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德昭

1977年，自行车在农村还是稀罕物，年仅14岁的我，因家距学校有十几里地，上学全凭两条腿走路，不得不选择了住校。集体宿舍位于学校所在公社一个废弃的厂房内，离学校仍有两里多路，里面住着十几位与我一样的农家子弟。

在班上，我比较矮小。那年仲秋的一天上午，同宿舍一位同学的一块名贵的上海牌手表不慎丢失了。要知道，这可是我们全宿舍唯一的一块手表。那年月，中学生戴手表是非常罕见的，农村的孩子就更不用说了，更何况那还是当年响当当的上海牌呢。它的丢失，在全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同学们都替他着急，纷纷帮助寻找，连他去过的厕所内外都没有放过。可是，直到下午第一节上课铃响，手表仍未找到。

不知是我参与寻找不够积极，还是因为上午课间休息时我与他一前一后上过一趟厕所，丢表的同学下午将怀疑聚焦到我的身上。开始他大概也仅仅是怀疑，后来竟邻人疑斧般认定是我捡了他的表，而且这种“认定”很快便风传到除我之外众多同学的耳中。

好事者趁我不在，搜查了所有他们认为我可能藏表的地方，包括我的抽屉、书包和宿舍里的床铺等，后来还将这种怀疑向班主任老师作了汇报。大概是在班主任的授意下，抑或是得到了他的首肯，那天下午放学后，班团支部书记与另一名老团员破天荒地请我留了下来，以谈心的方式在教室里找我谈话。他俩先是给我上了一番道德课，然后非常有策略地暗示我，应该尽快交出所捡的表，且以学生时代被视为崇高荣誉的团籍相威胁。直到此时，我才如梦初醒，悟到了自己目前的处境。难怪其他住校的同学离吃晚饭时间尚早，就像约好了似的都离开了教室。怎么会这样？！他俩还说了哪些让我头皮发麻的话，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年少的我当时就被这飞来的横祸弄蒙了，一时竟茫然不知所措。我哪里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而且他俩说的大多是一些启发性的暗示语，我当时有心想直接点破并实情相告，不知为何却因怕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而作罢，最后只是气鼓鼓地丢下一句：“莫名其妙！”便拂袖而去。

路上，我越想越气，心情越来越沉重。走着走着，我一个人竟无意识地走到了校外一块长满浅浅红花草的农田里，并在那里又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会儿，才很无奈又很无助地坐在田埂上生起闷气来。

万万没有想到，我的一举一动已受到监视。我心情复杂地回到学校食堂打饭时，几个梦想成为校园福尔摩斯的监视者立即赶到了那块田里，说句不恰当的比喻，他们就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兴奋又仔细地搜寻起来，尤其是在我曾经走过和蹲过的地方。很明显，他们认为我有可能把表藏在了那里。

因学校地处一个小山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全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已经恣意妄为到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看到这一切，我羞愤交加，可又无法发作，因为明摆着，那样做无非就是自取其辱。人格和尊严被朝夕相处的同学踩在地下肆意践踏，这比在大街上让人剥光了衣服示众还令人难受。也许是我的沉默使他们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晚上在宿舍，几个同学正义感满满地像唱双簧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了风凉话。要说那个时候我能有“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定力，那纯粹是胡扯。然而，尽管我是抱着“反正不是我捡的，只要没有直接点我的名，管你们怎么说”的态度，但这一晚，还生平第一次失眠了。

翌日早读课，班主任将那块手表送到了我那同学的手中。原来有几个低年级同学在放学的归途中捡到了这块表。有要好的同学后来向我透露，班主任和那几位“福尔摩斯”曾严密地考证了捡表经过，在铁的事实中把我从中做手脚的所有可能一一排除后，才真正打消了对我的怀疑。

岁月如梭，转眼已是白头。尽管我也曾经历过其他一些或坚硬或锋利的磨难，但都没有这件事——那些同学可能早就将其丢到爪哇国去了，就像一直铭刻在我心上一样。它不仅对我当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害，而且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心理阴影。

事后，我越想越感到害怕：假如那几位低年级同学捡到表后未上交，或是表被哪個过路的人捡走了，我不是要背一辈子黑锅了吗？真不知道还会把我逼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