我才意识到大屠杀的存在”[4]133。大屠杀的独特性是在审判过程中逐渐显露出来的。大屠杀中幸存的犹太人直到1961年以色列主持的“艾希曼审判”⑩才首次以证人的身份在出现在法庭中，控告纳粹德国在战争期间对犹太人展开的大屠杀。

与制作于“二战”期间的《无人可逃》一样，在《纽伦堡的审判》（Judgment at Nuremberg，1961）中“犹太性”是淡化的，影片中没有出现一个犹太角色，大屠杀成为了这部影片的一个脚注。大屠杀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被“历史化”的，是欧洲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统治下的一段悲惨经历，绝大多数的幸存者为了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选择性遗忘了这一段记忆，即便有少数幸存者愿意向犹太人之外的群体讲述自身的经历，但对这段经历感兴趣的人少之又少。“在战争末期与1960年代之间，任何一个生活在这些年的人都能够证实，大屠杀在美国的公共话语中极少出现……在电视这一新媒体之中，只有一小部分剧本触及到大屠杀……《纽伦堡的审判》（1959年的一部电视剧，在1961年被拍成了电影）也经常被当作一部大屠杀影片，但它只有顺带提到了对犹太人的杀戮，而自始自终都在重点讲述纳粹主义的其他罪行。”[1]103虽然劳森上校（Tad Lawson）在播放关于集中营的纪实影像的段落中强调了犹太人作为受害者身份的特殊性，但在这场审判中，犹太人依旧被视为由纳粹德国发起的侵略战争下众多受害者的一员：“这些尸体是谁？欧洲被占领国家的人民，欧洲三分之二的犹太人遭到了灭绝，其总数超过了六百万……”除了干巴巴的阐述大屠杀的残酷事实之外的劳森上校之外，法庭中没一个人试图去理解、解释或回应这段影像所展现的信息。

在《纽伦堡的审判》中，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被视为纳粹德国扭曲的法律与德国人的集体罪责的产物。斯坦利试图借助纳粹德国司法部长恩斯特·詹宁（Ernst Janning）一案控告纳粹德国的司法体系，在审判过程中出现的三位证人分别控告了纳粹统治期间法官群体的集体罪责与法律因“优生学”与“反犹主义”色彩導致的扭曲。尽管“费尔登斯坦案”是“优生学”与“反犹主义”结合的产物，但在“费尔登斯坦案”中，重点并非是已故的犹太人费尔登斯坦与纳粹德国的“反犹主义”，而是为此付出惨痛代价的德国人艾琳·霍夫曼（Irene Hoffmann）与第三帝国法律中的“优生学”观念：犹太人“引诱”具备雅利安血统的少女的行为最终会导致种族污染。

影片将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视为全体德国公民的责任，除去“最终解决”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之外，遵守纳粹制定的法律、选择对暴行的视而不见的普通德国公民同样需要遭到谴责。在海伍德法官（Dan Haywood）暂居德国期间，管家霍尔贝斯塔特夫妇（Halbestadt）代表了大多数在“二战”中幸存的德国公民对大屠杀的观点：“希特勒也做了一些好事，我不会说他一点好事都没做，他建造了高速公路，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希特勒对犹太人以及其他群体的所作所为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作为德国将军遗孀的伯托尔特女士（Bertholt）谴责了劳森上校的行为，声称并非所有的德国军官都参与了大规模种族灭绝，集中营应由党卫军与戈培尔负责，其观点或多或少受到了“干净的国防军神话”的影响。影片中出现的德国角色，无论是作为被告出现的法官群体还是“普通的”德国人，似乎都或多或少地知晓大规模种族灭绝与集中营的情况，但他们都通过各种途径回避或否认了这一事实。正如海伍德法官在影片尾声对坚称自己对大屠杀毫不知情的恩斯特·詹宁（Ernst Janning）所言：“恩斯特·詹宁，在你第一次判处一个无辜之人有罪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了。”

