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然

摘要：男扮女装是中国易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和女扮男装一样成为小说戏曲的重要桥段。《聊斋志异·人妖》讲述的是一个男扮女装的故事，充分体现了蒲松龄搜奇猎异的创作倾向和教育警示民众的创作理念。本文以《人妖》为切入点，探究中国古代易装现象的发展历程和这篇小说的创作缘起及作家心态，并着重阐释男扮女装行为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

关键词：《人妖》；易装现象；男扮女装 ；社会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１９    文献标志码：Ａ

《聊斋志异·人妖》是一个男扮女装图谋不轨却被揭穿的故事，其中的核心情节围绕着男性易装展开。历朝历代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文学作品中都有易装现象的存在，它的出现与不同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和作家的创作主张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探討的话题。

一、古代易装现象溯源

易装现象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并不罕见，几乎每个时代都出现过，它包括“女扮男装”和“男扮女装”两种形式。从各种典籍和文学作品来看，“女扮男装”是易装现象的主流。据历史文献记载，女扮男装的肇端与戎装从军有关，女性曾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活跃在军事战争中。文学作品中首次出现女扮男装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诗》为标志。唐及五代时期社会风气开放，女子开始尝试借助易装获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如黄崇嘏女扮男装游历两川、担任官职。宋代程朱理学备受推崇，对女性身心的束缚更为严格，女性易装故事大幅度减少。明代中叶，随着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和阳明心学等新思潮的涌动，女性易装再次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题材，出现了杂剧《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等一系列文学经典。清代是女扮男装题材创作的高峰时期，才子佳人小说和弹词小说中均有相关记述，女性易装故事精彩纷呈，代表作品有《平山冷燕》《玉娇梨》《再生缘》《子虚记》等。

“男扮女装”则相对隐秘，掌握话语权的大部分男性文人对此讳莫如深。追溯其源流，最早的男性易装出现在上古时期的祭祀活动中。上古时期主持祭祀活动的人被称为“巫”，“巫”可以作为巫者的统称，也可专指女巫，而“觋”则特指男性巫者。祭祀时履行侍神职责的男觋衣着华丽、召唤神灵，其服饰鲜艳奇特亦如女装，所以此时期的男觋女装可以看作是后世戏剧易装扮演的开端。两汉时期的男扮女装多表现为倡优的歌舞表演，由祭祀娱神向享乐娱人转变。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教废弛、玄学兴盛，世人十分欣赏容貌俊秀、举止风雅的男子，当时许多美男子的轶事流传于世，如著名的“傅粉何郎”“掷果盈车”“看杀卫玠”等等，可见男子爱美发展为一种社会潮流和风尚。据《颜氏家训》记载：“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 ［1］６０可见当时男性偏柔美的普遍现象。日常生活如此，宫廷中男性艺人的易装演出更为多见，《三国志·魏书》记载齐王曹芳年间的倡优郭怀、袁信等编排表演《辽东妖妇》，以男扮女装为戏取悦君王。北周宣帝宇文赟骄奢淫逸，继承大统后不思朝政、荒唐残暴，曾下令京中少年着妇人服入宫表演。至隋代，男扮女装的表演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演出形式。《隋书·音乐志》有载：“伎人皆衣锦绣缯采。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眊者，殆三万人。” ［2］240这证明男性歌伎舞者穿着女装逐渐成为一种专业化的表演，基本被人们接受和认同。唐代将男扮女装的表演形式称为“弄假妇人”，是教坊伶人经常表演的节目之一，出现一批具有特色的专业伶人。据《乐府杂录》所记：“……弄假妇人，大中以来，有孙乾、刘璃瓶，近有郭外春、孙有熊。僖宗幸蜀时，戏中有刘真者尤能，后乃随驾入京，籍于教坊。” ［3］29此外，唐代民间歌舞戏《踏谣娘》也是由男性扮演。宋元时期戏曲艺术趋于成熟，角色体制基本完善，有了“生”“旦”之分，男扮女装在宋杂剧中称为“装旦”。到了明清两代，社会生活中和文学领域内的男扮女装现象空前兴盛。明代中叶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不断积累，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和标新立异的倾向成为时代潮流。在思想界，心学各派主张正视世俗人性，对人的私欲多加肯定和宣扬，自由享乐的思潮不断涌动，对程朱理学造成了有力的冲击。清代统治者吸取明朝覆灭的经验教训，加强封建君主专制，重建儒家伦理秩序、实行思想控制，努力抑制社会不良风气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随着人民生活的日益安稳和皇权政治的稳固，晚明遗留的放纵风气再次复苏。这些社会变化都为男扮女装的大量出现提供了条件。戏剧舞台上，随着南戏臻于繁荣和官方对“男女合演”的禁止，男旦体制正式确立，舞台上活跃的旦角基本由男性反串表演。现实生活中也出现了男子易装奸淫妇女的真实案件，如明代成化年间轰动一时的“人妖公案”。与此同时，在文学作品里集中出现了男性易装的情节，小说类重要作品有明代的《弁而钗》《喻世明言》《醒世恒言》，清代的《孤山再梦》《风流悟》《雅观楼》《空空幻》《聊斋志异》等。

