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汉武帝时代置河西四郡，西域之路得以畅通。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资料，可以说明东西交通干线上敦煌的作用。敦煌在河西交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敦煌西通西域有玉门关、阳关两条路径，这里又是隔绝南北“羌胡”军事交通的重心，在丝绸之路交通体系中于是具有枢纽的意义。就南行“之蜀”通道的运输组织而言，敦煌汉简资料提供了宝贵的实证。赵充国经营河湟及鲜水地方的交通建设，是以敦煌为策应方位的。敦煌市场较长时段的高度繁荣，体现了汉胡羌多民族共同营造交通便利条件的历史文化作用。敦煌汉简所见来自各国“客”的活跃，也可以看作体现交通文化面貌的现象。敦煌人才群体的跨地域影响，敦煌与“高原丝绸之路”的关联，都可以通过交通史考察予以理解和说明。

关键词：敦煌；汉代；丝绸之路；天马；悬泉置；之蜀；交通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3）02-0107-12

Dunhuang， a Hub City on the Han Dynasty Silk Road

WANG Zijin

（School of Histor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Shaanxi）

Abstract：Emperor Wu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set up four prefectures in Hexi in the 2nd century BCE， which resulted in the road to the Western Regions being opened. Historical records contained in Han dynasty wooden and bamboo slips unearthed from Xuanquan Outpost in the region can help to explain the role of Dunhuang in the thriving traffic linking eastern and western Asia， as well as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ccupied by Dunhuang in the Hexi region. Going west from Dunhuang there were two roads leading to the Western Regions that passed through the Yumenguan Pass and the Yangguan Pass， respectively. Moreover， Dunhuang was a military traffic center used to isolate the Qiang tribes in the south from the Hu tribes in the north， and was therefore a traffic hub that served multiple purposes in the Silk Road traffic system. As far as the road leading southward to the ancient Shu kingdom（contemporary Sichuan province）， the Han dynasty slips from Dunhuang provide precious physical evidence regarding the history and construction of this ancient highway. When Zhao Chongguo趙充国 managed the construction of roads in Hehuang and Xianshui（contemporary Qinghai）， for example， he used Dunhuang as a pivot. Finally，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consistently high level of prosperity of the Dunhuang economy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ndicate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ole that both Han and non-Han peoples played in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region's traffic system. The“guests” （ke客） from various kingdoms that were active in the affair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sometimes recorded in Han dynasty slips can also be considered another element of transportation culture in the region. The cross-regional influence of talented people from Dunhua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nhuang and the Silk Road can all be understood and clarified by investigating the histo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traffic in the area.

Keywords：Dunhuang; Han dynasty; Silk Road; Heavenly Horse; Xuanquan Post; road to Shu; traffic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汉武帝时代西域之路得以畅通，是以河西四郡设置提供的军事条件和交通条件为保障的。悬泉置遗址经过科学发掘所获汉简资料，有益于说明东西交通干线上敦煌的重要地位。河西交通格局中的敦煌，既是隔绝南北军事交通的重心，又是联系南北文化交融的枢纽。史籍有“隔绝羌胡”和“通货羌胡”的记述。就南行“之蜀”通道的运输组织而言，敦煌汉简资料提供了宝贵的文物实证。赵充国经营河湟及鲜水地方的交通建设，其军事战略的考虑，以敦煌为策应方位和保障基地。汉晋时期敦煌市场较长时段的持续繁荣，体现了汉与胡羌共同营造交通便利条件的历史文化作用。敦煌汉简所见“诸国客”随使团入塞人数之多，也可以反映以交通为条件的商人的活跃和市场的繁荣。敦煌人才群体超跨河西地方，实现了向更广阔空间的强度文化辐射。以交通便利为条件，其影响不仅波及中原，亦扩展到了西域。对于敦煌与“高原丝绸之路”的关系，也有若干历史文化迹象有待于发掘。

一 敦煌：“两关”“立候”，“一郡领方”

《汉书》最初载录有关敦煌的历史文化信息，即《汉书·武帝纪》：“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1］《汉书·西域传上》：“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又说：“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1］3873所谓“自敦煌”向西“起亭”，说明在中原往西域的通道上，敦煌是交通与营卫共同的重心。

《汉书·地理志下》介绍各区域文化特点，关于战国秦汉以来成为文化重心的“秦地”，有这样的记载：“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属焉。”［1］1641秦地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敦煌在最西界。

