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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扶贫模式沿革的进路、动力及价值

2023-05-30卢旭东杨抒婷

重庆社会科学 2023年2期
关键词:扶贫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

卢旭东 杨抒婷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精准扶贫,尽锐出战,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期开设“反贫困研究”专题,邀请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卢旭东副教授团队,就“中国共产党扶贫模式沿革的进路、动力及价值”展开研讨,现刊出有关成果。

摘 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承载着在中华大地上消除绝对贫困、实现人民幸福的使命任务。在扶贫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目光聚焦农村、农民,历经“救济式—开发式—精准扶贫”等扶贫模式渐进发展,最终建构起以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多方支援为主要特征的扶贫路径。扶贫模式的沿革,是党基于扶贫思维变革、治理主体多元和脱贫路径拓新的三重逻辑展开的贫困治理路径的内生性演化。新时代新征程上,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扶贫模式沿革的内在价值与实践意蕴,不仅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也是系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遵循。

关键词:扶贫模式;沿革进路;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

基金项目:重庆市思政课教师择优资助项目“重庆红色资源融入思政课建设研究”(szkzy2020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全球战疫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蕴研究”(2020CDJSK01PT29)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3)002-0032-011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3.002.00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二是中國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1]4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人民共同奋斗赢得的历史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彪炳史册的历史性胜利,也是对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胜利。贫困是一个历史性问题,消除贫困也必然是一个历史性的渐进过程[2]。面对消除绝对贫困这一世界性难题,在我国脱贫减贫事业取得重大成就之际,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既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扶贫模式的变迁轨迹,又有助于我们洞悉扶贫模式变迁的内在动因,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价值遵循。

一、中国共产党扶贫模式沿革的实践进路

从普遍贫困到基本温饱再到全面小康,中国全面脱贫取得决定性胜利离不开扶贫模式的沿革。纵观扶贫模式的百年沿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脱贫减贫工作始终聚焦农村与农民,始终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指向,不仅重视调动广大农民参与脱贫实践的积极性,不断为农村生产力解放注入新的活力,还着力克服脱贫进程中的顽瘴痼疾,不断冲破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体制之囿。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演进历程在实践中展示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以救助和土改为主线的救济式扶贫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扶贫”“减贫”的概念表述,但在开展革命工作的过程中,就对减贫工作做了诸多实践探索。比如在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3]的革命口号,以及在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的扫盲教育,提高农民的阶级意识和觉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广大农村地区长期处于深度贫困的状况,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延续了革命时期减贫的有效做法,开展了以救助和土改为主线的大规模救济式扶贫。这一阶段的扶贫工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明确的政策导向:通过政策扶持和宣传引导,不断提升农民自主脱贫能力的同时,通过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加速解放农村生产力。经过一段时期的政策施行,全国普遍性的深度贫困得到有效缓解,这也为此后的脱贫减贫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救助方面,面对国民政府留下的成千上万难民急需救助的严峻局势,仅1950年—1954年间党中央就先后发放农村救灾救济款项近10亿元[4]。随着农村生产资料占有的普遍化,农民生产积极性和自救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在生产互助合作的浪潮下,通过生产工具交互共用和邻里互助的形式,部分农村贫困群体也逐步摆脱深度贫困的状况。“三大改造”完成后,党和政府将救助的重点群体转向了老、弱、孤、寡等弱势群体,并逐步探索出针对性较强的“五保供养制度”。据1958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农村享受“五保”待遇的有413万户、519万人[5]。但受制于当时全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普遍较低,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方式较为单一,集中体现为以实物为主的临时性救助。