总的来说，易装现象以“女扮男装”和“男扮女装”两种形式流传于世，且前者的流传度更为广泛。男扮女装主要作为戏剧表演形式在各个历史阶段接续发展，而明清两代则是小说中“男扮女装”现象最集中出现的时期，《聊斋志异·人妖》就是这一阶段颇具代表性的作品。

二、《人妖》的创作动因

《人妖》讲述的是一个心怀不轨的男子欲图借易服伪装的方式奸污妇女却被识破的故事。马生夫妇生活做派放诞风流，马生偶然瞥见寄宿在邻居老媪家的美貌女子色心大起，与妻子田氏合谋以治病为由将女子骗至家中。女子应允，要求家中不能留有男子。马生夫妇假意应承、暗地使诈，却发现美女竟是男子假扮，双方皆大惊。经过一番询问得知“女子”名为王二喜，常伪装成女子行奸淫之事，谋事以来从未失手，此次正巧遇到同样居心叵测的马生夫妇才暴露了身份。《人妖》在《聊斋志异》众多奇情异彩的故事中并不显眼，但它独具特色，作者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创作出了这个故事。

（一）创作内因

蒲松龄创作《人妖》的首要原因是他对神奇怪异故事的偏爱，他曾在“聊斋自志”中袒露内心世界：“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 ［4］1表现出他对传奇故事的浓厚兴趣。《聊斋志异》中共有五篇易装故事：《商三官》《颜氏》《江城》《男妾》《人妖》，前三篇写到女性易装的情节，后两篇则是男性易装的故事。这五篇易装故事虽然在《聊斋志异》中占比很小，却体现出蒲松龄对阴阳倒置、性别颠倒的易装现象的关注。

