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瑞郴

绿天庵之魅

怀素家贫，无纸，出家高山寺，遂于寺庙方圆数里，遍栽芭蕉数万，以叶作纸，于其上尽情挥洒，退笔成冢，洗笔成池，天道酬勤，一个小沙弥，庙里长大的和尚，竟卓然一家，狂草名动四海，独步天下。

我于丁酉年初夏，涉足零陵，红日东升之时，临东山高山寺，寻访绿天庵，已废，不遇。遺址处，得传闻中笔冢墨池，睹物不再，只存念想，历史烟云，磨蚀岁月，消散风物，只留下多种传闻，许多附会。但即便如此，绿天庵对于我这习书者，仍有巨大的魅力。

眼前，清风微拂，便起了一阵阵绿波，蕉叶摩挲，发出袅袅梵音，脑中自然涌出想象中绿天庵的样子。穿越时空，思接千载，不由得把僧人怀素奋笔疾书的画面推到眼前。

我对附会，向来是取宽容和赞同的态度。即便是让人忍俊不禁的附会，也多从杜撰者善心好意角度去考量，只是把种种疑问存在自己的心中。

我对怀素以芭蕉叶为纸，涉笔习书，向来持怀疑态度，殊不知蕉叶光滑，难以书写，即便能够书写，又需多少蕉叶，才能让怀素尽情挥洒，退笔成冢？但此附会，我持完全赞赏的态度。一片波光，万棵蕉树，绿浪迭起，佛音袅袅。天地间，只见龙蛇翻卷，烟云密布，飞沙走石，狂风大作，小沙弥于万绿丛中，涉笔成趣，挥洒自如。

这是一幅多美的画面！绿天庵由此得名。禅宗的神秘，山野的生机，天地的静谧，书者的勤奋，在一片绿色的包裹中，别有情趣，气象万千。我以为，这个附会传说，比历史的事实更真实，它让艺术之美与自然之美浑然一体，在天地之间，构成一幅神奇殊异的画卷。

怀素习书，家贫无纸，在《自叙帖》中已有定论，但细细琢磨，现实生活中，他是以寺为家，以大地作纸，以枯枝作笔，以星辰做伴，以名帖为师，将汗水挥洒于大地，将勤奋写在高山寺。当是时，红日飞升，跃出天际。面对此景，自然想起李白对怀素无以复加的赞美，“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怳怳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不敢想象，时年五十八岁，一生桀骜不驯，“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李白，居然对只有二十二岁的怀素给予备至的推崇，并援笔专门为之赋诗。个中缘由，思索多年，总不得要领，近年偶有一得，虽是一己之见，但却愿意不揣冒昧，以陋示人。窃以为，李白与怀素，至少有两点惊人相似：诗风与书风高度的统一，上天入地，天马行空，放浪无羁，飘逸遄兴的浪漫风格；酒风和酒品的相差无几，一个是自称“臣是酒中仙”，一个是醉僧无所顾忌，狂放不羁。这种相似，不仅仅只是外在表象的暗合，关键在其内在神似。

漫步绿天庵绿浪起伏的蕉林，思绪逐浪，神驱千年。我想起唐代另一位伟大诗人，为另一位杰出的舞者及书家的歌吟：“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这是诗圣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首段。除了对剑舞者最高的礼赞外，还写出了公孙大娘及弟子剑舞时，天地动容，江海壮色的壮观画面，诗人由此还道出了一位“草圣”书艺大进与舞者的关系。“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剑与书法，貌似风马牛不相及，但一代草圣张旭，却从中悟出剑舞与书法飞动的灵魂关系，触类而旁通，借舞而神会，从而大开脑洞，胸有剑气，一飞而跃上草书的高峰。

历史就是这般风云际会，缘起书法。一件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唐代乃至中华诗史上两位最伟大的诗人，几乎是同时为两位书家不吝笔墨，这不能不说中国诗史上两朵奇葩。“颠张狂素”，中国草书史上两座高峰。

