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巴菰

1

洛杉矶的雨季来了。

十二月的第一天，我正在居所旁边的小树林散步，针尖似的凉意开始飘洒，若有似无，像雨更像雾。

“Emma你在哪儿？公园走路，好，我去。”邻居格兰特低沉的声音隔着手机传过来。从亚美尼亚来美国三十年了，每天对着画架、帆布和电脑，家人和朋友也都是亚美尼亚人，他的英语仍差得像做着美国梦的初来乍到者。

我快步走出树林，穿过过街小桥，来到那足有十英亩大的公园草坪。远远地，看到那个熟悉的日渐矮小的身影正朝我走来。他两手揣在夹克口袋里，不急不缓地走在灰色的天空下，像个早起去地里察看秧苗的农人。那正是六十六岁的格兰特。我曾跟他开玩笑，说年长我十几岁的他是我的老兄，而他那比我小十几岁的儿子阿瑟则是我的老弟。听罢，他像个反应延时的旧电脑，愣了几秒，随即露出那经典的笑——浓眉上扬，额头和眼角现出几道木刻似的纹，黑亮的大眼睛闪着戏谑开心的光芒。

格兰特两年前被查出肠癌晚期，已转移到了肝脏。“好几个医生说不敢给我动手术，否则我的肝脏会像个瑞士奶酪，全是洞……”瘦弱如纸片的他，脸色晦暗地对我说。雪上加霜，他的老板跟他解除了合同，还拒付欠他的薪水。那段时间，他们全家个个愁眉不展，奔波于医院和家之间。

格兰特总让我不由自主想到我父亲。他们都为人恩厚、热爱生活，都患了肠癌。我父亲抗争了八年，希望伴着失望，在他六十六岁那年，形销骨立地走了。

正当我为格兰特捏把汗的时候，他竟奇迹般地健壮起来。“大夫说我是cancer free（无癌细胞）了，至少两三年不用去看他了。”我亲眼看到，他的精神和身体确实都比患病前还好，又开始气定神闲地照顾花草树木。为了让树型更好看，那株合欢树下还用绳子吊着几块石头。

我为他高兴之余又暗自惊奇：美国的医疗手段果然厉害！我认识好几个美国朋友，或是乳腺癌或是前列腺癌、肺癌，经过治疗或手术后被宣告cancer free，十几年了还真安然无恙。南加州常年阳光炽烈，许多户外运动爱好者得了皮肤癌，也不过去个小医院切掉补上就没事了。即便没有cancer free的，也安稳度日无大碍，好像癌症只是个慢性病。

看到我的讶异，探险家老友史蒂夫很理性，“那好转都只是暂时的表面的。肠癌晚期都转移了，cancer free？不可能。”七十二岁的他是俄罗斯裔犹太人，笃信科学。

感恩节前我去亚利桑那州自駕一周，最后一天出了车祸。把车拖到阿瑟的修车店去大修。问及他的父亲，他皱眉说很不幸，父亲的癌症又回来了。

果然，再见到格兰特，他的脸色已经和这初冬的天空一样灰暗，花白的络腮胡子也不刮了，像一堆霜打过的草蔓生在那儿。

见面打招呼，他毫不掩饰内心的抑郁和失望。我故作轻松安慰他说心态很重要，心情放松，健康饮食和适当锻炼，有些患者能活很多年。我甚至跟他提到我那已长眠地下的父亲，说我是亲眼见证了他当年的挣扎过程。

2

太阳露出了脸，虚弱得也像个病人。针尖细雨知趣地散了。

我们沿公园的步行小径走着，一侧是独门独院的民居，一侧是高低起伏的坡地，路两侧都是灰绿深绿的灌木。蜥蜴、松鼠、白短尾巴的野兔不时窸窣出没。偶尔走得太近，我会闻到格兰特呼吸中的浊腐气。他自己也知道，癌细胞已经扩散进了肺和胃。