关于敦煌郡建置及相关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信息，《汉书·地理志下》道：

敦煌郡，（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正西关外有白龙堆沙，有蒲昌海。莽曰敦德。）户万一千二百，口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县六：敦煌，（中部都尉治步广，候官。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莽曰敦德。）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效谷，渊泉，广至，（宜禾都尉治昆仑障。莽曰广桓。）龙勒。（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1］1614

在河西四郡中，敦煌郡属县最少，户口数也排位最后。县六，占四郡县数的17.14%。口数38335，只占四郡总数的13.68%，均明显低于平均值。然而敦煌“有陽关、玉门关，皆都尉治”，“正西关外有白龙堆沙，有蒲昌海”，从军事地理与交通地理视角看，地位特别重要。张德芳指出“（河西）四郡中，敦煌郡的防线最长”，“未将西部计算在内”，“敦煌的南北防线”“有600多公里”［2］。

杜笃《论都赋》赞美“孝武”“钩深图远”成就：“拓地万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据守敦煌。并域属国，一郡领方。立候隅北，建护西羌。”李贤注：“四郡谓酒泉、武威、张掖、敦煌也。”“并西域，以属国都尉主之，以敦煌一郡部领西方也。”对于“立候隅北，建护西羌”，李贤解释说：“扬雄《解嘲》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敦煌玉门关候也。置护羌校尉，以主西羌。”［3］扬雄笔下所谓“西北一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字{1}。这一说法得到普遍的关注与认可，可能与当时社会意识对西北方向交通的重视有关［4］。

关于所谓“并域属国，一郡领方”，“以敦煌一郡部领西方也”，可以看到敦煌行政影响力超越郡界，甚至及于伊循等地。张德芳根据敦煌悬泉置出土汉简资料指出，“在一些特定的时期，敦煌太守还对西域东部地区实施过直接管理。”傅介子刺杀楼兰王，更名其国为鄯善，此后“田伊循以填抚之”。“伊循的屯田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行政上属敦煌太守管理。”悬泉置汉简可见：“敦煌大守遣守属冯充国，上伊循城都尉印绶御史。」以令为驾二封轺传。七月庚午食时过，西。」（以上第一栏）五凤元年五月戊午朔戊寅，敦煌大守常乐、丞贤谓敦煌，」□□□驾，当舍传舍，如律令。”（以上第二栏）（Ⅰ91DXT0309③：193{2}）张德芳指出，这是“敦煌太守领属伊循屯田的一个重要证据”。另有下发诏书行文可见“敦煌大守千秋、长史奉憙、守部候修仁行丞事：下当用者小府、伊循城都尉、守部司马、司马官候，移县置、广校候、郡库”，也说明“伊循城都尉显然在敦煌太守的管辖之内”。“敦煌太守领属伊循屯田”因此得到“重要”的证明［2］［5］。

以西域为对象的军事进攻，远征自“敦煌”始。《汉书·陈汤传》记载：“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颜师古注：“西域城郭诸国及敦煌兵也。”［1］3222西域作战的汉军称“敦煌兵”，也是由于这里是汉王朝最西端即“西极”的重要军事基地。后来辛武贤出击乌孙，“辛武贤自羌军还后七年，复为破羌将军，征乌孙至敦煌，后不出，征未到，病卒”［1］2995。因“将军”“病卒”，“出敦煌”的远征计划未能实现，以致“征未到”。“敦煌”的军事地位亦得显现。《后汉书·顺帝纪》：“西域长史班勇、敦煌太守张朗讨焉耆、尉犁、危须三国，破之。”［3］254也是可以说明敦煌郡地方长官“敦煌太守”重要作用的典型史例。《后汉书·明帝纪》：“九月丁卯，诏令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死罪一等，勿笞，诣军营，屯朔方、敦煌。”［3］121可见东汉时“敦煌”仍然具有军事重心地位。“朔方”在“北边”的中点，“敦煌”在“北边”的西端。

二 “敦煌界”“天马”发现与贰师“出敦煌”“还至敦煌”“留敦煌”

