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吾国与吾民》是林语堂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娓娓道来真正的中国故事，向西方展示更为丰富全面的中国形象，澄清淤积已久的历史偏见，大大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林语堂在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前提下又能与之保持一定距离，摆脱“当局者迷”，从而达到“旁观者清”，真正做到了“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的辩证统一，这对新时代中国形象的对外传译也有一定的启发。

【关键词】中国形象；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吾国与吾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0-002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0.009

林语堂在其代表作《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中毫不掩饰地指出了当时中国的不足之处，因此一度被国人抨击为“卖国卖民”。《吾国与吾民》是否真的是《“賣”国与“卖”民》？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国形象长时间被扭曲妖魔化，那如何才算得上是真实而明智的中国形象宣传？谁才有资格成为当时中国形象的最佳阐释者？林语堂将中国的真善美丑娓娓道来，可谓做到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跨越了语言障碍，实现了艺术上的超越，让西方读者看到了五千多年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

一、吾国吾民，爱国爱民

《吾国与吾民》是林语堂的一部英文散文集，也是其代表作之一。该书笔调诙谐幽默，言语朴实无华但又透着可爱有趣。相较之前有关介绍中国形象的著作，该书更加客观和公正地讲述了中国故事和深刻地剖析了中国精神，向西方展示了一个更加真实而丰富的民族形象。也正是因为如此，《吾国与吾民》才受到西方读者的喜爱，跨越了语言的障碍，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一扇可以了解真正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窗户。

林语堂从小受到家庭的影响，生活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接受的也是西式教育。“长达30年之久的海外生活经历，使他以一个兼具东西方文化的双重身份同时与东方和西方文明接触，一生都漫步在东西文化的接合部上。”[1]113长期处于中西方两种文化维度之间，赋予了林语堂客观而包容的文化态度，这也为之后超脱闲适的写作风格奠定了基础。在《吾国与吾民》中，他也正是用如此娓娓道来的闲适笔调诠释了中国文化，澄清淤积的历史偏见，展现当时中国的真善美丑，让西方读者在男子长辫和女子小脚之外，了解到更为丰富和全面的中国形象。

《吾国与吾民》的创作与美国作家赛珍珠有着紧密的联系。赛珍珠自小在中国长大，在中国生活了将近40年，写下了以中国农民生活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大地》，并凭此作品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大地》的成功证明中国故事在美国有市场，西方读者早就渴望能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作品中了解到真实的中国，可是谁才能担负此任？既要接受过现代教育，具备深厚的英文功底，又不能和自己的本国文化脱节，同时又需要保持一定距离，去理解其背后的意义，包括其传统意味和现代意蕴。“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正是最佳的阐释者，“相对于陈季同、辜鸿铭笔下完美的中国形象而言，林语堂对中国形象的阐述有褒有贬”。[2]111935年，《吾国与吾民》在美国首次出版，得到美国读者的热情追捧，一版再版，国外读者终于看到了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不再只困在女子缠足等刻板印象之内，全方位地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中国五千多年的文化积淀。

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然而正是这种“不为真实而羞愧”的态度，使这本书和林语堂本人遭到了国内一些反对者的严厉抨击，他们戏谑地将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称为“卖国与卖民”（英文“my”的发音和中文“卖”发音相似）。《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影响巨大，其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让国内所谓的“超级爱国者”坚信林语堂“卖国求荣”，通过揭露当时中国的弊端来取悦国外读者，以此获取功利。

但林语堂笔下的《吾国与吾民》真的是“卖国与卖民”吗？披露中国的问题就等于不爱中国吗？林语堂在该书的序中特别声明自己不是那些所谓的“超级爱国者”。正是因为他爱国之深，他不怕指出中国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和不足。当时的“超级爱国者”处于一个当局者迷的状态，他们害怕面对落后的中国，当面对强大先进的西方，他们只有关起门来自卑，一旦有人披露出中国的缺陷，就是不爱国。事实上，那些所谓的“超级爱国者”往往身处庐山，难见其真面目，他们并不了解当时真实的中国形象，更加不能澄清淤积已久的历史偏见，又如何向西方世界展现一个全面的中国？

