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玉，兰江

(1.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2.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2014 年5 月26 日，政治风格强硬、希冀带领印度成为领导型大国的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就任印度总理。冷战后，印度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中理想主义色彩逐渐褪去。印度政府逐偏离不结盟政策，转而运用注重利益的现实主义指引印度外交政策转型。莫迪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加速这个趋势，一定程度上突破传统不结盟政策的窠臼，指引印度外交政策转型为多向结盟政策①。印度莫迪政府多向结盟政策呈现出进攻性、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特点。

一、莫迪政府多向结盟政策的理论逻辑

冷战结束后，印度历届政府外交政策演变表明印度外交已然突破传统不结盟政策。但如何定义目前印度外交政策的性质，学术界和战略界尚未形成共识。有学者认为不结盟政策仍然是印度莫迪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如印度学者拉杰什·巴斯鲁（Rajesh Basrur）认为虽然印度莫迪政府外交战略发生变化，但是并未脱离不结盟政策[1]。部分学者认为印度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已然明确向结盟发展。如杨思灵老师认为美日印澳四国领袖首次线下会晤表明印度已经决心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国建构QUAD 同盟。此次领袖峰会是印度外交战略从模糊阶段向同盟阶段转型的转折点[2]。相较“维持不结盟政策”和“走向结盟政策”，学术界更多地认为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正由不结盟政策转型为多向结盟政策。后冷战时代印度历届政府采取较诸冷战时代印度历届政府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印度政府多向结盟政策实践大致分为三阶段。冷战结束后至2014 年莫迪上台为第一阶段。此时，少数学者已经使用“多向结盟”来形容印度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这一阶段的多向结盟政策仍带有若干不结盟政策的因素。如印度学者拉杰·科萨里（Raj K. Kothari）认为：印度冷战后基于国际秩序的调整，默认与所有大国同时扩大双边关系，奉行多向结盟战略，遵循防御性现实主义战略，以求自保[3]。莫迪政府第一任期为第二阶段。随着全球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及多极化趋势加快，2014 年莫迪执政后试图让印度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领导型角色，加快对印度外交政策的调整。莫迪政府调整外交政策后，多向结盟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热点。许多学者认为印度莫迪政府的多向结盟外交政策并不是被动地迎合国际秩序的调整，而是积极地追求建立以印度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如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印度研究所研究员索斯藤·沃伊切夫斯基（Thorsten Wojczewski）认为：印度奉行多向结盟政策，根据国家利益来构建世界秩序，寻求与世界上所有相关行为体的伙伴关系，同时避免与特定国家或集团的关系过于密切[4]。莫迪政府第一任期属于多向结盟政策的形成阶段。此时莫迪政府的外交构想转变为外交实践尚处于试错与调整的阶段。因此，学术界对其多向结盟政策的研究不够深入，只是简单地将其解读为在大国博弈中左右逢源。2019 年至今为第三阶段。2019 年5 月，莫迪连任后继续推动多向结盟政策。李莉认为印度外交政策由不结盟政策向多向结盟政策转变存在三个具体表现：政策弱稳定性与战略模糊性、与相关国家有限结盟或议题结盟、在对立国家间两边下注[5]。印度莫迪政府与西方大国的议题结盟不断升级、与俄罗斯等国家的友好关系继续深化、与邻国的传统关系继续强化，表明其外交政策已经突破原有不结盟政策。但印度莫迪政府并未与任何国家进行战略绑定，其外交行为因国际形势改变而灵活反应，导致印度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常常表现出两边下注的特征。因此，多向结盟更适配印度莫迪政府的外交现状，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国内学术界也开始对此展开研究，但产生的学术成果相对较少。但这些研究大多侧重于研究印度莫迪政府与某大国的双边关系，并未深入研究印度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政策的既有进展与未来走向。随着国际局势变化及国内政局演变，印度莫迪政府多向结盟政策未来走向仍存在不确定性。