“谢谢你给我的陪伴，Emma jan！”我和他都穿着运动鞋，并肩走着，我发现他居然比我还矮小了。

“我一直想问你，jan是什么意思？我平时总听你太太特蕾莎叫我Emma jan。”我故作轻松地问。

“哈，这是亚美尼亚语，原意是身体。如果我叫你的名字，后面跟着个jan，意思有点像亲爱的，但比那个还要亲得多。只有最在乎的亲人间、互相视为彼此身体的一部分才这么称呼。”他一下来了兴致，竭力用他有限的英语解释给我听。

忽然，他收住脚步，低头望向路侧灌木丛下，枯叶上有一堆鲜绿的果实，猛一看，像带着绿皮的小核桃。他弯腰捡起一个，好奇地挤开了，露出淡黄色果肉。我也从那灌木上揪下一个，掰开，故作认真地望着他说，“格兰特，听好了，要是我有个好歹，你立即打911。”说罢把那果子送到嘴边。

“哎可别吃！万一中了毒……”格兰特话没说完，自己先乐了。我只是放到鼻子下闻了闻。

他知道我在逗他开心，抬手轻轻在我肩上拍了一下。

“除了亲友的关心，我还庆幸自己有医疗保险，不用有太多经济压力。虽然以前挣得也不多，五千块一个月，现在没工作了，每月只从社保得到七百块。”我知道美国人几乎从不在外人面前谈自己的经济状况，很欣慰他拿我当亲近的人。“我去年和前年都去了欧洲，看那些百年教堂、建筑、油画，你会觉得生而为人很幸福。如果上天让我再活几年，这疫情过去了，咱们结伴，先去中国，从那儿到亚美尼亚。我们都来自有着灿烂文明的国家……”

当年在亚美尼亚他曾是大学教授，来美国后迫不得已，靠给珠宝店做设计谋生。那车库改装的画室靠墙摞着五六百张油画，全是他这些年的积累。他家、两个儿子家，甚至亲戚家都成了他的画廊，墙上挂满他的画。除了有几幅曾租给电影公司当道具，没有一幅找到过买主。他不只一次把那些画抽出来，靠桌子椅子摆好让我看。与那些糖果色的装饰性很强的新画比，我更喜欢他来美国前的作品，中性的暗哑色块，抽象浑厚的线条，粗犷浓重的笔触，很有点凡·高、高更的影子。

客居在美国三十年，他深以他的祖国为豪，总爱把手机里他回乡时拍的照片一一滑给我看：老教堂、十字架刻石、诺亚方舟停泊的山头、圣湖……

他爱自己的家人和狗们，把他们用电脑合成进他的画里，把全家的老照片扫描进电脑，还用photoshop处理得帧帧完美。

如果，某天，他死了……一想到那一刻，我难过得像再次面临父亲的离世。隔着这小马路，抬头不见低头见，他就像他前院的树木，已经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父亲走时我在美国，遗憾没在现场，也庆幸没目睹那生离死别的悲恸。我是个太脆弱太自私的人。

第二天早晨，我接到特蕾莎电话，问我在干吗。我说要做早饭。“Emma jan，你过来，我们一起。”她的英语比丈夫还差十倍。等我做了个蔬菜沙拉，炒了盘鸡蛋，用纸巾卷了三张薄饼带过去，特蕾莎已煮好了咖啡，摆出好几碟不同的奶酪、刚烤好的面包片。

他們都像猫，吃得很少。我知道与其说是吃早点，他们更喜欢有人陪伴。

饭后他让我跟他进车库，给我看他头天逛二手店买回来的画框和油画。“三五块钱一幅。你看这画框多结实，我自己做也得七八十块。这油画不入眼，都很俗，我可以毁了当画布，比买新画布也便宜得多，还不用自己绷。”