《吾国与吾民》开卷便探究了这一问题：谁有资格为世界阐释中国？在西方，一直是由所谓的“中国通”来传播有关中国的信息，担负起将中国文化传译到西方之任务的所谓“中国通”，“其实与广大中国民众生活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和隔阂，他们撰写的文字往往来自道听途说，有些甚至是几百年前的传闻，对于现实的、真正的中国，至多只有一知半解的认识”。[3]91因此，西方读者所获得的中国形象，自然有所偏颇。

不同于那些“当局者迷”的“超级爱国者”，林语堂一直身处中西两种文化维度之间，自然会更加客观和包容地对待各种文化。当林语堂游离于中国本土视角之外，站到西方现代文明的角度重新审视古老的中华文化时，既能高屋建瓴地透视出中国文化的种种劣根性，又试图寻求到中国文化蕴含的独特价值，以及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意义。这样看来，林语堂虽然身处中国，但他能跳脱出来，达到“旁观者清”的超脱状态，实属难得。

林语堂笔下的《吾国与吾民》虽然披露当时中国的缺陷和不足，但是其宗旨并不仅仅是为了批判当时落后的中国，而是诚挚且深情地对自己的民族进行剖析和解读，以此客观地勾勒出更加全面的中国形象。只有这样才能澄清西方对中国的偏见，让西方读者能够真正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价值之所在。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的自序中提到：“坦白地直陈一切，因为我心目中的祖国，内省而不疚，无愧于人。我堪暴呈她的一切困恼纷扰，因为我未尝放弃我的希望。中国乃伟大过于她的微妙的国家，无需乎他们的粉饰。她将调整她自己，一如过去历史上所昭示吾人者。”字里行间无不透露林语堂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思想情感，绝非那些虚伪爱国者口中的“卖国卖民”。

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时深陷时局的一些爱国者往往对利害得失考虑过多，反而看不清真相。林语堂在众多“当局者”中走出来，成为一个客观公正的“旁观者”。林语堂看似批判中国的不足，实则以更为广阔的视野看待中国，针砭时弊、笔触幽默，讲述着中国的真善美丑，将真正的中国文化价值传递给西方读者。“西方一直流行着一种来自想象与真实掺杂的很复杂的‘中国观，而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健康、真实的中国形象。”[4]14林语堂虽然毫不避讳地指出当时的中国有许多不足和问题，中国人也有着不少的精神弱点，但他始终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期待，坚信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这才是林语堂笔下的《吾国与吾民》，绝非卖国卖民，实乃真正的爱国爱民。

三、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所谓“入乎其内”指要能够深入其中，认真观察，故能感同身受，如此才能深刻体会人生本质。而“出乎其外”指诗人需要超脱出来，置身事物之外，客观地观察剖析事物。与中国“出入说”类似的是西方“移情说”和“距离说”。移情说美学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流行于西方许多国家，“它要求冲破狭隘的理性，无限伸张和解放自我，把想象和情感提到首位。”[5]54将自我移入自然事物之中，强调物我同一的境界，才能更好地进行审美活动。“移情说”与“入乎其内”相似，都是追求一种物我同一的境界。“距离说”是由英国学者布洛提出，认为审美需要超脱万物，保持一定距离，同时“强调审美体验的无功利性质”。[6]114虽然“移情说”和“距离说”与中国的“出入说”有着相似之处，但“移情说”只入不出，“距离说”只出不入，相比之下，中国的出入说有出有入，作者需以“入乎其内”为前提，方可“出乎其外”，超脱万物，辩证统一，客观冷静地观察万物。

王国维的“出入说”无论对于作者还是读者，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了更好地进行艺术创作和实现艺术超越，作者必须“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对于读者来说，更需要运用正确的方法来对作品进行客观的欣赏和评价。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便称得上“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正是这样的“有出有入”才造就了他在西方文坛的成功。林语堂的“入乎其内”体现在其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以及他对中国的深厚情怀。“出乎其外”则体现在他能游离于中国本土视角之外，站在客观的角度，以更加广阔的视野看待中国，不耻于指出当时中国的缺陷和不足，书中闪烁着针砭时弊的光芒，勾画出中国的真善美丑，实现了艺术上的超越，展示了一个瑕瑜互见的中国形象。

