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祥 徐庆利 王梅

编者按：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大力开展文化典籍的翻译和研究，有助于把握典籍译介的主动权，能够有效改善外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文化误解误读等问题，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度和认同感，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本刊将围绕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重要战略，积极探索中华文化典籍的译介、传播等问题，并陆续推出相关研究成果。我们有幸约到曲阜师范大学王福祥等学者的专稿，该文对中国文化典籍译介中的重要问题——人名翻译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指出，在典籍对外译介中，应积极践行“母语优先性原则”和“差异化原则”，避免目标语言与被翻译语言的同一化，并努力做到坚守中华民族文化本位，维系中华民族文化身份，彰显中华民族文化张力，以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在跨文化交流中的话语权。

摘  要：典籍人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标志，具有所指的世界唯一性和内在的民族文化张力。在一定条件下，典籍人名可以被转义使用，并获得鲜活的修辞功能。典籍人名翻译应采取音译并辅以人物身份类或特征类信息的厚重翻译方法。音译典籍人名能够保证其所指的世界唯一性，再现其人“真面目”。普通类典籍人名音译后，还需要增补其生卒年份、身份、地位、职业或成就等信息，以利于目的语读者建构其身份。转义类典籍人名音译后，也应增补其形象、性格、品质或特征等方面的信息，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体会典籍人名的转义与修辞功能。这对于中国典籍对外译介中保持中华民族文化身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典籍人名；民族文化身份；文化张力；转义；修辞功能；音译法

人名是人类社会成员通过语言文字信息来确定自我身份和区别他人的主要标志。中国典籍中的神话、寓言、文学或历史人物等人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在音译典籍人名时，译音代义是长期以来典籍翻译的普遍做法，如“孔夫子”音译为“Confucius”，“孟夫子”音译为“Mencius”，“老子”音译为“Lao Tseu”或“Lao Zi”等。不过，近些年来，有学者指出，音译典籍人名会导致人名翻译转码中符形、符指、符释之间的关系隔断，文化信息丧失，甚至会造成译文的悖谬。他们认为，在文化交流之初，一种文化中缺乏另一种文化的符号表达，为避免冗长的释译，适当采用音译是可行的。但是当文化交流增多、人们对异质文化的敏感性提高时，意译的译文才能逼近原文，比如，“庄子”可意译为“Sir Lush”。“Sir Lush”既能体现庄子漆园吏的身份特征，其引申义又能表现庄子洒脱不拘的性格和嗜酒的特点[1]。学者们为实现译文文化自足和文本自足而意译典籍人名的尝试值得称赞，但是在致力于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的今天，意译中国典籍人名将消弭典籍人名的所指、中国文化身份张力以及修辞功能，长此以往，将会导致国际文化交流中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嬗变及中国文化话语权的丢失[2]。有鉴于此，本文拟在讨论典籍人名的所指、民族文化身份张力、转义用法与修辞功能的基础上，探讨其翻译策略和方法问题。

一、典籍人名的所指及其民族文化身份张力

中国古代人名包括姓氏和名字，属于专名学范畴。据研究，中华古姓源于图腾崇拜，系氏族徽号或标志。姓产生之后，世代相传，而氏则随着封邑、官职等的改变而改变。秦汉以来，姓氏合为一体。有姓后，一个人还得有名和字，即名字。《仪礼·丧服传》：“故子生三月，则父名之。”《礼记·曲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礼记·冠义》：“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按照古代礼制，孩子出生三个月，父亲要给他取名。男子到了二十岁，便邀请亲朋好友前来，为他举行加冠礼，并为他取字。字，即别名。如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王安石，姓王，名安石，字介甫。通常情况下，古代民众在自称时称名，在称呼对方时称字；长辈对晚辈才能直呼其名，一般同辈之间不能当面指名道姓。除姓名外，古人还有号，亦称“别号”，是使用者本人所起的一种固定的别名。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如李白，号青莲居士；杜甫，号少陵野老。号不像名、字那样要受家族、宗法、礼仪和行辈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个人的志向情趣，其功能类似于现在的QQ或微信的昵稱。号具有不同于姓、名和字的社交功能，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志向情趣、信仰追求等。由此可知，姓、名、字和号的基本功能是界定群类个体中的身份。这些血缘人名的代代延续，成功地维系了民族文化的连续性与守成性，使本民族、本宗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变动中，能以不变应万变，不因战乱灾难流徙聚散，永保本族本宗长传不衰[3]（P14）。无论是姓、名，还是字、号，无不浸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意识、道德理念、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典籍人名散布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中国文学典籍中，反复出现，广泛流传，成为统摄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文化等的标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身份证，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身份张力。

