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巴从国道拐进乡村公路，我看见了小时候的自己。”薛超伟小说《青梅》开头的这句话，清楚地点出了整篇小说中的“回乡结构”。这种小说叙事结构我们并不陌生，鲁迅的经典名篇《故乡》《祝福》都是采用了“回乡结构”，知识分子“我”通过回乡的旅程进而对传统乡土社会进行重新观察、反思和批判，改造国民性议题与启蒙主义观念等皆由此得以舒张。在小说《青梅》中，这种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性隐喻也是无处不在，比如国道和村里弯弯绕绕的道路，以及城里公寓房“笔直的走廊”和村里土楼的“环廊结构”等。

进一步来说，《青梅》中“回乡结构”的匠心之处更在于，“回乡”由“今日之我”引出“昨日之我”，由“现在的自己”引出“小时候的自己”，从而牵引出两条故事线交替推进、并驾齐驱。而作者薛超伟又通过叙事人称上的巧妙变化，将“小时候的自己”充分他者化。由此，小说里“我”此次回乡与过去回忆这两条叙事线索，就变成了“我”与“她”或者“我”与“晓念”的两条故事线。一方面，“我”此次回乡的短暂旅程与所见所闻，每一个细节都勾连着“她”/“晓念”十几年漫长的童年经历。小说的笔触在两个不同的时段里自由穿梭，慢慢绘制出了昨日的“她”/“晓念”是如何变成今日之“我”的完整成长路径。另一方面，“过去的我”的故事在第三人称的约束下，即使讲述童年创伤也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一份客观、冷静与不动声色，而对感情表达的充分节制正是小说《青梅》另一个突出的优点。“晓念”童年的经历是充满扭曲与痛苦的，但小说对这段经历的回忆却并不沉溺于哀伤，相反，其中更多透露出一种时间的冲淡与理性的清明，而这种表达效果的达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小说中对过去自我的他者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