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 李增元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乡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乡村要振兴，必须防范各类重要风险。本期聚焦“中国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相关问题，继续开设“乡村振兴战略”专题。

摘 要：以CNKI数据库中1 064篇与乡村社会风险相关的CSSCI来源期刊论文作为研究样本，运用CiteSpace 5.8.R3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定量分析和文本分析。通过分析发文时间分布情况及发展态势，核心作者和核心机构的发文情况、合作情况，高被引文献的核心议题，关键词的共现情况、聚类情况、时间分布，探测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热点分布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表明，国内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经历了起步、发展、深化三个主要阶段，乡村社会风险研究逐渐趋于成熟。未来，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的乡村社会风险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乡村社会风险研究、共同富裕进程中的乡村社会风险研究可能会是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

关键词：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热点；审思；文献计量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农村重大社会风险及其治理能力提升研究”（21AZZ009）；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科研创新资助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社会风险治理研究”（LWCXS202206）。

［中图分类号］ C912.82；G353.1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3）002-0043-020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3.002.004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人类社会将面临更多风险与危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国家现代化进程不断加深。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放开，我国乡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在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多元文化等现代因素的冲击下，乡村社会不断被现代化重构，乡村社会的社会关系、利益结构逐渐从单一化、原子化走向多元化、复杂化，乡村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多，乡村社会发展进入“风险时代”。乡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乡村社会的稳定是国家秩序稳定与延续的基础。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风险研究就开始引起学界的重视。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步入“加速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进一步增强，城乡资源要素流动进一步加快，社会分层、利益分化加剧，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出来。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些新的矛盾冲突就此产生。同时，乡村空间结构从“村落”向“社区”转型，传统乡村的宗族结构、家庭结构、伦理价值观遭到冲击，乡村治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因素。因此，自21世纪以来，学界对于乡村社会风险的关注度继续提升，乡村社会风险研究开始成为乡村治理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习近平指出，“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1］3。新时代以来，我国现代化进程空前加深，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空前加快，城乡社会正走向深度融合，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1］19。在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下，乡村人口结构变迁，乡村礼俗秩序消解，乡村社会关系发生转变，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面临严峻挑战，乡村社会风险及其治理愈发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我们已经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但必须注意的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2］。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了“提高农村传染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做好农村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层层压实责任，加强农村老幼病残孕等重点人群医疗保障，最大程度维护好农村居民身体健康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等一系列新的乡村社会风险治理任务［3］。在“后扶贫时代”“后疫情时代”叠加的新时期，我国乡村社会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压力，传统灾害引发的社会风险与各类常规或新型社会风险叠加共振，乡村治理面临更多突出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乡村社会风险及其治理已经成为党中央高度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和学界高度关注的重要学术话题。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确定文献数据来源，选择有效处理文献数据的方法及工具是开展文献计量研究的基础前提。中国知网（CNKI）是目前中国最具权威、资源收录最全、文献信息量最大的文献数据库。为保障文献数据来源的全面性、权威性，本研究选择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作为检索乡村社会风险领域文献的检索库。CiteSpace是一款成熟的文献计量分析工具，能够以可视化方式直观地展现科学知识领域的信息全景，识别某一科學领域中的关键文献、热点研究和前沿方向。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择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检索，检索日期为2022年5月18日，文献类型设定为“中文”，检索期刊类型设定为“CSSCI”①。文献检索数量过少表明这种检索方式不能全面反映出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研究动态，因此必须将检索主题进行适度拓展，以此检索出更多与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相关的研究文献。由于“农村矛盾”“乡村纠纷”“农村纠纷”“乡村危机”“农村危机”都属于乡村社会风险的近义词，与“乡村社会风险”或“农村社会风险”高度相关，而“乡村应急”“农村应急”“乡村冲突”“农村冲突”“乡村事件”“农村事件”“乡村突发”“农村突发”则是乡村社会风险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检索这些主题词也可以检索出许多与乡村社会风险高度相关的研究文献。“农村社区”和“乡村社区”是乡村社会风险发生的重要场域，同时学界对于“农村社区风险”和“乡村社区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社区内部利益矛盾、纠纷、冲突等一系列社会风险，因此检索“农村社区风险”和“乡村社区风险”主题也会检索出与“乡村社会风险”高度相关的文献。综合以上考虑，本研究将检索主题设定为：“乡村应急”or“农村应急”or“乡村冲突”or“农村冲突”or“乡村事件”or“农村事件”or“乡村突发”or“农村突发”or“乡村稳定”or“农村稳定”or“乡村应急”or“农村应急”or“乡村冲突”or“农村冲突”or“乡村事件”or“农村事件”or“乡村突发”or“农村突发”or“乡村社会稳定”or“农村社会稳定”。在剔除重复文献及无作者文献后，最终得到1 064篇样本文献。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工具

