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艳煊

【摘要】 小说《白鹿原》是一部讲述渭河平原白鹿村长达半个多世纪历史变迁的“雄奇史诗”，于1998年获茅盾文学奖。小说描绘了白鹿村形形色色的男人女人，以及他们经历的重大政治变革、自然灾害等。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切入，将人类、自然、男性、女性四者串联起来，解读《白鹿原》生态女性主义表征、成因与价值。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白鹿原》；田小娥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0-002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0.008

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斯娃·德·奥波妮在《女性主义·毁灭》一书中最先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指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号召妇女投身生态革命，建立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新型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是当代妇女解放运动与生态环境保护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男性中心主义，既是女权主义重要流派，也是生态哲学重要流派。

在陈忠实《白鹿原》故事主要发生地白鹿村，人类中心主义与男性中心主义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自然与女性被压迫，成为“他者”。书中共描写了约四十多个女性，具有代表性的有吴仙草、兆鹏媳妇、白灵和田小娥等。其中，田小娥凭借其“天使”与“妖妇”的双重性在众多女性形象中脱颖而出，2012年上映的电影《白鹿原》更是将田小娥直接作为主角。田小娥来到白鹿原后，命运与白鹿原的天灾紧密相连，她在干旱中悄声逝去，鬼魂因瘟疫卷土重来。

一、《白鹿原》生态女性主义表征：“飛蛾”意象

在《白鹿原》中，有诸多耐人寻味的意象，如“白鹿”“白狼”等，其中“飞蛾”的意象较为特殊。一方面，飞蛾可以看作是田小娥的化身，飞蛾的出现总是伴随着田小娥，且田小娥名字中的“娥”字与飞蛾的“蛾”同音，田小娥的一生也如扑火的飞蛾般。飞蛾第一次出现是白孝文听闻田小娥之死赶到窑洞，白孝文跪在地上忏悔自己来得太晚了，忽然听到咝咝声响，一只雪白的蛾子绕着白孝文刚点燃的油灯的火焰飘飘闪闪，忽隐忽现，似乎在幽幽地诉说自己的冤苦。白孝文感应到这白蛾正是田小娥的化身，哇的一声哭出声来。飞蛾第二次出现是村里人将田小娥的尸骨烧成骨灰，准备将其镇在塔下时，突然飞出许多白嘉轩口中的“鬼蛾儿”。

另一方面，飞蛾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一种多在夜间活动的昆虫，在农村是常见的动物。在田小娥的葬礼上，出现了许多蝴蝶。小说中说法模棱两可，一会儿说是“蛾子”，一会儿说是“蝴蝶”。蛾子与蝴蝶外形类似，都有一对翅膀，翅膀上都有花纹，在天空中扑倏地飞舞时，难免令人眼花缭乱。在中国人传统的印象里，相比于飞蛾，蝴蝶的寓意更美好，如庄周梦蝶、梁山伯祝英台死后化蝶等。而飞蛾不仅没有蝴蝶那么美丽，还常在夜间出没，给人阴森森的感觉。所以，哪怕村民看见的是蝴蝶，出于对田小娥的厌恶，也可能说成是飞蛾。再者，田小娥的形象兼具“天使”与“妖妇”双重特征，褒贬不一，“蝴蝶”更像“天使”，“飞蛾”更接近“妖妇”。但不论是蝴蝶还是蛾子，村里人夺走了它们作为一个生命生存的权利，将他们一一打死，压在塔下，与田小娥一起“永世不得翻身”。

飞蛾和田小娥都处于被统治的“他者”地位。飞蛾是无辜的，她们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只因人类的主观意志，认为它与“婊子”田小娥有牵连，便被无缘无故打死。田小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她本可以和黑娃在村外的窑洞厮守一生，却偏偏不受人待见，最终惨死。某种意义上，田小娥就是飞蛾，飞蛾就是田小娥。“飞蛾”意象正是自然与女性悲惨境遇的结合体、代言人，揭示了自然与女性的“压迫同源”。

