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明

【摘要】中国文化走出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湘绣的对外传播开辟了新的道路，也为其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但由于文化差异、政策倾斜等多方面原因，湘绣对外传播限制重重，对外宣传效果也差强人意。本文从传播学“5W”的传播理论出发，结合当前湘绣外宣翻译的现状，提出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效果的几大要素，并就此提出湘绣外宣翻译的改善措施，以期增强湘绣对外宣传的效果。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湘绣；外宣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5-009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5.029

中国文化走出去使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相互交融。文化和旅游部强调要推动文化产业繁荣，促进与世界各国文化专项合作。其重点任务包括推动与各国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与合作，建设和完善文化交流合作平台。湘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于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古老而传统的民间手绣技巧，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瑰宝。根据知网统计，关于湘绣翻译的学术论文与期刊并不多，搜索“湘绣翻译”“湘绣外宣翻译”，获得的数据更是屈指可数。这也反映出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看重申报但忽视推广的问题，湘绣的发展想要建立长效保护机制，推广湘绣文化就必须落到实处。

一、湘绣外宣翻译的研究现状

湘绣自2006年申遗成功以来，关于它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是关于湘绣外宣翻译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截止笔者撰稿时，在中国知网上搜索“湘绣”，可检索到相关论文和期刊分别为164篇和641篇；但搜索“湘绣翻译”“湘绣外宣翻译”得到的相关论文和期刊仅为5篇和8篇。本文对现有的13篇期刊、论文进行梳理与深入分析发现，2015年之前，湘绣翻译研究无理论支持，研究者通常通过对一些翻译案例或文本进行分析，归纳总结湘绣翻译的原则或探讨湘绣翻译策略的选择。直到2015年，研究者开始通过翻译理论指导，进行湘绣翻译的研究，其中以“功能目的论”“生态翻译理论”等较为常见。起初湘绣外宣翻译研究还是在某种翻译理论指导下以分析翻译策略为主，比如湘绣科普类文本翻译；或对当下现有的湘绣译文进行对比分析；或补充一些湘绣翻译的学术空白。随着湘绣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学者不再局限于翻译研究领域，尝试从跨学科的角度探讨湘绣外宣翻译，如陈湛、罗欢等人从新媒体视角下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湘绣外宣翻译的改进方法及其国内外推广方案的完善。另一个研究重点则集中探讨湘绣翻译的难点及对策。如胡赟在《浅析湘绣作品名的英译策略及方法》中针对湘绣作品名英译提出直译、意译以及换译法；陈妍婷在《老湘绣的收藏》英译实践报告中针对刺绣专业术语、中国古诗词英译提出了直译、意译及音译法；蔡琪在《湖湘刺绣（一）》（节选）汉英实践报告中针对四字格、长难句英译提出直译加注、意译加注、分译、省译以及名词化等翻译方法。

综上可知，目前关于湘绣外宣翻译研究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够，相关研究的质量也参差不齐；仅有的研究以经验总结和技巧探讨为主，对目的语读者的关注度不够；同时也缺少对传播效果反馈机制的研究以及跨学科理论指导下的研究成果等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湘绣对外传播要素

外宣翻译与传统翻译不同，它必须兼顾翻译质量和对外宣传效果两个方面。这要求译者不但要思考语言、文化层面的转换问题，还要考虑如何达到理想的对外宣传效果，对于湘绣传播主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现代传播学创始者拉斯韦尔提出了有效传播的五大要素，即传播主体（who）、传播客体（to whom）、传播信息（what）、傳播渠道（in which channel）以及传播效果（with what effect）。传播学理论认为，传播主体可以通过控制传播要素实现传播目的，从而达到最佳传播效果。湘绣的对外传播实质上就是语言、文化转码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在此过程中，除了考虑翻译策略与技巧选择之外，从传播学角度探讨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信息以及传播渠道如何影响湘绣外宣翻译的效果意义深远。