我问他是否去过本城的旧货市场，周二周日都有，很容易找到这类画框画布，远比他开车往返两小时去北好莱坞方便。

他说周日不行。周二早晨可以同行。

3

我希望把格兰特介绍给史蒂夫，除了他们两个都是好人，我还暗自打着小主意：史蒂夫住在富裕的Pasadena，万一有熟人刚好想买画呢。史蒂夫很爽快，答应同行。

早晨八点钟，史蒂夫开着那辆油电混动的雷克萨斯到了。那鲸灰色的车像个UFO，嗡嗡地响着，只一刻钟，就把我们运到了山脚下的露天市场。

“我从不认为我能从这里买到什么东西，除非必要，我已不往家里添东西了。”史蒂夫跛着一条腿，那是他当年丛林探险的代价。他很注意健身，肩胸肌肉发达，结实得如运动员，两条小腿却细瘦如麻杆，他自嘲说他那是鸡脚杆。他晃悠地走着说，“人到这个年纪就不该收东西，而是要往外送了。”他家里除了一些来自非洲的夸张木雕、几尊中国佛像，还真没过多的陈设。

“是啊。我也一样。就算看到好的艺术品，买不买回家对我也真没什么意义。你看我那些画，摆在那儿没人分享。所以我好久不画了，没有动力。”格兰特语气沉重，脚步却轻盈，镜片后大眼睛黑亮干净，像一直在思考哲学问题。

那天的摊贩并不多，东西鲜有入眼的。最后我买了三本一九六〇年代的杂志，其中一本的书脊绽开了。“小意思，我给你修补好。”格兰特说。他的修理功夫我早见识过，我有两本一九二〇年代出版于伦敦的日本浮士绘画册，轻轻一翻，发黄发脆的纸页就会脱落。他拿过去，片刻工夫，加了色彩淡雅的硬壳书脊，面目一新像整了容。

一个蓝白抽象图案的大瓷盘吸引了我。有裂纹，要价五块。看我拿着打量良久，蹲在地上的摊主，一位中年男子笑着说，“我实在是想给它找个好人家。两块钱，你拿走好吗？”我付钱接了放进史蒂夫的布袋里。

“你知道人们为什么羡慕年轻人吗？不是因为他们年轻好看，而是他们遇到喜欢的东西还可以买下留着慢慢看，不用考虑是否来日无多……”看这二位有说有笑，我庆幸促成了他们的相识。

回家路上，我邀请他们去家里吃中式早餐：白萝卜鸡蛋韭菜馅儿包子和小米粥。

史蒂夫美滋滋地说好。

“我今天还没看到我太太呢。”格兰特笑眯眯地婉谢，并邀请我们一会儿过去喝茶。

我们过去时，麻利的特蕾莎把茶点都已摆好。随后我们去了他的画室。格兰特又是一通忙，把那些画抽出来摆好，展示后再放回去。有些画很高大，他慢吞吞搬来挪去，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他便像个小蚂蚁。有些画框显然很重，他不时用袖口拭去额角的汗水。我提出帮忙，被他拒绝。史蒂夫这不懂艺术的人连声赞叹，按自己的理解读着那些抽象色块的意思。“艺术就是这样，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意思。”格兰特很开心，好像他的个人画展终于有了参观者。说下次史蒂夫再来，要请他在后院吃烧烤。

“这对夫妻真好！太可惜了。”出来后史蒂夫一脸惋惜，瓮声瓮气地摇了摇秃脑袋。我总感觉他像沙僧，头顶光光，脑后一圈黑发，为人也实在得像块石头。

“你跟画家丹妮澳关系不错，她认识许多画廊。要不要问问她是否可以介绍几家给格兰特？或者，她要喜欢他的画，说不定可以当代理呢。”史蒂夫坐进车里，像忽然添了心事，隔着车窗说。

