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明俊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学术精神”是学者追求的学术之“道”，是“本。”[1]80“子学精神”不是新鲜议题，不少学者参与讨论，但仍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孙开泰著有《先秦诸子精神：百家争鸣、融合与传统文化整体观》[2]是从总体上论述，缺乏具体概括。方勇先生强调“新子学”研究必须“从经学思维和体系的禁锢中真正解脱出来，以开放的姿态传承历史文化，维护学术开放多元的本性，积极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富于活力的‘新国学’”。他批评以“传统经学思维与观念”理解“新子学”，强调“就深层意义而言，‘新子学’是对‘子学现象’的正视，更是对‘子学精神’的提炼。学者崇尚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学派之间平等对话、相互争鸣。各家论说虽然不同，但都能直面现实以深究学理，不尚一统而贵多元共生，是谓‘子学精神’”。[3]呼吁重视提炼“子学精神”，“新子学”要将诸子百家思想的优长提炼升华成创新、解放的“子学精神”，并以这种精神为导引，系统整合古今文化中的精华，构建出符合时代发展的开放性、多元化学术[3]。总体上论述“子学精神”。郜元宝主张理解“新子学”概念，最主要的是“新的子学时代的精神”，在先秦，诸子的思想自由和所达到的学术高度永远是我们所景仰的[4]。林其锬总结出五个方面的“诸子精神”，即原创精神、求实精神、争鸣精神、会通精神、开放精神[5]。笔者深受启发，曾发表《论“子学思维”与“子学精神”》一文，概括出“子学精神”，如叛逆精神、怀疑精神、批判精神、担当精神、和谐精神、自省精神、自律精神、宽容精神等[6]。在前文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论述，具体概括阐发，“子学精神”还有独立精神、乐观精神、执着精神、理性精神、仁爱精神、平等精神、经世济民精神、弘道殉道精神、超越精神等，并进而论其对“新子学”的启示意义。

一、独立精神

先秦诸子有独立精神。人格独立，有风骨，他们周游列国，“合则留，不合则去”[7]。孔子重视节操，赞扬伯夷、叔齐高尚节操，《论语·微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8]195独立意志，追求圣人理想人格，把“志”看成精神柱石，不屈服于外在压力。《论语·子罕》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8]93《论语·季氏》主张“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8]175，不损抑高尚志气，保持人格尊严。孔子认为，只要能“立志”“行志”“守志”，执着追求“仁”，即能实现人生价值。以独立意志支配行动，不迁就、迎合，不阿附权贵。

孟子主张人格平等，《孟子·离娄章句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9]203在君主绝对权威面前，孟子敢于保持人格独立和尊严，坚守气节，自主发表见解。孟子睥睨王者，放言无忌，不畏权贵，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卓然挺立，正气凛然，追求理想人格[10]。孟子践行人格操守，“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9]344，刚强不屈，不随波逐流，内在超越，独行其道。《孟子·尽心章句下》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吾何畏彼哉”[9]382，追求独立人格和崇高精神境界。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提出“大丈夫”精神：“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9]152“大丈夫”人格精神，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理想的道德人格境界。足够自信，强烈的正义感，气概豪迈，傲然屹立，堂堂正正，“道义至上”，自觉抵制外界诱惑，不为利而动心，不为势而屈服，独立于天地间。孟子游说诸侯，不卑不亢，唯道仁义而已，洁身自好，独立思考。以天下为己任，“推己及人”，“兼善天下”，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陆象山要求自己：“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11]447孟子追求高尚人格，坚守道义，自尊自爱。《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9]66-67“浩然之气”是一种道义和精神力量，深厚博大，与天地参[12]。诸子独立人格精神，尚气节、操守，保持尊严，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内在生命源泉。

二、乐观精神

孔子为推行自己政治主张，孜孜以求，奔波于列国，历经坎坷挫折，但不畏惧，不灰心，积极乐观，是乐天派。《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8]69一种淡泊明志，宁静自得。《论语·述而》：“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8]70

《孔子家语·在厄》：“子路问于孔子曰：‘君子亦有忧乎？‘子曰：‘无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也，则乐其意；既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13]260孔子乐以忘忧，不怨天尤人。孔子乐学，享受友情之乐，《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8]1孔子安贫乐道，《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8]9《论语·季氏》中，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8]174孔子追求有益的快乐，而拒绝享受底层次的感观之乐。孔子的人生观是“乐天知命”[14]。