（一）传播主体

外宣翻译的传播主体即翻译活动的发起者，包括但不限于政府部门、专业机构或是个人。如2009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苏州刺绣（汉英对照）》，就是以译者章挺权个人作为传播主体出版的。经笔者搜索国内外网站，查阅相关书籍、文献，走访湖南省湘绣博物馆，目前湘绣外宣翻译的传播主体主要是政府文宣部门以及一些高校学者，但关于湘绣的大型外宣翻译活动几乎没有，这反映出政府相关部门对湘绣外宣翻译重视度不够的问题。值得思考的是，谁该是湘绣外宣翻译的最佳人选？是政府部门、权威研究学者还是专业翻译人才？从表面上看，翻译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形式上是翻译语言，其本质是翻译文化。既然是翻译文化，就要求译者深谙两种文化。大量翻译实践证明，国内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深的认知，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翻译时，更能还原文化特色与内涵，但对目的语读者情感分析、语言表达以及判断读者对文化差异的认知与理解能力方面，国外汉学家更胜一筹。许多经典文学作品的译文就是中外译者合作完成的，如《红楼梦》译本的翻译。因此，湘绣的外宣翻译离不开政府、专业人士以及中外译者的通力合作。

（二）传播客体

传播客体指外宣翻译的受众，在本文中即指湘绣对外宣传的目标群体与潜在群体。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湘绣对外宣传范围不断扩大，湘绣外宣翻译的目的语读者不再局限于内圈国家（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应该包括更多外圈国家（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国家）以及延伸圈国家（以英语作为一门外语的国家）的人，让湘绣真正意义上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然而，当前湘绣外宣翻译的研究重点更多集中在翻译理论研究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上，研究者十分重视如何翻译，但却忽视了目的语读者的需求与反馈。经笔者考察，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或多或少都存在传播主体“自说自话”的问题，目前湘绣相关的研究成果都是就某位译者的译文做评价，或是就多位译者的译文进行对比分析，缺少传播客体即目的语读者对译文反馈的研究。湘绣外宣翻译必须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偏离这个中心，便难以得到读者的认同，传播效果自然不会理想。

（三）传播信息

传播信息即对外宣传的内容。湘绣外宣翻译中，传播信息的选择应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传播主体应该重点突出目的语读者所需要的、感兴趣的核心信息，而不是主观地替目的语读者做判断，即我想让你了解的事物，就是你想知道的事物；目前关于湘绣外宣翻译研究文章中，译者大都采用摘译法，选取内容进行翻译。表面上看这样提高了对外宣传的效率。但事实证明，大多数摘译后的文本信息并非目的语读者真正感兴趣的内容，难以得到读者的认同。本文针对中国知网部分研究者在其文章中所摘录的文本为例，将原文本的目录翻译成英文做成调查问卷分发给目的语读者，针对读者反馈发现大多数研究者所摘译的信息文本与目的语读者想了解的信息有出入。如蔡琪在其汉英实践报告中所节选的文本为《湖湘刺绣（一）》中关于湘绣的艺术风格与审美品质、纹样题材与文化内涵部分，但实际调查发现，目的语读者更想了解湘绣的工艺技法与民俗特征部分。外宣材料无法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求，传播内容不贴切，会严重影响湘绣对外传播的效果。

（四）传播渠道

对外宣传的传播渠道是影响传播效果至关重要的因素。传播渠道广、传播形式多样就意味着传播范围扩大、目标受众以及潜在受众增多。以短视频博主李子柒为例，她通过在海外平台以“短视频+直播”的形式记录生活，让更多的海外人士了解中国美食文化。入驻平台不到两年时间，李子柒就收获了700多万海外粉丝。粉丝数量甚至超过BBC NEWS（英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她的成功经验也许能为湘绣对外传播提供新的思路。除了纸质媒介以外，互联网时代的湘绣对外传播的确需要做出新的尝试。经笔者考察发现，相关政府部门、专业机构或相关盈利性企业都有尝试通过在海外平台发布视频的方式宣传湘绣文化。如国外YouTube网站上就有一些关于湘绣的视频，涉及的内容包括基础知识科普、艺术品赏析等等。但在其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宣传力度不够、专业术语误译、传播内容零散等等。虽然湘绣外宣翻译在新媒体上的传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这一传播途径，将会扩大湘绣对外传播的范围，增强湘绣对外传播的效果。