我迫不及待给丹妮澳发了信息，一天后才得到她的回复，“我很佩服这个画家同行，可我实在没空。”措辞客气，可看得出那暗含的不悦，好像那样的问题本身就是对她的得罪。

没过几天，我听到敲门声，是格兰特，手里拿着他修补好的那本刊物。我沏了碧螺春请他喝，还削了一只韩国梨。之前给他两个，说有利于消炎解毒，他应该多吃，他推让着，只肯收下一个。

“我今天不开心。每次去看医生回来都情绪低沉。我想跟你待会儿，可以吗？”

他蹙着浓黑的眉坐在餐桌旁，眼睛望向那杯茶。“这是植物茶？哦，树的叶子，那我能喝。”

没聊几句，他就掏出手机给我看照片：有着无辜大眼睛的白马脸部特写，全身雪白有着一蓝一灰眼睛的猫，别致的山间古屋……“这不是我拍的，好看，就存下来了。”一个如此热爱美珍爱生命的人，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被魔鬼挟走，要不情愿地和这一切说再见了，那心情！

我心中一酸，难过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若无其事地附和赞美着。“周五，史蒂夫和两个老朋友一起来我这儿吃饭，你和特蕾莎也过来吧。我知道特蕾莎除了自己煮的东西什么都不碰，不过吃什么不重要，主要是人多热闹。他们还可以去看你的画。”我希望这个提议能分散他的不快心情。

“请他们到我家去吧，后院烧烤，那天我都跟史蒂夫承诺了。”吃了块梨，他抬眼望着我说。

我说，“当然好啊，不过得让我负责采买，尤其是烧烤的肉类，我一直想跟你讨教。”

他明白我是不想让他破费，微笑着说既然是去他家烧烤，就全权交给他好了。

“那我带两个中国菜和红酒过去。”我笑着坚持。

“和烧烤不搭，别弄了。酒水我家也有一堆。”

我不再坚持，想了想，决定不告诉他，那天是我的生日。

4

早晨，我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看天气。地上是湿的，显然昨夜下过雨了。

天气预报是多云，走到外面，才发现仍淅淅沥沥飘着牛毛细雨。不大，却很密。

我思忖著是走路还是开车去花店。自从出了那场车祸，我对出门开车越发慎重紧张。看天上的云仍灰突突的，雨没有要停的架势，本打算走路去，我犹豫了。来回五英里（八公里），即使打着伞，也很难确保花不被淋湿。

如果开车，风险有两个：一是和别的车辆甚至行人发生剐蹭和碰撞，二是违章被警察抓开罚单。我有点恨自己那么患得患失瞻前顾后，可既然这天是我的生日，在异国他乡，我真不想有任何闪失。

我心心念念着，一定要给特蕾莎买些很棒的花。我去格兰特家吃过烧烤，知道每次最辛苦的都是这位女主人。

车还在修，租来的那辆白色雪佛兰静静停在路边，像个临时来打短工的伙计。喝了一杯茶，我决定不再等了，把车后视镜的雨珠擦干，格外小心地开车去花店。

才周五，那店里生意已很红火，人们推着车提着篮，开始圣诞采购了。

鲜花也比往日种类多，层层叠叠，玻璃纸罩着，一束束的，立在铅色的小桶里，像五彩缤纷的糖果，又像一群活泼可爱的小囡囡。

本来想买兰花，看到那五支一束的娇艳芍药，我立即改了主意。淡粉、深粉、米黄、牙白，花苞肉乎乎圆滚滚嫩嘟嘟的，像熟睡的婴儿脸，让人想凑上去亲吻。十二美元一束。不能抗拒，我一口气挑了三束，两束送人，一束给自己。

回家路上，想象着递给他们时的情景。我会说，“特蕾莎先挑。淡粉的，还是深粉的？”两人一定欣喜地望着花，笑出一脸好看的纹。

史蒂夫打来电话，说他们已在路上了。“下雨路滑，我们不去了。掉头往回开了哦！除非你桌上有巧克力……”我听到副驾座上的彼埃尔大声笑着嚷着咳着。我刚才还真给这老顽童买了四种不同口味的巧克力。

