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娟

内容摘要：翻译作品是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产物，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产生，受原作品之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同的时代背景，其意识形态的差异会影响文学作品的译介过程及翻译的成果。文章将借助于《荆棘鸟》的两译本以及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来探究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主要通过翻译策略的差异分析意识形态对两译者文学翻译过程的操控。每位译者所受到的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将反映在其译作当中，因此，从翻译作品中更能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

关键词：意识形态 文化 《荆棘鸟》 文学翻译 翻译策略

考琳·麦考洛的长篇小说《荆棘鸟》于1977年问世之后，迅速在海内外赢得了较大的读者群，在世界上颇具影响力，被誉为澳大利亚版的《飘》。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晓明和曾胡分别对其进行了翻译。正是由于当时国内对国外文学作品的狂热追求以及译者因受意识形态影响而选择翻译该作品才为其在国内的流行和畅销奠定了基础。

晓明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可以读懂外文作品的译者之一，但受限于学术背景和特殊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她的《荆棘鸟》译本出现了很多错译、表达不准确以及较为隐晦或漏译的现象[1]；而曾胡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的英语专业，得益于较高文学成就的影响以及深厚的语言功底，他的译本将围绕克利里家族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由于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因此他在遣词造句上选择富有诗意的语言，也更加注重译作的本土化和读者视角，从而给读者带来了阅读上的美感，而《荆棘鸟》正是他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一部译作。

目前，对《荆棘鸟》基于CNKI的检索发现，较多是对作品的内容本身进行探索研究，比如探究其中的女性主义、人物命运，及其中的象征主义等，而从译介的中文译本对翻译策略的研究却较少。文章将以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为框架来探究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对《荆棘鸟》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译介过程的影响。

一.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及其意识形态论

1.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

安德烈·勒菲弗尔是操纵学派（Manipulation School）的代表人物，他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系统的子系统，并尝试研究翻译文学对目标文学系统演变的影响[2]。经过研究发现，文化和社会因素可以通过操纵学派的解释和文化转向而对翻译产生影响。翻译活动中的主要因素包括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这些会产生一些新的视角和翻译研究方法[3]。在此过程中，勒菲弗尔首次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改写”的概念[4]。

在勒菲弗尔操控理论的框架下，“改写”意味著译者对原著的重写，并将其意识形态和审美通过译作影响目标语文化的发展。因此，这种重写被生动地描述为“操控”。他的“改写”理论很大程度上拓宽了翻译的概念，可以让译者通过审视目标语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进行翻译现象的解释。勒菲弗尔认为，“所有的改写，不论目的如何，都在反映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并因此以一种既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操控文学的运行”[4]。

2.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论

勒菲弗尔在建立“改写”理论的基础上，还确定了在文学系统中运行的控制因素和多种改写形式[3]。在改写过程中，意识形态和诗学在文学系统中作为控制因素从内部操控着译者的翻译实践，而赞助的因素则从外部进行操控。“意识形态”不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还包括能够命令我们行为的形式、习俗和信念等[3]。借助于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我们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的操控在翻译活动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它决定着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因此在分析译作时要考虑到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二.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意识形态通常是指在特定经济或社会系统中的教义、个人的观点或思考方式、惯例体系等。因此，可以被视为是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价值观和理念。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更多强调意识形态对审美意识、翻译材料的选取和翻译策略的操控[5]。通过不同时期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从而产生出了《荆棘鸟》两个不同的翻译版本。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翻译成了信息传播的工具，因此不应局限于语言层面，而应该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之下[6]。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中国经济和文化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对中国境内的翻译活动也是一个特别的时期。中国刚刚经历了“精神荒漠”，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自此，阅读不再是为了革命的发展而是转变成了文学欣赏和对知识的获取。在此大背景下，晓明和曾胡受意识形态操控而选择的翻译策略也大有不同。

1.直译和意译的对比

纽马克认为，直译是在不考虑语境的情况下，将源语的语法架构转换成目标语中最接近的对等部分，而词汇还要逐一地翻译；意译是不考虑原文的方式和内容，通常用比原文要长得多的句子进行释义，一种所谓的“语内翻译”。前者注重词汇的准确，后者追求的是原文的含义和流畅自然的译文。[7]

在《荆棘鸟》的翻译实践中，晓明在改革开放政策刚实施不久进行的译介活动，在翻译上更为严谨和保守，缺乏多样性，因此更多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语句多显僵硬。而曾胡的翻译相对晚一些，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译者，懂得如何把握翻译技巧，能够更好地理解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抓住源语中的文化因素并将外语的叙述习惯转化成中国本土的行文风格，以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因此更多采用意译。

