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国际中文教育界对纠错反馈研究的关注，有关汉语教师口头纠错反馈的实证研究已成为纠错反馈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通过中国知网和可视化分析方法，从发文趋势、研究内容、理论应用和研究方法四个方面，对2000—2021年发表的相关论文进行回顾和分析，旨在揭示20年来汉语教师口头纠错反馈实证研究的整体发展趋势，并在这一基础上，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展望。

关键词：汉语教师；口头纠错反馈；实证研究；可视化分析

纠错反馈（Corrective Feedback）是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中备受关注的主题之一，而教师口头纠错反馈研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出现了大量该方面的实证研究，内容涉及反馈的类型与使用情况[1]、反馈对二语习得的作用[2]、影响反馈效果的因素[3]等。近些年来，国内有关汉语教师口头纠错反馈的实证研究也在不断增加，从观察汉语课堂纠错反馈使用的描述性研究[4]、[5]，到针对某些语法结构（如量词、“把”字句）习得的实验性研究[6]、[7]，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和信息可视化方法，从发文趋势、研究内容、理论应用和研究方法四个方面，对国内20年来汉语教师口头纠错反馈实证研究进行回顾和分析，并在这一基础上，展望今后国际中文教育在纠错反馈方面的研究方向。

一、数据来源与工具

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文献来源，首先是以“纠错反馈”为主题词进行检索，下载并查阅检索相关文献；接着是确定关键词，进行关键词再检索；然后核对所有检索论文的综述与参考文献部分，对有所遗漏的文献进行补充。我们还对每篇论文的题目、摘要和主要内容进行阅读，删除不相关论文，最终获得时间跨度为2000年1月至2021年12月的133篇有效文献。

本文主要运用CiteSpace（5.8R3版）软件，统计关键词频率和中介中心性值，并生成关键词共现图谱，综合相关数据、知识图谱和具体内容，对所选的133篇文献进行计量化分析。

二、数据分析与讨论

在数据分析中，相关文献的历年发文情况、主要研究内容、理论应用和研究方法以及各自的变化趋势，是了解该领域研究现状的重要因素。下面，我们就基于检索的结果，从这四个方面对国内汉语教师口头糾错反馈实证研究进行分析。

（一）发文趋势

通过文献的发文量，可以大致了解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速度和基本趋势。在相关数据的基础上，我们绘制了2000—2021年国内汉语教师口头纠错反馈实证研究发文量趋势图。具体如图1所示：

从整体上看，口头纠错反馈实证研究呈波动式上升的发展趋势，其峰值出现在2019年，为24篇；2020年次之，为19篇。近五年（2017—2021）的发文量占发文总数的59.4%。可见，汉语教师口头纠错反馈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学者的关注。进一步统计发现，国内发表相关研究论文在3篇以上的CSSCI期刊共有3种，分别为《汉语学习》（5篇）、《世界汉语教学》（4篇）、《华文教学与研究》（4篇），说明相关研究成果也受到学界的重视。

总的来说，20年来国内汉语教师口头纠错反馈实证研究得到了较快地发展，并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为了使研究的发展趋势更加明晰，也为了下面论述的方便，我们依据发文状况将该项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2000—2010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研究成果较少，年均发文量不超过2篇，尚处于起步阶段；2011—2015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研究成果显著上升；2016—2021年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研究成果继续稳步增加，发展态势良好。

（二）研究内容

从研究内容维度来看，关键词是对一篇文献核心内容的提炼，通过分析关键词在各个阶段出现的频次，可以确定口头纠错反馈实证研究所关注的热点及其变化情况；而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则可以了解研究热点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而归纳出主要的研究方向。

1.关键词频率分析

我们依据上文的阶段划分，通过CiteSpace软件，对各阶段相关论文的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为了提高准确性，我们将相似的关键词进行合并，如“反馈方式”“纠误方式”“纠正方式”等都归入“纠错策略”，而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纠错反馈”“对外汉语”“教师反馈”等皆不纳入关键词统计范围。最终，提取出各阶段频数前10的关键词。具体如表1所示：