学界经常运用同盟理论解释印度莫迪政府外交政策已由不结盟政策转型为多向结盟政策。主流理论流派主要着眼于国际环境变化对印度外交政策的影响，对印度国内因素的分析较少。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运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构建分析框架：国际体系层次的压力促成外交政策、大战略及国际政策的转型；中介变量将限制国家是否对体系层次压力作出回应。杰弗里·托利弗等系统讨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变量，辨别自变量的范围：战略环境的性质、国际体系中威胁或机遇的清晰度以及相对实力分布；并重新组织国内层次中介变量：国内制度、政府—社会关系、国家战略文化以及领袖的意向是关键的四大要素[6]58-59（见图1）。新一代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讨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可以提供解释力的因变量范围，从危机决策和外交决策应对扩展到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迁，既克服新古典现实主义仅仅以特设方式选择变量的缺陷，又阐明新古典现实主义专注于解释国际政治的研究路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跨越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构建起跨层次的分析框架，致力于解释单元行为体内部政治因素如何与单元行为体所处的系统环境相互作用。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能够更全面分析莫迪政府外交政策调整的动因并更准确预测其外交战略的未来走向。

图1 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模型

就体系层次而言，国家政策反应通常遵循体系压力。莫迪政府外交政策调整很大程度受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压力。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防实力显著提高。中国和印度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轨道、人口规模及社会内在演化存在相似性。同时两国在经济领域存在竞争关系，又因中印边界争端等问题时常发生冲突，因此，中国崛起给印度形成外部环境刺激。直到1990年，中印人均GDP长期维持差距不大的状态，甚至印度人均GDP在1990年还比中国略高。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经济实现高速发展，中印实力差距逐渐拉大。截至2020年末，中国的GDP总量为14.72万亿美元，印度GDP 总量为2.62 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升到印度的5.6 倍[7]。从大多数主要经济发展指标来看，中国都远超印度。中印两国陆地接壤，结构性调节因素（包括地理、技术扩散速率及军事技术）使得两国在战略互动模式中存在约束。中印物理距离、战略纵深及地形障碍都会影响国家行动的安全环境。军事技术则潜在地影响国家“安全两难”②的强度，进而影响不经意冲突的可能性。莫迪政府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加强与美国及其印太盟友的安全与防务关系，提升国防实力，以对中国在边境问题上形成战略威慑。综上可知，印度莫迪政府调整外交政策主要基于应对中国崛起。自1962 年中印边境冲突以来，印度对中国怀有难以磨灭的成见，对中国开展零和博弈式的激烈竞争。在印度看来，中国崛起在地区及全球带给印度的威胁大于机遇；就国际体系有无给予牵涉机会与威胁范围与时间相关讯息而言，印度急于扭转不利于自己的现状。自6·15 中印加勒万河谷边境冲突后，印度从之前在中美间左右逢源转变为积极与西方大国展开议题式结盟[8]。因此，印度莫迪政府外交政策调整与国际体系呈现给印度的信号和信息有关。印度莫迪政府外交政策由不结盟政策转型为多向结盟政策，参与“四方安全对话”，加强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防务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中国崛起的主观认知。

就单元层次而言，体系层次给予的单元层次刺激将影响印度莫迪政府外交政策对体系变量的应答。莫迪总理及印度人民党领导层政治风格强势且具有淡化不结盟传统、强调现实主义的政策取向。2015 年2 月，莫迪总理在演讲中倡导摒弃习惯思维，把握难得的绝佳机遇，以推动印度成为世界强国，表明多向结盟政策已经逐渐成为印度各界主流思想。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专著《印度道路：不确定世界下的战略》中提到：目前印度外交正遵循“接触美国、管理中国、培育欧洲、安抚俄罗斯、让日本参与进来、吸引邻国”战略。在一个可能“趋同虽多，并不一致”的世界里，印度外交必须迅速而灵活，其“大战略”将必须由“多向结盟”来定义[9]10。这番论断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印度外交策略取向，并得到印度战略界认同。此外，莫迪政府推行多向结盟政策需要牢固的执政基础，在2019 年大选中，印度人民党拿下稳定过半的303 席（总席位为542 席），比2014 年大选增加21席。这表明莫迪政府执政基础牢固，有足够的权力推行多向结盟的对外政策。

二、莫迪政府加强与西方主要国家的议题式结盟

议题式结盟是国家间就某一议题推动共同利益的伙伴关系[5]。莫迪政府试图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议题式结盟，在安全领域加强本国安全保障和战略威慑力；在政治领域提高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在经贸领域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提高在全球供应链的参与度。

