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十三经”的最后一“经”。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子》共有七篇，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孟子》有十一篇。七篇即《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十一篇即七篇加上《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这四篇“外书”。四篇“外书”当为“伪作”，对此赵岐早有明断：“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外书”后来逐渐亡佚，今本《孟子》沿袭赵岐《孟子章句》例，分为七篇十四卷。

《孟子》之获得“经”的地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汉书·艺文志》将《孟子》归入“子部”，可见班固只把《孟子》当作“子书”而已。不过汉代学者的共识是把《孟子》看作辅翼“经书”、解释“经义”的“传”。西汉文帝时，更为《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置博士，称作“传记博士”。王充《论衡·对作篇》说：“杨墨之学不乱儒义，则孟子之传不造。”明确称《孟子》为“传”。汉以后《孟子》的地位不断提高。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督造，于成都文翁石室礼殿东南，楷书《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谷梁》《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北宋时宋太宗又加翻刻，《孟子》始列入经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正式将其著录于经部。哲宗元祐年间，《孟子》被作為科举取士的试士内容。南宋孝宗时，朱熹将《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并悉心为之作注，确立了《孟子》在经部的地位。元明清三代，《四书》被定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孟子》遂成为学者必读之书。

《孟子》是记述孟子言行以及他和当时人或门弟子互相问答的书，始于“孟子见梁惠王”一句，终于“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一句，共38125字。孟子名轲，邹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85年（周安王十七年），死于公元前304年（周赧王十一年），活到八十多岁。孟子出生时，距孔子之死（公元前479）已将近百年。关于他的身世，赵岐说他是“鲁公族孟孙之后”，其父早逝，在母亲的教育下长成。历来有“孟母教子”的佳话，《韩诗外传》《列女传》有“孟母三迁”“断机杼而促学”等记载，赵岐亦说：“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关于孟子的师承，有说他直接师承子思的，有说他师承子思之子子上的，皆不可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学者多从之。

孟子学成以后，便出游齐、魏、滕等国，向诸侯们宣讲用“仁义”之道统一天下的方法。诸侯们都以为他所宣讲的道“迂远而阔于事情”，不符合当时“以攻伐为贤”的时代潮流和“富国强兵”的实际需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对此说得非常清楚：“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疆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一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但《孟子》之“作”，到底是“孟子自著”呢，还是“弟子追述”呢，还是“孟子和弟子共同完成”呢？从《孟子》一书的行文进行分析，当以“共同完成”说为可信（杨泽波，《孟子评传》）。

孟子是古代中国的伟大思想家之一，是儒家“道统”的最后一位“圣人”。韩愈《原道》指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韩愈之说可作为古代中国对孟子思想地位的根本判断，而这与现代学术观念形成了鲜明对照。现代学术把孟子归为“先秦诸子”之一，把孟子之学归于所谓“诸子之学”，把《孟子》一书归于所谓“子书”。现代学者不但从根本上否定孟子的“亚圣”地位，而且多把孟子和荀子并列，甚至认为孟子不如荀子。曹聚仁先生就说：“我们该明白‘孔孟不能并称，这是常识；‘孟荀并称，以弘通而论，孟子实在不如荀子。荀子乃是儒家集大成的人，比孔子高明得多。”这种高抬荀子而否定孟子的做法，其实只是一种近代“理性主义”的障蔽，是对中华经学传统和“圣学”传统的彻底抛弃。但在我看来，《孟子》确与“诸子”之书有根本性的不同，而这些不同是使它最终“入经”的根本原因。

首先，推崇孔子为“圣”。《孟子·万章下》：“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孟子·公孙丑上》：“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的最后一段更是从尧舜至汤，汤至文王，再至孔子，自觉地构建了一个“儒家”的“圣人谱系”。这种对孔子的“圣人性”的高度认同是其他诸子所没有的，可以说是儒家团体的“内在特征”之一。