结合表1和相关论文来看，第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围绕纠错策略和偏误类型展开，如祖晓梅探讨了汉语课堂纠错策略的使用和偏误类型之间的关系[5]，张欢考察了不同的纠错策略对学习者理解回应的影响[4]等。郑家平[8]、陆熙雯[9]则比较关注重述反馈，对重述的注意度、有效性展开相关探索。到了第二阶段，研究内容得到新的扩充，仲清[10]、王迪[11]、曹贤文与牟蕾[12]、祖晓梅与马嘉俪[13]等，分别从课堂焦虑、教师技能发展、汉语习得和师生的认知与态度等角度，对纠错反馈进行多方位的探讨与阐述。第三阶段的研究在秉承前一阶段多元化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和细化，如吴思娜、于海婷调查了德国学习者对纠错反馈的接受度[14]，鲍蕊等比较了不同水平的学习者对反馈有效性的影响[15]，王琤、吴勇毅则对“把”字句的习得与反馈策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验研究[7]。同时，这一阶段的研究还加强了与实际教学的结合，如祖晓梅、邓葵基于实证研究成果和二语习得理论，提出了系统性的教学建议[16]，提升了研究的实践指导意义。

2.关键词共现分析

我们将文献数据导入CiteSpace软件，时间设置为“2000—2021”，节点类型选择“keywords”，出现频次设置为“3”，生成了国内汉语教师口头纠错反馈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具体如图2所示：

在图2中，节点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次，之间的连线表现共现的强度。此外，一些节点带有多层光圈，如“纠错策略”“理解回应”“学习者”，代表这些关键词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性。中介中心性越高，在研究中的重要性也就越大。由此可见，“纠错策略”是整个研究的重点和核心，大多数研究都围绕着它来展开。

为了进一步了解研究的主要方向，我们借助CiteSpace中的Compute Node Centrality功能，对关键词进行中介中心性统计，共得到16个中介中心性大于0的关键词。具体如表2所示：

综合图2、表2和相关文献，以及对关键词的梳理，我们从现有研究中总结出四个研究方向：

第一，纠错反馈的使用及有效性研究。在收集到的133篇文献中，有97篇（72.9%）观察和描写了不同水平与课型的汉语课堂纠错反馈的使用情况。其中，反馈类型基本沿用Lyster & Ranta的六分法：明确纠正、重述、元语言线索、重复、诱导、澄清请求[1]。后四种又被统称为“提示（prompt）”。祖晓梅观察了6位汉语教师的12节课，发现汉语教师对语言错误比较敏感，尤其是对语法错误。重述是使用最多的反馈策略，语音和语法错误的反馈都以重述为主，词汇错误的反馈则以提示为主[5]。洪芸则进一步发现，初级班重述的使用率最高，中、高级班各种反馈策略的使用比较平均[17]。樊泽媛[18]、魏晶[19]、宋歌[20]等研究者，还对不同语言环境、不同教育层次、不同教学媒介下纠错反馈的使用特点进行了描写，但总体情况基本一致。此外，反馈策略与汉语习得的关系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注意。比如，曹贤文、牟蕾研究发现，诱导对学习者汉语习得的效果比重述更持久[12]。王琤、吴勇毅也发现，提示反馈对“把”字句的促学效果显著优于重述反馈[7]。鲍蕊等则指出，明确纠正对低水平学习者更有效，而高水平的学习者更受益于重述[15]。这些研究都证明了纠错反馈对汉语习得具有积极作用，但何种反馈更有效则尚无定论。实际上，反馈的有效性受到很多内在或外在因素的干扰，而厘清这些因素则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比较与证明。

第二，师生对反馈的态度与信念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汉语教师和学习者对纠错反馈的态度并不一致。祖晓梅、马嘉俪比较了67位汉语教师和194名汉语学习者对反馈的态度，研究发现，教师更喜欢采用间接和能够引导学习者自我纠正的策略；而学习者更喜欢来自教师立即明确的纠错，重视对语音和语法错误的纠错，偏爱元语言线索[13]。同时，欧阳美琴还发现，教师的纠错信念影响并决定了他们在课堂上的纠错行为[21]。而孙宁宁[22]、吴思娜与孙倩[23]等则发现，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如语言水平、文化背景等，也会影响到他们对反馈的态度与接受度。因此，如何缩小师生态度上的差异、增强教师的纠错信念和学习者的纠错接受度，以提高课堂纠错效率，都是很值得探究的问题。