例1.She snorted with laughter.“Oh， come now！ Do you really believe that if you renounced your vows theyd come after you with everything from bolts of lightning to bloodhounds and shotguns？”

晓明译：她高声大笑道：“噢，够啦！你真的相信你若违背了誓言，他们会用电光筒、警犬和散弹枪来抓你？”[8]

曾胡译：她纵声大笑。“啊，得啦，你当真相信，要是你放弃了你的誓言，他们会追着你对你天打五雷轰、狗咬枪击吗？”[9]

在晓明的译本中“电光筒、警犬和散弹枪”是依据源语导向的方法，采用的是词对词的对等翻译，而曾胡意译的策略将其译为“天打五雷轰、狗咬枪击”，这是在充分理解了原文的含义之后，用中国读者更乐意接受的说话风格来说明某些暴力的行为特征。在受到当时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曾胡故意采用像“天打五雷轰”这样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来描述，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对话。

例2.True to his word， Luke left her alone only so long as it took him to visit the mens.（P.261）

晓明的译本：卢克很忠于他的诺言，他让她单独留在那里的时间仅限于他向男人们打招呼的时间[8]。

曾胡的译本：卢克是说话算数的，只是在他去上厕所的时候，才让她单独呆着[9]。

例3.Luke ONeill was clever，conceited，extremely hard-

working and hungry to enrich himself.

晓明译：卢克·奥尼尔是一个很聪明，很谦虚，工作非常努力，极想使自己发财致富的人[8]。

曾胡译：卢克·奥尼尔聪明、自负，极能吃苦耐劳，并且能勒紧肚皮攒钱[9]。

由于对中英文化驾驭水平的差异，这也会导致译者在一些细节的翻译上选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在例2中，卢克邀请麦吉去参加舞会并承诺不会丢下她一个人，因为她对那里不熟悉。根据作者的思路，卢克只有在他去厕所的时候才会丢下麦吉一个人。因此，“visit the mens”意译就是“上厕所”，而直译的话就变成了“向男人们打招呼”。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位译者对英语说话方式的把握，而晓明中文专业的背景让他很难去把握中英之间的这种差异。同样在例3中黑体字部分直译为“工作非常努力，极想使自己发财致富的人”，符合原文字词的对等，却缺乏生气。而曾胡的意译版本“极能吃苦耐劳，并且能勒紧肚皮攒钱”就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了卢克处处拮据的生活状态。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中国人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吃苦耐劳”、“勒紧肚皮”这些词汇的画面感。曾胡的译文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而晓明的译文由于个人的局限性很少考虑到社会因素的影响。

2.歸化和异化的对比

归化是以目标语为导向的翻译策略，而异化则是以源语为导向。劳伦斯认为，归化和异化是一对完全相反的翻译策略，前者是“译者让读者尽量留在原地，而让作者去靠近读者”；后者则是“译者让作者尽量留在原地，而让读者去靠近作者”[4]。这意味着，如果源语对目标语的读者很容易理解，就可以采用异化的策略丰富文章的奇异性和异域风味。相反，如果源语本身很难被目标语读者接受，就需要采用归化的策略以达到理解的目的。翻译文本中归化和异化的提出是在考虑文化因素之后，二者是直译和意译的延伸。直译和意译是放在了语言学的水平上进行考量，而归化和异化则开始考虑文化的因素。

对于源语中存在的文化分歧，晓明和曾胡在翻译《荆棘鸟》时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下面的例子中，晓明使用归化来适应目标语读者，而曾胡则是使用异化来引发读者的好奇心并增添异域的风味。

例4.A stand of magnificent ghost gums with pallid white trunks and drifting thin leaves hanging seventy feet above the ground shaded the house from the pitiless sun...