“谪仙诗圣”，中国诗歌天空两颗巨星。

千年一赞，万古不灭！

我不知道，两位“草圣”不废江河，千古留名，是否与李杜的推崇有很大的关系，但至少我驻足蕉林，注目遗存，脑海中就不断闪现一幅幅惊天动地，山河壮色，龙飞凤翔，神鬼莫测的场景。我分明感到，怀素的狂草，呼呼生风，寒光凛凛，在游龙惊蛇中透出阵阵剑气，我禁不住要高呼了，这不就是纸上的剑舞吗？在你的脑海，自然会升腾起一幅幅剑舞与草书飞动的画面，许多的联想自然产生。诗、书、舞，不就是艺术的同源，线条的共生吗？诗行的腾挪跌宕，草书的逆折变化，舞蹈的跳跃浑脱，不都是线条的变形夸张吗？这一切的最终追求，都是人类审美的需求，只有美才可以将这些线条归纳起来，抵达审美的终极目标，完成心灵花朵的开放，以臻万紫千红的世界。

我把思绪渐渐收拢，集中在绿天庵，背景是一块巨大的岩壁，平整如盘，怀素狂草，赫然在目，它那冲破一切狂飙突起的状态，自由奔放独立特行的风貌，神鬼莫测变化万端的诡秘，生风挟雷翻江倒海的气势，如巨浪扑向岩壁。天幕渐渐拉开，摩崖《自叙帖》映入眼帘，满壁烟云。

摩崖之下，有唐公孙大娘《剑器浑脱舞》正在表演，寒光四射，风雷呼啸，与怀素飞动的狂草双剑合璧，如洪波喷射，如九流迴环，如连山喷雪，如绝壁挂松。风声，剑声，笔声，舞声，融合成一幅绝美的图画。

天地为舞台，公孙大娘独舞后，唐乐响起，又双人剑舞，八人剑舞，众人剑舞，一一在舞台蹁跹，观者如堵，四野沸腾！游目骋怀，情不自已，突然想起，怀素以“醉僧”名世，在绿天痷修行多年，青灯黄卷，何不呼一“济公”似的和尚，在“醉态”之下，挥毫如流星，运笔似挥戈。醉中有醒，醒中有醉，在趔趔趄趄中造一幅“醉僧”颠狂图。风起蕉叶，绿浪连天，从东山望去，零陵古郡，文气升腾，万家烟火，一派安详！我心中默想，刚才的穿越古今的梦想，若有有心人全力的打造，李白于云端，怀素于草莽，公孙于云霓，苍生于大地，都会受惠于文化的伟力！精心打造一台晚会，可以将无形化为有形，可以将文化变为财富，既告慰先贤，也造福梓民。

绿天庵之绿，是永州大地的主色，今之善舞者，将会在主色中调入更多色彩，这种色彩点染社稷苍生，会让民生的舞台更充沛饱满，使锦绣潇湘更生机勃勃。

浯溪之惑

大江走水，向北，成滔滔之势，江面渐渐平阔，波消浪息，只有那些暗礁处，方有水面的翻滚，这时，你才感觉脚下这片水域，无穷的变化，惊人的生动。潇水汇于湘水不久，在汩汩的流动中，载了许多欢欣和悲愁，把青山分割成排列的画屏，画屏中的村湾，田野，山林，竹篁，静静地沉睡和苏醒，虽然有许多的故事，但日夜奔流，都被這江水带走，消遁得了无痕迹。湘水流经此处，仿佛停下了脚步，它的右岸，山岛竦峙，壁立百丈，时间在这一刹那，定格在这片长不盈百米的崖壁上。

当年，唐代大文学家元结出任道州刺史，几番溯流而上，眼光停留在这片岩壁，虽不是一见钟情，却也是暗生情愫，注定要与这片山水结百年之好。于是便有了金玉良缘，千年佳话。

元结盯住这片山水，自有他的盘算，他命名蜿蜒曲致的山溪为浯溪，然后在临江处筑亭，依势取景，造临空欲飞之势。又于巨石处筑台，稳如磐石，寓永固之志。但这只是造就一种氛围，点缀几分情趣，他真正的目的，是劈石凿崖，为历史雕刻永久的展品，为历史凝固永恒的乐章。