十二点半。我踱到客厅窗前，望着路边偶尔驶过的车辆。车轮带起的泥水，似乎脏污了好心情。雨仍在下。这样的天吃烧烤？我想象格兰特也在后院廊下立着，不时仰头看天。

一辆灰色轿车驶来，拐进邻居家的车道，旋即又退了出来。它只是借机掉头，缓缓地停在路边。他们到了！

我并未迎上去，而是继续立在窗前看着，像个偷窥者。

先是史蒂夫推开车门下来，径直朝正开启的后备厢走去。副驾座的门开了道缝，我看到里面顶着稀疏白发的彼埃尔，他并没急着下车，而是侧着脸好奇地打量着前院的植物。他也爱植物如命，却心疼水费舍不得给它们浇水。我总打趣说他院里那些活下来的植物不是神仙就是妖怪，几十年来全靠老天下的可怜的雨水活着，这可是在号称从不下雨的南加啊。他身后的门开了，个子娇小的亚裔黑发女子端着一盆黄色兰花走出来，上前替他开了车门，一手扶他下来。那是他的菲佣，或者说看护南茜。“我去哪儿她都得跟着！我当年就是不想被女人掌控才离婚独身。半个世纪过去了，我的天，没想到又落入女人手里。我俩女儿，还有这个南茜，一个比一个专横，总下命令，吃这个喝那个。”彼埃尔不只一次跟我们撒娇式地抱怨。

彼埃尔拄着那根黑色手杖，慢吞吞地挪着，雪白的头发像一团被风吹歪了的泡沫，脸和脖子连成了一体，浮肿松弛，一看就是药物副作用。患白血病三年，医生都要放弃他了。看他不甘心才同意给他换一种药试试，却贵得要命，医保不能报销，他不想卖房，开始卖自己的藏品换钱。每周他要付给南茜八百块钱，而他每个月的退休金到手还不足三千块。

“借你生日聚一下吧。很可能这是最后一次了……彼埃尔不知还能挨到什么时候。”史蒂夫是召集人，除了他俩，七十二岁的约翰也说好了要来，可他头天去做了头皮激光治疗，癌前病变，疼得一夜没睡，早晨临时道歉请假了。这三位是我在美国最熟悉最亲近的朋友，曾不止一次一起远足、聚会、喝酒、庆生。可是疫情三年，大家都像雨中的浮萍，即使还在水面上漂着，那苍黄老迈有目共睹。

彼埃尔进门后踮着碎步直奔沙发，一屁股坐下后长舒了口气，似乎他刚跋涉了十万英里。史蒂夫跛着腿，又进出两趟，像个搬运工，把所有礼物都摆在客厅。

彼埃尔送的是个手绘宫廷人物的深瓷盘，产自捷克，说那是五十年前他父亲去世，他回瑞士接受遗物时带回来的。“这是你的生日礼物，说好了，兼圣诞礼物啊，我不知道那之前还能不能看到你。”

我笑着打趣说我明白，新年礼物也是它了。

“这盆兰花也很美！”我说，再次跟他道谢。

“这是我送的哦！”南茜笑着瞥了我一眼。她眼皮很双，两弯眉毛绣得漆般黑亮。她总是略带难为情地笑，明明很谦卑，却又透着在琢磨人的小心思。

我把托史蒂夫去华人超市买来的葵花籽打开，她很认真地嗑起来，不时耐心帮不得要领的彼埃尔捡拾落在夹克上的瓜子壳。

约翰也让他们捎了礼物来，和以往一样，书：简·奥斯汀的《劝导》，贝蒂·史密斯的《布鲁克林有棵树》。

那盆非洲茉莉当然来自史蒂夫，卵形深绿叶片，牙白色花苞，点缀在弯成环形的枝条上。另外，他还像个管家采买了一瓶粉葡萄酒，一箱韩国梨。那两个胖大的酸面包，来自他家旁边的面包房，我吃过，确实如他所说，那是全洛杉矶最好的面包。最后他夸张地搬进屋的是个带轮冷冻箱。掀开盖子，变魔术般，他端出个冰淇淋生日蛋糕！