马是驯化之后即应用于交通的最强劲的动力。汉代对马的空前看重，使得国家军事实力、社会经济产能和民间生活节奏都发生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变化。国家“苑马”经营与民间养马活动的兴起，都是值得重视的社会表现③。 “马政”为执政集团所主持，主要服务于战争，同时又涉及政治、经济、交通和民族关系。而马的繁育和利用，也是体现人与自然生态重要关系的社会现象。汉代这一情形的极端显现，是汉武帝对“天马”追求［6］［7］。

《史记·乐书》写道，“（汉武帝）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8］据《汉书·礼乐志》记载，后者辞句为：“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1］1060-1061所谓“得神马渥洼水中”以及“天马徕，出泉水”，据《史记·乐书》裴骃《集解》的重要提示，与“敦煌”有关的信息非常重要：“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人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旁。利长先为土人持勒靽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8］1178所谓“西极”“千里”，“敦煌界”“渥洼水”的空间指向是明确的。

中原居民有关良马产地的知识，可能出于对草原民族畜牧业生产优势的肯定与尊重，而长期倾向于西北。据说伯乐、九方堙为秦穆公“求马”，“得马”“沙丘”，“马至，而果千里之马”{1}。后人追忆此事以怀古，往往言“安西马”“贾胡马”，大都说此“沙丘”在西北{2}。这样的认识，可以与汉武帝出现“流沙”字样的歌诗相对应［9］。

所谓“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歌唱“伐大宛得千里马”事。这次以“天马”为追求的远征，是得到“千里马”这种特殊的战利品的。艰苦的远征，从敦煌出发。即《史记·大宛列传》所谓“贰师起敦煌西”，李广利战不利，“罢兵”，“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不得不“留敦煌”。汉武帝益发军，“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终于“破宛”，“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8］3177，3175-3176。《汉书·李陵传》记述了迎李广利还军情形，“上赐陵书，陵留吏士，与轻骑五百出敦煌，至盐水，迎贰师还……”［1］2451。“伐宛”战史记录中，“起敦煌西”，“还至敦煌”，“留敦煌”，“出敦煌”，李陵“出敦煌”“迎贰师还”等，可见敦煌是重要的军事地理与交通地理坐标。

汉家皇帝专门派遣官员至“敦煌郡”“迎天马”情形，见诸悬泉置出土简文记载：“元平元年十一月己酉，□□诏使甘□□迎天马敦煌郡。为驾一乘传，载御一人。御史大夫广明下右扶风，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II0115④）［10］“诏使”专员“迎天马敦煌郡”，体现出此事之庄重。

三 敦煌悬泉置往来使团通行记录

考察敦煌地方历史文化，特别是敦煌在丝绸之路东西交通中的作用，悬泉置出土汉简资料提供了丰富的具体信息。

悬泉置有接待西域使团的记载。如典型简例“以食守属孟敞送自来鄯善王副使者卢匿等，再食，西”（I0116{2}：15）、“出粟一斗八升，六石八斗四升，五石九斗四升，以食守属周生广送自来大月氏使者积六食三升”（II0214{1}：126）等。来自西域者，还有“大宛贵人乌莫塞”（II0214{2}：53）、“鄯善王副使姑彘、山王副使乌不” （II0214{2}：78）、“大宛使者侯陵”（II0114{4}：57A）、“康居诸国客”（II0114④：277）等。又有“外国从者”（I90DXT0114{3}：8）、“外国王使者、贵人从者”（II90DXT0215{3}：26）、“扜弥、龟慈王使者”（I90DXT0113{2}：39）、“乌孙贵姑代”（II90DXT0314{2}：355）、“且末人”（V9DXT1309{4}：25）、“疏勒”“且末”（V9DXT1813{3}：24）。也有人数偏多者，如“乌孙、莎车王使者四人，贵人十七”（I0116{3}：20A）、“使者贵人百八十九人”（V9DXT1309{4}：25）、“精绝王诸国客凡四百七十人”（II0115{1}：114）、“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I0309{3}：134）等［10］103，106，113，109，114，110［2］。“千七十四人”的人数记录，是令人惊异的。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有“悬泉汉简与西域诸国”一节，考察了悬泉置汉简有关西域的资料，指出：“涉及到的西域国家有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勒、于阗、蒲犁、皮山、大宛、莎车、疏勒、乌孙、姑墨、温宿、龟兹、仑头、乌垒、渠犁、危须、焉耆、狐胡、山国、车师等24国”，“此外还有一些诸如祭越、折垣等过去未曾知晓的国家。”论者就“关于康居的记载”、“关于大月氏的记载”、“罽宾、乌弋山离及其他西域国家的记载”分别有所说明。又有“《康居王使者册》及西汉与康居的关系”、“《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等节［11］［12］。对敦煌在汉与西域诸国关系史中的地位，有依据汉简资料的详尽考论。