第三，学习者理解回应与注意度研究。学习者对纠错的感知和接收状态，也是反馈研究的重要课题。洪芸指出，在汉语课堂中，重述的理解回应率是最低的，重复和澄清请求的回应率最高[17]。祖晓梅、赵赫进一步指出，汉语课堂纠错后的回应率和修正率都相对较高，其中的重要因素是以语言形式为中心的汉语课堂环境[24]。在注意度上，郑家平认为，学习者对重述的注意度，受到语言水平、重述句子长度以及重述句子和初始话语之间的差异长度的制约，这主要是源于语言偏向性和记忆能力的差异[25]。在焦虑度上，仲清则发现，重述作为一种隐晦的反馈策略，在降低课堂焦虑度方面有着明显的作用[10]。其中，理解回应常被当作衡量反馈有效性的重要标准。不过，Ellis等学者指出，理解回应很难完全显示出学习者的知识状态[26]。因此，本文将理解回应与注意度、焦虑度一起视为学习者接收教师反馈时的一种心理状态。

第四，新熟手教师课堂纠错行为研究。部分学者从教师技能发展的角度出发，对新熟手汉语教师课堂纠错行为进行了比较研究。王迪指出，新手教师的纠错率普遍低于熟手教师。在策略的选择上，新手教师对诱导和元语言线索等策略的运用也稍显不足，而熟手教师可以运用多种反馈策略，还会给予学习者更多自我纠错的机会，也更注意纠错后的再练习和学习者的情感[11]。王震华指出，对于同一种反馈策略，新熟手教师也有不同的使用特点，比如，熟手教师在使用重述时，更注意从重读或回复话语长度等方面增强反馈的显著性，比新手教师更能引起学习者的回应[27]。这一方向的研究对提高课堂纠错效率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不过，对于如何提升新手汉语教师的纠错技巧，目前还没有一套有效的方案。

（三）理论应用

通过对这133篇研究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国内汉语教师口头纠错反馈研究的理论依据在20年来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主要是建立在认知互动理论的基础上，包括互动假说（Interaction Hypothesis）、输出假说（Output Hypothesis）和注意假说（Noticing Hypothesis）。此外，还有部分研究是以输入假说（Input Hypothesis）、中介语理论（Interlanguage Theory）、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禮貌理论（Politeness Theory）、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等为理论支持。我们对这8种主要理论假说在具体文献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归纳、梳理，具体如表3所示：

（四）研究方法

通过整理和归纳，我们共发现了7种研究方法，分别为课堂观察、问卷调查、访谈、实验研究、语料库分析、个案研究和行动研究。这些研究方法又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其中，量化研究的材料以数字形式呈现，质化研究的材料以文字形式呈现。依据上文的阶段划分，我们对2000—2021年汉语教师口头纠错反馈实证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归纳、统计，具体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在第一阶段，口头纠错反馈实证的研究内容以纠错策略和偏误类型为主，大多采用课堂观察方法，对汉语课堂纠错反馈的使用情况进行描写，并对描写结果进行量化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该阶段还出现了3例实验研究，说明国内学者从一开始便重视通过实验的手段，对纠错反馈的注意度与有效性展开探索。在第二阶段，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以访谈为主的质化研究数量增多，对反馈过程中教师和学习者内在心理的描述与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量化研究的不足。此外，还出现了语料库分析、个案研究和行动研究这三种新的研究方法，丰富了纠错反馈研究的维度。在第三阶段，虽然课堂观察、问卷调查和访谈仍然是主要的研究手段，但实验研究、语料库分析和个案研究的使用次数明显增多。同时，部分研究开始运用测试（包括前测、即时测、延时后测）和统计的方法（t检验、卡方检验）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研究手段愈来愈趋向多元化。

总体而言，20年来汉语教师口头纠错反馈研究在方法上变得愈发多样，研究工具和统计手段也不断增多。其中，课堂观察、问卷调查和访谈是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课堂观察主要用来了解纠错反馈的使用情况和分布特征，问卷调查主要用来分析师生对纠错反馈的认知与态度，而访谈则是用来获知教师或学习者对纠错反馈的一些比较深入和具体的看法。实验研究是除了以上三种方法之外使用最多的研究手段，通过实验组和对照组相关变量的设计，我们可以在实验室环境下测量不同的反馈策略对语言形式习得的效果，也可以在课堂实验中检测对纠错效果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不过，实验研究对研究者投入的时间、精力和研究素养往往有着较高的要求，因此，其整体发展较为缓慢。