历史的书写，往往便是在不经意中造就的。

稍通文墨之人，对书法史略知一二者，对浯溪碑林，莫不怀十二分的敬意，尤其立于《大唐中兴颂》碑前，肃立中注目凝视，不觉间便有了顶礼膜拜之情。

我曾三次造访浯溪碑林，其间每次相隔几乎都有十年。三十年间，岁月流转，世事沧桑，人生沉浮，时代巨变，我每次立于《大唐中兴颂》碑前，端详那一方巨石摩崖，除了崇敬之情外，随年岁的增长，阅历的添加，视野的开阔，钻研的深入，心中却不免有了些变化，这种变化，是在浯溪碑林的寻觅中，获得了一些新的发现后产生的，当然这种发现是遵循前贤开辟的路径，按照他们指示的方向探索所获得的。

我喜颜体，几胜于二王。王羲之《兰亭集序》，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已成定论。我人微言轻，是断不能置喙的，但在心中，却暗自也有个人的看法。以我之见，王羲之《兰亭集序》，不独是书法之隽秀，为天下书者奉为圭臬，而且就文章来说，也是汉魏名篇，大家手笔，全文如行云流水，放浪无拘，究生命之本真，感人生之要义，天地乾坤，宇宙无极，游目驰骋，感怀兴会，怎么读，也是天底下一等的好文章，又兼有唐太宗爱之入骨，连死也拥此而眠，《兰亭集序》的随葬，使这一稀世珍宝，成了唐太宗李世民独享，无法再见天日的骨灰级宝贝。这虽是无法考证的掌故，但人们似乎更相信它是真实的存在。天下神品，除自身天赋条件外，各种附会传说的叠加，也是其异秉天资的由来。这些历史的传闻按照逻辑发展的轨迹，循着这条轨迹的推进，在不断的固化中，便成了历史的定论。《兰亭集序》就是于这个演义中而被推入一种秘境，在这种推波助澜下，自然就成为天赋神品。

不知是性之使然，还是偏好所使，在《兰亭集序》与《祭侄文稿》的比较中，我似乎更偏好《祭侄文稿》，即便不说该文是忠肝义胆、满目血泪、刚烈凛然、慷慨激昂、从容赴死的英雄气概的大义之文，从书法的角度，也有其不可比拟的神妙。展卷观赏，我们可读出墨行中的断腕之力和雷霆之势，也可以在涂抹点染之间，领略其疾风骤雨般的淋漓酣畅和冲波逆折式抑扬顿挫。

我以为，《兰亭集序》可摹，故有虞世南、褚遂良等无数成功的摹本，几可乱真。而《祭侄文稿》不可摹。千年以降，未见有临摹《祭侄文稿》成功范本。环境、氛围、情绪等，摹写者都与颜真卿相距甚远，而其独有的笔墨气韵更是无法企及。这种独有的开创性破空之笔，不是刻意形成，而是在一种特定的氛围中自然天成，使颜体具有一种威严的气象，堂堂的格局，凛凛不可冒犯的气势。

《祭侄文稿》既是一曲哀婉沉痛的悼亡挽歌，又是一篇忠烈激昂、悲愤铿锵的讨敌檄文。文章写于“安史之乱”后两年，当是时，战事稍平，颜真卿开始寻找在讨伐逆贼，平定安禄山、史思明叛乱战斗中被杀的颜氏三十多名忠烈的遗骨，不得，只寻得侄子颜季明头骨，睹物思人，悲痛欲绝之中，纠合了多种情感，怀揣极为复杂的心情，提笔写下了这篇千古血泪之文。《祭侄文稿》无论从内容到书法，堪为千古一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正是因为对《祭侄文稿》的这种喜爱，故每次到浯溪碑林，我几乎都要用大半的时间，驻立于《大唐中兴颂》碑前，追思前贤，敬慕先哲，毕恭毕敬于这块“奇石，奇文，奇字”摩崖石碑前，去读出它的意到笔到、神情饱满的精妙。

但说实话，前两次的观赏，还多从颜体碑文结字入手，感受到他字的丈夫之气，挺拔之势，方正之局，威严之阵。《大唐中兴颂》为颜真卿晚年之作，是其书法臻于成熟、几成完美的稀世杰作。历代名家赞颂如云。黄庭坚曾大加赞赏，“大字无过《瘗鹤铭》，晚有名崖《颂中兴》”。清人杨守敬赞曰“《中兴颂》雄伟奇特，自足笼罩一代”。康有为赞其“平原《中兴颂》，有营平之苍雄”。