张德芳还指出，“悬泉汉简中留下了日逐王一行从西域到长安路过敦煌、酒泉的记载”、“敦煌郡及敦煌太守承担了来往于丝绸之路上各类人员的食宿交通的接待”、“敦煌郡有九座类似悬泉置的传置机构，它不仅接待朝廷官员，更重要的是接待行进在丝绸之路上东往西来的各国使节。汉简中有《康居王使者册》，记载康居王使者、苏薤王使者路过酒泉时未得到认真接待而上告朝廷的情况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写道：“从汉简材料看，接待外国使者和朝廷出使西域的官员，除了米、粟、麦等日常饭食外，还必须要有酒肉，这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是一种特殊的礼遇。”而汉王朝使者，有时也有“外国从者”，“如‘出钱九十，买肉十八斤。以食使者卜军所将外国从者九人，人再食。积十八食，食一斤。这是敦煌悬泉置接待外国客人时用钱买肉的账目”。张德芳提示读者注意“敦煌郡在物质保障方面为丝绸之路所作的贡献”［2］［5］，这是由敦煌在丝绸之路交通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在与西域诸国的交往关系中，敦煌提供了汉王朝本土最充备的支持。《汉书·西域传下》说“使长罗侯光禄大夫惠为副，凡持节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又记载“（常）惠上书：‘愿留少主敦煌，惠驰至乌孙责让不立元贵靡为昆弥，还迎少主”［1］3905-3906。又《汉书·萧望之传》：“惠从塞下上书，愿留少主敦煌郡。”［1］3279东汉依然可以看到有意交好的外来使团首先来到“敦煌”表示亲和态度的情形。如《后汉书·殇帝纪》：“北匈奴遣使称臣，诣敦煌奉献。”［3］196《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也记载：“元兴元年，重遣使诣敦煌贡献，辞以国贫未能备礼，愿请大使，当遣子入侍。”［3］2957 “敦煌”在汉王朝西北方向的外交格局中，有国门的意义。

四 匈奴右方所“直”及敦煌“鬲绝羌胡”战略作用

《史记·大宛列传》：“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8］3162《史记·匈奴列传》：“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8］2914这是《史记》关于敦煌的所有记述。司马迁没有到过河西{1}。但是他敏锐地注意到敦煌交通地理位置的重要，具有特殊的作用。

《汉书·韦玄成传》：“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1］3126指出敦煌的战略地位。《后汉书·傅燮传》李贤注：“刘歆等议曰：‘孝武帝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3］1876“裂匈奴之右肩”与“裂匈奴之右臂”语意相同。《汉书·匈奴传上》：“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1］3774匈奴“右方兵”的主攻方向，正对应敦煌。

《盐铁论·西域》载大夫曰：“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属，南与群羌通。先帝推让斥夺广饶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国，皆内拒匈奴，断其右臂，曳剑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广用，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未睹其计之所过。”［13］所谓“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属，南与群羌通”，指出匈奴曾经占有的战略优势。而汉武帝“隔绝羌胡”，是实现形势转化的重要步骤。所谓“瓜分其援”，即《史记·匈奴列传》“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8］2913。

《后汉书·西羌传》的表述也与《史记·匈奴列传》及《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有异，可能由于突出“羌”的历史记述，“胡与羌”的语序颠倒，也称为“羌胡”：

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3］2876

“北却匈奴，西逐诸羌”，则匈奴在北，诸羌在西。而所谓“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称“南北不得交关”，则羌胡各在南北。《盐铁论·未通》说：“孝武皇帝平百越以为园圃，却羌、胡以为苑囿。”［13］190所谓“却羌、胡”，总结了西北战略的成功，在于逼退其锋芒，“却匈奴”，“逐诸羌”，使二者“南北不得交关”，即实现“隔绝羌胡”。