CiteSpace软件是由陈超美教授运用Java语言开发的一款文献信息可视化软件，“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Co-ciation）和寻径网络算法（Path Finder）等，对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量，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来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4］。本研究主要以CSSCI来源期刊论文（含扩展版）为研究样本，利用CiteSpace（5.8.R3）软件生成“作者和机构合作”图谱、“关键词聚类”图谱、“时间线”图谱、“时区”图谱、“突现词”图谱，据此对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作者情况、期刊情况、关键词演变过程、研究热点、研究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并结合不同时期国家政策、社会背景和学术观点予以释意，以此更好地总结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现状。同时，基于分析，对乡村社会风险研究进行审思，以期为进一步深入推进新时代乡村社会风险研究提供参考。

二、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文献统计分析

对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发文情况展开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乡村社会风险研究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发展情况。对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展开分析，可以更加精准地了解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的权威作者、权威机构，更加深入地了解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学术交流情况以及学术发展情况。对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高被引文献展开分析，则可以更好地了解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重点。基于此，本研究对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发文情况、发文作者、发文机构以及高被引文献进行详细分析。

（一）发文情况分析

发文数量和发文时间能够较为直观地看出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的起点和发展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时期学术界对于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的重视程度。检索统计分析发现我国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年度发文情况如图1所示。

纵观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发文情况，可以看出1998—2006年间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发文量较少，且增长缓慢。这表明在该阶段，学界对于乡村社会风险的关注度还不强，乡村社会风险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2007年后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发文量在短期内出现爆炸式增长，并于2010年左右达到顶峰。这表明在2007—2010年间，学界对于乡村社会风险的关注度迅速增强，乡村社会風险开始成为学界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2013年以后，更多学者开始关注乡村社会风险治理的成效、经验、机制等，直接研究乡村社会风险的文献有所减少。

（二）发文作者及研究机构分析

从图2可以明显看出整个图谱网络节点比较零散，作者之间的连线较少，多数学者只形成了2～3人左右的小型合作网络，乡村社会风险领域学者之间的合作并不密切。同时，可以明显看出杨华、党国英、栗峥、史卫民、李燕凌、唐晓腾、孟宏斌等人的网络节点较大，表明这些人在乡村社会风险领域拥有较高的发文量和较大的学术影响力。

对样本文献中的作者发文量进行排序发现，在1998—2022年间，乡村社会风险研究领域中发文最多的作者是杨华，共发表8篇CSSCI期刊文献。根据普赖斯公式，确定核心作者［5］。计算公式：Mp=0.749■=0.749×■=2.12

按照取整原则，选取发表2篇以上论文的作者为核心作者，共产生85名核心作者，排前10位的是杨华、党国英（党国印）、栗峥、史卫民、孟宏斌、唐晓腾、李燕凌、刘杰、刘宁、刘中一。核心作者发文总量为205篇，占文献总量的19.27%，未达到样本数量的50%，这表明乡村社会风险领域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在发文数量上，杨华、党国英、栗峥3人发文量大于等于5篇，这表明他们在乡村社会风险领域具有很高的学术影响力。

发文量能够直观地显示出该机构在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综合研究实力。CiteSpace软件运算结果显示：N=469，E=79（表示包含469个节点，79条连线）。该结果表明，目前研究“乡村社会风险”的机构很多，且研究机构之间有一定合作度，但合作强度较弱。将“Threshold”参数设置为“3”，进而筛选出发文量较多的研究机构。从图3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等研究机构在乡村社会风险领域形成了较多成果。其中，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已经成为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的“主阵地”，在乡村社会风险领域具有很高的学术影响力。

