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王利

内容摘要：长篇小说《金陵十三钗》是美籍华裔女作家严歌苓的代表作之一，主要讲述十三位秦淮河女子英勇赴义的动人故事。汉学家韩斌的英译行为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操纵三因素的影响，使其采用了一种动态的连续轴翻译策略，跨越诗学鸿沟，弥补文化隔阂，译文既保留了翻译文学的异质性特征，又迎合了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期待与审美感受。

关键词：改写理论 《金陵十三钗》 韩斌 翻译策略

近年来，华人作家严歌苓引起了全球学者的关注。《金陵十三钗》影视译制片享誉全球，给外国观影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内也有学者对该译制片进行研究。汉学家韩斌英译本《金陵十三钗》虽也有不少研究，但还有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深入解读。勒菲弗尔认为，翻译行为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而是受到各种操纵因素的影响，如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等。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它们会操纵译者的选择。英译本的生成受到多种语言外因素的影响，促使韩斌在一定程度上改写原文，借此译写本受到英美国家读者的关注。鉴于此，本文选取改写理论作为研究视角，分析韩斌在翻译《金陵十三钗》时的改写行为，总结韩斌的译写策略。

一.严歌苓视角下的《金陵十三钗》

严歌苓于1957年11月16日出生在上海。她是一位在国外享有广泛影响的美籍华人作家。同时，她在文学界也很有名。她的作品以反映人类复杂的内心世界、哲学思考和批判意识为特色，无论是对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诠释，还是对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让人眼前一亮。

2006年，严歌苓的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获得《小说月报》第十二届原创小说奖，在中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金陵十三钗》讲述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13名秦淮河畔的女子代替女大学生在日本军方的宴会上唱歌。严歌苓将《金陵十三钗》的成功归功于她出国后爱国情怀的表达。1989年，严歌苓赴美深造，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都生活在美国。实际上，她的海外生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纳粹大屠杀”的研究和创作影响。在参观屠杀的刑场时，她被触动了，此后20年，《金陵十三钗》初版完成，被精心打磨成5万字的长篇小说《金陵十三钗》，发表于2005年第6期《小说月报》原创版。在严歌苓的笔下，这群被历史放逐的无言女子在小说中复活了，见证了历史的黑暗和民族的耻辱。《金陵十三钗》长篇小说问世后，社会反响很大。此外，在参与电影《金陵十三钗》的编剧时，严歌苓很快发现第一版有些问题，于是决定重写，以丰富第一版的内容。第二版于2011年出版，以深入的思考、生动的人物、栩栩如生的语境著称。

二.韩斌视角下的《金陵十三钗》

在谈到将中国文学作品引入英语世界的英译者时，可以联想到大量的汉学家。然而，女性译家韩斌不能被人遗忘。英国汉学家韩斌（1950-）于1972年在利兹大学获得了中文学士学位。之后，她到伦敦大学帝国学院任教。2011年，她辞去了大学讲师的职务，成为一名全职翻译，研究和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现在，她的译作也受到了西方读者的欢迎和认可。

严歌苓的作品一直是英国汉学家韓斌的研究重点之一，她认为《金陵十三钗》真实地反映了现代中国的状况，笔触细腻而独特，善于将人物的心理描写与故事情节相结合。在翻译过程中，她保持高度的文化意识，以目的语读者为核心，同时最大程度地忠于原文。此外，她还突破了原作结构的束缚，灵活地进行翻译。她不拘泥于原作的形式，更加关注原作的整体意义。对原文背后深层意义的重新表述、去粗取精和重新解释，推动了《金陵十三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三.改写理论视角下的韩译行为

改写理论由操纵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提出，下设三大核心概念：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首先，意识形态细分为“个人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两个二级核心概念，就前者而言，韩斌倾向译介以反映苦难中国的文学作品，满足英语读者的阅读兴趣；就社会意识形态而言，韩斌译介《金陵十三钗》的时间定格在2012年，此时的西方社会崇尚“异质性”，尊重文化差异，提倡思想自由，故无论是从“个人意识形态”出发，还是从“社会意识形态”出发，韩译行为都受到操纵。其次，诗学细分为“文学手段”“文学角色意识”两个二级核心概念，就“文学手段”而言，韩译本重视语言差异、社会规范差异；就”文学角色意识”而言，中国文学自2012年莫言获诺奖后便为更多西方读者所关切，因此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越来越趋于一个中心地位，然而中国文学如果作为一种翻译文学，仍然会受到英语改写者的操控。再从”赞助人”角度入手，西方出版社、读者都对韩斌的译写策略产生影响，并推动了韩译本的传播。一方面，韩译本由英国哈维尔塞克出版公司和美国阿瑟出版社共同出版，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英美合作出版模式促进了韩译本的翻译与传播。另一方面，2000年后的西方读者对异质文学采取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也促使韩宾采取一种动态的译写策略。