二、典籍人名转义及其修辞功能

如前所述，人名主要用来命名和称呼。不过，日常交际中人们有时会巧用人名，依托人物自身某方面的典型特征来喻指某种含义，这时人名就会发生转义。正如王德春所指出的：“专有名词在语言中产生了转义用法，即它表示的事物的某个特征，成为一种普遍意义。”[4]根据是否能够转义，典籍人名可以划分为未发生转义的普通类人名和转义类人名。发生转义的典籍人名主要有三类：一是历史人物，包括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医学家以及著名工匠等，如尧、舜、禹、周公、杜康、孔子、李杜、华佗、扁鹊、鲁班等；二是神话传说、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如愚公、夸父、西王母、西施、子虚、乌有、花木兰、秦罗敷、穆桂英、红娘、李逵、孙悟空、猪八戒、白骨精、林黛玉、王熙凤等；三是历史人物兼文学作品主人公，如诸葛亮、关公、张飞、曹操、阿斗、玄奘、宋江、包公、海瑞等[4]、[5]。人名产生转义用法而向普通名词转化，这主要是人名起修辞作用的结果[4]。总的来看，典籍人名成功实现转义，需要借助比喻和借代等修辞手段。

（一）借助比喻实现转义

典籍人名能够借助明喻、暗喻和借喻等修辞手段获得转义。所谓“借助明喻实现转义”，就是把某人比作某个典籍人物，并使用喻词明示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关系。例如：

（1）可是我们所最喜欢的是那种多心眼的，痴情的女子，象林黛玉那样的。我们都愿意聪明，能说出些尖酸而伤感的话。（老舍《阳光》）

（2）虽然她像林黛玉一样弱不禁风，实际上她的性格很倔強，发起脾气来也是不得了的。（曾志《曾志与毛泽东交往实录》）

林黛玉是《红楼梦》中的女主角，自幼身体娇弱，具有多愁善感、孤芳自赏、敏感多疑的性格。例（1）把“我们”最喜欢的女子比作林黛玉，是采用林所特有的痴情、敏感、尖酸、伤感来刻画“我们”最喜欢的女人的性格特点；例（2）则采用林黛玉“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的独特娇弱美，来比照“她”的外在特征。在两个用例中，林黛玉“敏感又痴情”“娇美又柔弱”的典型特征，很容易使读者产生相关的联想而理解“林黛玉”的转义，非常生动形象。

所谓“借助暗喻实现转义”，就是把某人比作某个典籍人物，不使用喻词表示本体和喻体间的关系。例如：

（3）人们在外称颂王军霞的强劲实力的同时，更赞叹于马俊仁的伯乐眼光。（网易网，2023-01-07）

伯乐相传为秦穆公时代的人，以善于相马而著称。唐代韩愈《马说》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例（3）中，把马俊仁善于发现运动人才与伯乐善于发现千里马作比较，比喻马俊仁颇有眼力、善于发现人才。这里使用暗喻修辞手段使得“伯乐”转义，体现出言简意丰的表达效果。

（4）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送瘟神·其二》）

尧舜即唐尧和虞舜，系远古部落联盟首领，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两位圣明君主。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他们称颂有加，膜拜不已。如《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唐代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在例（4）中，毛泽东把中国六亿人民比作尧舜一样的圣人，对人民群众短时间内消灭血吸虫病、创造人间奇迹的英雄气概给予了高度的赞美和评价。

所谓“借助借喻实现转义”，是指被比拟的人和喻词都不出现，直接把被比拟的人说成典籍人物。例如：

（5）为什么如今陈世美越来越多？某种程度上也是女人给惯出来的。（新浪网，2017-12-24）

陈世美这一人物现象最早出自明代小说《增像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在清代小说《三侠五义》的续书《续七侠五义》中，陈世美的故事得以完善定型，并被改编为戏剧《铡美案》（又名《秦香莲》）等。陈世美在剧中是忘恩负义、抛妻弃子的反面人物，最终被包拯所斩，在后世遂成为负心人的代名词。在例（5）中，作者用陈世美来喻指当今社会愈来愈多的负心渣男，达到了更生动、更含蓄的修辞效果。

