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上承夏商周，下启秦汉，变法与改制是这一长达两个半世纪时代的主题。战国诸雄以富国强兵为目标进行的变法，在对三代礼乐制度的损益式继承基础上，实现了从封建贵族分权政治向中央集权体制的转型，形成了中国上古区域集权式的国家治理新模式，为秦汉以降的大一统帝制国家治理打下了政治底本与制度基础。

治国理政经验的传承与发展

战国变法是对夏商周早期国家治理经验传统的传承。自夏商周三代开始，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总是在传承历史经验传统的基础之上进行制度创新。《论语·为政》中孔子就曾对夏商周三代政治的基本特点加以总结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夏商周这种在历史传统继承基础上的制度创新一直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演变的基本特点。

战国时期，列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是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官僚制。其制可溯源至西周以政德为主要标准的“册命制”，这种制度至迟在西周中前期已形成部门科层化的“右告”制。所谓“右告”，即由受命者所在部门担任官长的右者在引导其面见周王时，将受命者的过往业绩报告给周王并进行册命考绩。这种“右告”制在金文中很常见。如《?簋》记：“唯十又一月既望丁亥，王格于康大室。?曰：朕皇尹周师右告?于王，王或赐?佩、缁韨、朱亢。曰：用事。”含括“右告”类在内的数量多达一百多篇的西周册命金文表明，西周时期有制度化的规范考核官员政绩，而且形成了按照部门科层考绩官员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