四.韩译本案例分析

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被认为是操纵改写行为的三个主要操纵因素，对翻译文本，尤其是文学文本的生产、流通和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下面结合译文进行深入分析。

1.意识形态

徐小愚这时蹲下来，蹲的很低，看着挤扁脸观望他们父女重逢的同学们说“我爸来接我了！”听上去，她似乎在说：“天兵天将来接我了！”（严歌苓，2011， p. 158）

Xiaoyu crouched down and called through the shaft to watching faces below：‘My dads come to get me！ she sounded as if she were saying： ‘An angels come to get me！ （Nicky Harman， 2012， p. 173）

译者考虑到中西方宗教文化的差异，将 “天兵天将”译为Angel，即基督教中的“天使”。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而西方人主要信仰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创造宇宙的神，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道教认为36个天兵天将维持天庭秩序，而在基督教中，天使是上帝的使者，传播他的意志。译文体现出韩斌意识形态中有基督教的成分。

“那么多经书读下来，我们姐妹们就进修道院吧！”红菱说着，推倒一副牌，她和了。（严歌苓， 2011， p. 33）

‘Us women could become Daoist nuns if we read all those Bibles， said Hongling， and declared she had won the round. （Nicky Harman， 2012， p. 37）

“修道院”一词源于西方，与中国的道观相似，但很明显，原作的“修道院”并不是指道观，但韩斌译为Daoist nuns。因此，可以理解为韩斌想保留原作的异国情调，以满足目的语读者对异国情调的渴望。

红菱此刻插嘴： “杀千刀的日本人！ ……长官，让他们到我们地窖里挤挤吧！ ”（严歌苓， 2011， p. 71）

Suddenly Hongling chipped in． “Those murderous Japanese...Officer，let them squeeze into our cellar！ ” （Nicky Harman， 2012， p. 12）

在这句话中，“杀千刀”属于汉语方言，指向施害者。“杀千刀”一词不仅是红菱对日本人在中国的野蛮行为的指责，也反映了她对日本人的深深仇恨。如果把这种中国方言直接翻译成英文，目的语读者一定会感到茫然。韩斌将“杀千刀”灵活地改写为一个词murderous，即谋杀。这不仅体现了日本人的滔天罪行，而且还重塑了红菱性格直爽、憎恶分明的人物形象。韩斌这一改写行为受到目的语读者意识形态影响，是为了迎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审美标准而做出的翻译选择。

总而言之，韩斌出于她个人的改写习惯，选择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当翻译单位转移到句法层面时，可以表明她的翻译选择是动态的，并非单一的归化或者异化。

2.诗学

原作的标题是《金陵十三钗》，而韩斌却把它改写成The Flowers of War。“金陵”指的是旧时的南京，而“钗”指的是秦淮河女人发髻上的一种首饰，现多指女子。因此，就现代汉语而言，“金陵”应理解为南京，“钗”隐喻女人，译文即Thirteen Women in Nanjing。但韩斌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抓住了原作标题的真正含义。改写后的标题The Flowers of War不仅充分体现了这13位女性的圣洁和高贵的品质，而且巧妙地避免了西方人忌讳的不吉利数字13。此外，将金陵译为南京并不能说明当时的社会背景，但将其译为War则可以揭示当时的战争背景。由此可见，韩斌注意到了诗学差异，即三种文学规范之间的差异：旧中国的文学规范、现代中国的文学规范和现代英语的文学规范。正如上文所指，金陵、十三、钗在特定的文学规范圈中，都有其独特的意义。韩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译文体现其在文学圈层上的跨语际阐释，弥合了诗学鸿沟。

由于中西方文化差異，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文学形式。中国有更多的抒情短诗，而西方的诗歌则不那么整齐，更直奔主题。诗学差异还表现在对文学形式的创造性改写，如下：

法比离开地下仓库时，回过头说：“别让人说你们‘商女不知亡国恨。”

红菱用扬州话接道：“隔江犹唱后庭花。”（严歌苓， 2011， p. 120）

“Thats all very well， said Fabio， ‘but you women shouldnt give people an excuse to call you ‘singing girls heedless that national calamity looms…”.