在土地改革方面,仅1950年到1952年,就有3亿多无地农民(约占农村人口70%~80%)分得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农业工具(数据不包括新疆地区)[6]。不仅改变了过去农民缺少土地且长期忍受地主剥削的严峻局面,还有力提升了农业农村经济价值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过大范围的“土改”工作,与1949年相比,1952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5%[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土改工作的顺利推进,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坚持对土地与农民问题的探索。早在建党初期,党中央就发布《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明确指出,要解除农民的痛苦,根本的办法是实行“耕地农有”[8]。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闽西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国土地法大纲》等关于土地问题的法案,这些法案不仅是革命实践中我们根据不同阶段任务调整土地政策的经验总结,更体现了党对土地与贫困的关联性认知在不断深化。这为革命胜利后继续推进农村生产力解放、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做出了有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总结以“土改”推动农村生产力解放的经验基础上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意味着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标志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彻底废除,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反贫困事业寻找到生产层面的直接动力。

(二)改革开放前后:以制度化、重点化、保障化为特征的开发式扶贫

尽管党和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为缓解农村普遍深度贫困问题提供了诸多临时性救助,但由于过度平均主义和政策向城市倾斜等问题,农村的贫困现象依然在较大范围内存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经济发展逐渐向好,如何让经济发展的红利“涓滴”于尚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民之中,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工作。不同于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强调从贫困地区自身资源禀赋出发,以制度化、重点化、保障化为主要特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开发共建、提供优惠贷款、开展技术培训指导等方式,不断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开发式扶贫在政策体系、扶贫指向和扶贫手段等方面不仅体现出扶贫工作量的积累,更实现了扶贫工作质的跃迁。

从扶贫政策看,开发式扶贫实现了从无序到有序的突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临时性的物资救助扶贫不同,开发式扶贫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有序推动扶贫工作顺利展开。面对自然资源匮乏、环境条件恶劣等制度改革无法解决的难题,从最初的“三西”农业建设①开始,党和政府的扶贫策略更加注重全局思维和顶层设计。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下简称“八七攻坚计划”)的实施,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开发式扶贫方式相辅相成,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产品价格上调为代表的农村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9],以益贫式的方式极大地改善了农村贫困问题。进入21世纪,随着以经济发展带动减贫的效应减弱,一些受限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等外在因素而无法脱贫的地区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以下简称“《纲要2001—2010》”)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2011—2020》”)等极具指导意义的中央文件先后颁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政策措施的相继出台,为农村扶贫开发注入新的活力,使贫困地区的减贫实践有序推进。

从扶贫指向看,开发式扶贫实现了从全面铺开到重点推进的转变。为有效解决早期扶贫过程中对象定位不明的问题,开发式扶贫采用阶梯式推进的办法,不断摸排贫困地区的“存量”,不断缩小贫困地区的瞄准级。从改革开放初期小岗村首倡的“分段承包、包产到户”改革到江浙率先兴起发展乡镇企业等有益探索都得到党中央的认可和推广。这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投身生产的积极性,农村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全国贫困地区分布也愈加呈现出区域化的特征。随着对致贫原因认识的不断深入,面对资源禀赋不足、生态环境脆弱等无法靠制度改革实现脱贫的地区,党中央及时调整了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切换扶贫对象瞄准级,从无差别向县级、由县级向村级阶梯式推进,重点关注“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自治地区”“陆地边境地区”,不断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综合生产能力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10]176。

从扶贫手段看,开发式扶贫实现了从单一救助向多维保障的过渡。不同于上一阶段以提供生活物资直接救济为主的扶贫方式,开发式扶贫更加关注贫困群体的主动参与和自我发展。开发式扶贫的保障化特征不仅体现为关注绝对贫困人口是否温饱、能否脱贫,更体现为关注贫困人口的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一方面,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指导我国经济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11]因此,关注贫困群体的温饱问题作为扶贫工作的首要目标,必须要力争在短时间内让绝大部分贫困人口彻底解决“吃饭穿衣”问题。通过制定“八七攻坚计划”和《纲要2001—2010》等政策性文件,我们进一步明确了解决温饱问题的时间和消除贫困人口数量。另一方面,为了解决部分群体脱贫后“返贫”的问题,政府相继出台农村低保、新旧农保等政策,从社会保障层面为贫困群体“兜底”,逐步为农村贫困人口构筑了有效抵御风险的“安全网”,极大地降低了脱贫人口因遭遇各种意外而再次返贫的概率。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精确、精准、精细为特质的精准扶贫