二、《白鹿原》生态女性主义成因：压迫同源

人类的“文明”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类征服、统治自然的历史，也是男性压迫、统治女性的历史——自然与女性都被物化为被剥削和压迫的对象。这两种压迫的统治逻辑是同构的，都来自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二元论。二元论针对任何问题总要分出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主体即自我，处于主导地位，掌管一切权利、制定一切规则、控制一切话语权；客体是他者，处于被统治地位，丧失了话语权，只能被动地遵守规则。同处于客体与他者的地位，女性与自然构成因“同病”而“相怜”的命运共同体。

白鹿原是天然的农耕文明孕育地，因一个美丽的传说得名。很古很古的时候，原上出现有一只雪白的白鹿，在开阔的原野上恣意嬉戏。所过之处，万物起死回生，人民阖家吉祥。白鹿是太平福瑞、幸福安康的象征，也传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

但是，白鹿原的村民不满足于自然给予的馈赠，更加肆意贪婪地索取。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是始作俑者。娶来第七个女人吴仙草时，他从岳父那获得了罂粟种子及其种植方法。罂粟种植带来巨大收益，白嘉轩将祖传的老式房屋改造成完整的四合院，扩建马号，引得村民纷纷效仿。“三年间，白鹿原上的平原和白鹿原下的河川已经成为罂粟的王国。”罂粟占据白鹿原大地，原本是主角的小麦退居一旁，仅成其点缀。县令多次下令禁种罂粟，屡禁不止。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遵循自然规律、天人合一等准则已被抛之脑后，怎样才能尽快来钱才是人们最为关心的。

干旱引发饥荒，罂粟难辞其咎。干旱之后，人类对生态环境发起近乎疯狂的破坏与掠夺：“野菜野草刚挣出地皮就被人们连根挖去煮食了”，甚至连树也不放过，树叶刚长出来就被捋下，能做成吃食的树皮也在劫难逃，“白鹿原上的榆树是继柿树之后灭绝的又一个家族”。

人类自认为高于自然，已经征服了自然，可以任意剥削自然。男性也认为自身比女性高贵，女性只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与附庸品。在被鹿兆鹏称为“最顽固的封建堡垒”白鹿原中，男性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女性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田小娥的悲惨经历是最鲜明的写照。

田小娥的父亲是一位举人屡考不中的老秀才，坚持着早诵午习、念书写字的好习惯，只有农忙时才帮忙务农。在这样家庭成长的田小娥，至少也是知书达理的，加之她容貌姣好，年纪轻轻，嫁一个好人家并不难。天不遂人愿，父亲竟把她许配给了一个行将就木的六十多岁的财东郭老汉做小妾。小说没有明确说老秀才嫁女的原因，但无论如何，田小娥在这里处于失语的状态，没有恋爱自由也没有选择婚姻的权力。在郭老汉家，田小娥毫无地位，因为郭老汉还有一个正妻。正妻霸占着郭老汉与凉爽的窑洞，规定郭老汉每月只有三天可以去田小娥的厢房行房事，并会在门外监督。留给作为小妾的田小娥只有脏话粗活和泡阴枣的羞耻任务。田小娥沦为郭老汉性欲望发泄以及延年益寿的工具，自身的生理需求和精神需求皆得不到满足，被压抑且被忽视。黑娃带田小娥来到白鹿原后，本以为是解脱，其实不过是从一个深渊坠入另一个深渊，因为白鹿原也是男性中心主义占绝对主导地位之处。白鹿村的新媳妇都要拜祠堂，意味着新媳妇成为白鹿村的一员，得到白鹿村的认可。田小娥因为是黑娃偷来的媳妇，被剥夺了拜祠堂的资格。她和黑娃住在村东的破窑洞里，过了一阵“你耕田来我织布”的田园夫妻生活。黑娃逃跑之后，丢下田小娥一个人。田小娥因为跟随黑娃做了农协的妇女主任，在乡约鹿子霖组织的集会中遭蹾刑，在场无人施以同情，反而拍手叫好。后续为了拯救黑娃加之维持生计的现实性，田小娥先是受了鹿子霖的诱骗，接着沦为鹿子霖的性玩物。黑娃走后，村里的游荡鬼狗蛋儿觊觎田小娥，编了一首带有侮辱性的顺口溜言语骚扰田小娥。某天，狗蛋儿意外发现鹿子霖与田小娥偷情，鹿子霖趁着黑夜仓皇而逃，田小娥为堵狗蛋儿嘴让他进来，狗蛋儿被团丁击倒。白嘉轩得知此事后，按族规处罚了田小娥与狗蛋儿。值得注意的是，田小娥并没有拜祠堂，按理来说不属于族里的人，族规自然也对她无效。然而，男性才是权利的操控者，道理是无用的。在处罚田小娥时，村民咬牙切齒，争相拿过刺刷抽打田小娥，以解心头之恨。田小娥走过白鹿村的街巷，也要受到村民的指指点点。接着，田小娥在鹿子霖的指使下，引诱白孝文，田小娥成了鹿子霖政治斗争的工具。白孝文出轨田小娥被白嘉轩发现，白嘉轩将其逐出家门，白孝文与田小娥相依为命。饥荒后，白孝文出去乞讨，无暇顾及田小娥。一个夜里，田小娥被自己的公公鹿三亲手杀害。田小娥死后数月直至尸体腐烂恶臭才被村里人发觉，一条好端端的人命被人轻贱如狗，死后村里也不口下留德，不断咒骂着她。