影响蒲松龄创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责任使然，他自言《聊斋志异》是“孤愤之书”，却并非仅鸣个人不平之气，他一生虽未入仕，却有着自觉的经世致用的社会责任感。多年的塾师经历使蒲松龄比一般作家更为重视文学作品的教化意义和社会价值，他秉持著“寓教于乐”的观念，以小说中的奇情异事为方，为自己也为世人开了一剂良药。其长子蒲箬也记录了他的良苦用心：“而犹恨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媪之梦也；又演为通俗杂曲，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其救世婆心，直将使男之雅者、俗者，女之悍者、妒者，尽举而匋于一编之中。” ［5］341蒲松龄借助《人妖》传达了两方面内容，其一是对封建家庭婚姻制度的认同。故事里的马生夫妇是封建夫妻关系的典型代表，田氏更是遵从三从四德的典范妻子。面对丈夫的风流好色，田氏不仅没有任何嫉妒行径，反而欣然接受并且精心谋划，借口看病实施“拔赵帜易汉帜” ［4］573的计谋。不仅如此，她还十分乐意促成丈夫的风流韵事，当马生发现枕边人是男子而大声呼喝时，田氏的表现是“急燃灯至，欲为调停”。［4］573二人说是伉俪情深，但实际更似一对以马生为主导的合作伙伴。田氏尽心尽力地满足丈夫的愿望，愿意达成他的任何要求，自己却时刻谨记严守妇道，当她匆忙入内看到赤裸的陌生男子时，下意识地羞惧趋出。对丈夫的宽容与对自己的严苛，这种矛盾在田氏身上体现得非常生动，也间接表现出封建婚姻制度对男性和女性的双重标准。蒲松龄在许多爱情故事中宣扬自由恋爱，但对封建婚姻制度所规范的夫妻关系、男女地位，他是持支持和认同的态度。他对善事公婆、敬顺丈夫的女性极力赞扬，称她们是“美而贤”的女性典范，而将悍妒的女性视为毒药，“悍妻妒妇，遭之者如疽附于骨，死而后已，岂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参、苓所能及矣。而非仙人洞见脏腑，又乌敢以毒药贻子孙哉” ［4］422。《阎王》《马介甫》《邵临淄》《珊瑚》等描写夫妻家庭的篇目，均能印证他的封建传统婚姻观。其二就是警示广大民众，提醒世人谨慎提防生活中的骗术。明末社会动乱、骗术横行，各种社会性负面事件频发。他在小说中描写男扮女装奸淫妇女的丑恶行径，就是为了以此达到教化群众的目的。他借王二喜之口揭示男扮女装骗奸妇女不是偶发案件，而是犯罪团伙处心积虑的谋求算计。王二喜并不是贸然作案，他对自己的身份进行了精心的伪装：离家的美丽少妇、绝妙的缝纫技艺。他将“孤身少妇”的形象包装得天衣无缝，再依靠邻里间的亲近信任，降低人们的警惕防备。由此可见，“人妖”接受过专门的训练和指点，也善于观察世态人情，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因此，蒲松龄以马生夫妇为前车之鉴，让小民百姓从中获取经验教训，尽量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总而言之，《人妖》故事离奇却蕴含着深刻的意义。蒲松龄以正风俗、厚人伦为己任，通过这篇小说展现了真实存在的社会现象，也传达了他对世俗民众的谆谆教诲。他以生花妙笔向世人讲述着大千世界的奇人异事，揭露世俗生活中可能会遭遇的陷阱和圈套，劝诫警示之意昭然若揭。

（二）创作外因

《聊斋志异·人妖》所讲述的故事并非蒲松龄原创，而是与明代的一件社会公案有密切联系。明代成化年间发生过一起男扮女装奸淫妇女的恶性案件，犯人桑冲借助伪装奸污了数百名女子，受害人遍及全国各地。明代文人对此案也颇为关注，《庚巳编》《五杂俎》《菽园杂记》等都记录了这个案件，其中以陆粲的《庚巳编》记载最为详细：

都察院为以男装女魇魅行奸异常事。该直隶真定府晋州奏：犯人桑冲，……。成化元年访得大同府山阴县已故民人谷才以男装女，随处教人女子生活，暗行奸宿一十八年，不曾事发。冲要得仿效，到大同南关住人王长家寻见谷才，投拜为师。将眉脸绞剃，分作三柳，戴上狄，妆作妇人身首。就彼学会女工，描剪花样，扣绣鞋顶，合包造饭等项，相谢回家。比有本县北家山任茂、张虎、谷城县张端、大马站村王大喜、文水县任昉、孙成、孙原前来见冲，学会前情。……成化十三年七月十三日酉时分，前到真定府晋州地名聂村生员高宣家，诈称是赵州民人张林妾，为夫打骂逃走，前来投宿。本人仍留在南房内宿歇，至起更时分，有高宣婿赵文举，潜入房内求奸。冲将伊推打，被赵文举将冲捽倒在炕按住，用手揣无胸乳，摸有肾囊，将冲捉送晋州。…… ［6］７７－７８

