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静钧

据《纽约时报》报道，现年90岁的美国亿万富翁、制造业大亨巴雷·赛义德向共和党人主持的政治团体“联邦党人学会”捐赠16.5亿美元，创下美国有史以来已知的最大一笔政治献金。

由于捐赠是通过股票转让和信托等一整套眼花缭乱的方式进行，这一笔轰动美国舆论的“黑金”还逃避了4亿多美元的政府税金。如果不是媒体曝光，美国公众对此毫无知晓。究竟还有多少这样巨额“黑金”流入政党背后不用公开的“空壳公司”，从而左右美国政治公共议程，令人“细思极恐”。

筹款能力等于政治能力？

谈起美国加州大火，印象是年年烧，山火治理是“剪不断，理还乱”，很多人不假思索怪罪于气候改变下的酷热，可人们不曾想到，“天灾”居然与竞选政治有关。有人研究发现，加州多次引发山火，其实就是输电线路陈旧，脱落掉线引起的。能源公司一边给股东输送超额利润，一边给管理层滥发奖金和高薪，一边又追着政府说涨电价不然要破产。

这家名为PG&F的电力能源公司一直是加州州长纽森及其家族背后的政治黑金金主。纽森从一个不起眼的政治人物，走到旧金山重镇的市长，再夺下美国第一大州加州州长之位，这家电力公司及员工是他背后最大的政治献金来源。

美国政治生态中，已经逐渐形成一个铁律：筹款能力等于政治能力，有没有政治前途先看筹款的多寡。担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年逾八十，数度担任民主党内要职，连续多届当选联邦众议员，成为传奇政治常青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的筹款能力。光是她一人，靠组织巨头企业“筹款派对”，每年就能为民主党筹到数亿美金。

被金钱腐蚀的政治

美国竞选政治不靠美金就转不动，每个参与竞选的人需要投放足够多的竞选广告，需要租用一定数量的办公室，需要重金聘用咨询公司及竞选专才，需要雇用大量的协助人员，需要安排有影响力的媒体出镜采访，需要巡回全国各地拉票和组织造势活动，需要制作大量的竞选宣传资料和服饰，竞选周期冗长。当竞争者纷纷强化和加码竞选活动之时，“剧场效应”就出现了，其他人不得不纷纷站起来，投入到没有上限的竞选争斗中。

那钱从哪里来？除自掏腰包之外，主要通过筹款，接受个人捐款。近年来，政治行动委员会或超级政治委员会吸金能力越发惊人，它们隐身于竞选人背后，充当政治筹款的影子渠道，金主通过超级政治委员会等空壳公司，对政治候选人未来施政产生影响。此次媒体曝光的“史上最大黑金案”，就是金主绕开个人捐款这条明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重金涌入竞选组织，暗中施加政治影响。

就如在美国社会的持枪问题上，一旦美国全美步枪协会（NRA）成为美国政客的金主，这一场有关持枪的宪法讨论就会没完没了，见不到有效的行动。

政治献金法形同虚设

直到尼克松总统时期，美國终于迎来了第一部严格规范政治献金的法律。1971年通过的《联邦竞选法》，除了规定各类竞选操作规范之外，还规定了政治献金行为。按照这部法律，每名美国公民最多可以向候选人捐款1000美金，向其所属的政治团体捐款5000美元，每名美国公民每年向候选人、政党、政治团体捐款上限是25000美元。

这是一部相当于宣布政治献金合法化的法律，它的格调在于“政治献金合法，只是数额暂时要限制”的绥靖或者暧昧。这部《联邦竞选法》并未解决政治献金没有直接流入个人或个人所属政治团体，而是流入第三方所谓“超级委员会”时如何处理的问题。《联邦竞选法》之后，第三方打着“非营利”旗号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财阀、富豪、巨头企业的政治黑金找到了流出口。

1971年的法案与其说是限制了政治献金，不如说是政治献金合法化和公开化。2002年的《联邦竞选改革法》规定，个人在初选和大选中可向每位候选人捐款的最高限额为2000美元，年度捐款总额不得超过3.75万美元。这也意味着可以对多名候选人同时捐款，金额上限提高到了数万美元的高值。

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纸判决推翻了法定限额，认为合计限额的做法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除了单笔捐赠容许限制之外，合计要捐多少，全由个人说了算，有钱就可以豪横。

当人们从光鲜的“一人一票”民主外衣下触摸到美国政治制度内核中无限的荆棘与黑暗之时，可能会追问：这还有治吗？

（摘自《环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