其实从书法的角度，我更喜《祭侄文稿》，它的不可复制性，自然天成的自由状态，是无法摹写的。而《中兴颂》，尽管它元气淋漓，立石有痕，刚正凛然，刀剑入墨，但从可复制、能摹写的角度看，毕竟后来者犹可追也。我见过不少摹写《大唐中兴颂》者，就几乎有不少乱真者。我在湖南韶山就见一书者龙燕清，其笔墨就已神形毕肖，已达几近的程度，深得其神韵。

我一直在想，古人于书法，远没有今天所谓理论家那么多理论。众所周知，书法的工具性是第一位的。只是在不断的演进中，书写审美意识的增强，使书写的追求就不仅仅只有工具性，它承载了更多要素，书写的单一转而多元，书写的简要变得丰富，变化促成了行书，速度催生了草书，书写从其工具实用性进入到艺术的领域。直到电脑出现之前，全民用笔记事表意的工具的情况下，工具性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有今天电脑已成为全民记事表意的时候，用笔书写的时代隐去，其工具性渐渐消退，今天还用毛笔书写者，所追求的就基本上是艺术的审美，传统的赓续，它已作为文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注入到后代的血液中。这是一种文化的认同，精神的指归。而这种状态下的书写，可能刻意的成分太多，无法达到我们祖先的那种任意挥洒，自然天成的状况。这是今天书写者无法逾越的障碍。

这流水般的想法并没有被滚滚北去的湘江水带走，而是紧紧粘附于这长长的七十八米摩崖之上。七十八米，石壁耸立，崖石平布，对于摩崖石刻来说，其长度宽度足矣。山水环绕，风景宜人，我所伫立的浯溪碑林，紧倚湘江北岸，也堪为天成。其时任道州刺史的大文学家元结，数次经过此地，为风光所感染，为大片的岩壁所吸引，遂刻石铭文，尤其是《大唐中兴颂》的立碑，堪称浯溪摩崖碑林之魂，此后，历朝历代文人骚客，膜拜者如堵，观赏者似鲫。

在众多的观赏者中间，有一人的看法，颇引人注目。这便是宋“四大家”之一的黄庭坚。他在观浯溪碑林后，尤其是观《大唐中兴颂》后，跳出前人的窠臼，作《书摩崖碑后》一诗，几乎极少评论《大唐中兴颂》的书法，而是就其内容，痛陈历史，挞伐玄宗沉湎酒色，重用佞臣，养奸纳垢，酿成祸端，直至“安史之乱”爆发，九庙不守，不得不狼狈西窜，群臣也作鸟兽散，另择栖枝。继之其子肃宗虽起兵数年平叛，安史之乱尘埃落定，但其内外同样受制于弄臣，以致朝纲不振，“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写尽肃宗内外交困、苟活于南内的窘境。言中之意非常明白，对所谓的“中兴”持否定态度。此论在以后千年，一直争论不休，为浯溪碑林中的遑遑之声。

我一直以为，文学与书法不可同日而语，大家的眼光，毕竟高人一筹，当人们仅仅把《大唐中兴颂》作书法杰作来读时，同为大书法家的黄庭坚便独具眼光，读出了它“史胜书”的价值，此后继此不绝，张耒、李清照都读出了它的痛国之史，殷车之鉴。

我以为，这才是读碑的正途，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书法的意义可以抹杀。在这两者之间，书以文彰，文以书传。试想，如果没有摩崖，又怎么能使这等书法的神品得以传之久远？这种坚硬的历史与文化，可以说是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

我在浯溪碑林盘桓，驻足，凝望，沉思，有一种疑惑总挥之不去，尤其是面对《大唐中兴颂》时，总觉得今天我们所强调的是其书法的审美价值，而对它历史和文学的警示作用有所忽略，这是否让浯溪碑林的路越走越窄，显示不出它真正的历史和文学的内涵？

从唐以后，浯溪碑林，尤其是《大唐中兴颂》的解读者千千万万，他们多从书法的角度，去打开这文化宝库之门，但我以为，黄庭坚、李清照、张耒等许多大家的解讀，才争取深入碑林核心，撷取其重要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当我第三次登临浯溪，立于《大唐中兴颂》巨碑前，思接千载，感慨万千，我心中之结，仿佛瞬间解开，解我惑者，前贤圣者矣！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