人类与男性占据上风，不遗余力地压榨、掠夺自然与女性，将自然与女性踩在脚下。自然与女性因着同样不幸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彼此惺惺相惜、同病相怜。

三、《白鹿原》生态女性主义价值：双重抗争性

从哲学的角度看，形而上学的二元论的根源是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原意为话语，延展为知识、本质、实体、理性等一切本质性的、中心性的存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逻各斯中心主义体现为人类中心主义，人类是中心，自然遭到掠夺；在两性关系中，逻各斯中心主义体现为男性中心主义，男性是中心，女性遭到压迫。生态思想与女性主义必然结合的直接动力来自它们共同的战斗性。它们有同一个攻击目标——逻各斯中心主义。朝着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一共同的抨击对象进发，生态哲学与女性主义汇合成一股争取性别与物种平等的进步洪流，结合成为生态女性主义。

鲁迅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白鹿原中，有些自然物种在沉默中灭亡了，如饥馑中树皮也被扒个精光的榆树；有些女性在沉默中灭亡了，如被父亲毒哑的兆鹏媳妇。与此同时，自然与女性看似沉默，实则在蓄势待发，等待时机给压迫它们的那些人类与男性予以回击与反抗。

白鹿原由干旱引发的饥荒便是自然的报复。究其根源，不过是人类的咎由自取。罂粟与小麦的播种和收获的季节几乎相同，为了攫取最大的利益，白鹿原大片大片的土地种上了罂粟。小说中借用埃德加·斯诺1936年途经关中地区在《西行漫记》中的话预示了后文的饥荒：“在这条新修的汽车路上，沿途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三百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农民把最好的、最肥沃的土地让给罂粟，虽然赚得盆满钵满，可是钱并不能当饭吃，加之小麦、玉米等主粮的产量急剧缩减，供不应求，粮食极度短缺导致饥荒与人类的死亡。这些天灾人祸都是人类不合理利用自然、饮鸩止渴的罪有应得。