孔子欣赏“曾点气象”，《论语·先进》载，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8]118。“曾点气象”，将生活诗意化，自由洒脱，被宋儒誉为“圣贤气象”的体现，是一种大境界[15]。

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物质享受，而是精神情操的追求，一种道德力量。孔子欣赏弟子颜回达到的快乐境界。《论语·雍也》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8]58“孔颜之乐”，坚守道德和理想时的快乐，达观自信，愈贫而志愈坚，苦中作乐。“乐”有至大至刚的力量，可安顿心灵，战胜一切艰难困苦。汉代以来，儒家都将其奉为最高人格理想与道德境界。周敦颐要程颢、程颐“寻孔颜乐处”，主要是“安贫乐道”，心灵自由。程颐说：“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故夫子称其贤。”[16]1141“孔颜乐处”，为一颗宁静的平常心，为“体仁”之乐，道德自我完善，精神圆满具足，一种“圣贤气象”，超越一般人的欲求和痛苦，自我获得超越。

孟子追求高尚的精神快乐，《孟子·尽心章句上》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9]344不求个人的物质享受。《孟子·尽心章句上》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9]335做诚实仁德君子，为善亦乐，且是大快乐。孔孟之乐，善于寻找快乐，乐以忘忧，是圣贤之乐、君子之乐，是人生大智慧[17]。

程颢《秋日偶成》：“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16]482贫贱而能保持快乐。邵雍提倡和践行快乐哲学，诗意生存，他居洛阳四十年，未尝皱眉，将居室命名“安乐窝”，自号曰“安乐先生”，耕稼余暇，读书自娱，忘我、忘情[18]。明王艮《乐学歌》写读书之乐，享受一种至高无上的快乐。

诸子豁达洒脱，不自寻烦恼，不消极悲观，不丧志，善于苦中作乐，追求深层次的精神上、心灵上的快乐，追求高雅脱俗的高尚快乐，是真快乐、大快乐。

三、执着与理性精神

诸子有执着精神，一种近乎宗教性的人生态度。孔子生于乱世，积极入世，周游列国，推行道义。他以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8]155，屡遭挫折，道不得行，依然意志坚决，百折不挠，是一种实用理性精神[19]。孟子意志力坚定，追求大义，坚韧、刚毅，勇猛精进。

李泽厚肯定先秦诸子的理性精神，儒道互补[20]51-57。孔子认为，只要严格遵循“礼”的标准，严格自律，约束自己言行，就可以达到“仁”的最高伦理道德境界。孔子对“礼崩乐坏”痛心疾首，主张人们自我克制[21]。孔子讲“恕道”，不专断，不霸道，包容、开放。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8]3不断反省，承认自己的局限。《荀子·解蔽篇》开宗明义曰：“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22]336强调要通识事物的“大理”，不囿于一孔之见、一得之识。荀子强调“天人相分”，《荀子·天论篇》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22]265

墨子高扬理性精神，道、技统一，求真、求实，重实验、实证，《墨子·小取》强调“摹略万物之然”[23]415，即反映事物本来面目。注重实践，亲身经历体验，《孔子家语·困誓》曰：“不观高崖，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深泉，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巨海，何以知风波之患。”[13]282《荀子·劝学篇》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22]1

《论语·先进》曰：“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8]113孔子强调“过犹不及”，就是恰如其分，不偏不倚。孔子倡“中庸之道”，《孔子家语》卷四曰：“中人之情也，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逸，从欲则败”[13]201，强调凡事不要过分，把握一个“度”字，中正、执中，用中致和，取两极中间最佳状态，三分统一，而不是二元对立。孔子冷静、理性，主张“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8]140费孝通发挥为，人类社会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24]2儒、道皆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和谐，追求内在和谐。

《论语·八佾》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何晏《集解》：“孔安国曰：乐而不至淫，哀而不至伤，言其和也。”[25]38得性情之正，提倡“中和”精神、中和美。

诸子有求实精神，诚信笃实，不虚、空、假。《论语·为政》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8]18不盲从，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9]364荀子《非十二子篇》非议墨家、道家、刑名之学，而且非议子思、孟子，实事求是，而不是刻意标新立异。