责之切源于爱之深，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毫不避讳地指出当时中国的不足之处，揭露出当时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之绝望无助，但同时他又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怀有极大的信心。他对笔下的国家和人民怀有深厚的情感，但并未“当局者迷”，而是走向“旁观者清”。“林语堂的自我分析十分准确，他心中对‘古老的中国的忠诚混杂了作家身为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对自己文化母体的依恋，而‘对开明与智慧的忠诚则要求他以‘罕见的诚实道出自己民族的缺陷与劣根性，以及‘诚心改革的愿望。”[7]111因此，林语堂提出的写作原则——既能欣赏，又能批判；既用理智，又用情感，真正实现了创作“入”与“出”的辩证统一。

在《吾国与吾民》第二章《中国人之德行》中，林语堂将中华民族的德行进行概括，并指出“而上述所谓德行中之几项，实际乃为一种恶行”。这种直观的批评，对于当时未能“出乎其外”的国内读者来说，确实难以接受，他们认为这种明晃晃的“贬低”就是在“卖国卖民”。“尽管《吾国与吾民》描写了中国人存在着种种落后保守和愚昧的精神状态，即详尽地剖析了消极的国民性，但并不使人感到他是在有意丑化中国人，而是足以引起人们的深思，认识它的实质和弊害，设法克服它，摈弃它。”[8]97正是由于林语堂的这种特别的叙写方式，才在实际上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人已久的偏见。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详尽地剖析了当时消极负面的国民性，他并不是有意去丑化，以此来取悦西方读者，而是游离于本国视角之外，更加客观冷静地观察中国现状，带领西方读者领略独特的中华文化，更让国内读者反思中国之不足，以此更好地发展中国。正如林语堂在回复有关对《吾国与吾民》的指责时所说：“他们脑袋中怎么就只有个人私利，他们怎么就不能相信有人可以对自己民族与文化做一番诚恳深入的剖析和解读？我要写出中国的真善美丑，这是艺术创作。别老看那个痣，要看整体的美。”林语堂虽身处中国，但是他在创作时却与当时的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整体地去看待，纵使局部可能有所缺陷，但总体依然是那个伟大的、美丽的民族，这才是明智而且真实的中国形象宣传。“若说鲁迅入世，那么林语堂则游走于出世、入世之间。”[9]133林语堂的立足点异于鲁迅，他游走于局内与局外，以较宏阔的视野看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他的《吾国与吾民》向西方读者展现中国文化，他的观点也兼及中西文化比较，并指出中国人的优缺点。

林语堂之所以可以客观冷静地看待当时的中国，是因为他从当前的中国局势跳脱出来，游离于本国视角之外去完成《吾国与吾民》，这种创作手法可以概括为“距离言说”（Distance Narration）。它要求作者在深入了解其笔下事物的前提下，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要超越个人功利，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艺术创作和艺术超越。在《吾国与吾民》中，林语堂不时联系现实、针砭时弊，“以幽默明快的笔锋写出了‘衷心之论。”[10]69跟左翼作家激昂的文风不同，他以旁观者的姿态，戏看世间，笔触幽默诙谐，语言自然流畅，娓娓道来，这便是真正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四、结语

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仿佛独处于世外，心平气和但又无比真诚地道出真正的中国故事，澄清淤积已久的历史偏见，深刻剖析中华民族与文化，勾画出中国的真善美丑。他笔下的《吾国与吾民》绝非卖国卖民，实乃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相比较那些“当局者迷”的“超级爱国者”，林语堂长期处于中西两种文化维度之间，更能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去观察和剖析真正的中国。爱国的情怀并没有使他耻于指出当时中国的缺陷，正如他在自序中写道：“我堪能坦白地直陈一切，因为我心目中的祖国，内省而不疚，无愧于人。”林语堂在创作上既用情感，又用理智，在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前提下又能保持一定距离，做到“旁观者清”，达到了“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的辩证统一。他的“距离言说”，超越了个人的功利，将中国文化娓娓道来，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大大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时至今日，国民的精神面貌已经大大提升，但是他在艺术创作上的“出入”值得更多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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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夕，女，汉族，安徽宣城人，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