从图3中可以直观地看出，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机构发文量具有明显的区域集中特征，其中北京市、湖北省这两地出现的高影响力研究机构最多，且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研究机构集群。将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研究机构按照地理位置进行划分，并据此绘制发文分布的热力图（图4）①。根据热力分布情况可知，北京市（TOP1）、湖北省（TOP2）、江苏省（TOP3）、湖南省（TOP4）、山东省（TOP5）的研究机构发文总量最多。这表明北京市、湖北省、江苏省、湖南省、山东省的研究机构对于乡村社会风险研究较为重视，且已经形成了诸多重要研究成果，在乡村社会风险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

（三）高被引文献分析

高被引论文是指被引用频次相对较高，被引用的周期相对较长的学术论文。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引文的本质是知识流动的载体，是知识与知识发生关联的路径，是为了自己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选择，是在自己引文环境下的产物”［6］。一般来说，论文被引频次越高，表示该论文与相关领域知识的关联度越高。同时，被引频次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出期刊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力，因此被引频次是评价论文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另外，论文被引频次越高，还代表该论文受到其他学者的关注度、认可度越高。综合来看，论文被引频次较高，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该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关注度，其研究的话题、内容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该研究领域的研究重点以及研究热点。表1显示了乡村社会风险研究领域前10位的高被引文献，从作者资历来看，发文作者均为在乡村治理领域具有高影响力的权威专家。

从研究视角来看，有3篇高被引文献直接从乡村治理视角研究乡村社会风险，不仅关注乡村治理制度绩效以及乡村治理改革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也关注乡村治理中的乡村基层组织冲突，这说明乡村治理是研究乡村社会风险的重要宏观视角。从核心议题层面来看，农村群体性事件、乡村贫困风险、伦理危机、农民心态稳定、乡村基层组织冲突、干群矛盾、农村纠纷等都是高被引文献关注的议题，这些议题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以及重点关注。

三、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关键词分析及研究发展脉络分析

关键词既是论文信息的高度概括，也是论文主旨的集中体现，能较好地呈现论文的核心议题、主要内容等。“关键词作为学术文本中映射全文主题内容的词汇或术语，能够为知识精准检索和文本大规模计算提供重要的底层语义标签。”［7］因此，对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论文关键词进行深入分析可以有效获悉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和主要研究内容。而对不同时间段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论文关键词进行对比分析，则可以更加全面地摸清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的发展脉络，了解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的发展趋势。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展开对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关键词分析以及研究发展脉络分析。

分析高频关键词能较好地反映出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研究的聚焦点。运行CiteSpace软件设置功能，在Node Types中选择“Keyword”，不勾选“Pruning”中的“Pantfinder”和“Pruning sliced networks”），“Threshold”设置为“5”；得到1998—2022年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主要关键词共现图（图5）。在关键词共现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不同关键词之间的连线较多，这表示不同关键词之间具有较高的关联度。同时，在关键词共现图中，农村、乡村治理、乡村振兴、冲突、金融危机、纠纷解决、农村社区等关键词圆心较大。另外，关键词共现图所呈现的关键词很多，这表明学界对不同类型的乡村社会风险都予以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另外，频次“≧10”的关键词有农村、乡村治理、乡村振兴、冲突、金融危机、纠纷解决、乡村社会、农村社区、乡村危机、对策、社会稳定、乡村纠纷、农民，这些关键词反映出学界重点关注的研究内容及研究话题。

运用Citespace软件对关键词进行聚类。选择“K”聚类、“LLR”算法，使用“Show the Largest K Clusters”功能篩选出排名前12的聚类。Modularity：聚类模块值（Q值），一般认为Q>0.3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Silhouette：S值：聚类平均轮廓值，一般认为S>0.5聚类就是合理的，S>0.7意味着聚类是令人信服的。运行结果显示，Q=0.826 4>0.3，S=0.747 2>0.7，表明聚类结构显著，聚类结果信服。排名前12的聚类包括：#0调解、#1农村、#2乡村社会、#3农村教育、#4乡村治理、#5乡村振兴、#6社会保障、#7基层政权、#8冲突、#9社会稳定、#10农村稳定、#11新冠肺炎。从图6来看，“农村教育”“社会保障”“新冠肺炎”是学界重点关注的诱发乡村社会风险的因素。这表明，诸多学者认为乡村社会风险大都发生在推进“基层政权”建设、开展“乡村治理”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同时乡村社会风险主要以“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冲突”会威胁“社会稳定”“农村稳定”，而“调解”是防范化解乡村社会风险的重要方法或手段。