《论语·子罕》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8]94孟子说：“是非之心，智也”[9]286，明辨是非，理性判断，温和平实。

诸子知行合一，实干、力行、笃行，反对言过其行、言行不一。《论语·里仁》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9]40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6]3297墨子亲身践行，不远千里，到楚国阻止楚王伐宋，历百艰而不悔，坚持理想，义无反顾。

四、仁爱与平等精神

诸子有仁爱精神。《论语·阳货》中，孔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8]179以仁为核心，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27]。《论语·里仁》明确提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8]35

儒家主张“忠恕”之道。《论语·颜渊》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8]121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8]38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8]45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孔子仁爱，有人道精神，提出仁教、仁学，施行“仁政”。《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8]63-64博大之爱施予天下。孟子提倡“仁义”“仁民爱物”，《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9]1《孟子·尽心章句上》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9]360，从爱亲人到爱百姓，再扩展至万物。孟子提倡“与民同乐”，《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9]34-35影响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墨家讲“兼爱”“非攻”，“兼相爱，交相利”[23]119，爱天下众生，爱人如己，富有同情心，损己利人，牺牲个人利益，是一种大爱，超越时空。墨子主张“爱无差等”[9]146，人格独立、平等，尊重每一个人。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9]85《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9]17，孟子将“仁”理解为“恻隐之心”，一种悲悯情怀。《孟子·尽心章句下》曰：“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9]363普世关怀，博爱万物[28]。仁爱精神，不暴戾，不攻击他人，不自私自利，不个人中心。

老子以人为本，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29]289墨子有众生平等精神，政治上平等尚贤，经济上平等节用[30]。孟子认为人无贵贱之分，人生平等，都有自己独立人格，“人皆可为尧舜”[9]305，个人通过自身修养，可达到圣人境界。孟子强调“民贵君轻”，《孟子·尽心章句下》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9]369他认为君臣关系，权势地位上虽有差别，但人格上平等，道尊于势，士人人格独立。

诸子以平等姿态论辩交锋，百家争鸣，诸子百家为“私学”，以个人身份、“在野”立场进行学术自由探讨，平等对话。诸子各家各派发表各自见解，辩论争鸣，不承认有所谓“一尊”，也没有“一尊”。他们著书立说，议论时事，不依傍，不苟且，不盲从。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内部各家之间相互争鸣，又相互学习和借鉴，共同提高，面对他者，确立自家思想的价值。

五、经世济民精神

方勇《“新子学”构想》指出，产生于“轴心时代”的诸子之学从来都是“当下之学”，自汇聚诸子思想的诸子文本诞生伊始，诸子学就意味着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积极参与。而后人对诸子文本的不断创作、诠释、解构与重建，亦是为了积极应对每一具体历史阶段之现实[31]。所论甚是。

诸子学产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时为乱世，官学失守，诸子私学兴起，著书立说，百家争鸣，提出各不相同的救世方略，并奔走于天下，力行实践。他们为“干世主”而进行辩论，虽旨趣不同，但皆为“治道”“治术”，是为救世、济世。与现实政治、经济密切相关，“学术”与“治术”“政术”一体，为现实服务。诸子学讲究“经济之学”，就是对现实有用、有益，不是纯粹的“学术”。

先秦诸子有强烈的经世济民精神，推行自己主张，关注的不是一地一时之事，而是“天下”之事。孙德谦《〈诸子通考〉序》说：“夫诸子为专家之业，其人皆思以拯世，其言则无悖于经教，读其书要在尚论其世，又贵乎所处之时，而求其用。”[32]1先秦诸子有天下责任、天下情怀，有淑世精神，积极有为，拯世救俗，安邦治国。其学术皆应时而生，一种合目的性，是经世的学问。

儒家以苍生为念，拯救时弊，提倡推行仁政，实现“美政”与“美俗”，使命是助人君、明教化，进而笃行之，探索“治道”。孔子办学目的是为培养“弘道君子”与治世人才[33]。孟子自信有政治能力，“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9]118积极进取，敢于担当。