再看其他几种研究方法。在行动研究方面，陈氏美德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针对纠错反馈的四个要素（纠错方法、纠错焦点、纠错时机和纠错态度）进行了教学设计，并在实验教学中进行观察、调查、分析和反思，为提高课堂纠错效率提供了新的方案[33]。在个案研究方面，它不同于课堂观察需要对整个班级的学生进行描写和分析，而是集中在一、两名个体进行动态的跟踪研究，如吴门吉、罗兰对两位韩国学生进行的为期六周的跟踪调查，对比分析了重述和澄清请求对两位学习者口语准确性、流利性发展的影响[34]。在语料库分析方面，近些年来，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在纠错反馈研究中运用语料库技术，但由于缺乏现成的语料资源，大多数研究者都是自行收集语料建立一个小型的语料库，如王琤、吴勇毅便建立了一个46.5万余字的汉语二语课堂口语小型语料库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35]。语料库技术的应用，可以帮助我们对纠错反馈的类型和使用特点进行更系统、更全面的描写。

三、研究展望

基于上文的回顾与分析，结合已有研究的主要特点，并参考国内外语界和国外学术界的最新研究动态，我们对今后国际中文教育界在纠错反馈方面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与展望：

（一）扩展研究范围，丰富研究内容

总的来说，纠错反馈的研究范围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扩展。第一，今后的研究可以尝试从书面反馈、同伴反馈和延时反馈（反馈时机）等角度，对纠错反馈的运行机制进行多方面探索。国内现有的汉语二语纠错反馈研究，大多以教师口头即时反馈为主，较少涉及其他的反馈形式①。而在外语界和国际上的纠错反馈研究中，书面反馈、同伴反馈和延时反馈都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Bitchener & Knoch[36]，李少锋、Rod Ellis与束定芳[37]等。今后的研究还可以关注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简称“CALL”）环境下的自动纠错反馈（automated corrective feedback），探究它对课堂教学和学习者语言学习的具体作用。如Loewen & Erlam对比了CALL环境下重述和元语言线索的促学作用，结果显示，两种反馈的效果都不显著[38]。即便是教师口头反馈，也可以从副语言和非语言的角度对反馈进行多模态的探索，Nakatsukasa便探究了添加手势语所强调的重述反馈（gesture-enhanced recasts）对学习者英语过去时习得的影响[39]。第二，今后的研究可以尝试关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教育层次和不同母语背景的群体，如小学生、初中生、华裔学生群体等。国内已有研究涉及的对象主要以高校留学生群体和成年学习者为主，较少涉及基础教育和未成年的汉语学习者，分布比较单一。反观国际研究，其早期就是从基础教育群体和双语人群起步的。比如，Lyster & Ranta最初的观察对象便是加拿大蒙特利尔6个法语沉浸课堂（4个四年级和2个六年级课堂）中的双语儿童[1]。第三，今后也可以对反馈话语进行本体研究，深入探究哪些话语更能引起学习者的回应。Patyayeva所提出的“动机对话（Motivational dialogue）”的社会互动模式[40]，即对二语课堂纠错反馈策略的应用提供了新的视角。第四，今后的研究还可以尝试对以下问题展开进一步探索，比如：反馈策略与汉语特殊句式习得（“被”字句、“比”字句、“是”字句、存现句等）之间的关系，反馈效果与学习者个体差异（年龄、国别、动机、态度、工作记忆等）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反馈中介（教师、同伴、计算机）与二语习得之间的关系，教师的纠错信念与课堂实践之间的關系，学习者的纠错态度与接受度之间的关系等。

（二）加强理论应用，改进研究设计

现有研究多从认知互动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纠错反馈的使用和有效性，但关于何种反馈策略更为有效、这些策略又该如何应用到实际教学中，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释。Ellis指出，在社会文化理论的框架下，纠错反馈应该随着环境以及学习者个体的变化而变化，没有哪种反馈策略优于其他，只要能够帮助学习者共建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简称“ZPD”），反馈就是成功的[41]。虽然已有学者从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探讨汉语二语教学中纠错反馈的具体使用，但还较为少见，讨论得也不够充分。今后的研究可以加强对社会文化理论的应用，比如尝试与动态评估（dynamic assessment）相结合，围绕学习者的ZPD，不再孤立地比较哪种单一的反馈策略更有效，而是设计循序渐进的、能够有效推动学习者语言能力逐步发展的组合型纠错策略，将教学、测评、反馈等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究语言教学与习得的新途径。Poehner所提出的15级调节类型量表，从隐性反馈逐步过渡到显性反馈[42]，可以为今后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框架。除了社会文化理论外，今后的研究还可以与动态复杂系统理论（Dynamic Complex System Theory）等二语习得新近的理论成果相结合，将语言的学习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中蕴含着进步、倒退、再进步、又倒退的复杂性，关注纠错反馈对学习者语言能力发展过程的影响。