与二战期间制作的《无人可逃》（1944）一样，在《纽伦堡的审判》（1961）中，作为受害者的欧洲犹太人缺席了这场对纳粹德国的审判；大屠杀被视为纳粹德国战争罪行的一部分，不具备特殊性与神圣性。尽管美国民众在战争结束后已经知晓“最终解决”为何物，但在影片上映的60年代大屠杀是被“历史化”的，生活在美国的大屠杀幸存者为了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中将大屠杀视为一段需要被“遗忘”的悲惨经历。

三、大屠杀记忆

的“美国化”与《纽伦堡审判》

由维斯·西蒙尼奥（Yves Simoneau）导演、美国与加拿大联合制作的迷你剧《纽伦堡审判》（Nuremberg，2000）取材自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的审判。在这场发生于21世纪的“纽伦堡审判”中，纳粹德国的“反犹主义”与大屠杀成为了审判的中心，与“最终解决”相关的证据成为了扭转审判局势，迫使纳粹领导人承认战争罪行的关键；幸存的犹太人成为了这场审判的“见证者”。在审判的开幕词中，杰克逊法官明确指出了战争罪行的负责人与审判的具体对象：“这场审判的目的并非为全体德国国民定罪，希特勒的权力不是通过多数选举获得，而是借助一个由革命者、反动派与军国主义者组成的邪恶联盟夺取了权力……在这场审判中，你会了解到对劳工的有组织镇压、对教堂的骚扰、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由反犹主义演变而来的、对欧洲犹太人的蓄意灭绝……”第三帝国的领导团体成为了大屠杀的主要负责人，对每一个纳粹领导人的审判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及了纳粹德国的“反犹主义”与大屠杀。作为纳粹领袖人物的赫尔曼·戈林（Hermann G?ring）坚称自身对大屠杀一无所知，集中营是一种在纳粹德国法律范围内的“保护性监禁”，防止第三帝国受到犹太人与共产主义的影响。直到美国检方团队向法庭提交了集中营的视听资料与附有戈林签名的“最终解决”纸质文件，以戈林为代表的纳粹领导人才被迫承认了自身的战争罪责。“我是个党卫军，我们被训练成不假思索服从命令的士兵，难道捕鼠人会认为杀死老鼠是错误的吗？”以鲁道夫·霍斯（Rudolf H?ss）为代表的“最终解决”的执行者将灭绝犹太人视为一种履行自身职责的方式，没有表现出对“反犹主义”与狂热情感与对自身行为的愧疚。影片对“最终解决”的执行者群体的塑造建立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描述之上：“他的空洞绝不等同于愚蠢，他骨子里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嗜血欲。但更怕的是，他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特质（fafceless nature of Nazi evil）——在一个封闭体制内、由病态的暴徒实施、目标旨在消灭受害者的人格个性。”[5]由美军派遣的犹太裔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Gustav Gilbert）成为了这场对纳粹德国审判的见证者，作为监狱心理学家的吉尔伯特负责观察并记录幸存纳粹领导人在审判期间的心理情况。在审判结束后，吉尔伯特根据与纳粹领导人在审判期间的表现，将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视为德国人对权威的无条件服从、纳粹党对“反犹主义”的大规模宣传以及“同理心”缺失的产物。

作为一部迷你剧，《纽伦堡审判》（2000）为观众提供了一个通俗易懂的故事：以美国为代表的“新世界”通过对纳粹德国与“最终解决”的审判拯救了“旧世界”。美国检方团队在前往德国的过程中确立了这次审判的目标：借助这场审判重塑德国人的道德观念：“我们此行的任务是，让这次审判成为一场更为优越的、道德层面的胜利，而非强权的胜利。”在完成对纳粹德国的审判后，影片最终在嬉戏于法院前的德国新生代与准备启程的杰克逊法官的邂逅中落下帷幕。在《纽伦堡审判》中，“反犹主义”与大屠杀成为了一种展示“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差异的工具，通过确立纳粹德国的恶魔形象，渲染其侵略和排犹暴行下的苦难，以此颂扬美国的解放者身份。“影片中的纽伦堡是无可争议的‘善对万劫不复的‘恶的最终审判，是历史的必然正义对犹太民族苦难道义救赎。”[6]