《汉书·地理志下》写道：“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1}揭示了设定河西四郡的战略作用。《后汉书·西羌传》：“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3］2876显然，“隔绝羌胡”即“鬲绝南羌、匈奴”的战略设计，确实有敌情依据。《后汉书·西域传》载陈忠上疏仍然表現了对于“北虏”可能“威临南羌，与之交连”的忧虑，以为“如此，河西四郡危矣”，而“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2}，也指出了“河西四郡”在“南羌、匈奴”“交连”情形下的沉重压力。而敦煌在河西交通格局中的作用，就“隔绝羌胡”即“鬲绝南羌、匈奴”而言，更为典型。

汉末“南羌”军事力量介入河西政治纷争的情形，亦可见敦煌的意义。《三国志》之《魏书·张就传》裴松之注记，“建安年中”酒泉、张掖相继反，“二郡合势”。杨丰自张掖“逃走”，“武威太守张猛假丰为都尉，使赍檄告酒泉”。“丰遂单骑入南羌中，合众得千余骑，从乐涫南山中出，指趋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骑下马，曳柴扬尘。酒泉郡人望见尘起，以为东大兵到，遂破散”。“（杨丰）复走依敦煌。至黄初中，河西兴复……丰乃还郡”［14］。所谓“从乐涫南山中出，指趋郡城”，是说酒泉郡“乐涫南山”通道。就敦煌郡而言，前引《汉书·地理志下》“敦煌郡”条说“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以及“龙勒……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指示了两条河谷与南羌相通。杨丰“走依敦煌”，或考虑到南羌“千余骑”在不利情势下的退路。敦煌地利，可使其退可全，进可取，最终果然“河西兴复”，亦得“还郡”。

五 马圈湾简文“驱驴士”“之蜀”与“鲜水”民族走廊

敦煌马圈湾出土汉简可见“驱驴士”“之蜀”的简文，提示了自敦煌“之蜀”的交通路线与运输方式：

官属数十人持校尉印绂三十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劳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孙不知将（981）［15］

张德芳著《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因照相技术利用红外线辨识简牍字迹，提供了更清晰更精确的可能，简文释读的准确性可以得到确认［16］。

敦煌马圈湾简文“官属数十人持校尉印绂三十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劳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孙不知将”，提示我们有大队的“驴”由“驱驴士”役使，直接以“之蜀”为交通运输的目标。

河西汉简戍卒名籍未见蜀地士兵。然而可见“蜀、楗为”“校士”。陈直《居延汉简释文校订》写道，“居延简食校士者，有蜀、楗为、昌邑等郡国名”［17］。当时“校”或称“拘校”的制度，也许需要考虑行政监察方式的地区回避因素。这或许就是“蜀校士”“楗为校士”身份在居延汉简中出现的原因［18］。交通史研究者或许应当特别关注“蜀校士”的由来，以及“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的交通线路。按照通常思路，人们或许会考虑经由陇西再通过蜀道南下的“之蜀”道路。但是更大可能是由今青海地方南行“之蜀”。现在看来，青海地方当时已经形成包括这一道路的交通格局［19］。

《史记·夏本纪》：“弱水至于合黎。”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合黎，一名羌谷水，一名鲜水”，“亦名张掖河”［8］69-70。今青海湖，西汉称鲜水海［1］4077。《汉书·地理志上》：“鲜水出徼外，南入若水。”［1］1611598今四川道孚仍有鲜水河。通过“鲜水”地名数处移用现象的考察，可知自祁连山至青海湖又至川西草原，曾经有便利的交通通道［20］［21］［22］。汉代这条道路即已通行。其早期开通，可能与羌人的活动有关。承张德芳提示，肩水金关简还有一则涉及“驴”的重要简文，或可反映相关交通条件的形成：

西海轻骑张海 马三匹驴一匹 丿（73EJF3：149）23

《汉书·平帝纪》：“（元始四年）置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处之。”［1］357《汉书·王莽传上》则载王莽于元始五年（5）上奏：“今谨案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1］4077居摄元年（6），“是岁，西羌庞恬、傅幡等怨莽夺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1}。莽诛永，遣护羌校尉窦况击之。二年春，窦况等击破西羌。”［1］4087可知对“西海郡”实现有效的控制曾经历曲折。《汉书·地理志下》说金城郡属县有允吾、允街，王莽皆改称修远。体现这里与汉文化重心地区的空间距离十分遥远。而金城、河关、破羌、安夷、兴武、罕虏、金屏、临羌、盐羌等地名，则反映与中原文化渊源、风格的鲜明差异。临羌“莽曰盐羌”颜师古注：“阚骃云西有卑和羌，即献王莽地为西海郡者也。”［1］1610-1611肩水金关简“西海轻骑张海”的事迹，丰富了我们对当时西海郡形势的认识。而“马三匹驴一匹”简文，可以看作反映驴应用于西海地方交通运输的文物实证。或许我们讨论的敦煌马圈湾简文“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有可能经今青海草原通路南下至蜀的推想，也可以因此得到另一侧面的补证。