除了南茜，每个人都还写了生日贺卡。望着那风格不同的字迹，读着那一句句或调侃或温馨的话，我像喝了酒一样有些微醺了。

彼埃尔让Alexa放爵士音乐。一曲完毕，他再次大声下令，连着报了好几个曲名。那虚拟女人被弄晕了，问了几次都被他粗暴打断，继续下令，人家干脆罢了工不吭声了。“你的话太多了！”史蒂夫清了清嗓子重新下令，一曲莫扎特开始悠扬回旋，仿佛那个美少年从宫廷踩着舞步翩然而至。

趁大家七嘴八舌逗趣，我看表，已经过了约好的一点，给格兰特打电话，他说恭候着呢赶紧来吧。

我把准备带的东西都放在桌上，让大家分别拿上一两件。许是去一个陌生人家里吃饭有些不自在，人人都高兴帮忙，抓一两样东西在手似乎有了点体面和底气。史蒂夫捧着那烤得外脆里糯的酸面包；南茜一手握着葡萄酒瓶，一手拎着那生日蛋糕；彼埃尔拎着一袋梨。

刚要动身，史蒂夫忽然叫停，“等等！你没告诉格兰特夫妇今天是你生日。这蛋糕不会露馅儿吧？”

我望一眼那纸盒上的“生日快乐”，不知如何是好。

南茜说别带了吧，可以回来再吃。

史蒂夫说好在他让蛋糕店把生日快乐写成了中文，估计他们猜不出意思。生日蜡烛不带就是了。

几个人嘀嘀咕咕的结果是，带上。

走到门口了，彼埃尔像个长老，威仪地用手杖在板上顿了两下道，“千万记住，切和吃蛋糕的时候都不能说happy birthday！”

南茜睁大眼睛悄声问我，“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

我还没接话，她的主人朗声道，“我完全理解！Emma是不想让他们破费。人家给咱们这几个陌生的家伙准备烧烤，已经很让人感激了。对不对？”

我连连点头，抱起那两束芍药，开门。

5

一路之隔，斜对面，狗儿听到动静已经叫了起来。特蕾莎喜气洋洋，说了无数遍欢迎。

我的设想没有得逞。整洁的客厅里只有女主人，我没法让二人对着那花端详挑选，只好都递给了特蕾莎。她施了一层粉的脸也乐成了花，忙不迭从柜子里拿出个水晶花瓶和剪刀。

格兰特似乎要隆重登场，等人的说笑问候和凑热闹的狗都消停了，才从二楼下来，格子衬衫蓝毛衣，俨然一个艺术教授。他声音宏亮地表达诚挚的欢迎，再为自己糟糕的英语致歉。

“我们搞艺术的就该扎堆儿。谁都知道，交流不靠语言。”彼埃尔的外交辞令自如又体面。

“今天全是地道亚美尼亚食物。”特蕾莎笑着说，继续在厨房灶台前忙活。厨房与客厅间没有墙，等于她是在客厅的一侧忙。南茜角色归位，把花插进花瓶，挽起袖子帮着洗菜切菜。

史蒂夫和格兰特见过一面，以熟人自居，主动去后院给烤架扇风点火。

“我很高兴南茜能融入。你知道，她平时有点内向……”彼埃尔低声跟我说。他独自坐在客厅的白沙发上，爱抚着躺在脚边的小狗罗密欧，望望忙活着的人们，像是自言自语，“我也没闲着。我给小狗当伴儿。”