研究演进脉络能较好地揭示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演化历程。CiteSpace软件生成的时序图不仅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某一时间段内学术研究的基本趋势和热点分布情况，也可以全面地展现出学术研究的发展演化历程。因此，本文在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基础上，运用CiteSpace软件进一步生成关键词时序图谱，以更好地分析不同时期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研究热点。从图7中可以明显看出，关键词在一定时区内呈现出一定的集聚性特征。据此，本文将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的发展演进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的乡村社会风险研究进行系统分析，以更好地探测不同时间段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清晰呈现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的发展脉络。

（一）第一阶段（1998—2006年）：乡村社会风险研究起步阶段

1998—2006年间，我国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发文量缓慢增长，文献总量并不多。但在这一阶段，学界关注的乡村社会风险类型很多，包括由税费征收、利益关系、社会治安管理、公共服务供给、乡镇企业发展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的矛盾、纠纷、冲突。

一是税费征收引起的矛盾纠纷研究。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农业税依然是国家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高额的农业税加剧了农民负担，同时繁多、冗余的基层管理部门不仅加重了基层政府财政负担，也加重了乱征杂税、乱摊派的情况，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如有学者指出，“七站八所”的扩张和膨胀是造成乡村“食之者众”的重要根源［8］。

二是基层组织矛盾及干群冲突研究。在实施村民自治制度后，我国逐步进入“乡政村治”时代，乡村基层组织之间、农村组织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各种利益矛盾、冲突增多。如有学者指出，农村的党组织、政权组织、自治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相互交织，导致利益冲突引发的恶性案件或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9］。同时，一旦基层干部无法履行好维护社会治安、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利益主体关系的职能，也会引起干群冲突，诱发乡村社会风险。如刘仕清指出，“现阶段的农村人民内部矛盾，无论是表现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具有新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干群矛盾突出，利益矛盾增多，群体性矛盾发生频率增高”［10］。

三是乡村治安管理中的社会风险研究。随着市场经济在农村持续发展，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益至上等不良思想也涌入农村，一些村民在不良思潮的影响下从事抢劫、偷盗、涉毒、走私、拐卖、卖淫等不法行业，导致乡村社会治安问题突发性增长。有学者统计发现，1990年农民案犯占农业人口的比例较1986年翻了一番多，参与抢劫、走私、伤害、流氓、爆炸等9类犯罪的农民案犯的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拐卖人口、役毒、破坏生产、放火等类刑事案件中，案犯80%以上都是农民［11］。

四是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社会矛盾研究。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期，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乡镇企业在搞活乡村经济的同时，也给乡村社会带来了诸多风险。有学者指出，一些乡镇企业发展不良，导致当地农村失业、待业人员大量增多，业主与职工矛盾增多，同时乡镇企业改制后遗留的债权债务和非法集资问题、因环境污染、征地安置等引发的厂社矛盾问题等均大幅增加［12］。还有学者认为，乡镇企业在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把农民带入了一个具有更高风险的市场生存环境，对农村居民生活构成直接威胁［13］。

五是农村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供给不足引起的社会风险研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中国经济增速加快，但整体来看城市经济发展快于乡村，农村公共服务、民生服务建设滞后于城市，城乡二元格局日益明显，农村公共服务、民生服务供给不足成为诱发社会矛盾的风险点。如有学者就认为，由于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合理与长期缺位，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对农民的社会排斥［14］。还有学者认为，农村存在社会保障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公平性差等突出问题［15］。

六是乡村社会风险治理研究。对于如何防范化解乡村社会风险，这一时期学界更加关注加强“村务公开”，要求基层干部“廉洁从政”，采取讲“大道理”等疏导措施，发挥“村党组织”“村干部”的引导作用等一系列传统手段。如王春生指出，“两委”关系调整要重点考虑村务公开，财务公开［16］。吴天君认为，基层干部要树立以民为本思想，廉洁从政，不以权谋私，不损害群众利益［17］。石斌认为，应强化疏导工作，坚持讲“大道理”与讲“小道理”的统一［18］。还有学者认为，要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扩大其权威，保证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和作用的发挥，加强村内各个组织的领导班子的建设，促使各个组织的良性运作，共同促进农村社区各项事业的发展［19］。

（二）第二阶段（2007—2012年）：乡村社会风险研究发展阶段

2007年后，学界关于乡村社会风险的研究急剧增多，并持续处于一个较高的发文水平。在这一时期，学界开始更加关注征地纠纷、农地纠纷、金融危机等乡村社会风险，同时对于人口流动、农村教育、农民就业、社会转型等可能引发风险的社会问题也给予了更多关注。