（二）借助借代实现转义

借代也是人名得以成功转义的重要手段。在使用借代时，不直接说出所要表达的人或事物，而是借用与它密切相关的人或事物来代替，即本体不出现，而用借体来代替。例如：

（6）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三国魏曹操《短歌行》）

杜康能散闷，萱草解忘忧。（唐代白居易《酬梦得比萱草见赠》）

杜康是古代传说中的酿酒始祖，后世遂将杜康尊为酒神。在例（6）中，曹操、白居易两位诗人均以酒的发明人“杜康”来借指酒，使得语言简明生动、含蓄委婉、富有情趣，易于唤醒读者的联想。

（7）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毛泽东《送瘟神·其一》）

华佗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后人将他誉为“神医”。在例（7）中，诗人以“华佗”来泛指旧社会医术高明的医生。诗句意为像华佗那样救死扶伤的名医对血吸虫病也毫无办法，以此来说明长期以来人民深受血吸虫病之害，道出了疫区人民的无限辛酸，也表达了诗人的无限感慨。

借助明喻、暗喻、借喻和借代等修辞手段，典籍人名得以实现转义，以此来激发读者想象，构建联想，达到生动形象、委婉含蓄、诙谐戏谑、新颖别致的修辞效果。

三、典籍人名的意译屏障

人名跟其他语言符号一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其中，能指即音响形象，所指即概念。能指与所指就像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一方脱离另一方是根本无法存在的。索绪尔指出：“在能指之前和之外，并没有明确的所指。语言不是简单地为已经存在的事物或现成的概念命名，而是创造自己的所指。”[6]（P75）人作为独立的个体生命体，决定了其所指具有世界唯一性。一般情况下，人名的能指在另一种语言中是不存在的，在文化距离较远的语言中尤为突出。虽然典籍人名转义后具备修辞功能，但其命名语义仍是主要的、基本的，其他含义都从它派生而来[4]。获得修辞转义后的人名仍具有明显的符号类化作用，同样未改变人名的指代、符号等基本性质[5]。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典籍人名被意译为目的语，那么，其原语音响形象（能指A）就会被替换为新的目的语音响形象（新能指B），它在目的语中的所指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新所指B）。比如，将“庄子”意译为“Sir Lush”，它在汉语中的能指（音响形象）在目的语英语中发生变化，在英语语言文化中，其所指不再是庄子这位特定的古代中国哲人，而是被“无中生有”创造出的“英语人”了。同理，意译外国人名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可以说，意译典籍人名，其音响形象及拼写形式固然易于被英美读者所接受，但是如此翻译是否是民族文化身份的自我放弃，是否是文化的自我殖民与自我放逐呢？失去了这种与他种文化相区别的身份认同，就会失去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语言霸权主义就会控制整个世界，弱势语言国家的声音就会从此消失[7]。就像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我们长此自我殖民、自我放逐下去，那么我们极有可能会成为叶维廉所担心的被“架空”的、没有根的人[8]。

四、典籍人名的音译缺陷

在音译人名时，译音代义是译界普遍的做法。不过，源语中具备转义基础的人名音译后，它在源语中的附加转义也会随之流失，其原因是目的语中缺乏该人名转义的基础和条件。人名形成转义需要具备以下四个条件：1.所指称人物知名度高。知名度高的人名可以为交际双方提供共享的语用背景和前提。2.人物的特征典型。典型的人物特征有利于读者产生与特征相关的联想而理解转义。3.对人名要着重渲染，广泛宣傳。一些真实人物，本来已经非常知名，再经过文学作品渲染和大众传媒宣传，其名字最容易产生修辞价值。4.人名修辞用法的高频率使用[4]。在一定程度上说，高频率的使用才能使人名的修辞用法转化为普遍意义，从临时的言语事实转化为社会公认的语言事实。音译的典籍人名作为“外来语”，在异质文化中的知名度普遍较低，这就使得目的语读者对其典型特征知之甚少，更遑论社会大众会经常使用或广泛宣传了。因此，音译人名在目的语中的“水土不服”，使它丧失了在源语中的转义基础，并失去了修辞功能。例如：

（8）新的董事长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阿斗。

译文：The new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the company is nothing but A Dou.