印美关系逐渐深化是莫迪政府多向结盟政策的重要表现。莫迪执政以来，印度与美国无论是合作深度、广度及机制化程度都显著深化。有学者认为印美防务关系甚至已经超越“准同盟”关系[10]。印度莫迪政府深化与美国国防贸易关系并建立更广泛的安全伙伴关系。2016 年印度成为美国主要国防伙伴。印美关系在国防贸易和技术共享领域提升到最亲密的盟友和伙伴相称的水平。印度莫迪政府试图与美国构建安全防务合作网络。2015 年6 月4 日，印美签署为期十年的《防务框架协议》（DFA），凸显两国防务合作的进展。2016 年8 月29 日，印度国防部长马诺哈尔·帕里卡尔（Manohar Paricard）访问美国，并与美国签订《后勤保障备忘录协定》（LEMOA），就印美武装部队间相互提供后勤支持、供应和服务的基本条款、条件和程序达成一致意见。有学者认为虽然该协议只涉及日常军事后勤合作，但触及印度国内政治敏感性，因此该协议的成功签订表明印度莫迪政府与美国加强防务关系的意向，是印美防务关系里程碑式进展[11]。此外，印美高层互访逐渐机制化：2018 年9 月6 日，印美首次举行由外交部长及国防部长共同参与的“2+2”部长级对话；2019年12 月18 日，第二轮“2+2”部长级对话深化相关合作议题并承诺印美高层互访常态化；2022 年4月11 日，拜登总统与莫迪总理线上会晤，双方承诺继续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共同致力于通过清洁能源、技术和军事合作加强美印关系。此外，在俄乌冲突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印度空军取消从俄罗斯购买48 架米-17V5 直升机的计划被视为印度在微妙地向美国靠近。

印度莫迪政府加强与日澳的合作，试图与大国实现在印太地区的互联互通。2015 年12 月12日，莫迪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两国确立印日特殊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并决心将这一关系深化为“广泛和以行动为导向的伙伴关系”。双方还签署《关于转让国防装备和技术的协定》和《关于保护机密军事信息安全措施的协定》，进一步夯实印日战略伙伴关系。这表明印日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利益存在广泛趋同。2017 年9 月14 日，莫迪总理与安倍晋三首相会面，双方承诺共同推进日本“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及印度“东向行动政策”，包括加强海上安全合作，加强两国在印太地区互联互通。2022 年3 月19 日，莫迪总理首次会见岸田文雄首相，双方赞扬两国经济合作更加紧密，并承诺两国将共同努力在印太地区建立可靠、有韧性、高效的供应链。岸田文雄首相称未来5 年日本将向印度提供5 万亿日元的投资，包括贷款、外国直接投资和援助。现阶段，印日已形成以安全防务为主要内容，兼顾经济合作的新格局。此外，印度莫迪政府还积极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合作。2019年4月2日至16日，印澳举行代号为“AUSINDEX-19”的海上联合军演。澳大利亚驻印度高级专员哈林德·西杜（Harinder Sidhu）表示：此次演习是强大且不断发展的印澳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此次演习的复杂性展现印澳海军密切的防务关系和互操作性[12]。2020 年6 月4 日，印澳签订《相互后勤支持协议》，允许对方进入本国军事基地以促进相互国防交流和演习。2021 年9 月11 日，印澳举行首次“2+2”部长级对话。双方就加强军事接触、共享防务信息、相互提供后勤支持及加强贸易关系达成一致；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Peter Dutton）邀请印军加入代号为“Talisman Sabre”的军事演习。2022 年3 月21 日，印澳举行线上领袖峰会，双方就多个合作达成一致意见。澳大利亚将在矿产、清洁能源等多个领域对印度投资2.8亿澳元。两国宣布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签署完整的《全面经济合作协定》（CECA）。印度莫迪政府与日澳合作日益深化。