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34]1732所谓“君人南面之术”，即治国之术，治理天下。诸子充满现实关怀。老子主张以“道”治国，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35]133，顺应天道。老子“无为无不为”，“无为”也是一种有为，实质上是一种治国方略，解决社会问题，追求天下大治[36]。“无为”以退为进，看似消极，实质上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一剂良方。庄子有强烈的担当精神，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努力给出社会治理的方略。清胡文英《庄子独见·庄子论略》曰：“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37]6庄子表面上消极避世，怀疑和否定一切，实质上热心世道治乱，有悲悯情怀，强调顺应“道”来实行社会治理，道通为一。他们以其所学影响君主，进而改造社会，是“入世之学”“经世致用”之学，道与术、学与术统一。在道家的“无为而治”中，“无为”只是一种手段，达到“治”的目的。

诸子有牺牲奉献精神，舍己为人，利他主义。墨子以“兴利除害”为使命，孜孜奋斗，游说诸侯，谋求制止战争，安定社会。墨子刚毅进取，临难不惧，身体力行，有崇高的救世精神，心忧天下，大公无私。墨子提倡大禹沭雨柿风、形劳天下的自我牺牲精神，日夜劳作不休，手足胼胝，不畏艰难辛劳，宣传自己政治主张。孟子曰：“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9]349《淮南子》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38]681舍己为人，自我牺牲。墨子兼爱天下，不求回报，甘于奉献，匡时救世[39]。

六、弘道殉道精神

孔子、孟子皆是“志于道”的理想主义者，有弘道、殉道精神。孔子以道自任，抱负远大，志在弘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8]166。以人为本，成己、成物[40]。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8]79《论语·卫灵公》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8]161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8]36《孟子·尽心章句上》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9]359孟子以道义为己任，“虽千万人，吾往矣。”[9]66向“道”而生，求道、卫道、传道、弘道，追求崇高精神境界，信念坚定，不屈不挠，视富贵如浮云。《孟子·尽心章句上》曰：“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9]337孟子有大无畏精神，“舍生取义”，《孟子·告子章句上》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9]293“舍生取义”，一种人生价值取向，近乎宗教情怀的献身精神，崇高的道义追求，道义的价值高于生命的价值，不苟且偷生，不卑躬屈膝。道之所在，义不容辞，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以身殉道，牺牲性命来成全“道”。

七、超越精神

超越是人类对理想、完美和永恒的向往，一种精神境界的追求。诸子有创造精神，更有超越精神[41]。老子的“道”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超越感性和经验世界，追求本质。老子清静无为，无欲、不争，保持纯朴本性，超越己与他人、人与自我的矛盾与冲突[42]。超然物外，超越物欲、功利，追求个体精神和生命的圆满[43]。庄子坚守精神的逍遥，达到自由境界。超脱旷达，随处自适，摆脱名缰利锁束缚。超越生死、寿夭、穷达，超越人生苦难，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追求准宗教的心灵境界[44]。老、庄批评物质化和机械文明摧残人的天性，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理性思考。诸子追求理想，从“道”不从“势”，《论语·卫灵公》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8]166是对现实物质享受的超越，超越世俗功名富贵的诱惑，道德自我完善，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物质短暂，精神永恒。孟子先知先觉，自觉觉人，《孟子·万章章句上》曰：“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9]248超越现实，超越时空，有预见性。《吕氏春秋》也体现出历史超越精神[45]。

诸子之间多差异性，更有相似性、相通性，老子所谓“法自然”，庄子所谓“法天”，孟子所谓“事天”，荀子所谓“参于天地”，皆论人生行为修养，所论相通。《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皆综合会通各家学术。自战国末到魏晋，儒家与道家学说会通，产生了魏晋玄学。唐代三教并立，佛学吸收儒学和道家老庄学说。两宋时，儒学吸取佛学，程朱理学以儒学为主，三教会通，被称为“新儒学”。明清以儒解道，援道入儒，援儒入道，儒、道互释。诸子学术思想超越时空，有恒久生命力。