在例（8）中，“阿斗”被音译为“A Dou”，不难想象普通英美读者在读到“A Dou”后茫然不知的感受。如果不对“A Dou”的身份和典型特征进行必要的补充说明，英美读者对其形象的建构、接受或传播便无从谈起。

五、典籍人名的翻译方法

译文要创设对等的情景，实现与原文功能上的对等[9]（P49）；而要实现功能对等，则必须考虑源语和目的语在社会文化规范方面的不同[9]（P205）。因此，要真正实现翻译后的典籍人名在目的语中的功能与源语中的功能基本对等，译者必须充分考虑以下因素：人名的所指功能、文化身份、转义用法、修辞功能，以及音译人名在目的语中的所指变形和转义用法基础缺失等，综合分析，对症施策。下面，我们将分别讨论普通类和转义类典籍人名的具体翻译方法。

（一）普通类典籍人名的翻译

典籍人名的所指唯一性要求翻译时应确保典籍人名在目的语中的所指不变，便于目的语读者辨识其中国人身份，再现其中华民族文化张力，避免文化身份发生变异。因此，翻译时宜遵循“名从主籍”的原则[10]，直接音译典籍人名。如“庄子”，可以采用汉语拼音形式直接译写为“Zhuangzi”。音译典籍人名，基本能够实现“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目的。虽然具体书写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典籍人名的音响特征在目的语中能够完全或最大程度地得以保留，即能指与所指仍然重合，从而保证了典籍人名所指的世界唯一性。也就是说，“Zhuangzi”仍指“庄子”其人。对于大多数目的语读者而言，音译典籍人名是完全陌生的，不过，也正是这种陌生感或违和感，使得目的语读者明白译名所指是来自异域文化的“他者”，从而使得典籍人名在目的语中得以建构其源语文化身份。就像我们看到“汤姆·史密斯”，知道他很有可能是英美人；看到“安东诺夫”，知道他很有可能是斯拉夫人；看到“穆罕默德·阿巴斯”，知道他很有可能是阿拉伯裔等。

为方便目的语读者建构中国典籍人物身份，在音译人名之后可以酌情添加注释，对其生卒、身份、地位、职业或成就等相关信息，有选择地进行简要补充说明。如将“庄子”音译为“Zhuangzi”后，可以补充其生卒年份（about 369—286 BC）及身份信息“an ancient Chinese Taoist philosopher”。“苏轼”可译为：“Su Shi（1037—1101 AD）， a famous poet in the Song Dynasty（960—1279 AD）.”徐光启可译为：“Xu Guangqi（1562—1633 AD）， a translator and great contributor in Sino—European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exchanges.”音译人名外加简要补充生卒、身份、地位、职业或成就等信息，既能再现典籍人名的所指功能，又能降低阅读难度，目的语读者可借此快速建构典籍人物的文化身份。

（二）转义类典籍人名的翻译

如上所述，典籍人名被转义使用后，其所指功能未变，同时获得鲜活的修辞功能。因此，翻译转义类典籍人名应在音译的同时，增补其形象、性格、品质、特征等方面的信息，帮助目的语读者群体理解、体会人名的修辞功能。其中，利用脚注等文外注释法对典籍人名的典型特征进行补充说明，是译者通常采用的方法。杨宪益、戴乃迭在对《红楼梦》中的部分人名进行翻译时，就采用了这一方法。例如：

（9）“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象颦儿来葬花不成？”因又自叹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不但不为新特，且更可厌了。”（清代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回）

译文：“Can this be another absurd maid come

to bury flowers like Taiyu？” He wondered in some amusement. “If so， shes Tung Shih imitating Hsi Shih，which isnt original but rather tiresome.”

（*Hsi Shi was a famous beauty in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h. Tung Shi was an ugly girl who tried to imitate her ways.）

在例（9）中，译者将“东施”音译为“Tung Shih”之后，又以脚注形式对“东施”的典型形象特征予以补充说明。根据脚注内容，目的语读者能够建构起东施的典型形象，并能想象东施拙劣模仿西施皱眉所带来的适得其反的效果，进而理解贾宝玉当时的想法：无论谁来葬花，都不可能像林黛玉那样惜花恋花，也不可能具有林黛玉那种对美的独特见解。目的语读者能够基于“东施”在译文中的转义用法及其修辞功能，深刻体会林黛玉在贾宝玉心目中是独一无二的。

除了采用腳注这种显性的文外注释法之外，译者也可以采用隐性的文内注释法，把对典籍人名的注释融入译文。这时，读者察觉不出注释信息乃译者所加，其正常阅读活动不受干扰，从而获得较好的阅读感受。例如：

（10）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译文：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would match Zhuge Liang the mastermind.