（三）优化研究方法，扩充研究手段

总的来说，纠错反馈的研究方法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优化。第一，今后的研究可以设计各种多重组合实证实验（包括实验室实验和课堂实验），控制好对照组和实验组，对上文提到的各种对应关系进行探索和回答，为具体环境下纠错反馈的使用提供更多的实证依据。除了实验验证外，还可以采用元分析法（meta-analysis）对之前的实证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如Li对1988—2007年的33项纠错反馈实证研究进行元分析，研究发现，在短期内，显性反馈比隐性反馈的效果更好（0.693＞0.542）；但从长时间来看，后者的效应则更为持久[43]。第二，今后的研究可以充分运用语料库技术，建立一个大体量的纠错反馈数据库，统计分析不同地区与国家汉语课堂以及母语与非母语者之间交流中的反馈类型、各类反馈的使用频率及其作用[44]，解决国内现有课堂观察类研究普遍存在着的样本量不足的问题，获得相对准确和系统的汉语课堂纠错反馈使用情况。第三，今后的研究还可以加强语言测试和统计方法的应用。现有的多数研究仍以理解回应作为反馈有效性的标准，对学习者纠错后语言知识的掌握情况了解不足。增加语言测试（前测、即时测、后测和跟踪测试）和对测试结果进行数据统计（t检验、卡方检验、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可以更为准确地了解纠错效果和各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除了量化分析之外，对反馈有效性的测量还可以结合质化的描写，如运用访谈、个案研究和微变化研究等方法，使二者互为补充。王颖、刘振前从准确性、流利性、复杂性三个方面，对40名学生二语能力的发展进行描述，除此之外，还对部分学生进行访谈，从量化与质化双重维度，综合分析教师反馈对学习者语言水平的影响[45]。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和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2000—2021年国内汉语教师口头纠错反馈实证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近20年来，这项研究从无到有，由浅入深，得到了较快地发展，研究视角多元化，研究内容也越发丰富，涵盖了纠错策略的使用、反馈的注意度与理解回应、反馈对汉语习得的作用、影响反馈有效性的相关因素等方面，并涉及师生对反馈的认知和新熟手教师纠错行为对比等。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手段和工具也变得愈发多样，由单一的量化分析发展到量化与质化相结合。在这一基础上，我们结合已有研究的主要特点，参考国内外语界和国外学术界的最新研究动态，从研究内容、理论应用和研究方法三个维度，展望今后国际中文教育界纠错反馈研究的方向与趋势，希望能为广大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1]Lyster，R. & Ranta，L.Corrective feedback and learner uptake：Negotiation of form in communicative classrooms[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1997，（1）.

[2]Long，M.，Inagaki，S. & Ortega，L.The role of implicit negative feedback in SLA：Models and recasts in Japanese and Spanish[J].Modern Language Journal，1998，（3）.

[3]Ammar，A. & Spada，N.One size fits all？：Recast， prompts， and L2 learning[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2006，（4）.

[4]張欢.对外汉语课堂教师纠正性反馈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5]祖晓梅.汉语课堂更正性反馈的调查与分析[J].汉语学习，2008，（1）.

[6]鲍蕊，吕欣.重铸和明确纠正反馈与汉语量词习得关系研究[A].《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编委会.汉语国际教育研究[C].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

[7]王琤，吴勇毅.汉语二语课堂纠错反馈机制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2021，（2）.

[8]郑家平.汉语学习者对重述反馈注意度的研究[D].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9]陆熙雯.对外汉语课堂互动中的纠正性反馈对习得的影响[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10]仲清.对外汉语即时纠误反馈与学生课堂焦虑度研究[J].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11]王迪.对外汉语新手教师与专家教师课堂教学行为比较研究[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12]曹贤文，牟蕾.重铸和诱导反馈条件下的语言修正与形式学习的关系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13，（1）.

[13]祖晓梅，马嘉俪.汉语教师和学习者对课堂纠错反馈信念和态度的比较[J].汉语学习，2015，（4）.

[14]吴思娜，于海婷.德国学生课堂纠错行为的个体差异研究[J].海外华文教育，2018，（4）.

[15]鲍蕊，赵建军，曾小燕.隐性反馈和显性反馈对不同水平学习者汉语习得影响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9，（6）.

[16]祖晓梅，邓葵.基于二语习得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课堂纠错反馈原则[J].世界汉语教学，2019，（1）.

[17]洪芸.纠错反馈与理解回应的实证研究[J].汉语学习， 2013，（6）.