在《纽伦堡审判》上映的21世纪，大屠杀记忆在美国已经实现了由边缘到中心的转变，随着1993年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在首都华盛顿的落成，大屠杀记忆实现了“美国化”，成为了美国国家记忆的一部分。不同于历史中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战争罪行的审判，“反犹主义”与大屠杀成为了这场发生在21世纪的“纽伦堡审判”的中心；犹太人的身份实现了由“局外人”到“见证者”的转变，没有再次缺席这场对纳粹德国战争罪行的审判。在21世纪的美国，大屠杀成为了一个抽象的、包含普遍价值的能指、一种展示新旧世界之间参照点，借助其对立面的展示达成自我庆贺的目标。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无人可逃》（1944）、《纽伦堡的审判》（1961）与《纽伦堡审判》（2000），三部由美国在不同历史阶段制作的、关于大屠杀的法庭片的分析，指出了大屠杀（大屠杀记忆）在美国电影不同时期的意义生产与历史流变。大屠杀记忆在美国的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记忆的建构与重塑能力。在“后大屠杀时代”的学术转向之后，学界不再单纯聚焦于对大屠杀史实的研究，而是开始探讨大屠杀记忆的建构与阐释。“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非神话所讲述的年代。”受其时代语境的影响，不同时期对大屠杀的历史再现与意义生产难免从作为“历史事实”的大屠杀中抽离并注入部分内容，其结果表现为大屠杀所传递的含义已经远远超出其历史与地缘背景，成为了一种抽象的价值范式、一个具备普遍价值的参照点。

注释：

①旧译为“违反人道罪”，又译为“危害人类罪”，指侵犯人权或人的正常生存权，取消或剥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在战争期间发生的解剖谋杀、羞辱、奴役、驱逐、监禁、酷刑、強奸以及基于利益、政治阶层、宗族、民族等原因进行的迫害或其他不人道行为。在1945-1946年进行的“纽伦堡审判”中用于审判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

②Franklin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 Statement on Punishment of War Crimes[EB/OL].[1942-08-21].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president-roosevelt-statement-on-punishment-of-war-crimes-august-1942.

③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将大屠杀（Holocaust）定义为发生于20世纪历史上的一场种族灭绝事件。这一事件是1933～1945年间由纳粹德国及其合作者操纵的、由国家主持的、有计划地迫害与消灭欧洲犹太人的行动。犹太人是主要的牺牲品——600万人被杀害，吉普赛人、有生理缺陷者和波兰人也因种族或民族的原因而被列为毁灭与致死的目标。有数百万人，包括同性恋者、耶和华见证会（Jehovah's Witnesses）教徒、苏联战俘与不同政见者，也在纳粹暴政之下经历了严酷的压迫并被杀害。

④由纳粹德国建立的集中营早期主要用于关押第三帝国政权的政治犯与持不同政见者（例如威廉的亲兄弟卡尔），受害者多为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成员。犹太人被大规模运送至集中营发生在“水晶之夜”后，此前欧洲犹太人主要被关押在隔都（ghetto）中。

⑤最终解决（Die Endl?sung）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针对欧洲犹太人系统化实施种族灭绝的计划。1941年7月由戈林正式提出时没有确定具体执行方式，在1942年1月举行的“万湖会议”确定了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方针，决定自西向东彻底清洗欧洲犹太人，将其全部送往东方占领区，通过繁重劳役加以消灭，幸存者则处死，使犹太民族彻底灭绝。根据纳粹德国残存文件统计，欧洲地区约有510万犹太人成为该计划的牺牲品，但实际数字估计可达600万。

⑥又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或欧洲国际军事法庭，是盟军根据“国际法”和二战后的“战争法”设立的国际军事法庭（IMT）在1945年11月20日-1946年10月1日举行的一系列军事审判。其审判对象是第三帝国中最重要的24名被控犯有“密谋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种族屠杀罪”以及“反人类罪”的纳粹德国主要战犯进行审判，其来源于战争结束后纳粹德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尚存的最重要的领导人。同时，接受审判的对象还包括6个德国组织。由于盟军（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对纳粹战犯处置方式上的分歧IMT最终解体，美国纽伦堡军事法庭（NMT）于1946年1946年12月9日至1949年4月13日在纽伦堡对其余纳粹战犯展开了后续的12场审判，其中参加的所有的法官与检察官都是美国人。影片《纽伦堡的审判》（1961）改编自其中第3场对纳粹德国幸存司法人员的审判。