通过对比笔记内容和小说文本，可以认为蒲松龄是依据《庚巳编》的记录创作了《人妖》，有两处细节可以提供证明。首先是人物名字的相互对应，笔记提到桑冲在学成作案技巧后招收了一批弟子，其中有一人名为王大喜。而小说中王二喜招供时便提到了他的兄弟，“以兄大喜为桑冲门人，因得转传其术”。［4］573笔记仅记录从犯王大喜之名，他是否有兄弟不得而知。即使王二喜是蒲松龄依据《庚巳编》的王大喜创作出来的衍生人物，但从两人名字高度的相似性上，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人妖》与《庚巳编》的关联。此外，王二喜身份暴露的经过与陆粲的笔记内容类同。笔记提到，桑冲被捉拿归案不是因为伪装出现了错漏，而是赵文举求奸时两人发生了身体接触。小说中王二喜的暴露经过也是如此，如果不是马生贪色求奸，他不会轻易发觉美貌女子竟然是男人假扮。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大概就是如此，王二喜“欲奸人，反被奸”的结局也有借鉴《庚巳编》的明显痕迹。

“人妖公案”发生在明代成化年间，对后世影响巨大，清代褚人获的《坚瓠集》、俞樾的《茶香室丛钞》等仍记载了此事。《聊斋志异》问世后，吕湛恩在《详注聊斋志异图咏》中对《人妖》的来源作了基本注解，与陆粲的记录基本相同：

《明史》：成化间，石州民桑冲得师大同谷オ之法，饰头面耳足，又巧习女红，自称女师。密探大家好女，即住其旁贫小家，夤缘得入，顿成奸合。或女贞不从，则以压昧法，以致女迷奸遂。女畏败名，终不敢言。以是十年遍游河南北、直隶、山东西，污大家女一百八十二人。又传徒任茂等七人，分途行奸。至二十年七月，冲在晋州高秀才家，为其婿赵某反欲行奸，始识是男子，捉送晋州，谳出前情具奏。犯人凌迟。急捕任茂等七人，罪皆如之。谷才已死，行奸十有八年矣。其罪案甚烦，姑约如之。 ［5］330

因此，根据明清两代的文人笔记对“人妖公案”记录的大同小异，可以证实“人妖公案”的真实性，根据陆粲的笔记和吕湛恩的注解可以佐证“人妖公案”是《人妖》的创作来源。《人妖》篇幅虽短，却成功塑造出三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故事逻辑和情节安排也十分紧密，既印证了前代文学作品对蒲松龄创作影响的可能性，又彰显出小说作品的故事性和创造性，使其成为清代具有代表性的男性易装故事。最值得强调的是，蒲松龄的叙述将男性易装的行为方式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有助于提高民众的防范意识和戒备心理，凸显了文学作品的警示作用和教育意义，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社会价值。

三、“男扮女装”的社会文化内涵

文学作品中的男扮女装现象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既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风貌和世俗心态的具体表现，也展示了服饰区分性别和地位的社会职能。