在例（10）中，“诸葛亮”被音译为“Zhuge Liang”后，又增补了同位语“the mastermind”，对诸葛亮足智多谋的典型特征予以说明。这样既能帮助目的语读者建构诸葛亮的身份，体会该中国俗语的转义用法，即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之义，又使得译文简明生动、含蓄委婉、富有情趣，易于感染读者产生共鸣。这种采用注释和评注的厚重翻译策略，将文本置于丰富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11]，使目的语读者更加尊重源语文化，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的人们思考问题和表达思想的方式[12]（P171）。

此外，如果原文已明示出典籍人名的具体转义用法，则可在音译典籍人名后，直译其具体转义用法。例如：

（11）娶姨太太还是到苏杭一带找个中等人家的雏儿，林黛玉似的又娇又嫩。（老舍《且说屋里》）[13]

在例（11）中，“又娇又嫩”是林黛玉的相貌特征和性格特点，明示了“林黛玉”的转义用法，因此，“林黛玉似的又娇又嫩”可直译为：“as tender and lovely as Lin Daiyu”。如此翻译，英美读者可以根据“tender”和“lovely”两个形容词所提供的信息，描摹出林黛玉所独有的丰姿：“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无需借助其他信息就能理解“林黛玉”的转义用法与修辞功能。这就像中国读者读到“像所罗门一样聪明（as wise as Solomon）”时的感觉一样，虽然普通读者对古犹太国王所罗门（约公元前971—公元前931年在位）并不了解，也能够根据直译后的译文体会“所罗门”的转义用法和修辞功能，从而建构“所罗门”的智者形象。

综上所述，本文在讨论典籍人名的所指、民族文化身份张力、转义用法与修辞功能的基础上，提出典籍人名翻译应采取音译并辅以人物身份类或特征类信息的厚重翻译方法。音译典籍人名能够保证其所指的世界唯一性，再现其人“真面目”。普通类典籍人名音译后，还需要增补其生卒年份、身份、地位、职业或成就等信息，以利于目的语读者建构其身份。转义类典籍人名音译后，也应增补其形象、性格、品质或特征等方面的信息，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体会典籍人名的转义与修辞功能。这种音译加增补的厚重翻译方法，在典籍对外译介中践行了“母语优先性原则”和“差异化原则”，维护和坚持他者立场，保持母语相对于外语的差异性，避免了目标语言与被翻译语言的同一化，并努力做到坚守中华民族文化本位，维系中华民族文化身份，彰显中华民族文化张力，以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在跨文化交流中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赵彦春，吴浩浩.音译的尴尬——《庄子》英译中专有名词的处理及译学思考[J].外语学刊，2017，（6）.

[2]王福祥，徐庆利.民族文化身份嬗变与古代典籍核心词汇翻译——以《论语》中的“仁”为例[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2）.

[3]王泉根.中国人名文化[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0.

[4]王德春.人名的修辞价值——《人名修辞词典》代序[J].辞书研究，1990，（5）.

[5]享邑.试论古人名的修辞价值[J].河北大学学报， 1993，（2）.

[6][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7]吴利琴.语言与民族身份和民族心理[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8]申连云.音译与权力——对我国现阶段音译现象的审视[J].外语教学，2009，（5）.

[9]House，J.A Model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M].Tübingen：Gunter Narr Verlag，1977.

[10]冯瑞贞.“尚格云顿”还是“让克劳德·范达姆”——谈人地名翻译的规范问题[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 2008， （1）.

[11]Appiah，K.A.Thick translation[J].Callaloo，1993，（4）.

[12]Shuttleworth，M. & Cowie，M.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Z].Manchester：St. Jerome Publishing，1997.

[13]彭阳，刘祥清.论人名转义与翻译[J].安徽文学， 2014，（5）.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of Personal Names in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Wang Fuxiang1，Xu Qingli2，Wang Mei3

（1.College English Research Center，Qufu Normal University，Qufu 273165；

2.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Qufu Normal University，Qufu 273165；

3.College English Research Center，Qufu Normal University，Rizhao 276826，China）

Abstract：The personal names in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are an important symbol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with unique referents， they have internal tension of national culture. In certain contexts， some names can be semantically transferred， thus obtaining rhetorical functions. In light of this， to ensure that their referents and national cultural tension remain unchanged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technique of transliteration is suggested to translate the personal names. Besides， the personal names， literally used， should be annotated with brief information on the persons date of birth and death， status， vocation or achievements so that their identities could be easily established by the target readership， and those personal names， semantically transferred， should be supplemented with information on the persons images， characters， quality， etc. So that their rhetorical function could be reproduced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ransliterating the personal names plus annotation or supplementation will be conducive to maintain th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cult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Key words：personal names in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cultural tension；semantic transfer；rhetorical function；transliteration

作者簡介：1.王福祥，男，曲阜师范大学大学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教授，文学博士；

2.徐庆利，女，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3.王  梅，女，曲阜师范大学大学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讲师，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