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

当一句格言背后站着一种价值观，往往会显得脍炙人口。这种脍炙人口，会让任何质疑都不合时宜。譬如，以下这段据说发生在斯大林与丘吉尔之间的对话——斯大林：“你打了胜仗，人民却罢免了你。看看我，谁敢罢免我？”

丘吉尔：“我打仗就是为了捍卫人民罢免我的权利。”

从中你能发现什么？是斯大林的傲慢、丘吉尔的机智、两位巨人见招拆招的快慰表达。

此时，谁若问一句“是真的吗”，多么无趣。更何况，在中文语境里，这段对话有一个过硬的时代背景。

一般认为，这段对话发生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斯大林得知丘吉尔打赢了战争，却输掉了英国大选，便主动挑起话头，遂有这精彩的一来一回。

波茨坦会议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举行，与会者是美英苏三国首脑。波茨坦会议前，即1945年5月8日，德国已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二战欧洲战场胜利结束。但在远东，对日作战仍激烈进行。所以，波茨坦会议主要是商讨战后对德国的处置、欧洲的安排以及争取苏联尽早对日开战。

波茨坦会议正值英国大选，本次大选投票日期是1945年7月5日，但为了统计大量英国海外服役人员的票数，大选结果的公布日期延至1945年7月26日。

两条时间线索，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交叉，完美地汇向斯大林与丘吉尔的这段对话，貌似严丝合缝。逻辑上讲，在波茨坦会议期间、英国大选揭晓后的某个场合，两位巨人见面时将联袂奉献经典。

不过，两张合影却将上述逻辑彻底推倒。其一，波茨坦会议开幕，合影的美英苏三巨头分别是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其二，波茨坦会议闭幕，合影的美英苏三巨头却换成了杜鲁门、艾德礼和斯大林。

丘吉尔去哪儿了？

丘吉尔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又译作《不需要的战争》）第12卷《铁幕》给出答案：丘吉尔回伦敦了，他要在自家地图室的椅子上叼着雪茄等待计票结果。

1945年7月25日上午，波茨坦会议讨论波德边界的重新划分和德国鲁尔区的粮食供应问题。会议结束后，丘吉尔赶回英国。

书中，丘吉尔如此记录他的当天行程及次日活动：“我带着玛丽（丘吉尔女儿）于7月25日下午乘飞机返回，（飞机）降落在诺索尔特机场，我的妻子来接我，我们大家一起吃了一顿安稳的饭。……第二天（1945年7月26日）选举结果开始揭晓。……初始阶段的结果已经出来，于我不利。事情发展到中午已经明朗，会获得多数票的是社会党（应为工党）……”

本次大选，工党赢得了英国议会下院393席，比其他所有政党席位之和多146席，而保守党仅得到213席。在英国历史上，工党得票首次超过保守党。首相丘吉尔输给了过去五年间英国联合政府的掌玺大臣、工党领袖艾德礼。

按照惯例，丘吉尔在大选失利后，可以有几天时间将政府事务做一个常规性的交接。他也可以过个几天召开议会，然后再接受下院的解职。不过，考虑到波茨坦会议需要一位英国的全权代表，容不得耽误。丘吉尔于大选结果公布当日晚七点乘车入白金汉宫觐见英王乔治六世，正式提出辞职，并提请英王召见艾德礼。两个小时之后，丘吉尔在返回的路上口述了一份广播声明：“国内和海外的巨大责任落在了新政府的肩上，我们所有人都希望他们能不负使命。”

1945年7月27日，丘吉尔留在伦敦举行内阁告别会，艾德礼以新首相的身份飞赴波茨坦。

一如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所言，1945年7月25日上午的会议，是他所参加的（波茨坦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当日下午，他飞离波茨坦，一去不复返。

至此，一个判断应该成立：起码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斯大林与丘吉尔之间无缘进行这场语言交锋，哪怕斯大林真有挑衅丘吉尔的意图。

事实上，翻查各种关于波茨坦会议的著述，斯大林与丘吉尔在国家利益层面的争锋中可谓寸土不让，但在个人交流时却充满了客套的外交辞令，甚至不乏伪善的体己私语。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记载，1945年7月18日，也就是波茨坦会议开幕后第二天，斯大林与丘吉尔共进晚餐，餐桌上两人“谈得非常愉快”。对于即将揭晓的英国大选，斯大林表示，根据苏联方面所掌握的情报，他相信保守党将赢得议会下院多数席位，工党的席位在220至230之间。谈及英国海外驻军对大选的态度，斯大林认为，军人最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因此会选择保守党。

双方共进晚餐时，斯大林给丘吉尔灌的这碗蜜糖水，是斯大林与丘吉尔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仅有的一次关于大选的谈话。

平心而论，不能将斯大林对丘吉尔所说的话全然当作恭维。毕竟，在1945年英国大选揭晓前，不单国际舆论看好保守党，保守党内部也弥漫着乐观主义的情绪，丘吉尔本人更是信心爆棚。理由很简单，丘吉尔是大英帝国最艰难时刻的领航者，地球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他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印有他肖像的宣传画和赞美他的标语，标语上写着：此人，赢得了战争。

相形之下，丘吉尔的竞选对手艾德礼要寒酸得多，他只会和妻子一起坐一辆破汽车，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同那些头发上沾着棉絮的女工一次又一次地握手。

毫无疑问，丘吉尔以征服者的姿态赶赴波茨坦，他中途离开波茨坦亦带着稳操胜券的自信。但是，他没有预见也没有把握到的是，战争结束了，和平到来了，英国民心发生了变化——伟大人物成了多余之物。对于“从来没有坐过公共汽车，只坐过一次地铁”的丘吉尔来说，这种变化在他感受力的边际之外。

关于丘吉尔第一个首相任期结束后的生活，他的官方传记作者马丁·吉尔伯特有详细的记载。根据吉尔伯特的《丘吉尔传》，从第一个首相任期的卸任之日到1951年10月25日大选获胜第二次执掌相印，丘吉尔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集中精力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二是发表了著名的反共铁幕演说。前一件事使他赢得了195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后一件事使他成为冷战的肇始者。

丘吉尔在演说中所营造的铁幕意象，不但让同为二战胜利方的英美与苏联之间矛盾不可调和，亦令他本人与斯大林之间失去了再度握手的机会。1945年之后的丘吉尔，或在野或在朝，或写作或旅游，见了很多朋友故交，去了亚非欧美各地，但没有与老对手斯大林重聚的记录。

1953年1月，丘吉尔赴美国参加艾森豪威尔的总统就职典礼，他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一同去苏联见斯大林。不过，这个建议显然为时已晚。当年3月5日，莫斯科电台宣布：斯大林逝世。斯大林与丘吉尔传说中的这段对话，错过了1945年的波茨坦，就再也没机会上演了。

或许，我们该设想一种极端情况，这段对话会不会是两位巨头之间的一次隔空互怼？好事的英国作家多米尼克·恩莱特编辑过一本《温斯顿·丘吉尔绝妙睿语》，书中收录了这位语言巨人嘴里吐出的每一朵莲花。但遍览此书，找不到“我打仗就是为了捍卫人民罢免我的权利”，或诸如此类的句子。如此绝妙的语录不被收录，只能说明一件事：我们的首相大人压根儿没有说过这句话。

至于如此绝妙的句子是如何挂到丘吉尔名下的，又是因何在中文世界里莫名传播，那要问杜撰它的人。有一点可以肯定，依著丘吉尔自命不凡的性格，他若真同斯大林进行过这次语言交锋，是断不会允许自己的传记作者将此遗漏的。

（摘自《名言侦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