随着开发式扶贫的不断推进,我国脱贫减贫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截至2012年末,我国贫困人口下降至9 899万,农村贫困率下降至10.2%[12]。面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的可喜成绩,中国共产党人不但没有居功自满,反而迎难而上,以“敢啃硬骨头”的精神向全面脱贫攻坚吹响“冲锋号”,积极总结扶贫工作经验,深刻认识到既有的扶贫模式存在贫困人口不明、致贫原因不详、脱贫指标不细、脱贫责任不清、基层动力不足等常见问题,全面脱贫攻坚面临新的挑战。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十八洞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这一概念,为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全新的思维和路径。

精准扶贫建立了一套新的责任体系,有效解决了基层部门责任不明、动力不足的问题。在精准扶贫的工作中,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各负其责、各司其职。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中西部22省区市的党委和行政主要负责人在脱贫攻坚责任书上签了字。会后,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地方各级政府也在此基础上层层签署责任书,形成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责任共同体。精准扶贫责任体系的建立,有效遏制了扶贫过程中的欺上瞒下、瞒报漏报行为,是党中央集中精力对以往扶贫工作过程中出现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现象发起的斗争。2017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责任书问题再次明确表态“这是军令状,完不成是要追责的!”[13]责任体系不是为了“秋后算账”,而是党中央为了压实脱贫责任的战略“主动仗”。

精准扶贫建立了一套新的工作体系,着重解决了扶贫目标不明、脱贫指标不细的问题。这套工作体系格外强调精准识别,国务院扶贫办根据这一体系建立了贫困人口数据库,即“建档立卡”贫困户。这是党和政府立足工作实际,针对“低保户”“五保户”等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引发争议的“难点”而创新提出的全新扶贫對象档案库建设工程。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不仅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要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状况持续审核摸排,上级部门的巡查考核也要以此为依据展开。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持续开展的精准识别与长期追踪,为贫困人口摸底、致贫原因分析、扶贫政策制定、脱贫群体回检等工作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大大提高了扶贫的“精准性”。

精准扶贫建立了一套新的政策体系,系统解决了上下联动效应差、政策落实难的问题。针对以往扶贫工作中出现的政策连续性不够、指导性不足等问题,党中央立足长远,深入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明确要求“落实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14]7-8由此延伸出了干部包村、结对包户、书记驻村等精准扶贫新形式,逐渐形成了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内外互促的政策落实新机制。此外,为了进一步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习近平总书记还明确提出“五个一批”的实践举措、“两不愁三保障”的优化指标、“四个切实”的行动路径和“六个精准”的具体要求,力求织牢织密精准扶贫的政策体系,鲜明体现了扶贫的“精细性”。

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十八洞村到2018年的五年间,全国累积脱贫6 800多万人[15],平均每分钟就有26人脱贫;到2020年,分布于22个省区市的832个国家贫困县[14]1全部摘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全面脱贫的顺利实现,离不开新时代精准扶贫工作思路的正确引导,是中国共产党扶贫事业留下的最好注脚。

二、中国共产党扶贫模式沿革的内生动力

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不断推动扶贫模式沿革,从“救济式”“开发式”向“精准扶贫”模式转变的实践进路背后,蕴藏的内生动力值得关注。贫困群体的识别、帮扶、脱贫、管理的逐步精准,顶层设计的逐步细化、精密,扶贫瞄准级的逐步精确都生动映射出扶贫模式沿革的效能提升。