⑦东方总计划（Generalplan Ost）由纳粹德国实施大的规模种族灭绝、种族清洗，以及德国对中欧和东欧的殖民计划。主要与波兰战役和苏德战争之后德国如何处置占领地区有关，纳粹德国计划通过并流放斯拉夫人与移民政策实现被占地区的德国化。自1941年巴巴罗萨作战开始之时，东方总计划计划的实施导致了数百万人死于杀戮、饥饿、疾病等种族灭绝。

⑧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犹太裔波兰律师，在1945-1946年期间兼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律顾问与罗伯特杰克逊法官首席顾问一职。在1944年出版的《轴心国在被占领欧洲的统治》（Axis Rule in Occupied Europe）一書中首次提出了“种族灭绝”的概念，并且在1948年12月9日提出的《防止及惩治危害种族罪公约》在联合国正式予以通过。

⑨特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美国律师，曾先后参与了两次纽伦堡审判，在IMT时期担任杰克逊法官的助理，在NMT时期担任首席检察官一职。

⑩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党卫军中校，“最终解决”的组织者，“二战”后逃亡阿根廷定居，在被以色列特工逮捕后，在耶路撒冷举办了一场公开审判中判处绞刑。

“干净的国防军神话”源自于1945-1946年有国际军事法庭举办的纽伦堡审判，由IMT主持的纽伦堡审判将接受审判的6个德国团体中的纳粹党、盖世太保、党卫军判决为犯罪组织，其余的德国组织皆无罪。国防军被认为作为常规德国军队的国防军不同于听命于希特勒的党卫军，没有在战争期间参与大屠杀与其他大规模杀戮，这一神话直到1995年汉堡社会研究所举办“德国国防军罪行展”之后才被破除。

赫尔曼·戈林（Hermann G?ring）是纳粹德国党政军领袖，与阿道夫·希特勒关系极为亲密，在纳粹党内影响巨大。曾担任德国空军总司令、盖世太保首长、“四年计划”负责人、国会议长、冲锋队总指挥、经济部长、普鲁士总理等跨及党政军三部门的诸多重要职务，并且曾被希特勒指定为接班人。

鲁道夫·霍斯（Rudolf H?ss），党卫军中校，奥斯威辛集中营总负责人，“最终灭绝”的具体执行者，将杀虫剂Zyklon B用于对犹太人的灭绝，超过 100 万人在毒气室中丧生。1947年在波兰最高国家法庭受审后判处绞刑。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党卫军中校，“最终解决”的组织者，“二战”后逃亡阿根廷定居，在被以色列特工逮捕后，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举办的一场公开审判中被判处绞刑。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是一个遵从命令的官僚，他所体现的不是“根本恶”，而是“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意指当任何人甘于放弃对善恶是非的判断力去服从权威，那么最平凡的人也可能导致最极致的邪恶。

古斯塔夫·马克·吉尔伯特（Gustave Mark Gilbert），美国心理学家，奥地利犹太人移民的后代，因精通德语被美军派遣至纽伦堡担任国际军事法庭的翻译，以在纽伦堡审判期间对纳粹领导人的观察而闻名。在审判结束后，吉尔伯特于1947年出版了《纽伦堡日记》一书，其中包含了采访、审讯、“窃听”和与德国囚犯的对话中进行的观察。

参考文献：

[1]诺维克.大屠杀与集体记忆[M].王志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2]James Jordan.From Nuremberg to Hollywood：The Holocaust and the Courtroom in American Fictive Film[M].London Portland：Vallentine Mitchell Press，2015：47.

[3]Michael R.Marrus.The Holocaust at Nuremberg[J].Yad-Vashem Studies，1998.Vol.XXVI：3.

[4]Laura Jockusch.Justice at Nuremberg？ Jewish Responses to Nazi War-Crime Trials in Allied-Occupied Germany[J].Jewish Social Studies：History，Culture，Society，2012（1）：122.

[5]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M].安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20.

[6]王炎.奥斯威辛之后：犹太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生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65.

作者简介：桂园锦，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电影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电影文化研究、大屠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