《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对上问：“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后来，“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可知羌族武装对于敦煌及丝路交通的威胁。君臣讨论羌地形势，还说到“（羌人）精兵万人欲为酒泉、敦煌寇”［1］2973，2979，也涉及羌人对敦煌的军事压力。赵充国在羌人居地的经营，包括交通建设。在赵充国时代，青海地方的交通条件得以向适应汉军战争行为趋向的提升［24］［25］。赵充国经营交通系统与敦煌及丝绸之路的关系，也值得我们重视。这里的交通条件，可以理解为自敦煌分支的丝绸之路旁道［26］。

六 敦煌的“市”

关于河西地方市场的繁荣，典型例证是姑臧的经济地位。《后汉书·孔奋传》：“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对于“市日四合”，李贤注：“古者为市，一日三合。《周礼》曰：‘大市日侧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今既人货殷繁，故一日四合也。”［3］1098“姑臧”是武威郡治所，与敦煌一东一西，距离颇远。敦煌市场的成熟程度与影响幅面，或许不能与姑臧相比。但是对于敦煌的“市”也有若干历史迹象可以提供认识的条件。

敦煌“市”的繁荣，应当与交通条件方面的优势相关。我们看到，这里在实现“隔绝羌胡”之后，又出现了“通货羌胡”的情形［27］。

《三国志》之《魏书·苏则传》：“文帝问则曰：‘前破酒泉、张掖，西域通使，敦煌献径寸大珠，可复求市益得不？”苏则回答：“若陛下化洽中国，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于是，“帝默然”。［14］492可见，“径寸大珠”一类珍宝，“西域通使”以敦煌为路径“献”“至”，内地也可以通过敦煌的“市”“求而得之”。《晋书·食货志》：“其后皇甫隆为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作耧犁，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28］似说不营水利，不作农耕，“收谷”“少”。然而《汉书·地理志下》“敦煌郡”条写道：“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龙勒。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又说：“敦煌，中部都尉治步广候官。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莽曰敦德。”颜师古注：“即《春秋左氏传》所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其地今犹出大瓜，长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1］1614《晋书》所谓“敦煌俗不作耧犁，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言农耕落后情形，似不可理解。很有可能是因为“市”的繁荣，农耕生产的比重遂不及其他地方。而地方富足，首先通过商市得以实现。

西汉中期，西域商人已经开始在北边活跃。如陈连庆所说，“在中西交通开通之后，西域贾胡迅即登场”［29］。以敦煌漢简为例，所见乌孙人（88、90、1906）、车师人（88）、“（□/）知何国胡”（698）［15］9，202，71等等，未可排除来自西域的商人的可能。

至于敦煌汉简所见“客”的身份，如“远客”（2348A）、“东方来客”（2215）以及所谓“有客从远方来”（1787）［15］255，240188等在河西地区的活动，有些可能参与“通关市”的经济活动。敦煌汉简有简文可见“客”者，如：

（□/）月御毕以虏人外市私任知之 在（775）

□□□□□东西迁界毋击人民越塞其日出入者（1279）［15］79，132简文可见“外市”，而“越塞”“出入”，其行为很可能也与“关市”贸易有关［30］。

前引悬泉置简所见“康居诸国客”、“精绝王诸国客”等，可能也是类同身份，而后者多达“凡四百七十人”，说明批次入塞的规模。“客”被国家置传机构接待，身份似乎并非一般的商人。然而《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3］2946可见使团“率”“客”入境甚至“诣阙”，是平常情形。据郝树声、张德芳著《悬泉汉简研究》，悬泉置简又可见“康居诸国客”（II90DXT0114{4}：277，II90DXT0114{3}：109）、“大月氏诸国客”（V92DXT1411{2}：35，V92DXT1311{3}：129）、“大月氏客”（V92DXT1311{3}：140）等［11］196，202，204，206。这些“客”的身份也应当大致略同。