印度莫迪政府与欧洲大国加强防务合作。印度莫迪政府加强与法国的防务合作。2018年3月1 日，印法领导人举行会谈并签署14 项政府间协议，包括一项关于两国武装部队提供相互后勤支持的协议。2021 年9 月16 日，美英澳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国承诺向澳大利亚提供攻击型核潜艇。这致使澳大利亚毁约与法国签署的大额潜艇订单，引起法国强烈不满。印度总理莫迪22 日向马克龙致电强调渴望与法国加强防务合作，此番回应被认为是莫迪试图借机强化与法国的防务关系，争取更多安全利益。2021年11 月6 日，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Ajit Doval）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伊曼纽尔·博纳（Emmanuel Bonne）进行会晤，博纳表示：法国愿意成为印度的技术合作伙伴，与印度展开联合研究，帮助其在海陆空与网络安全领域开发最先进的军事技术[13]。这是印度莫迪政府因势利导推动对法防务合作的积极成果。印度莫迪政府保持与德国的友好关系。2021 年1 月6 日，印德领导人举行视频电话会议，莫迪总理赞扬默克尔总理长期以来在欧洲和全球舞台上发挥稳定和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并希望继续推进印德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2021 年8 月26 日，印德在亚丁湾海域举行联合军演，旨在加强两国海军的互操作性和实践交流；2021 年10 月31 日，莫迪总理在G20 峰会期间会见默克尔总理，两国领导人就继续推进双边关系达成一致意见，并重申保持两国密切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

三、莫迪政府与美国敌视的地区国家强化务实合作

在对立国家间两边下注是印度多向结盟政策的重要表现。对冲战略是一种战略模糊，含有权宜成分。一方面，印度莫迪政府通过对冲战略避免与一国战略绑定，减少被牵连的风险；另一方面，印度莫迪政府基于自身利益需要与对立的两国进行合作，左右逢源。此次俄乌冲突暴露印度对冲战略的缺点：印度试图在此次冲突中保持中立态度，但美国明确表示对印度的中立态度感到失望，这致使印度在美俄间处于两难状态。随着大国战略竞争不断加剧，印度莫迪政府多向结盟政策面临严峻挑战，未来走向面临不确定性。

印度莫迪政府在美伊矛盾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仍维持与伊朗的贸易往来。2018 年5 月，美国正式退出与伊朗达成的国际核协议，并在2018年11月5 日决定重启对伊朗核计划相关的所有经济制裁。印度基于国家利益依旧与伊朗维持贸易往来。2019 年1 月7 日，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扎里夫（Mohammad J.Zarif）与印度讨论伊朗如何在美国经济制裁的情况下继续向印度出口能源的问题。印度试图寻找能够继续进口伊朗石油和其他商品的方法。2019 年1 月8 日，印度交通部长尼廷·加德卡里（Nitin Gadkari）宣布印度政府已经允许伊朗银行在三个月内在孟买开设分行，此举试图促进印伊两国继续开展商业活动。此外，两国在基础设施领域加强合作：2019 年12 月23 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会见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双方表示希望兴建连接伊朗战略港口恰巴哈尔港及靠近阿富汗边界附近扎黑丹市的铁路，以促进区域贸易、突破美国制裁；苏杰生还表示印伊两国应基于共同利益加强双边合作。该港口建立使印度货物可以绕过巴基斯坦领土，通过伊朗领土运往阿富汗。近期俄乌冲突导致美国与伊朗关系呈缓和趋势。2022 年3 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Ned Price）表示：美国和伊朗即将就恢复2015 年限制德黑兰核计划的协议达成共识[14]。现阶段美伊关系缓和为印度莫迪政府实施多向结盟政策提供更多空间。