继饥馑之后，白鹿原再度陷入毁灭性的灾难，这一次自然回击人类的是瘟疫。瘟疫是一种恶性传染病，由细菌、病毒等强烈致病性物质引起，一般发生在自然灾害后，由于环境卫生不好而引发。根据小说中描写的感染瘟疫的症状，再结合历史分析，白鹿原经历的这场瘟疫为霍乱。虽然小说借用魔幻现实主义写法，说瘟疫是由田小娥的冤魂招来的。但应考虑更加科学合理的推测与分析。田小娥死后，长期没有人发觉。尸体腐烂的气味传遍村庄，靠近窑洞，恶臭熏得人干呕，绿头红头苍蝇盘旋，房间里到处都被蛆虫占据。村里人看见死状，明知道田小娥是被人杀害，可都无比默然，没有人愿意为她收尸。在白嘉轩的指令下，村里人用窑垴土崖上的土覆盖了整个窑洞。表面上，这座惹是生非的破窑洞彻底消失了。事实上，没有经过妥善处理的窑洞早已成为病菌滋长的温床。尸体液化后产生的气、液体，带有大量有毒物质的同时，还携带数量极其庞大的致病菌。病菌朝地下水层渗透，通过水循环由地下径流与地表径流汇合，污染整个水源。另外，病菌也在空气中弥漫与扩散，污染大气。尸体腐败招来的蝇虫等生物，也会携带大量病菌四处传播。再加上饥荒后人的免疫力下降，农村家庭卫生条件不佳，瘟疫从口粪传播发展到人传人，乃至危及全村。直到村里人将田小娥的骨殖从窑洞里挖出来，抱来木柴将窑洞烧了三天三夜，用高温杀菌的方法清除了污染源，再加上冬天的到来，低温遏制了病菌的活性，这场恐怖的瘟疫才彻底断绝。人类自以为聪明，实则愚昧至极，一开始竟用桃木辟邪，不信鹿子霖用石灰灭菌的方法，后面由于田小娥鬼魂的申冤才误打误撞处理尸体，解除瘟疫危机。

田小娥在男性中心主义的产物——封建礼教与宗族族法的压迫下死去。生前她默默无语，村里不容她住，她认了；族里不认她，她也认了；公公不承认她，她也没说什么。死后她借鹿三之口为自己发声：到白鹿原后，她没有招惹过任何人，从没偷过任何人的粮食，也没辱骂过一个长辈或者欺负哪个小孩。可是所有人都容不下她，让她在男权制下压得喘不过气来。

田小娥对那些施加在她身上的不公进行了大胆的反抗。父亲让她嫁给一个老头遭受人格上的侮辱，她便偷男人、抛弃男人最看重的贞洁，让父亲脸面上挂不住。郭老汉让她泡阴枣，她在正妻的监视下假模假样塞进下身，等正妻一走便把枣子丢进尿盆，让郭老汉吃用尿泡大的枣子。白嘉轩不让她进祠堂并对她公开处刑，她便带白嘉轩最得意的儿子白孝文抽大烟。鹿子霖利用她，她便把尿尿在鹿子霖的脸上，并嘲笑他。鹿三也在杀害田小娥后一直遭受良心的谴责。田小娥不同于白鹿村其他的女性，她蔑视封建礼教与男权统治，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不在意他人的眼光与评价。不幸的是，田小娥的反抗是出于被压迫后本能的反抗，没有接受新思想的洗礼，没有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没有统一团结的组织力量，加之她是一个小脚女人，注定只能沦为男人经济的附庸品，结局还是以悲剧收场。

《白鹿原》中人类对自然、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反映了自古以来人类中心主义与男性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现实。反过来，自然对人类、女性对男性的报复，不仅表现出女性与自然的斗争性，也给男性和人类以警醒和震慑作用，对推翻长期存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起正向作用。此外，不得不承认，白鹿原里更多的是人类与男性的压迫，自然与女性反抗的力量还是过于弱小了。自然界无法言語，女性可以代自然和为自己发声，但大多选择沉默，就连极具叛逆色彩的田小娥也只敢在死后以鬼魂的身份控诉自己遭遇的不公。当然，这样的情节设计也与作者陈忠实的父权制传统文化背景、男权视角脱不开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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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一铎.“女性”的在场“女人”的缺席——《白鹿原》女性形象解读[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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