一是土地问题引起的矛盾纠纷研究。自2006年农业税取消以后，由税费征收引起的矛盾冲突大幅减少，学界对于税费征收引起的乡村社会风险关注度减弱。之后，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深，城市建设用地变得更为紧张，同时税费改革后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土地征收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建设、获得财政收入的重要渠道，由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冲突增多。因此，这一时期更多学者开始更加关注由耕地转包、土地征收引起的农地纠纷、人地矛盾。如陈丽华认为，有些地方政府不尊重农民意愿，不顾条件强行推动流转，变相强制反租，严重侵犯了农民权益［20］。杜旭宇认为，农地征用导致的失业、失权、失利等问题会对农村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21］。

二是流动性因素引发的社会风险研究。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人口流动加快，频繁的人口流动给城乡社会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因素，诱发更多社会风险，引起学界关注。如有学者认为，农村人口流动会对城乡社会发展造成诸多负面影响，包括导致农业生态、生产条件的恶化，引致严重的农村家庭问题，使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和教育受到极大的冲击，使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治安受到严重挑战［22］。还有学者认为，农村人口流动导致农民工群体产生，对城市来说，农民工自身底层意识和城市传媒选择性报道会导致农民工犯罪现象产生甚至加剧，对农村而言，农民工流动则会增加留守家属的安全隱患以及农村青少年犯罪［23］。

三是城乡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引发的社会风险研究。21世纪初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农民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但在城乡二元结构约束下，我国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供给差距依然很大。这种由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引起的“供需矛盾”“养老危机”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如张劲松指出，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强烈与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短缺，是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内在矛盾［24］。城乡公共服务的分配不均也体现在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上，农村教育资源缺失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如赵跟喜认为，城乡教育差距很大，教育贫困现象的存在已经成为农村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它与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相背离［25］。

四是乡村社会风险治理的主体、体制机制及手段研究。一些学者关注乡村权威、公共权威在风险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也强调人民群众的自我调解作用。如殷琼指出，“若能有效结合传统权威资源，以其为核心培养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无疑是巩固政治权威的有效措施”［26］。有学者认为必须完善防范化解乡村社会风险的体制机制。如吴春梅指出，农村矛盾的化解需要整合农村社会的利益使其达到均衡，需要借鉴“社会安全阀”理论构建科学的预警和处理机制，强化民主协商和宣传教育机制的作用，在探求农村矛盾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过程中，构建农村矛盾的有效化解机制［27］。同时，学界开始更加重视法律、民间法、仲裁在乡村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的重要作用，如卞辉指出，非诉讼方式成为解决农村民事纠纷的主要途径［28］。栗峥指出，现代法治已经成为质朴村民无法回避的纠纷解决渠道［29］。

（三）第三阶段（2013—2022年）：乡村社会风险研究深化阶段

2012年后，随着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的不断深化，学界对于乡村社会风险的理解已经不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应急事件、突发事件、公共危机等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构建更加和谐稳定的乡村社会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意，在乡村治理走向现代化的新阶段，学界已经不局限于研究乡村社会风险本身，而是更加关注乡村社会风险治理。这一阶段，学界对于乡村社会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应急性、突发性乡村社会风险研究。从乡村社会风险研究本身来看，2013年后学界对于突发事件、重大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等应急性、突发性的社会风险关注度增强。如佘杰新认为，以广东汕尾爆发的“乌坎事件”为例，宗族势力把持村治大权，联合其他村干部非法处置土地、虚构村账务财务、侵吞村集体财产和控制村民选举等违法犯罪行为，引起社会危机［30］。陈奎认为，农村征地拆迁关乎各方重大利益，但我国在此方面的法治建构尚不完善，征迁各方“偏离法治的利益博弈”极易产生矛盾乃至于引发流血冲突［31］。池建华指出，“突发性传染病疫情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还严重危及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秩序”［32］。