印度莫迪政府在加强与美国战略互动的同时，努力保持与俄罗斯的合作。在地缘政治层面，印度配合俄罗斯实施战略计划。俄罗斯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以提升地区影响力。2019 年9月5日，莫迪总理访问俄国时向普京总统表示愿与俄罗斯共同推动扩大上合组织范围内的经济合作，构建更大、公平、开放、互利的欧亚空间合作，并支持上合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官方关系。2021 年12 月6 日，普京总统访问印度，莫迪总理重申致力于加强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双方同意继续讨论落实莫迪总理2019 年宣布的10 亿美元信贷额度，用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项目。在军事安全层面，印度与俄罗斯保持自苏联以来长期形成的防务合作传统。印度对俄制（苏制）武器具有严重依赖性。俄罗斯向印度出售的S-400 防空导弹系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对空防御系统之一。S-400的射程为400千米，高度可达30千米，可以同时击落多达80个目标。相较美国试图向印度提供的爱国者-3 防空导弹，S-400更符合印度国防需求。2018 年10 月4 日，莫迪总理会见普京总统，双方签订俄罗斯向印度供应S-400 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合同。美国为此严厉警告印度：若印度购买S-400 导弹，可能触发《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CAATSA），从而招致美国制裁。此外，美国方面还警告印度：部署S-400会影响美方系统与印方已购美制军备的正常运作，将对今后印度从美国购买高端战斗机和武装无人机构成妨碍[15]。尽管面临美国巨大压力，但印度仍然保持与俄罗斯的军备合作。在2022 年俄乌冲突中，美国屡次要求印度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配合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贸易制裁，但是印度始终保持模糊态度。印度试图在美俄两国间采取对冲战略，不愿明确站队导致自身利益受损。此外，印度网民发起关于批评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俄乌冲突中表现虚伪的讨论。因俄乌战事陷入外交孤立的俄罗斯对印度投桃报李，试图在军售领域回馈印度的隐性支持。2022 年3 月18 日，俄罗斯驻印度大使丹尼斯·阿利波夫（Denis Alipov）称：如果印度对S-500导弹有兴趣，印度可能会成为S-500 导弹的第一个买家[16]。在此敏感时间节点，俄罗斯此番表态表明印度此次在美俄之间实施对冲战略已经收到一定成效。此外，印度莫迪政府的对冲战略具有灵活性：2022 年3 月24 日，印度宣布对107 种武器分批实施进口禁令；部分俄制武器和平台（包括T-90和T-72坦克、BMP-II步兵战车、战舰和潜艇以及反坦克导弹）的子系统和零部件都将禁止进口。这表明印度莫迪政府通过减少从俄进口武器以避免在此敏感时间点与俄战略绑定，同时印度对俄制武器质量产生怀疑，降低对俄武器依赖，提高武器国产化程度。

四、莫迪政府强化与邻国的传统关系

莫迪执政后将邻国优先政策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莫迪第一任期举行就职仪式时邀请所有南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国家领导人参与。这体现出印度对邻国优先政策的重视。2020年3 月15 日，莫迪总理召集南盟国家领导人讨论应对新冠疫情蔓延的策略，这是2014 年以来所有南盟国家领导人首次会谈。这凸显印度莫迪政府对南亚国家具有强大影响力，并试图继续强化与南亚国家的传统关系。由于新冠疫情肆虐和俄乌冲突愈演愈烈，南亚国家国内政治进程被打乱，面临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不安。印度莫迪政府试图通过对南亚邻国经济援助等方式稳固其在南亚地区的霸权。

印度莫迪政府援助阿富汗并积极参与涉阿多边对话。2020 年4 月12 日，为确保阿富汗能够应对新冠疫情时期的粮食安全问题，印度向阿富汗运送5 022 吨小麦。2022 年1 月1 日，印度向阿富汗提供50 万剂新冠疫苗，并承诺接下来几周向阿富汗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包括粮食、100 万剂新冠疫苗和药物。2021年8月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削弱印度在阿富汗的影响力，因此，印度试图强化与阿富汗的双边关系，积极参与涉阿多边对话。2021年11月，印度组织有关阿富汗地区安全对话。印度、俄罗斯、伊朗和中亚五国对阿富汗局势表示关切，并承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印度莫迪政府试图加强与不丹的特殊关系。莫迪第一任期上台后第一个出访国家的就是不丹。这体现出不丹在莫迪政府邻国优先政策中的重要性。印度莫迪政府为不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援助。自1961 年不丹启动第一个五年计划（FYP）以来，印度对此计划进行援助。莫迪执政时期对不丹五年计划的援助范围和力度都有所提升，包括文化交流、教育、贸易、水电等领域。不丹的水电开发是印不两国经济互利合作的核心。2019 年6 月7 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访问不丹时强调印度同意在2020 年前协助不丹开发至少10 000兆瓦的水电的承诺。

印度莫迪政府通过经济合作拉拢尼泊尔。2014 年8 月3 日，莫迪成为17 年来首位访问尼泊尔的印度总理。莫迪总理承诺向尼泊尔提供10亿美元信贷额度用于公路和水电项目，并补充加强与尼泊尔的关系是政府首要任务之一。2018年5月11日，莫迪总理首次访问尼泊尔新政府，此次访问被视为两国为恢复正常关系的积极尝试。两国领导人同意启动尼泊尔东部桑库瓦萨巴地区的水电项目，还将推动拉克绍尔-加德满都铁路建设。莫迪总理强调通过水电及基础设施的合作，加强印尼两国联系，促进双方经济发展。