我推开纱门走进后院，脸上居然没接到雨滴。

“十分钟前还在下。我把炭刚取出来，那雨就停了。”格兰特拿着个电吹风对着那烤架猛吹，火星飞起来，热浪扑在脸上身上，让人感觉心里暖烘烘的。

茄子、西红柿、青椒、长椒，第一批上架。待它们都变成炭色，下架送进厨房。我和南茜开始手撕——把那焦黑的一层剥落。碳化的表皮并不烫，可那下面的蔬菜却极灼手。我们俩的手指尖很快红了，像冻伤了一般。格兰特进来见了，接了一碗水递给我。蘸着那碗冷水，果然，烫伤问题解决了。

我再去后院时，架上已经成了肉林，串在半米长的金属签子上的牛肉块和鸡腿，开始滴油了。

“这签子还是阿瑟十年前回亚美尼亚带回来的。”格兰特利索地抬抬这个，挪挪那个，娴熟得像个DJ。

曾是职业摄像的史蒂夫看乐了，拿出手机来录像，边录边说，“不知你们发现没有，美国人家家后院有烧烤架，有的一年也用不上一回，有的一个星期就烤两回。真有意思。”他说他家就属于一年也不过烤两三回的。我的房东杰伊也有一个烤架，煞有介事立在廊下罩着罩子，我从未见他烤过。

“烧烤是你判断一户人家是不是真的亚美尼亚人的重要指标。”格兰特笑道。有两串牛肉熟了，他移到一边桌上。我正琢磨如何把它们从那灼热的金属签子上撸下来，只见特蕾莎拎过来一袋烙好的lavash（薄饼），都切成手帕大小的方形。格兰特拿起几张，裹住肉串轻松一撸，那肉和饼就落进早准备好的保温盆里。

再进屋，长条餐桌已被食物占据。当中一大盘是鲜物，茴香、香葱、紫苏、罗勒，生吃。黄瓜、圆白菜、胡萝卜，都带着点粉色和醉意码在另一盘，是泡菜。小碟子里是特蕾莎自己做的鹰嘴豆酱。烤茄子、椒类、西红柿像陈年的旧物，带着斑驳的炙痕，让人不由得想，咬一口也许就尝到了所谓人间烟火气。最后出场的是滴著汁的烤肉，一层饼一层肉，肉上撒着紫色的洋葱碎。桌子摆满了，酒瓶和酒杯只好放在旁边另一张带轮的小桌上。从轩尼诗、伏特加、龙舌兰到白、红、粉葡萄酒，一打小绿瓶里是啤酒。

“天哪！这真让人无从下嘴，从哪儿开始？哪个都想吃，可胃太小了。”

“我的胃都撑得填不进任何东西了，可还想吃！”

“怎么吃了半天，还像什么都没动过似的？”

大家的嘴都累坏了，不停地吃着喝着，还忍不住地赞美着。

壁炉旁那株一人多高的圣诞树上亮起了彩灯，银色的饰物闪闪发光。

“想听什么音乐？”格兰特起身往客厅走去。

“随便！”人们嚷道。

欢快的钢琴曲像跳跃的溪水流淌出来。“这曲子是我孙子谱的。他十八岁了，读大学呢，将来要当音乐家。”格兰特回到座位上，脸上是不动声色的自豪。

史蒂夫站起来致词，“这像不像电影场景？两个美国人带着个菲律宾人，同一个中国人一起来到一对亚美尼亚夫妇家里！这一刻，我真感受到了活着的美好……这瘟疫一晃三年了！”他忽然有点哽咽了，犹太大鼻子微微皱了一下，望向杯中的酒，顿了顿，他举杯，“感谢格兰特和特蕾莎，感谢每个人。”

彼埃尔接口道：“这你们就明白我了——当有人跟我说，你都活了八十二岁，得个白血病也别难过，美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不过七十八岁，我特别不爱听！我活过八十岁，就一定要得癌症吗？我不认为我该逆来顺受！既然活着，就应该有活着的样子，而不是病病歪歪躺在床上等死！”他剧烈咳嗽起来。我发现他说话越来越快，像在嚷，好像不赶快说就没机会了。