八、“子学精神”对“新子学”的启示意义

“子学精神”是历代思想家的智慧结晶，是原汁原味的中国创造，为传统学术灵魂和精华，代表中国智慧和东方智慧，代表中国文明和东方文明，“子学精神”历久而弥新，是故，应努力激发传统子学的学术生命力，以“子学精神”推动“新子学”建构，建构中国特色的新的学术体系，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和未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子学精神”对“新子学”极具启示意义。“新子学”应承继诸子独立精神，自主创新，不受外力压迫，不丧失自我、个性，不依附于权势，不媚俗。当下社会，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但许多人精神生活越来越贫乏，心灵越来越空虚，欲望膨胀，贪恋感官刺激、物质享受，成为物欲的奴隶，物质化生存。应学习、发扬诸子乐观精神，追求内在精神快乐，构建精神家园，提升人生境界，积极进取，笑对人生。诸子执着与理性精神启示我们，应坚定信念，追求真理，追求理想，热爱学术，始终如一，坚持到底，不懈怠，不放弃，不见异思迁，不半途而废。学者须有自我反思能力，坦然、冷静、平和、理性。当下学界，不少人意气用事，冲动、戾气，思想偏激，走极端，缺乏理性，诸子理性精神是救治弊端的良药。弘扬诸子仁爱精神，有人文情怀，有同情心和悲悯情怀，不自私、冷漠。追求人格平等，平等对话，百家争鸣，不专制独断，谢清果强调“新子学精神”，要高扬诸子个性放达的平等意识[46]。先秦诸子有经世济民精神，愿意牺牲奉献，“新子学”必须重视传统子学的“经济之学”，满怀热情，做有时代感的学问，而不是躲在个人小天地里，只做“纯学问”，做纸上的学问，知行分离，脱离现实，物欲横流、精神颓废、道德沦丧、民生疾苦皆与我无关。“新子学”要担当起救弊的学术使命，引领学术新风气，拯救世道人心。要继承诸子“治国平天下”的天下情怀和担当精神，现实关怀、道德关怀，未来关怀、世界关怀，不仅仅研究中国问题，还研究世界问题，研究人类问题、地球问题、宇宙问题，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地球中心主义，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天下太平”的理想。

儒家有弘道殉道精神，有近乎宗教情怀，自觉担当明道、救世的历史使命，这种精神对全世界也极有意义。应敬畏学术，以学术为生命，超越自身和世俗的局限性。当下学界流弊，不少学者斤斤计较，心为行役，多俗气、火气、客气，浮躁、空疏、肤浅、平庸，只顾眼前利益，将学术研究快速变现为名利，观念狭隘，自闭、自蔽、自限，门户之见，相互轻视，甚至相互攻击、否定，做小家子气的所谓“纯学术”，螺蛳壳里做道场。“奏疏”式学术，过于实用、功利，将学术等同于政治图解、政策宣传。“新子学”应承继诸子的超越精神，健全学者人格，纯洁学术生态，超越学科畛域，超越自身学术的局限性，不孤立封闭地研究儒家、墨家、法家等，应整合、会通创新，开创学术研究新局面。“子学精神”研究仍是进行时态。

结论

综上所论，“子学精神”可概括为独立精神、乐观精神、执着精神、理性精神、仁爱精神、平等精神、经世济民精神、弘道殉道精神、超越精神等。“子学精神”为传统学术灵魂，历久而弥新。“子学精神”对“新子学”极具启示意义，“新子学”的学术使命，就是提炼、阐发“子学精神”，接续和发扬光大“子学精神”的“学脉”。学者人格独立，不畏权势，不媚俗，自主、自由思考、探索，胸怀理想，执着、专一，追求真理，敢于创新，善于创新，自创新义，自开户牖。积极乐观，追求内在的精神快乐。有执着精神、理性精神，观念开放，视野宏阔，具有世界眼光，注重国际性，跨文化平等对话，不停留于站在中国看子学，更应站在世界看子学，不局限于本国传统，还应虚心学习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同时要有主心骨，西学为我所用，有理论自觉、文化自觉，有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强调“中国性”，坚守传统文化本位，以西融中，以中化西，中西互鉴，会通创新，“成一家之言”，为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作新的探索，返本开新，继往开来。有仁爱精神，悲悯情怀；平等对话，不专制独断。有经世济民精神，现实关怀、道德关怀，明道、救世，适应新时代需要，响应时代新问题，体现时代精神；更要有人文理想、终极关怀，有弘道殉道精神、超越精神，牺牲奉献，心怀天下，关注国际问题和人类命运，建设理想社会。与时俱进，更新观念和知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会通融合，弥合学术分裂，不断超越，创新学术范式，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新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做“预流”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