印度莫迪政府加强与孟加拉国的合作。2021年1 月22 日，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感谢印度莫迪政府提供超过200 万剂的疫苗，帮助孟加拉国启动全国性疫苗接种运动。2021 年12 月6 日，莫迪总理访问孟加拉国。此次访问恰逢印度与孟加拉国建交50 周年。双方决定将12月6日定为“友谊日”。印孟两国友好关系达到新高度。莫迪总理重申印度通过真诚和持续的努力与孟加拉国协商落实长期悬而未决的蒂斯塔水资源共享协议。莫迪政府对孟加拉国持续释放友好信号。

印度莫迪政府通过经济援助拉拢斯里兰卡。2015 年3 月13 日，莫迪总理上台后访问斯里兰卡，这是印度总理28 年来首次单独访问斯里兰卡。两国领导人讨论双边合作事项，就共同关心的合作领域提出具体倡议，强调推进两国高层互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斯里兰卡经济受到重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帮助。2022 年3 月16 日，莫迪总理会见斯里兰卡财务部长巴兹尔·拉贾帕克萨（Basil Rajapaksa）。印度同意向斯里兰卡提供10 亿美元信贷额度，用于紧急购买食品、药品和燃料，以应对由严重债务和外汇短缺引发的经济危机。此外，印度为斯里兰卡购买两架多尼尔飞机（在印度的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制造）以及一座4 000 吨的海军浮船坞。印度莫迪政府试图通过经济援助以换取斯里兰卡对印度在海事方面的支持。

五、印度莫迪政府多向结盟政策的前景

印度莫迪政府外交政策由不结盟政策转型为多向结盟政策。多向结盟政策是一种战略模糊，具有不稳定性[5]。从不结盟政策及印度外交发展脉络看，莫迪政府面临三种外交政策选择：回归不结盟政策、走向结盟政策和延续多向结盟政策。笔者认为印度莫迪政府很大可能选择延续多向结盟政策，但随着国际局势的调整与演变，其多向结盟政策走向存在不确定性。

（一）印度莫迪政府外交政策回归传统不结盟政策可能性较小

1.不结盟政策是印度外交政策的传统。印度独立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总理基于国家利益思考印度在国际社会将采取的道路。1946 年尼赫鲁在电台广播中首次阐明不结盟政策：我们应尽可能避免与其他国家结盟。国家相互结盟曾导致世界大战，并可能再次导致更大规模的灾难。印度不结盟政策部分源于冷战环境及印度以非暴力方式赢得独立，主要表现为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与东西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保持距离，以维持自身政策自主性。印度在冷战初期积极推广不结盟政策，并在1961 年发起不结盟运动。“不结盟”逐渐成为印度外交的标签。同时，印度试图通过领导不结盟运动提高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2.印度外交并未局限于不结盟政策。冷战时期，世界格局两极分化。不结盟政策明确表明印度不会在两个对立大国间选边站，但在外交实践中，印度并未严格遵循不结盟政策。1962 年中印爆发边境冲突后，印度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1971年8月，印苏签订《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此协议涉及内容表明两国已形成实质上军事准同盟，如两国承诺不参加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同盟；两国承诺不向与另一方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两国承诺若另一方受到第三方威胁，双方应立即采取适当措施消除这种威胁[17]。虽然印度始终否认与任何国家结盟，但此协议带有明显的军事同盟色彩，是印度违背不结盟政策的重要表现。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印度不结盟政策并非是在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间维持等距，而是较为偏向苏联。冷战期间南亚地区展现出印苏与美巴对峙的局面。即使在印度高擎不结盟旗帜的冷战时期，其外交也未拘于不结盟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际环境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3.印度莫迪政府外交政策回归不结盟政策的可能性较小。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变。印度莫迪政府试图抓住机遇提升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其外交政策逐渐淡化不结盟政策。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提到：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一般表现为瞻前顾后、晦涩不明和超然世外的外交态势，这会导致印度更容易开罪相关国家。印度如果想成为领导型大国，不能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一直抱残守缺。印度转型为领导型大国的第一步应该是在外交领域突破窠臼，奉行不同以往的全新路线[9]105。由不结盟政策转型为多向结盟政策是印度莫迪政府适应当今国际局势，实现其成为领导型大国目标的举措。