Hongling finished the poem for him： “…As， on the far bank， they sing the lament Courtyard Blooms.” （Nicky Harman， 2012， p. 142）

当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时，这些妓女还在寻欢作乐，法比于是引用了唐代著名诗人杜牧《泊秦淮》中的一句话来表达此刻内心的愤怒之情。但由于缺少注释，西方读者初次阅读译文可能会感到奇怪，因为上下文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法比突然引用了这首诗的其中一句，句子本身也不完整，容易引起误读。在把“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翻译成英文时，韩斌注意到了原文和译文之间的诗学差异，即汉语诗歌字句工整，平仄相间；而英语诗歌直奔主题。因此在翻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韩斌并没有保留翻译文学的异国情调，而是采取一种对原文文学形式的叛逆方法来翻译，译文并不讲求字数或音节上的一一对应，却更能让目的语读者一目了然原文想要传递的语义信息。

3.赞助人

《金陵十三钗》的赞助人主要是出版社。译本于2011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2012年1月，《金陵十三钗》英文版由英国哈维尔塞克出版公司（Harvill Secker）和美国阿瑟出版社（Other Press）出版。这种英美合作出版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书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发行，也促使韩斌采取改写策略，以满足英语世界的读者需求。

4.小结

越来越多的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学作品产生了阅读兴趣。通过翻译和介绍，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走出国门，为西方读者所熟悉。2000年以后，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采取了更加包容的态度，中国文学的异质性也更加突出。同时，对其他国家民族文学的翻译和引进，也使英语世界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差异更加包容。尊重文学异质性已经成为这一时期翻译界的主流话语。由此，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方面，目的语读者可以接受具有更多异质性元素的译文。在莫言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文学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得到重视。韩斌借此机会翻译了《金陵十三钗》，以满足英语世界读者对中国文学的阅读渴望。

从文本本身出发，就英译策略而言，韩斌采用“归化书写，异化改写”连续轴译写策略。无论是译者创造性、译者叛逆性的发挥抑或是译者主体性的间入，韩斌的译写策略都不是绝对的归化或者异化，而是在连续轴上趋向某个极点，只要她能实现介绍真实的中国、迎合目的语读者阅读兴趣的目标。同时，改写后的译文更加忠实于原文。另外，把翻译单位从句法层面转换到语篇层面，那么任何一种文学文本的翻译都是一种杂合体，借此，笔者提出“语篇杂合”的概念，旨在为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学语篇跨语际改写的译者策略。其次，在当代语境下，文学创作、文学翻译都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操纵，翻译文学也沦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附属品。随着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受到他者改写、操纵的外力影响，改写理论将有更广阔的应用与开发空间。

韩斌的改写行为具有操纵性，她的翻译策略也受到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的影响，可以看出韩斌的翻译策略是为她的翻译目的服务的：翻译一个真实的中国，同时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期待，当有必要改变翻译策略时，她会做出改变。她采用一种动态的连续轴翻译策略。连续轴指的是一个连续的尺度，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对比。在一个连续轴上，有两个极点。一个是归化，另一个是异化。韩斌将“天兵天将”翻译成 Angle 就是归化书写的典型例子，将“修道院”译成Daoist nuns就是异化改写的例子。韩斌的翻译策略总是趋向于某一级，但不会完全到达。此外，为了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译者对文学原作的语际改写策略，作者提出了语篇杂合的概念，即任何文学文本都是一种杂合体，文本翻译应被视为一个整体，翻译的单位应不限于句法层面，而是扩展到语篇。

同时，围绕着谁应该成为中国文学作品的译者，一直存在着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译者在本国语境下长大，深谙中国思想与文化。本族语译者的译文可以更好地反映原文精神和作家的文学思想。然而，根据目前的情况，中国译者的翻译在海外的接受度不高，并没有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除了中英文语言结构的差异和中外文化的差异外，还有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就一些文化差异而言，中国译者不能很好地克服。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汉学家的翻译无疑是中国文化翻译和传播的福音。韩斌作为西方著名的汉学家，意识到中西方规范的差异，在翻译时采取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而这种改写策略对于文化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承认，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并不是对原作的侵占，毕竟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建立在原作的忠实性之上的。此外，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都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副产品。随着国家在国内外快速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许多文学作品在被改写。这一改写行为也并非盲目之举，应当建立在对目的语读者阅读期待和审美视野的深度考量，这样才能让一国文学实现从“走出去”“走进去”到“走下去”的动态转变。当然，随着有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受到改写，改写理论将有更深层的应用价值和更广阔的讨论空间。

最后，因所选语料有限，尚待学者采用语料库、数据可视化等研究方法，进一步加强对韩译本的风格研究。考虑到作家严歌苓和译者韩斌都是女性，而《金陵十三钗》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部关于女性奋斗的生存史诗，韩斌作为一个女性改写者，在多大程度上把《金陵十三钗》改写成The Flowers of War，或者说，她是如何在对《金陵十三钗》的重新解读中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女性主义理论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潜在的研究视角。当然，也可从多元系统论等新的研究视角入手，以期提升对韩译本意义潜势背后文学译写现象的描写力、阐释力和批判力。

參考文献

[1]Harman， Nicky. The Flowers of War[M]. London： Havill Secker，2012.

[2]严歌苓.金陵十三钗[M].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基金项目：2022年宁波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视角下《金陵十三钗》杂合话语翻译研究”（项目编号：IF2022063）。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