二是“内卷化”“信任危机”“新冠肺炎”等因素引起的矛盾冲突研究。新时代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出现了“内卷化”“信任危机”等新的社会问题，同时“新冠肺炎”也对乡村秩序造成冲击，引起了诸多矛盾、纠纷、冲突，引起学界关注。如纪志耿指出，“由于条块分割、权责失衡、管理中心下移等因素影响，当前社区治理中也出现了‘改而不变‘忙而无用‘假象繁荣‘空壳悬浮等内卷化的困境和危机”［33］。汪小红指出，“离土背景下农村社会呈现出以人际信任式微、权威信任流失和制度信任缺位为表现的信任结构失调局面”［34］。李祖佩认为，农村疫情防控确实取得了实效，但也普遍存在失序现象，如“表格抗疫”情况普遍，一刀切式的“封门、封路”，分类治理能力不足，恐慌情绪渲染下的暴力防疫与组织性动员能力缺失等，给乡村社会稳定带来巨大挑战［35］。

三是乡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冲突研究。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多发展的矛盾暴露出来，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如张阳丽指出，实现乡村振兴还需要“解决农村人口流失与乡村振兴对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农民收入增速放缓与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之间的矛盾、农业生产效率低与市场对农产品需求大之间的矛盾、农村生态环境严重透支与乡村绿色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乡村治理环境的复杂性与治理体制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36］。肖平认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依然面临多重困境，“如乡村社会共享价值断裂导致的社会治理精神断层，时空脱域与乡土脱嵌引起的社会治理参与困境，乡村精英大量流失引发的社会治理危机，现有治理方式在驱动乡村社会内源性发展上的乏力等”［37］。杨健认为，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地方政府、精英新型职业农民和普通新型职业农民间的多重利益博弈，诱发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分化”风险［38］。

四是“三治融合”视角下的乡村社会风险治理研究。“三治（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是桐乡人民创造的经验，是嘉兴和浙江发展的经验，也是社会善治的中国经验，“三治融合”的创造性经验被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在党中央的政策推动下，学界高度关注“三治融合”视角下的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如雷望红指出，调动失落的民间力量和国家力量，灵活运用情、理、法等多重规则，重构以村干部为核心的动员型纠纷调解体系，可以有效解决大量矛盾纠纷［39］。耿玉基指出，“未来乡村‘三治融合应将农民主体作为矛盾治理的真正主角，始终将‘农民法益的维护作为融合的实质化目标，注重多元解纷路径之间的无缝衔接，再造矛盾实质治理的方式、内容与系统，从而深度释放新时代乡村‘三治融合的治理效能”［40］。

五是乡村社会风险治理机制研究。从现实来看，乡贤精英在乡村社会风险治理中发挥了重要带头作用，基于此更多学者开始专门从新乡贤、民间权威等角度研究乡村矛盾纠纷的化解机制。如马敬认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传统权威即“乡贤”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教化解决纠纷以维持当地的社会秩序［41］。与此同时，随着乡村社会风险研究走向成熟，学界对乡村社会风险类型、内容、诱因以及乡村社会风险治理主体、手段、方法的理解加深，不少学者开始系统探究乡村社会风险的多元解纷机制。如聂晶指出，“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发展背景下，乡村场域下纠纷化解过程中难点与问题的破解，需要推动建立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解纷效果更突出、综合体系更完善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42］。张青指出，“从乡村纠纷的有效化解以及维护法律规范所蕴含之主流价值和整个纠纷解决体系正当性的层面看，进一步的改革应侧重于推动乡村社会多元纠纷解决方式由‘平面结构转向‘金字塔结构，强化乡村人民法庭固有的司法属性及其于多元纠纷解決方式中的中枢地位”［43］。

四、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的热点探测及整体审思

当前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重点是什么？未来哪些问题会成为乡村社会风险领域重点关注的研究话题？未来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的发展趋势如何？为了回应这些问题，本研究运用CiteSpace软件对乡村社会风险研究进行热点探测，并对既有乡村社会风险研究以及社会发展动态进行整体性审思，尝试找出一些未来乡村社会风险领域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以期推动乡村社会风险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

（一）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的热点探测

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热点词既能反映出不同时期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的重点内容，也可以反映出不同时期学界对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的重点关注方向。本研究选定“TOP25”的突现词进行分析。从突现词的突现强度来看，突现强度排名前3的词分别是乡村振兴（15.56）、金融危机（9.99）、乡村治理（7），这说明乡村振兴、金融危机、乡村治理是乡村社会风险领域学界重点关注研究话题。从突现词的热度持续时间来看，持续时间排名前3的词是乡村危机（2012—2020）、社会保障（2001—2008）、社会稳定（2005—2012）、乡村治理（2015—2022），这表明乡村危机、社会保障、社会稳定、乡村治理是乡村社会风险领域学界长期关注的研究话题。从依然具有突现热度的词来看，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这两个突现词到2022年为止依然维持较高的研究热度，这表明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在未来可能依然是乡村社会风险领域学界重点关注的研究话题（图8）。

