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中华民族开始了全面抗战。连年战争使国家人力、物力和财力消耗巨大，加之国民政府财政赤字，资金匮乏，国家财政出现问题。为支援抗战，抗战大后方的民众不论贫富，不分阶层，积极地节约献金。

武汉“七七”献金运动盛况空前

1938年7月2日，由武汉各界组成的抗战建国周年纪念筹备会发出通知，决定7月7日至9日在武汉三镇设置献金捐款台，进行为期3天的抗日献金活动。

1938年7月7日早上9时，献金活动开始后，黑压压的人群就把各献金台围了个水泄不通，民众纷纷上台献金。

一位名叫黄泽盛的中年男子，背着38把大刀快速冲上献金台，他说：“我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钱，送上几把大刀，给兄弟们杀鬼子去吧！”

一位从华北沦陷区逃出来的年近六旬的衣衫褴褛的难民，拄着棍子，一天竟来了3次，第3次献金后，他还气喘吁吁地对台下的民众说：“我是从河北省逃出来的，我全家都被鬼子杀了。国亡之后，连命都保不住，要钱有什么用……”

两位断腿的辛亥革命老兵拄着木棍登上献金台，捐款后说：“我们年老残废，再也不能到前线杀敌，捐两块大洋购买子弹打鬼子。”

几个工人把用血汗换来的几分钱放到献金箱里;一个要饭的哑巴捐了12个铁环和两分钱;卖糖的青年难民张鸿儒捐一角钱后，又捐了两包糖;74岁的老乞丐周德义捐献了他半月乞讨来的钱;水塔旁献金处，一个8岁的陈姓小妹妹，在人们的带动下，捐出了自己买糖的钱。

一位老妇人坐人力车专程赶到献金台，捧出一些古老的银项链、银戒指、银手镯和银币。她担心工作人员不收这些东西，便说：“我没有更值钱的东西，就这些银器给你们献上变钱，也算尽了一份我的心。”

一位60多岁的老人要把自己的棺材卖了去献金。他儿子不同意，说：“你百年之后怎么办？”老人生气地说：“日本人打到家门口了，万一武汉沦陷都死无葬身之地，还要什么寿材？我死后用芦席一卷就可以了，听我的话卖掉棺材就是孝，不卖就是不孝。”最后儿子听从了父亲的劝说，把棺材卖了，将钱捐了出去。

献金捐款活动原定3天，可到了9日晚，台前“还是挤满了人，把台几乎都挤垮了”。各界民众纷纷要求延长献金时间，组织者不得不把献金日延长两天。7月11日，武汉三镇的献金运动圆满结束，献金人数达50万人以上，捐款总金额超百万元。

重庆各业献金竞赛如火如荼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民奋起反抗。为挽救民族危亡，支援前方抗战，重庆决定举行各业献金竞赛活动。献金办法为“节约献金竞赛各界各业分别举行;参加献金竞赛无论集团或者个人，均以至少贡献一日所得为标准”。献金活动的时间从1939年2月26日开始，至3月12日止。

献金竞赛首日，电影、娱乐、旅馆等行业捐款4896.86元。

3月2日，银楼业首先捐款1012元;保险业捐款1119.54元;一个戏院的代表孔能到场，代表全体同仁捐款1000元，加上之前的200元，共捐款1200元;电力公司捐款1000元……在热烈的献金捐款氛围中，各行各业被鼓舞起来，形成竞赛。银楼业首先捐款500元，保险业再次捐款200元……当日献金总数达35377.65元。

3月3日，是银行、图书等行业献金日。中国银行捐款1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捐款10万元，交通银行捐款也达10万元，加上新华日报社全体人员捐款200元等，当日捐款总额达605172.69元。

1939年3月5日，是重庆妇女界竞赛献金日。这天，有出征军人家属、各工厂女工、朝鲜妇女队、女学生、女护士等重庆各界妇女1000多人参加竞赛活动。妇女界竞赛献金引起了各界群众的广泛关注。为打破3月3日银行、图书等业的献金记录，重庆妇女献金献物，热情高涨，最大的一笔献金达153397元，万元以上的献金就有10起。献金过程中，有27位出征军人家属捐款4.25元。《新华日报》报道：“这数目是由一分、二分、五分、一角叠起来的，这四元二角五分在众人心里起的反应甚至超过了十五万元，这是他们送走了生产者丈夫、儿子以后的生活费中抽出来的。”

婦女界竞赛献金的热烈情绪不仅感染了重庆市民和社会各界，也感染了现场采访的西方国家记者，他们临时决定捐款140余元。威利银行捐款10元，国际妇女会捐款63.5元。当天重庆妇女界共献金632359.36元，不仅打破了前7日的单日献金记录，也打破了3月3日银行、图书等行业献金记录，妇女界献金总数为重庆各行各业献金之最。

在重庆各业节约献金活动中，重庆的各行各业、男女老幼均积极参加，共募得现金2465105.62元，这还不包括募得的金银器皿、首饰、银条、银块等。

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众所捐物资，虽不能彻底解决处于抗战艰难时期的前线将士所需，但其产生的精神力量却难以估量。

（摘自《炎黄春秋》 王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