（一）社会风气的转变

“男扮女装”现象在明清社会中大量出现，晚明官员喜好华服敷粉，“故相江陵公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虽李固、何晏无以过之” ［7］265。清代士人贵族偏爱美男，“软红十丈春风酣，不重美女重美男。婉转歌喉袅金缕，美男妆成如美女” ［8］673。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明清“崇奢黜俭”的习气有着密切联系。明朝初期，明太祖吸取前朝教训，致力于“立纲纪、明礼义、正人心”，社会整体呈现安稳质朴的风貌。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享乐主义和纵欲风气逐渐在社会横行，明初期安然淳朴的风气荡然无存。悲哀的是，明中叶后少有贤君明主，朝廷中文不思政、武不思战，官员臣子处心积虑迎合圣意，稳固自己的地位。政权的腐败和官方權威的崩塌更加助长了不良风气的滋生，社会秩序因此陷入混乱。纵情声色、追求享乐成为晚明的社会主流，世人对金钱、美色的欲望达到极致，僭用违式的风气迅速失控蔓延。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稳固政权后也度过了一段简朴的时光，但奢靡之风在康熙中叶再次出现，并且世风侈靡的程度不亚于明朝。虽然康熙皇帝颁布了相关条例号召节俭，但显然律法只做到了约束普通臣民，帝王公侯和权贵之家并未受到“禁奢”条令的有效制约。如此上行下效，条例基本形同虚设，奢靡之风逐渐流行于社会，钱泳不禁感叹：“今隔五十余年，则不论富贵贫贱，在乡在城，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当开席时，哗然杂遝，上下千百人，一时齐集，真所谓酒池肉林，饮食如流者也。” ［9］128-129

总体来看，明清时期男扮女装现象的大量出现与晚明的纵欲风气密不可分。中国古代对内院女眷禁卫森严，能直接面见女眷的人大多为尼姑、媒婆、卖珠宝妇人等几类女性，异性不可能随意踏入内院。因此，为了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许多宵小之徒便伪装成这几类人趁虚而入。凌濛初有诗一首，讽刺心怀不轨的僧尼的败坏勾当：“色中饿鬼是僧家，尼扮繇来不较差。况是能通闺阁内，但教着手便勾叉。” ［10］59《欢喜冤家》“香菜根乔妆奸命妇”中，香菜根就装扮成卖珠婆成功接近莫夫人，与其私通两载而无人发觉。因而，男扮女装在这里成为一种满足私欲的卑劣手段。此外，纵欲风气还体现在同性恋现象的盛行上，在明中期以后，这种现象主要以京师、江浙和闽南地区为中心，到清代依然普遍出现，涉及多个社会层面，既有帝王公侯也有庶民百姓，以士人阶层最为活跃。晚明士人对同性恋并不排斥，甚至津津乐道，汤显祖曾为因生活放诞风流被罢官的两名官员鸣不平，冯梦龙的《情史》单列“情外类”记录各朝的男同性恋故事。改朝换代至清代，喜好男色的风气更盛。马生就有“好男风”的倾向，他发现王二喜的真实性别后不仅没有上报官府，反而将他视为妾室，私自收留。民风开放如此，士大夫阶层更甚，“四方安乐，故士大夫俱尚豪华，而尤喜狭邪之游” ［7］120。且清朝虽严禁官员狎妓，却并未明令禁止官员寻觅男色，所以为了迎合官场贵族的需求，优伶娈童们被挑选训练，“择五官端正者，令其学语、学视、学步”，“三四月后，婉娈如好女，回眸一顾，百媚横生” ［11］12。他们为了生计尽力迎合掌握主动权的达官显贵的欢心，许多男扮女装现象就在这种不平等的情况下出现。因此，世人对私欲的追求和部分男妓娈童维护生存的需要共同导致了男性易装的泛滥。