（二）印度莫迪政府外交政策走向结盟阻力较大

1.印度莫迪政府与大国交往呈现同盟化趋势。印度莫迪政府试图借助大国军事帮助以获得国家利益最大化。2016 年印美签署《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两国相互提供后勤防务支持。2018年印美签署《通讯兼容与安全协议》，两国加强信息共享及军备交流。2020 年印美签署《基础交换与合作协议》，两国强化情报共享及军事互操性。这三个协议被认为是美国与其他国家加强防务合作的基础性协议。LEMOA 签署完成后，部分学者认为印度已经放弃不结盟政策，走向与美国结盟的道路[18]。此后，印美安全防务关系逐渐加强。有学者认为两国已经超越“准盟友”关系[10]。同时，印度积极参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2020 年10 月，印度邀请澳大利亚参与美日印澳“马拉巴尔-2020”军演。2021 年9 月24 日，印度参加美日印澳首次线下领导人峰会。有学者认为，印度此举表明其“印太战略”从模糊阶段向同盟阶段的转变逐渐成型[19]。

2.印度莫迪政府与美国等大国结盟或战略绑定的可能性较小。结盟政策通常表现为两个或者更多国家正式签署涉及相互提供帮助以合力回应他国威胁的官方协议。迄今为止，印度与其他大国最接近结盟的一次是1971 年与苏联签订《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但印度官方始终不承认此协议具有同盟性质。印美近几年签订的安全防务协议虽然是两国关系的高峰，但是仍未达到1971 年《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的层级。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诞生伊始就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印太小北约”。但QUAD 发展至今，“印太小北约”的雅号有些名不副实。QUAD 没有设立秘书处、没有签订正式的条约以规定四国的权利与义务，目前处于议题结盟状态，而印度是影响QUAD 进展的最大变量。正因印度莫迪政府两边下注、采取多向结盟政策致使美国对其不信任。QUAD 难以形成同盟是美国构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重要原因[21]。若印度莫迪政府与美国结盟或战略绑定，就需要积极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实施，为其全球战略服务，在两国同盟中始终处于追随地位。印度莫迪政府与美国结盟甚至会损害其战略自主性。这与印度莫迪政府希冀成为领导型大国的目标不符。因此，印度莫迪政府不会选择与大国结盟或战略绑定。

（三）印度莫迪政府外交政策延续多向结盟政策概率较大

1.印度莫迪政府很大可能延续多向结盟政策。相较传统不结盟政策和与其他国家战略绑定的结盟政策，多向结盟政策处于两种政策中间，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对冲战略，既能够防止在多国博弈中明确站在某一边，也能够避免过早向假想敌暴露自己的底牌[5]。印度莫迪政府多向结盟政策可以根据国际局势及国家利益的考量，选择偏向不结盟政策或者结盟政策。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提到：多向结盟的政策底色是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多向结盟一方面可以清晰掌控当今世界未来走向，一方面可以明晰自己面临的挑战和可以把握的机会，以此来实现本国外交政策腾挪空间极大化[9]26。印度莫迪政府在与美国加强防务关系、定期举行联合军演、配合其印太战略的同时，维持与俄罗斯军备合作、定期举行两国军事对话、配合其大欧亚伙伴关系战略，体现了印度莫迪政府在对立国家间两边下注的外交策略。美国试图联合日澳印等国家构建“反华”架构，印度莫迪政府配合参与此架构但仍对华留足转圜余地。印度莫迪政府与相关国家有限结盟和议题式结盟。虽然印美现阶段已经签署完成三大基础防务协议，但两国并非军事盟友，仍处于议题结盟状态。此外，印度莫迪政府更偏向于根据相关议题与相关国家展开合作。印度莫迪政府通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平台推动构建生产供应链，通过印美以阿新四方合作对话③推动区域经贸合作。多向结盟政策符合印度莫迪政府的战略需求，是现阶段其处理外交事务的最优选项。因此，印度莫迪政府外交政策将延续多向结盟政策。

