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战国出土文献层出。简牍、帛书是战国出土文献的主要部分，其﹃书于竹帛﹄的记载方式与不同的内容、来源和形制状态，为更好地了解早期典籍文明中文献发展与演变的多样性提供了便利。

夏商时期，古人以甲骨、金、石作为主要的文字记录和图籍载体。《尚书·周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可知商时即有“册”。有册而典成，甲骨文、金文中的“册”字皆似将简片以绳索编连的形态。“册”制成后，奉于几上，是为“典”。甲骨文、金文中还存在大量竖起的字，如“虎”“象”“犬”“马”等，无疑是一种行款的排列习惯，这与简册的使用息息相关。

西周以来，“盟府”充盈，典章完备，王官之教逐渐下移，加之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兴盛，知识随着士阶层的崛起、学术流派的林立而得以广泛传播，亦不断促进更多书写材料的运用。战国时期的出土文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先秦时期的文献状态、古书成书规律和学术史的认识。简牍、帛书构成了战国时期出土文献的主体来源，为研究中国书籍制度演进提供了大量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制度的流变提供了重要参考。

战国出土文献的内容与思想源流

“书于竹帛”语出《墨子·兼爱下》，指以竹、帛记录先君、明王的事业功绩。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指出，上古时代，使用最广泛的书写材料并非陶、金、甲骨，而是竹木，即写在竹片和木方上的简牍。同时我国养蚕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将包括“缯”“绢”在内的丝织品统称为“帛”，在帛上书写文字即称为“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