（二）服饰的性别符号功能和社会规范意义

从服饰角度考量，易装与服饰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变更服饰是易装的必要条件。就本质而言，服饰最初只是作为遮蔽御寒的工具，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服饰的意义不再纯粹，它成为一种复杂的符号，是区分性别和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志。据专家学者研究，服饰大约是从黄帝时起被赋予社会文化意义，西周以后区别意义愈加强烈，服饰制度也愈加完善，成为一种礼仪传统和基本规范，实现了由物质需求到精神文化需求的超越。具体来讲，一方面，服饰可以区别男性和女性，简单划分为男子穿靴帽、女子着衣裙，它们成了区分性别的固定标准。这种观念在《镜花缘》描写林之洋游历女儿国的经历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女儿国是一个男女易位的国家，由女子统治政权，承担主要社会角色，男子则退居内院，男女的衣着也完全颠倒。女儿国国王欲封林之洋为王妃，便强令对他进行“改造”，林之洋被迫承受穿耳之痛、缠足之苦。林之洋的“男扮女装”是被直接忽略个人生理特征的结果，表现出固化的服饰观念，宛如不是人在穿衣服，而是衣服造就了人。因此，这种固定观念和心理暗示很容易使人们放松警惕，也给了奸贼可乘之机。另一方面，服饰代表着性别所隐含的地位和规范，“在人类文化中，‘服装已不再是或是游离了它所指物质的本质与功能，它被赋予了文化性职能，它代表着性别，它就是性别符号，它是性别所意指的一切社会内容。……对‘性别本质与功能的意识形态式指定与认识，使性别服装具有了不可思议的魔力，怎样的服装就表达了怎样的一种性别以及性别的文化内涵” ［12］106。这段话说明了“性别”和“服装”的关系，服装的原始功能依旧存在，但是它已经被极度弱化，它更鲜明的特征是具有性别意义和性别所代表的社会职能规范：男女两性，各司其职，不可逾矩。但这个约定俗成的规范被易装行为所动摇，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男性假扮成女性，就意味着暂时放弃男性享有的一切特权，其各种活动随之由公共领域转入私人领域，行为举止必须符合社会对女性的各种要求规范，否则稍有行差踏错就会暴露真实身份。就如王二喜装扮成女人之前做了一系列准备：穿戴女子的衣裙服饰，学会女红技艺，模仿女性行为举止。然而，面对社会现实对两性的严格界定，虽然男扮女装的男性对根深蒂固的社会秩序造成了破坏，但却仍然受其制约。易装后的男性必须遵从传统的女教，接受女性卑微的地位，体会女性的生存环境，因为“他”此时已不是社会意义上的男性。从这个意义上可见，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后服饰的社会规范意义并未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每个人都要遵从服饰所赋予的性别规范。

综上所述，《聊斋志异·人妖》作为一篇讲述男性易装的短篇故事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价值。它体现了蒲松龄对奇闻异事的喜爱，是清代具有典型意义的男扮女装故事，对男扮女装投以特别的关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世人对男扮女装的猎奇心理，同时展现了易装现象与服饰、性别规范以及社会风尚等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对维护和宣扬儒教传统、警示世俗大众具有深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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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 Ｄｉｓｇｕｉｓｅｄ aｓ Ｗｏｍｅｎ

——Ｌｉａｏｚｈａｉ Zhiyi·Ｒｅｎ Ｙａｏ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ANG Ｒ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ｉａｎｊ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ｉａｎｊｉｎｇ ３００３８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ａｌｅ ｃｒｏｓｓ－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ｓｇｕｉ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ｆｅｍａｌｅ ｃｒｏｓｓ－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Ｌｉａｏｚｈａｉ Zhiyi·Ｒｅｎ Ｙａｏ ｉｓ ａ ｓｔｏｒｙ ａｂｏｕｔ ａ ｍａｎ ｗｈｏ ｄｒｅｓｓｅｓ ｕｐ ａｓ ａ ｗｏｍａｎ，ｗｈｉｃｈ ｆｕｌ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Ｐｕ Ｓｏｎｇｌｉｎｇ＇ｓ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ｔｏ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ｏ ｅｄｕｃａｔｅ ａｎｄ ｗａｒ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ａｋｅｓ Ｒｅｎ Ｙａｏ ａｓ ａｎ ｅｎｔｒｙ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ｇｕｉｓｅ，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ｎｏｖ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 ｏｆ ｍａｌｅ ｃｒｏｓｓ－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ｅｎ Ｙａｏ；Ｄｉｓｇｕｉｓ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a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ｉｇ？蛳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责任编辑：陈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