2.印度莫迪政府多向结盟政策未来走向面临不确定性。国际局势的调整与变化将影响印度莫迪政府实施多向结盟政策的空间。印度在此次俄乌冲突中采取模糊处理策略是莫迪政府多向结盟政策的具象化表现，同时暴露出多向结盟政策的短板。2022 年1 月29 日、2 月26 日、2 月27 日，联合国就乌克兰局势举行投票表决，印度三次均投弃权票。2 月11 日美日印澳四国外长会及3 月3日四国领袖视频会议上，印度是唯一没有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国家。由于印度坚持，美日印澳四国在会后联合声明中没有涉及俄乌问题的表述。俄罗斯因俄乌冲突陷入外交孤立，而印度莫迪政府试图通过不明确表态，隐晦支持俄罗斯，以便从俄罗斯获取廉价能源。2022年4 月1 日，印度财政部长尼马尔·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称：印度已经开始购买俄罗斯石油[21]。同日，正在印度访问的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V.Lavrov）表示：俄罗斯已经与印度等国建立独特的贸易系统，加大力度摆脱以美元为基础的支付系统[23]。印度莫迪政府试图中立的表现引起美国强烈不满。2022 年3 月2日，美国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Donald Lu）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一直在通过外交渠道与印度进行“激战”，以敦促其采取明确立场，即反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并且美国正在考虑是否根据《通过制裁反击美国的对手法案》就印度从俄罗斯购买S-400 防空导弹系统实施制裁。次日据美媒Axios爆料，美国国务院撤回一封发给美国外交官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指责印度和阿联酋的相关人员，称若印度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等于被置于俄罗斯阵营。

随着俄乌冲突愈演愈烈，美俄间矛盾加深。印度莫迪政府在美俄间对冲的空间正在不断被压缩。2022 年3 月31 日，美国总统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出访印度，并警告印度：任何试图规避或利用美国对俄罗斯制裁（以获取利益）的国家将承担（相应）后果。美国不希望看到印度快速推进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进程[23]。美国打响先发制人的外交争夺战。2022 年4 月1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访问印度，这是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方最高级别官员出访印度。拉夫罗夫称：美国压力不会影响俄印之间的伙伴关系，俄印将继续进行石油、军事装备和其他商品的贸易[22]。此外，随着美国国会寻求就《2022 年捍卫乌克兰民主租借法案》达成两党共识，该法案下拟议的全面制裁清单将影响印度与俄罗斯的国防贸易和其他交易。即将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外长会晤上，美国及其盟友可能对印度施加压力以促使印度在俄乌冲突中站在美国一方。印度需要应对美国的外交攻势，在美俄间两边下注的难度增大。因此，印度莫迪政府将延续多向结盟政策，但受到国际局势调整及演变的影响，未来走向仍存在不确定性。

结语

莫迪执政后，推进印度外交政策由不结盟政策转型为多向结盟政策加速转型。根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分析框架，印度莫迪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与转变是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共同作用的结果。印度莫迪政府多向结盟政策具体表现为：加强与西方主要国家的议题式结盟；与美国敌视的地区国家强化务实合作；强化与邻国的传统关系。莫迪政府外交政策大概率延续多向结盟政策。多向结盟政策究其本质是一种对冲战略，具有模糊性和不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局势调整与变化的影响。此次俄乌冲突充分暴露印度莫迪政府多向结盟政策的空间在限缩，局限日益凸显。印度莫迪政府多向结盟政策面临严峻考验，其后续调整及效应尚待观察。此外，俄乌冲突暴露印度莫迪政府向西方大国靠拢的限度，同时彰显中印在此变局中具有一些共同利益。2022年3 月24 日，王毅外交部长访问印度。这是自中印加勒万河谷边境冲突后，中印高层首次会面。两国达成“中印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重要共识，妥善解决边界问题，处理管控好分歧，助力双边关系发展[24]。此次访问表明中印关系有回温的迹象。印度是影响美国印太战略落实速度和程度的关键因素，中国应在此国际变局中重点争取印度，但中国如何在积极争取印度的同时，不被印度在边境争端等问题上予取予求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 在战略实质上，不结盟和多向结盟都意味着印度没有明确表明选择一方，而是寻求保持同大国的等距离外交。但相较于不结盟政策，多向结盟秉持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寻求同时与多个大国发展关系。

②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每个国家都担心被其他国家侵害，为求得安全势必尽可能地追求实力或权势，而这又会使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继而尽可能地追求实力或权势，进一步加剧原本的安全担忧，形成恶性循环。

③ 2021年10月18日，印度、以色列、阿联酋外交部长及美国国务卿举行线上会议，就亚洲经济、政治合作、促进贸易以及海上安全等议题交换意见，国际社会称此为新四方安全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