晓明译：一片壮丽的橡胶树林，有着苍白的树干和依稀的树叶。这些树高出地面约七十英尺，……[8]

曾胡译：一排高达的魔鬼桉（一种澳洲的桉树），树干浅白，拔地70英尺，遮住了楼房挡住了无情的阳光[9]。

在晓明的译本中，她将“ghost gums”解释成了中国南方很常见的一种树——“橡胶树林”；而曾胡则将其翻译成“魔鬼桉”并加了注释，让读者知道这是澳洲一种独特的物种。晓明采用归化的策略减少读者的疑惑，因为在当时中国人对外国物种知之甚少，模仿中国的橡胶树来处理可以方便阅读和理解。但是，曾胡的异化策略更为巧妙，“魔鬼桉”对读者来说增加了奇异性和新鲜感。两种处理方式从理解的角度来讲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译者个人思想观念的不同使得两位译者采用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

例5.Luke senior， who shore for a living when he felt like it （but most of all he felt like doing was drinking OP rum）…

晓明译：老卢克想干活的时候…不过他最想的事还是喝他的甜酒[8]。

曾胡译：不过，他（老卢克）最有兴致的是喝伯明翰产的兰姆酒[9]。

晓明将“rum”做了归化处理，翻译成“甜酒”，方便中国读者理解。而曾胡的异化处理，翻译成“兰姆酒”，增加了异域风味，让读者了解不一样的文化。即使是在今天，“兰姆酒”在中国读者中间也仍旧是陌生的。不论是归化还是异化，在确保合理的情况下，都跟译者本身的思考方式有关。

3.正式用语和通俗用语的对比

汉语中的四字成语由来已久，可以用来展现那些广泛使用的具有引申含义的典故，或者起到强调的作用，再或者达成一种韵律，听起来更加顺耳。由于曾胡在文学方面很深的造诣，使得他的译本中较多采用四字成语。

例6.…they flogged him （Armstrongs） to jellied pulp…

晓明译：……他们把他打得浑身没有一块好肉，……[8]

曾胡译：……他们把他打得皮开肉绽……[9]

在这个例子当中，曾胡使用“皮开肉绽”来强调阿姆斯特朗在他困难时期被打的严重程度。中国在古代经常使用这样的成语来描述一个人被审讯的时候所遭受的折磨。比如，元代的关汉卿，曾在他的杂剧《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中这样描述：“打的来皮开肉绽损肌肤，鲜血模糊，恰浑似活地狱”。四字成语的这种应用可以在节律和视觉上达到很好的效果。受传统因素的影响，曾胡在他的译本中增加四字成语的使用可以提高译本的质量和可读性。

例7.Yet she was young; at times like this， staring at herself in the ashes-of-roses dress， she wanted to feel， wanted emotion to blow over her like a strong hot wind…

晓明译：她还年轻，象现在，凝视着她这一身玫瑰灰色的衣服，她渴望同情，渴望感情可以象强烈的热风那样吹到她身上[8]。

曾胡译：然而，她正在豆蔻年华，在凝望着自己那穿着玫瑰色服装的身影时，她想体验到感情，希望激情像强劲的热风一样吹遍她的全身[9]。

在上面的例子当中，受传统因素的影响，曾胡对四字成语的使用提高了译本的质量，增加了韵律和节奏感，读起来更像是贴近本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宣扬中国文化的作用。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不论是译者还是作家都受到了古代工整文字传统的影响，曾胡对这些四字成语的频繁使用也就不足为怪了。

通过分析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及翻译材料《荆棘鸟》的创作背景和国际影响，可以知道该书一旦被翻译就会拥有很好的市场前景。受当时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不难发现晓明首次翻译《荆棘鸟》出版之后，为何曾胡的翻译版本却能够被多次印刷。通过以上两个版本中典型例句翻译的对比，认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要大于其他的文化因素。原因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主流意识形态在短时期内就发生了快速的变化。晓明的译本在1983年出版，而曾胡的译本在经历了延迟之后于1990年出版，翻译时间的差异，让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截然相反。直译和意译、归化和异化以及正式用语和通俗用语的选择，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处于特定时代背景和社会中的译者所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程度之深。

参考文献

[1]陈正发.评《荆棘鸟》的两个中译本[J].中国翻译.1993（6）：33-36.

[2]马会娟，苗菊.当代西方翻译理论选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35.

[3]赵文静.翻译的文化操控——胡适的改写与新文化的建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52.

[4]Lefevere，Andre.（1992）.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Routledge.

[5]唐麗蓉.从勒菲维尔的操控理论看曾译《荆棘鸟》[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

[6]王宁.翻译的文化建构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J].中国翻译.2005（6）：5-9.

[7]Newmark，Peter.（2001）.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hanghai：Shanghai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8]麦卡洛·考琳（晓明，陈明锦译）.荆棘鸟[M].南宁：漓江出版社，1983年.

[9]麦卡洛·考琳（曾胡译）.荆棘鸟 [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

（作者单位：南阳市第五中等职业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