(一)理念变革是扶贫模式沿革的理论先导

脱贫减贫工作由政策性向制度性的过渡,由以“广撒网式”的实物救济、开发式扶贫转向以贫困家庭和人口为对象的精准扶贫,源于扶贫理念由粗放式到精准式的转变。由最初的“输血式”到“造血式”再到“靶向式”,作为脱贫工作的理论先导,脱贫工作理念的转化,内在推动着扶贫模式不断形成沿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党中央的扶贫理念是在推进全国范围内的“土改”基础上,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进行大范围的直接物资发放,以社会动员和临时性救助为主要手段的扶贫政策凸显了当时对扶贫工作的认知局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普遍贫困的情况得到较大缓解,贫困地区出现区域化特征,中央随即调整扶贫思路,重点倾斜特定区域和特定人群,并相继出台了“八七攻坚计划”、《纲要2001—2010》《纲要2011—2020》等文件,逐渐形成了系统的扶贫开发政策。这一时期,党中央的扶贫理念开始由直接实物救济向多重政策支持转变,实现了扶贫治理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变。随着扶贫模式的演进,贫困群体要求获得自身生存权、发展权的诉求逐渐高涨,反贫困法呼之欲出,扶贫理念由政策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过渡势在必行。

在以往的扶贫开发进程中,单一分散的实物救济模式缺乏针对性和可持续性,而由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开发式扶贫也只能为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农民提供增加收入的机会[16],这就造成了扶贫政策不能精准地识别贫困个体,致使贫困覆盖面调查产生疏漏,制约着扶贫工作的持续开展。相较于这些政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扶贫开发的基本方略,以建档立卡、“一对一帮扶”等落实到户、到人的政策,实现了对现有贫困人口的精准覆盖。同时,为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战略目标,我们还将精准的理念瞄准社会保障方面。当前,养老、医疗保障水平显著提高,覆盖全员的社会保障政策不断完善,兜底性保障制度的形成既为贫困群体构建了保证基本生活的安全网,也有效预防了贫困群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政策的转向本质上反映的是党的扶贫理念由“粗放式”向“精准化”的深刻转变。

(二)多元主体是扶贫模式沿革的推动力量

扶贫理念的变革推动了贫困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趋势。扶贫主体由单一主导转向多方共治内在地助推着扶贫模式的沿革。在贫困的综合治理过程中,扶贫工作从早期党和政府单一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逐渐发展为党政主导、社会协同、多元参与的综合治理模式。这种新型贫困治理模式有效融合了治理体系中的条块单元,使贫困治理更具针对性,扶贫工作更加精细化。

政府主导始终是我国减贫最重要的特点和经验之一[17],党和政府作为脱贫事业的主导力量,在脱贫实践中始终发挥关键作用。早期的扶贫工作中,扶贫临时工作组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方式[18],往往针对党和政府下发临时性的文件和指标任务,开展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扶贫工作。随着扶贫工作的发展,单一主体推动扶贫工作造成的资源渗漏、效率低下等问题迫切需要多元主体参与,进而突破扶贫效能提升的瓶颈,推动扶贫模式的优化升级。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地方龙头企业成为扶贫主体多元化中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还是地方龙头企业,对农村贫困状况的了解更加深入,对农村扶贫出路的探索更具前瞻性,二者的扶贫实效可以直接落地生根。如缓解农村劳动力冗余、开拓农副产品销路等,都能有效改善贫困治理格局。从现实来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地方龙头企业也确实承担起了这一责任,在贫困治理中不仅有效发挥了组织闲散劳动力、依据社会需求组织生产的职能,还通过直接捐款捐物等方式对特殊贫困人群进行便捷救助。地方性经济组织在推动扶贫工作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也正是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

党和政府还积极动员其他扶贫力量参与贫困治理,提出并推动贫困地区与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形成“结对帮扶”关系,这种帮扶摆脱了以往扶贫模式中存在的可持续性弱等问题,通过人才挂职、定向消费、基地共建等多种途径强化贫困地区与扶贫单位间的深层关聯,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帮扶关系,逐渐形成一种“发展共享、情感共鸣、合作共进”的脱贫共同体,使扶贫工作出实效、见成效。“结对帮扶”的单位、团体,是跨地区、跨单位、跨部门的贫困治理多元体系的重要组织,他们扎根农村实际,做到了技术、资源、知识、管理等的有效输出,是对“志智双扶”理念的有力践行。