屋里很热，他仍穿着厚夹克。南茜看他的袖子总蹭盘子里的食物，就给他挽了起来，露出前臂皮肤上一块块黑斑，像刚才烤在架子上的青椒。

他现在用的新药副作用很大，医生叮嘱说如果受不了就赶紧停。可他不想放弃一丝希望，咬牙说没啥感觉。他那原本立体好看的北欧脸完全变形了，下巴和脖子没了界线，皮松肉坠像只火鸡。我几次举起手机给他拍照都无奈放弃了。

我右手边坐着特蕾莎，她微笑着示范各种食物的吃法。把香菜、香葱、罗勒放在抹了一层酸奶酪的薄饼上，卷起来吃。把烤过的青椒、西红柿和茄子混在一起吃。

“我跟格兰特散步时也聊到生死。我说其实冷静一想，既然人人都有一死，只不过早晚的事情，有什么可恐懼的？”我以为自己这样的言词很有说服力，很让人视死如归，很能宽慰彼埃尔和格兰特这两位癌症病人。

还没等他们说话，特蕾莎抬了抬抹着淡绿眼影的眼皮，侧脸望着我，很甜美地微笑柔声说，“可是Emma jan，生活太美好了！”

“没错！生活太美好了。”彼埃尔接口道，“这世界上，生不如死的人是极少的吧。有谁真是活够了不怕死了呢？”

说到生死和衰老，气氛变得和桌上的烤肉一样冷了下来。

“有谁喝咖啡谁喝茶？”特蕾莎微笑着进厨房去鼓捣茶点。

吃罢茶点，我招呼彼埃尔去车库看画，我知道那是格兰特期待的。“这张你画出了两棵树的灵魂，背景是混沌的黑色，有情绪。”彼埃尔坐在那张黑色皮转椅上一一点评着，像个权威教授。当了一辈子美术老师，他确实是个有品味的艺术家，不仅刻得一手好版画，油画也相当有味道。可我看得出，他在强打精神，只要格兰特摆出一张，他就自觉地赶紧点评几句。可怜的老人！我忽然想起那本记述他十八岁去埃及的书，其中写到一个细节——离开美国前他和母亲去纽约一个酒店听爵士乐，一个妙龄女子约他跳了几曲，被玉树临风、挺拔英俊的他所吸引，邀他去她的房间。“我母亲在旁边正优雅地吸着纸烟，看都不看那个女子，侧脸望着刚吐的烟圈，只说了句：Miss， you can not afford him（小姐，你买不起他）！”

谁能把那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和这老迈浮肿的苟延残喘者画上等号？生命的终点竟如此不堪细看！

史蒂夫平时从不喝酒，许是奔波了一天，他累了，倚着门框立着，两眼发直盯着那些画，看过的和没看过的，都不再作声。他曾跟我说，年过七旬，每天他都在做着散场的打算——“把房子卖了，找些喜欢的地方，这儿住半年三个月，那儿待上一年半载。”

主客互相道谢告别。他们三个又回到我的小屋。

“天哪，这对夫妻真有金子般的心！为我们这样的陌生人，如此周到殷勤。我这辈子从来不觉得欠任何人的，这次，真感觉欠他们的。”彼埃尔仍坐回到沙发一角，喘息着说罢指指我，“你，把他们地址给我一份。不要什么手机号码，我讨厌发信息，就要地址！我要在圣诞节给他们写贺卡。老天爷对格兰特太不公平了。跟他比，我还算是太幸运的！”

我把大家的谢意发信息转达给格兰特。他很平淡地回复：“我们是再普通不过的人，只是不做坏事而已。”

待小屋里终于又剩下了我自己，回想这呼啸来去的一行人，回想那如聊斋般不真实的盛筵，我脑子里竟只剩空白。

坐到桌前，听着窗外雨声又沙沙响起，落在有叶没叶的树上。

我打开电脑，写下一行字。

猛然想起来，我刚过了一个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