[18]樊泽媛.泰国初级汉语课堂纠正性反馈的实证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19]魏晶.新西兰小学汉语课堂教师反馈语的调查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20]宋歌.线上Module课堂中的纠正性反馈研究[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21]欧阳美琴.汉语教师课堂纠错信念及其与纠错行为的关系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22]孙宁宁.关于留学生对教师教学反馈态度的调查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10，（4）.

[23]吴思娜，孙倩.亚洲学生课堂纠正性反馈研究[A].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人文丛刊（第十一辑）[C].北京：学苑出版社，2017.

[24]祖晓梅，赵赫.汉语课堂纠错反馈与回应和修正的模式[J].南开语言学刊，2016，（2）.

[25]郑家平.汉语学习者重述反馈注意度研究[J].汉语学习，2015，（6）.

[26]Ellis，R.，Basturkmen，H. & Loewen，S.Learner uptake in communicative ESL lessons[J].Language Learning，2001，（2）.

[27]王震华.初级汉语课教师纠正性反馈对比考察[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28]赖海燕.初级对外汉语综合课课堂更正性反馈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29]靳洪刚，章吟.“选择性注意”与“差异效应”在汉语“得”字方式补语习得中的作用[J].世界汉语教学， 2009，（4）.

[30]李康.对外汉语课堂教师的纠错性反馈及策略分析——以聊城大学国际交流学院为例[D].昆明：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31]吴丽君，王静.对外汉语教师课堂纠错行为的礼貌分析[A].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人文丛刊（第五辑）[C].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

[32]开天，李柏令.从最近发展区理论看不同纠正性反馈方式对汉语习得的效果[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3，（9）.

[33]陈氏美德.汉语课堂教学中教师纠错行为的行动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34]吴门吉，罗兰.更正性反馈中的重铸与澄清要求在口语互动中的效用——以汉语量词为考察对象的个案研究[J].国际汉语学报，2012，（2）.

[35]王琤，吴勇毅.汉语二语学习者会话修正能力研究[J].华文教学与研究，2017，（4）.

[36]Bitchener，J. & Knoch，U.The value of written corrective feedback for migrant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J].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2008，（3）.

[37]李少锋，Rod Ellis，束定芳.纠错反馈时机对不同二语水平学习者的教学效果研究（英文）[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1）.

[38]Loewen，S. & Erlam，R.Corrective feedback in the chatroom：An experimental study[J].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2006，（1）.

[39]Nakatsukasa，K.Gesture-enhanced recasts have limited effects：A case of the regular past tense[J].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2021，（4）.

[40]Patyayeva，C.Motivational dialogue as the core of the self-determination process[A].In Leontiev，D.A.（ed.）.Motivation， consciousness and self-regulation[C].New York：Nova Science Publishers，2012.

[41]張凯，王同顺.国外二语/外语交互活动中纠错反馈十年研究综述[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2）.

[42]Poehner，M.E.Beyond the test：L2 dynamic assessment and the transcendence of mediated learning[J].Modern Language Journal，2007，（3）.

[43]Li，S.The effectiveness of corrective feedback in SLA：A meta-analysis[J].Language Learning，2010，（2）.

[44]靳洪刚.第二语言纠错反馈研究成果与对外汉语今后研究方向[J].汉语国际传播研究，2013.（1）.

[45]王颖，刘振前.教师反馈对英语写作准确性、流利性、复杂性和总体质量作用的研究[J].外语教学，2012，（6）.

基金项目：上海师范大学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一流研究生教育项目“汉语二语课堂写作测评与反馈模式构建及有效性论证”（209—AC9103—22—368072002）

作者简介：徐顺锦，男，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由于部分文獻应用了多种理论，因此，表3中各个理论所对应的文献数量总和大于133篇。

①由于大部分文献都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因此，表4中研究方法的使用频次要高于文献的总篇数。

①在中国知网上，截至2021年9月，在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纠错反馈研究中，我们只检索到4篇同伴反馈研究论文和11篇书面反馈研究论文，而延时反馈并未发现专题研究，只是在部分教师口头即时反馈的研究中有所提及。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Chinese L2 teachers Oral Corrective Feedback in China

Xu Shunjin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scholars have shown more concern over the research on corrective feedback，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Chinese L2 teachers oral corrective feedback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embranchment and made some conspicuous achievements. Using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ternet and CiteSpace， this paper gives a summary review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from 2000 to 2021 on publication trend， research contents， application of theories and research methods to reveal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research in the past 20 year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Chinese L2 teachers；oral corrective feedback；empirical research；visual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