三、关于湘绣外宣翻译的思考与建议

（一）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

综上所述，湘绣外宣翻译工作想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多方通力合作，绝不仅仅是靠当前少部分研究者个人努力能做到的。湘绣外宣翻译是国家对外宣传的专项翻译活动，政府部门应起带头作用，从资金、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有力支持。借鉴其他省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方面的成功经验，组织人员对湘绣文本进行分类整理，邀请湘绣专家、学者以及专业的翻译人才进行把关。例如，福建省在2017年组织出版了中国首部汉英双语版的《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译本就是以政府作为传播主体牵头组织完成的。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上，成立课题组进行专门研究，探讨如何完善译文，提高译文质量。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湘绣专家和翻译人才为主要参与者的新局面，建立专门的湘绣外宣翻译研究团队，出版分类明确、规范统一的高质量湘绣英汉对照版文本，为湘绣外宣翻译以及其他刺绣翻译提供借鉴。

（二）建立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的原则

湘绣外宣翻译通过近几年的努力，译文的质量的确有了相应的提高。但却忽视了目的语读者对传播内容的需求及接受程度研究，缺乏反馈机制。建立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的原则即要求传播主体在传播湘绣文化的各个环节中，都将目的语读者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上。在进行湘绣外宣文本选择时，应对读者的信息接受偏好和需求进行分析，做好充分的调查，而不是让目的语读者被动地接受我们传播的信息。在进行文本翻译时，要充分考虑源语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差异，寻求目的语读者的认同。在后期也应建立读者反馈机制，收集读者的反馈，发现不足，有针对性地进行修正，而不是一味自顾自地对外输出。对外传播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应当充分考虑受众的需求和感受，以对方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湘绣对外传播，切实提高湘绣外宣的效果。

（三）建立目的语读者“可理解，可接受”的世界通用英语规范

在湘绣外宣翻译，乃至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中，研究者多从微观层面关注词、句、语篇的翻译，却忽视了英语规范这个宏观层面的问题。当前我国对外宣传的受众不再局限于少数国家，目的语读者包括英语本族人（native speaker）和非本族人（non-native speaker） 。译者需要找到标准英语与各种英语变体的共核，建立起能被不同目的语读者群体兼容的通用英语规范，在此基础上完成湘绣文本的翻译。让不同英语水平的读者都能理解和接受传播主体所传播的信息。当然，由于语言是不断发展演变的，因此世界通用英语的规范也是动态变化，不断发展的。

（四）利用互联网新媒体，拓展湘绣对外传播新渠道

传统的湘绣外宣手段以纸质文字形式呈现，但以文字结合其他動态表现形式的传播方式更适合湘绣这类民间手工技艺的传播。仅通过译文一种书面形式，无法让目的语读者全面、直观地感受湘绣的特色，也难以吸引他们了解湘绣文化。利用互联网新媒体能让湘绣的特色以更丰富的形式呈现出来，如配以图片、动画、音效以及视频等等，这样目标受众便能更立体、更多维地了解湘绣文化。随着这种新型传播形式的普及，也需要重视传播内容的规范化，确保传播信息的质量，不能顾此失彼。在拓展湘绣对外传播新渠道的同时，牢牢把控好译文质量的关，让专业人士负责湘绣海外宣传平台的监管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四、结语

传统的翻译研究旨在通过总结翻译方法来指导翻译实践活动。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翻译不同于其他翻译类型，其目的在于传播优秀的中国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因此，湘绣外宣翻译不能局限于探讨具体某个词或某个文本的翻译方法及翻译策略，也不能单从某一个学科领域进行研究，而应该将其置身于多元文化背景下，以增强传播效果为目的，从而决定由谁来翻译、谁是目标受众、翻译什么、翻译成什么形式以及通过哪些渠道达到理想的外宣效果。湘绣历史源远流长，具有浓厚的湖湘地域文化特色，其手工艺产品蕴含的艺术内涵，博大精深。仅仅通过申遗来保护和传承湘绣文化并不能让湘绣迸发出新的活力。只有政府部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国内外翻译人才组织起来，通过多种渠道相结合的传播方式，传播目的语读者喜闻乐见的内容，才能让湘绣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和其他民族文化擦出火花，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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