放眼未来，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依然会是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研究重点和研究热点。从最新政策来看，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切实维护农村社会平安稳定”，“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持续打击‘村霸”，“加强基层社会心理服务和危机干预，构建一站式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统筹推进应急管理与乡村治理资源整合”，“健全农村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体系，严格落实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措施”等多项乡村社会风险治理要求［44］。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加强农村应急管理基础能力建设，深入开展乡村交通、消防、经营性自建房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治理攻坚”，“提高农村传染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开展乡村振兴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整治”，“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等乡村社会风险治理的新要求［3］。打击农村违法犯罪、强化乡村应急治理、构建乡村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开展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等依然是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从现实来看，近年来农村群体性事件、公共应急突发事件增多，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农村居民心理压力增大，农村矛盾纠纷增多，给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带来诸多挑战，如何防范化解乡村社会风险已经成为推进乡村治理成效、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攻克的重要任务。因此，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依然会是未来学界开展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的重要切入视角。

（二）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的整体审思

整体来看，国内学者在乡村社会风险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通过对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的系统综述，我们发现学界对于乡村社会风险的理解并不局限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风险，事实上学界对于社会矛盾、社会纠纷、应急突发事件、公共危机等乡村社会风险的表现形式也都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较多研究成果。自1998年以来，乡村社会风险研究逐渐发展并走向成熟，目前乡村社会风险领域已经涌现了诸多核心作者，形成了诸多权威研究机构及鲜明的机构集群，出现了诸多高被引、高影响力的权威论文。

从乡村社会风险研究涉及的领域来看，学界对于由土地纠纷、利益冲突、金融危机、宗族问题、农村教育、公共服务、乡镇企业、乡村旅游、社会保障、产权制度、体制改革、公共卫生事件等因素引起的社会风险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并形成了较多研究成果。从主体层面来看，学界对农民工、农民、村干部、乡镇政府、宗族势力、乡贤等可能诱发乡村社会风险或参与乡村社会风险治理的主体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学界不仅对仲裁、调解、民间法等柔性治理手段给予了高度关注，同時也从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等角度提出了乡村社会风险治理的对策建议。此外，诸多学者也将乡村社会风险放置于乡村治理、乡村振兴、和谐社会、乡村建设、现代化等宏观视角下进行研究，乡村社会风险已经成为一个与乡村社会发展高度相关的重要学术话题。

从既有研究来看，学界对诸多类型的乡村社会风险已经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也对乡村社会风险治理给予了较多关注。然而，对于一些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如城乡融合发展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冲突、群体性事件，农村集体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各种风险等等，相关研究虽然已经起步，但研究总量不多，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也不够，这些问题亟待学界展开进一步研究。结合突现词探测的结果来看，未来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研究可能集中于以下方面。

1.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的乡村社会风险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有序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势必涉及城乡利益的重新分配，暴露出诸多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因此，如何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在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同时，减少城乡融合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利益冲突，将是未来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我国城乡土地资源、人力资源要素流动进一步加快，城乡社会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深，这种流动性、现代性将给城乡社会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产生更多社会风险点。未来，我国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内容、规模必将进一步拓展，如何有效控制这种流动性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将是未来学界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供需矛盾会更加突出，农村土地将是城乡社会矛盾的焦点，对于由土地纠纷、土地冲突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学界应当给予重点关注。另外，必须注意的是，在城对乡的“虹吸效应”影响下，各种要素资源流向大城市，导致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城乡融合发展遭遇阻力。如何妥善调控城对乡的“虹吸效应”，防止城市对乡村资源的单方掠夺，促进城乡土地、人力等资源要素公平、自由的“双向流动”是有效防范化解乡村社会风险的迫切需求，也是未来学界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此外，城乡融合发展不仅仅是资源要素和空间上的融合，更是“人”的融合。在城乡社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受到财富、教育、职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乡—城”的社会交往往是一种“跨层”交往，乡村人口融入城市将面临诸多“社会排斥”和“内卷化”的竞争，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社会的公平发展，也很容易诱发新的社会风险点。因此，城乡融合中出现的“跨层”障碍、“社会排斥”“内卷化”等问题也应当成为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