其次，继承五经传统。孟子自觉地继承和发扬孔子开创的经学，把经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中引《诗》凡34处，其中《雅》26处，引《风》5处，引《颂》3处，把《诗》作为其最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提出了“《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重要命题，创造了“以意逆志”的《诗》学方法论。《孟子》引《书》凡19处，论《书》1处，据《书》以阐明其政治理念。《孟子》引《礼》虽只有2处，但“礼”字出现多达65处，其言井田、爵禄、学校、明堂、丧制、囿制等先王之制亦不在少数（见孙开泰《孟子与五经》）。《孟子》书直接引证《春秋》之处虽不多，但均极重要，特别是《孟子·滕文公上》一段：“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所谓“天子之事”，即是以《春秋》行新王之法，用《春秋》所创制义法来治理天下。“至于《易》，《孟子》虽未明引，但其学言天言性，可视为得《易》之传。”（蒋庆，《公羊学引论》）更重要的是，孟子所阐述的“王道理想”“天道崇拜”“圣贤担当”皆是五经的大义所在，是华夏文明的精神命脉所系。后世之所以称儒学为“孔孟之道”者，其根本原因在此。

第三，捍卫儒家思想。孟子“好辩”，他的辩论对手既包括梁惠王这样的执政者，也包括告子这样的思想家。孟子的“好辩”是“不得以”而为之，在“乐杀人者”们主导的黑暗时刻，只有他这样的“圣之徒”或“新圣人”，才能给人世间带来善性复苏的光明。“好辩”展现的是一种“批判精神”“斗争精神”和“救世激情”，尽管他的“批判”和“斗争”还是“批判的武器”，而不是“武器的批判”。孟子的批判主要针对的是杨朱和墨翟的学说，《孟子·滕文公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以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一方面激烈地批判杨朱，因为杨朱的“为我”中逻辑地蕴含着对民族精神和国家根基的否定；另一方面孟子激烈地批判墨子，因为墨子的“兼爱”说具有一种强人所难的风格，缺乏“仁道”所具有的那种至诚真性的原发机理。

第四，对经义的创造性发展。孟子不仅是儒家思想和精神的继承者，还是一位创造性的思想大师，极大地拓展了儒学的思想空间，丰富了儒家的义理。其中最重要的是确立了儒家的心性论。《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在这里，“心”是孟子学说的中枢和灵魂。《孟子》中的“心”含意极为丰富，大体有六个意思：“心之官则思”，心是思想、意识；“中心悦而诚服也”，心有“意念”“意愿”“情感”“信念”等义；“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心为纯一无伪的“一种觉知情感与意愿交織的状态”；“害人之心”“穿窬之心”，此为不善之心；“失其本心”，此为本然质心、天然之心；“养心莫善于寡欲”，此为保养、恢复或修养人的本心。如何才能“尽心”，从而“知性”“知天”呢？《孟子·告子下》曰：“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心处于艰难困苦的状态，然后才拼命地思虑，思虑才能深刻；思虑不得安宁，非常痛苦、非常难受之时，会将人激发到一个新的状态。这样的“困心”“衡虑”就会使得那些有志于正心诚意的人寡欲、奋发，这个“寡欲”的实质在于生起激愤之情、悲愤之情等“真情”，让情来脱欲、入境，“苦其心志”“动心忍性”等的真意亦在于此（张祥龙，《先秦儒家哲学九讲》）。不过，这只是一种“尽心”的方式，孟子还讲到“恻隐之心”的“触机而发”，“我善养吾浩然正气”等生动丰富的形式，读者可自行体悟。重要的是，孟子的“尽心”所指向的“性”与“天”。《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针对各种流行的性论展开批判，如“无善无恶论”“可善可恶论”“有善有恶论”等，并旗帜鲜明地主张“性善论”。孟子对性善论展开了多层次的复杂论证，如“四端自发的论辩”“道德自足的论辩”“生死关头心性醒悟的论辩”等。从理论上说，孟子未必证明了人性本善，但从“尽心”到“知性”再到“知天”的理路是极为清晰的，通过“尽心”而真正觉醒人的生命的“善”性，确立人的真正的主体性，进而通过此“主体性”领悟“天命”“天道”，以确立人的生存的“正命”。

（李广良，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责编 刘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