在汉王朝北边防务体系的“关市”中［31］，或许同时与多国经济实体的商人发生贸易关系的可能只有敦煌。

七 敦煌人才群及其利用交通条件的文化辐射

《晋书·张轨传》记载：“初，汉末博士敦煌侯瑾谓其门人曰：‘后城西泉水当竭，有双阙起其上，与东门相望，中有霸者出焉。”［28］2222是关于敦煌地方人才即将涌出的预言。

如果统计《后汉书》、《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和《晋书》中河西四郡出身人士，可以获得如下信息：

敦煌（14例）：

侯瑾［3］2649，张猛{1}，段灼{2}，索靖{3}，宋混、宋澄{4}，宋矩{5}，车济{6}，氾腾{7}，索袭{8}，郭瑀{9}，单道开{10}，索矩{11}，索泮{12}；

武威（3例）：

贾诩{13}，周毖{14}，贾疋{15}；

张掖（3例）：

郭汜{16}，吴咏{17}，王鸾{18}；

酒泉（2例）：

杨阿若{19}，祈嘉{20}。

敦煌以外三郡出身者，均不及敦煌人数的零头，悬殊显著。敦煌出身者占四郡总数的63.64%，这也是非常惊人的比例。

敦煌郡人名列《忠义传》《隐逸传》《艺术传》者比较集中，也是引人注目的。这一情形，或许可以体现其地方文化风习的特点。

前引《三国志》之《魏书·卫觊传》裴松之注引《世语》说到“敦煌索靖”。《晋书·索靖传》：“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又说：“靖少有逸群之量，与乡人氾衷、张甝、索矩、索永俱诣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28］1648《卮林·注王》“五龙”條言以“龙”为代号的人才组合，有“二龙”、“三龙”、“四龙”、“五龙”、“六龙”、“七龙”、“八龙”、“九龙”、“十龙”等。多为“兄弟”数人“并知名”得称。“若夫人非同生，居而同郡，亦号‘五龙者，《渊明集》曰：胶东令卢汜昭，字兴先；乐城令刚载祈，字子陵；颍阴令刚徐晏，字孟平；泾令卢夏隐，字叔州；州别驾蛇丘刘彬，字文曜。右济北五龙。并少有异才，皆称神童。当桓、灵之世，时人号为五龙。见《济北英贤传》。又《晋书》曰：索靖，敦煌人，与乡人范衷、张甝、索矩、索永俱诣太学，驰名海内，称‘敦煌五龙”［32］。“济北五龙”“敦煌五龙”并说，然而一东一西，遥相对应。而“敦煌五龙”出自西北边地，在人才史记录中尤为醒目。《渊明集》关于“济北五龙”的内容，见《陶渊明全集·集圣贤群辅录下》，字句与《卮林》引录略异：“胶东令卢氾昭，字兴先。乐城令刚戴祁，字子陵。颍阴令刚徐晏，字孟平。泾令卢夏隐，字叔世。州别驾蛇丘刘彬，字文曜。右济北五龙。并少有异才，皆称神童。当桓、灵之世，时人号为五龙。见《济北英贤传》。”［33］

以上分析的只是正史的记录。《水经注·河水》记载了另一位敦煌名人事迹：“敦煌索劢，字彦义，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横断注滨河。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冒堤。劢厉声曰：王尊建节，河堤不溢。王霸精诚，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劢躬祷祀，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欢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34］李宝通考论魏晋南北朝时代西北屯田事［35］，又曾经涉及蜀汉对楼兰的经营［36］。就索劢事迹，他驳议全祖望“此是后汉事”说，也否定了陈连庆言“明章时代”的意见，认为“索劢屯田事并非发生于东汉时期，范《史》、袁《纪》自然无从记载”。论者又指出“魏末晋初遣出‘行贰师将军之可能”，列举史料，证明“毛奕以刺史身份而表索劢‘行贰师将军，在魏晋之际应是完全可行的”。对于所谓“大田三年”，也以楼兰简纸文书中的对应信息为证，推定索劢屯田应在魏齐王曹芳“嘉平四年（252）”。索劢在楼兰经历嘉平五年、高贵乡公曹髦正元元年、正元二年，即252年至255年，“前后恰好整整三年”［37］［38］［39］，其说有据。清人田雯《古欢堂集·杂著》卷六有“射水”条，说《水经注》索劢楼兰屯田水利工程“且刺且射”使得水势“回减”事，又与钱镠事相联系，以为“后世钱塘射潮，亦本此意”。“钱塘射潮”，被田雯解释为与索劢射水有同样的观念背景。他在“黔中”炮击瘴雾的行为，自以为也是相类同的方式［40］。索劢故事的文化影响，幅面相当广阔。所谓“胡人称神”，清人田雯“射水”条说作“土人称神”，可以启示我们由民族礼俗文化考察的视角认识其意义［41］。