(三)路径拓新是扶贫模式沿革的实践探索

决策如何扶贫、衡量是否脱贫是制定脱贫方案的重要内容,同时,扶贫路径的不断拓新又助推着扶贫模式的发展。从基本实现温饱到全面实现温饱再到全员全面小康,不同阶段扶贫工作的重心在不断变化。党中央围绕脱贫难点不断调整工作思路,脱贫的指向更加精准、脱贫标准不断提高成为扶贫模式沿革的重要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之初,全国贫困人口分布区域化特征较为明显。为了加速推进脱贫工作,党中央以县为单位确定国家扶贫重点地区,按区域分片实施反贫困计划,贫困区域从最初的13个增加到之后的592个[10]25。扶貧目标聚焦县级贫困连片区,大量的扶贫专项资金、扶贫专项政策向这些重点区域倾斜,基础设施建设的提升、地方产业发展带动了一部分地区走上致富之路。实际上,行政区划的贫困对象认定并不能完全甄别谁是贫困人口[19],造成了贫困区域在专项扶持下获得了普遍发展,但贫困群体可能并未真正享受到扶贫开发红利的问题。直至20世纪末,仍然有不少地区的贫困人口依然处于长期贫困的状态。通过贫困溯源及政策反思,发现原因在于扶贫目标瞄准偏离、扶贫资源错配。随着贫困人口分布的进一步变化,我们将扶贫目标细化升级,从县级推进至村级,将扶贫资源直接向行政村倾斜。而随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的出台,扶贫政策直接瞄准贫困户个体。精准扶贫政策进一步解决了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难以惠及所有贫困群体、指向性不足的难题。尤其是依据致贫原因对贫困家庭、贫困人员进行针对性帮扶的建档立卡等政策的实施,使得从根本上清除导致贫困的原因和障碍成为可能[20]。

从脱贫标准制定的视角看,在以往的扶贫过程中,对于一个群体是否贫困,通常是以经济收入加以衡量,以贫困线为基准直接划分贫困与非贫困群体。这种衡量方式一方面无法科学地测定贫困群体,且极易忽视“边缘群体”;另一方面又容易产生片面追求收入达标,而忽视了贫困群体持续发展的需求。因此,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六个精准”的扶贫基本要求和“五个一批”的具体扶贫路径,不仅明确了扶贫攻坚中集中摸排、政策落实、资金使用、项目引进等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更提出了通过多种力量、采用多重手段,实现因类施策、因人施策的个性化脱贫,使现有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困困扰。

三、中国共产党扶贫模式沿革的价值意蕴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扶贫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扶贫手段不断丰富,脱贫标准不断细化,中国特色的扶贫模式在实践中逐步构建。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对贫困将持续存在,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扎实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保证。而中国共产党在扶贫过程中体现出的使命特质、扶贫实践隐含的深层意蕴,为我们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价值指引。

(一)动态捕捉贫困人口充分反映人民至上的发展观

“缓解和消除贫困,最终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21]共同富裕作为贯穿全部脱贫工作的核心理念,如何在将“蛋糕”做大的同时将“蛋糕”分好;如何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求索的重要议题。