2.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乡村社会风险研究

自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我国全面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然而，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我们依然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从产业层面来看，涉农产业是容易受到自然风险、生态风险以及市场风险影响的弱质产业。在快速的乡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业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环境污染事故纠纷增多。同时，随着农业产业规模的扩大和农业市场化进程的加深，乡村涉农产业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将遇到更多、更复杂的风险与挑战，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经济纠纷、利益冲突也会增多。如何防范化解这些利益冲突，需要学界展开进一步研究。从人才层面来看，我国“城—乡”的人才“虹吸效应”十分严重，一些地处偏僻、底子薄弱的乡村地区“引不来”“留不住”人才，基层管理缺乏高素质的专业干部队伍，乡村矛盾纠纷调解也缺乏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如何打破乡村社会风险治理人才缺乏的困境，助力乡村振兴，需要学界进行系统研究。从文化层面来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农村空间格局逐渐“村庄化”“社区化”，农民生产生活方式逐渐现代化，乡土伦理秩序对人的约束减弱，乡村矛盾冲突增多。因此，如何重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强化乡村文化治理，培育文明乡风将是未来乡村社会风险领域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从生态层面来看，当前我国局部农村地区生态系统破坏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些由农村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矛盾时有发生，给乡村生态振兴带来严峻挑战。因此，未来学界需要对由生态风险引起的乡村社会矛盾给予更多关注，更加积极地回应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推动乡村生态风险治理研究向前发展，为乡村生态振兴贡献智慧。从组织层面来看，基层党组织在乡村社会风险治理过程中发挥核心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同时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也是乡村社会风险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类型多元化、数量扩大化、诱因复杂化、调解困难化趋势，实现乡村社会风险有效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而组织便是联结不同主体的重要平台。因此，针对乡村社会风险治理组织展开深入研究必然是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3.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的乡村社会风险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是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然而，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其中必然涉及利益的分配与调整，诱发利益矛盾与冲突，同时也会面临经济发展本身所带来的诸多风险与挑战。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中介桥梁，但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壮大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可能引发一系列风险与矛盾。从权责关系上来看，村两委承担决定乡村发展重大事项和提供基本公共管理服务等职能，集体经济组织则代表全体集体成员行使管理和运营集体资产的职责。但就目前而言，不少地方还存在村民自治组织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政经不分”的情况，导致基层治理机构间缺少权力制衡，更容易滋生廉政风险。随着农村集体经济市场化改革不断加深，集体资产经营范围将逐步扩大、收益能力将不断提高、集体经济总量将不断增加，同时也会牵扯更多利益主体，一旦农村集体经济资产管理不当、利益分配失调，就会出现利益纠纷、利益冲突甚至是严重的腐败问题，成为农民共同富裕路上的“絆脚石”。因此，如何处理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产管理问题、利益分配问题，减少腐败风险、利益冲突，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也是未来乡村社会风险领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当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很大，不同农村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贫富差距过大势必影响共同富裕进程，诱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共同富裕具有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裕的双重内涵。目前，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不断缩小，但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如乡村缺乏高质量养老服务，城乡之间的精神生活富裕水平差距明显等。如何有效缓解城乡之间、不同农村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供给水平，防范化解由收入差距、服务差距过大引发的社会矛盾，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理应得到学界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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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Hotspot and Reflection of Rural Social Risk Research in China：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1 064 CSSCI Papers

Yang Jian1，3   Li Zengyuan2，3

（1.School of Marxism，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Shandong 276826;

2.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Shandong 276826;

3.Research Center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 and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Shandong， 276826）

Abstract： Based on 1，064 CSSCI papers on rural social risks in the CNKI database， this paper used CiteSpace （5.8.R3） to conduct visualized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text analysis. By analyzing the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papers， the distribution and cooperation of core authors and core institutions， the core topics of highly cited documents， the co-occurrence， clustering， and time distribution of keywords， the hot spot distribu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field of rural social risk are explor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research on rural social risk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ree main stages， which are named as starting stage， developing stage， and deepening stage. The research on rural social risk is gradually becoming mature. In the future， rural social risk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rural social risk research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and rural social risk research in the process of common prosperity may be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e field of rural social risk.

Key Words： Rural Social Risk; Research Hotspot; Review; Bibliometr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