敦煌人才是可以利用地方交通枢纽的优势，扩张其文化影响的。他们以优异的文化资质，在东至中原、西至西域的多民族活动的空间，各有特殊的文化表现。敦煌在丝绸之路交通格局中的地位，是这种文化现象出现的条件。

八 敦煌与“高原丝绸之路”

前引《汉书·地理志下》“敦煌郡”条所谓“南籍端水出南羌中”及“氐置水出南羌中”，可能都有河谷道路，使得“驱驴士”“之蜀”运输队伍可以自敦煌南上高原。而“鲜水”古道应当看作羌人显现开发之功的高原通路。

霍巍提出“高原丝绸之路”说，并论证了“汉晋时期”这条道路的特征［42］［43］［44］。敦煌“之蜀”道路与丝绸流通有直接关系［45］，而西藏阿里等地汉代遗存的发现，亦提示“高原丝绸之路”汉代已经通行至西藏西部地方。西藏噶尔门士乡故如甲木寺附近清理的墓葬，出土丝绸、黄金面具、铜器等文物。所谓“‘王侯铭文的鸟兽纹锦”，认为墓葬级别较高。其年代为距今2000～1800年。考古学者因此认为，“这些新发现显示出，早在铁器时代早期，西藏西部已经与周边的各文明中心建立起了广泛联系”［46］。出土织锦应为汉代产品，细察文字，其实是汉代社会习用吉语“宜侯王”。这些文物，不排除由敦煌至青海地方转入西藏西部的可能。

张骞“凿空”，打开西域通路，曾经兼有在高原地区探求“河源”的使命。《史记·大宛列传》：“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8］3160明确说到“河源”，又言及“多玉石，河注中国”。

司马迁记述：“……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8］3173《史记》另一次说到“河源”，即《史记·大宛列传》：“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8］3179［47］所谓“穷河源”的探索，自然有高原交通开发的意义。

我们看到，敦煌地方有与“昆仑”有关联的地名。《汉书·地理志下》“敦煌郡”条下写道：“广至，宜禾都尉治昆仑障。莽曰广桓。”［1］1614《后汉书·明帝纪》：“冬十一月，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3］122“昆仑塞”应当就是“昆仑障”。《后汉书·西域传》李贤注：“《前书》敦煌郡广至县有昆仑障也，宜禾都尉居也。广至故城在今瓜州常乐县东。”［3］2911“昆仑障”“昆仑塞”定名，应当与通达“昆仑”的交通线路有关。而《汉书·地理志下》记载，“金城郡”“莽曰西海”。“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莽曰盐羌。”［1］1611青海高原与西王母传说相关的遗存，也说明相关交通路径与“其上有醴泉、瑶池”的“昆仑”有某种关联。“仙海”，即我们上文说到的“鲜水海”。

《史记·大宛列传》和《西南夷列传》均记述，张骞报告身毒有道路与蜀地通。汉武帝信从了邛西有往身毒国的通路，与大夏联系“道便近”的判断，于是派遣使者“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史记·大宛列传》写道：“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8］3166所谓“四道并出”者北行线路，不排除进入高原的可能［48］。

当时的高原道路，因地貌与气候条件限定着通行条件，有的路段可能有只能季节性通行或者有时不得不被迫变换线路的情形。其通行艰难，《汉书·西域传上》的如下记载可以引为参考：“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队，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1］3887其“险阻危害”几至极端。“道陿”“峥嵘”可能各有表现，但是行历高原，“身热无色，头痛呕吐”等反应，可能“人”与“驴畜”大多难以避免。考察“敦煌”與丝绸之路这一方向的连通，不能忽略交通条件的艰难。

本文写作，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曾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泽的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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