“以人民为中心”是扶贫开发的根本指向,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2]作为脱贫工作的重要任务。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从1981年第一次确定“贫困线”,到新时代脱贫工作要求保证所有贫困人口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是我们始终不变的工作目标。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人民群众的需求也更加多元。这就要求我们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必须始终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内因是对事物发展变化起决定性的因素。贫困人口既是脱贫的对象,也是脱贫治理的主体。真正实现扶贫工作由“外生”向“内生”转变,由“强制性”向“需求诱致”转变[23],需要我们激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探索、“整村推进”中鼓励贫困人口的积极参与,还是新时代贫困人口基于自身发展提出的更多更高的要求,都深刻体现了群众的首创性和积极性给脱贫实践带来的强大动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国家富强的原初动力,党的政策制定要始终贴近人民的需求,要注重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二)全面溯源贫困原因充分彰显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在由“输血式”向“造血式”的扶贫模式转变过程中,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政策精准性对扶贫至关重要,契合贫困地区实际环境,符合贫困群体实际需要,是提高贫困治理的精准性、有效性的重要方式,也是保证扶贫政策落地落实的重要手段。而解决扶贫“精准性”的关键,就在于剖析致贫返贫的“真因”,抓好解决致贫返贫的“实效”。因此,贫困溯源工作容不得半点“花架子”,它实际关涉到党和政府脱贫政策的制定、贫困治理机制的建立,关系到能否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提供精准扶贫方案,关系到能否探索出兼具公平与效率的包容性脱贫战略。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既追寻“真”,又强调“实”,以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探索精神寻找致贫返贫的深层次根源,着力破解贫困代际传递的难题。

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也是中共党员工作作风的重要考场,在贫困溯源工作中,基层工作者始终坚持“求真”,力戒“虚假”,自觉摒弃“形式主义”“虚假帮扶”。正因如此,大量真实可靠的一手材料才得以收集,针对主要致贫返贫原因的相关政策、措施得以陆续出台,因病致贫返贫等重点问题得到及时反馈、解决,贫困治理中的急难愁盼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抓好贫困溯源工作,既是党的工作作风的鲜明表达,也是贫困治理工作严肃性的真切写照,我们要始终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以贫困溯源为工作抓手,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做好贫困治理工作。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是我们党的看家法宝,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全党上下务必要用好这个法宝,敢于提出真问题,勇于寻找真答案,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三)持续致力反贫事业充分表明不忘初心的鲜明品格

脱贫攻坚的胜利、绝对贫困的消除不是反贫事业的终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31,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一穷二白,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24],中国共产党人在短短70多年间创造了世界脱贫史上的伟大奇跡。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为了针对以往扶贫实践中存在的扶贫资源渗漏、扶贫效果低于预期等问题,党和政府不断调整扶贫瞄准对象,从划片区域推进到县市级,再精确到村到户到人,真正做到了小康路上“一个不少”。同时,我们要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22,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之路,是先富群体带动后富群体的全体富裕,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共同富裕。它既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同等富裕,它是一种历时态的从局部富裕到共同富裕,从少数群体先富到全体人民共富,从实现温饱到全面小康再到全面现代化的渐进式发展过程。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我们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无论是面对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的考验,始终坚守“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25],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反贫事业之中。

伟大的脱贫事业必定会孕育新的伟大精神。百多年脱贫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心系人民、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是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贫困群体谋求发展的生动体现;是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初心使命、勇于担当历史责任的突出展示。总结脱贫攻坚胜利的宝贵经验,回顾脱贫事业的举措与变革,是对扶贫模式演进轨迹的梳理,更是对脱贫攻坚伟大精神的传递。“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24],伟大脱贫攻坚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脱贫反贫征程上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精神动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继往开来、扬帆远征”的动力源泉。

四、结语

梳理总结中国共产党关于扶贫模式的变迁沿革,是深刻理解党的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党中央“勿忘昨天、无愧今天、不负明天”[26]伟大号召的积极回应。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扶贫史,扶贫事业的接力传递、扶贫模式的优化沿革、脱贫攻坚精神的凝结生成,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进的生动场景,铸就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接续奋斗的坚定信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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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roach, Impetus and Valu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of the CPC

Lu Xudong  Yang Shuting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Abstract: Since its foun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carried the mission of eliminating absolute poverty and realizing people's happiness in China. In the century-old practi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Party has always focused on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experienced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s such as "relief" -- "development" --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finally constructed a poverty alleviation path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Party leadership, government leadership,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multi-party support. The evolu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 is the endogenous evolution of poverty governance path based on the Party's triple logic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inking reform, pluralism of governance subject and expans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ath. On the new journey of the new era,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intrinsic value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not only the meaning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but also an important follow to systematically promote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Evolutionary approach; pural revitalizat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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