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社区治理逐渐成为中国改善居民生存环境、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举措。针对北京老旧社区建设和治理的实际情况和历史进程，社会工作的介入可以有效调动社区居民的内生动力和转化积极性，促进基层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培养社区领袖，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作为社区需求与社会资源之间的“链接者”，为基层社区治理引入合适的社会资源，打造“五社三地”双联动的中国式的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格局。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会组织；社会工作

社区治理是我国城市治理的重要环节，也被视为我国城镇基层组织建设与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我国社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由于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确保了我国大部分城市居民尤其是产业工人全部被纳入“单位制” 的模式当中。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的重心下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不断发展，导致了社区治理在社会治理当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社区治理” 作为独立的概念编入大会的报告，使社区治理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建设目标，使社区治理成为我国社会管理与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1]

一、我国社区治理与社区社会组织的现实状况

由于我国基层组织建设经历了单位制到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三个历史阶段，社区制的发展呈现了起步晚、发展慢、问题多的格局。但是作为一种新型模式，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建设促进了社区治理的发展。[2]

（一）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关、……、社区社会组织、……、非户籍居民代表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可以作为协商主体。”[3]该文件首次将社区社会组织纳入我国基层民主协商的主体当中，充分肯定了社区社会组织的重要意义。2017年，民政部发布了《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社区社会组织是由社区居民发起成立，在城乡社区开展为民服务、公益慈善、邻里互助、文体娱乐和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活动的社会组织。” 第一次对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进行了界定。[4]作为首部明确的政策性文件，該《意见》肯定了社区社会组织在促进社会治理向基层下沉与取得社会治理良好格局方面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以来，社区社会组织建设进入了一个高速高质发展的阶段。2021年，民政部印发的《社区社会组织章程示范文本（试行）》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运行与发展进行了明确规范。2022年，民政部与中央文明办印发《民政部、中央文明办关于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广泛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通知》，明确了社区社会组织应当在社区治理的传播科学理论、开展移风易俗、组织文化体育活动、提供便民服务与参与矛盾预防化解五个方面，促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发展。[5]

（二）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情况概述

就目前而言，中国的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呈现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的发展模式，即政府构建出了一整套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器” 模式，通过财政倾斜、政策引导、行政支持的方式，依托社会上现存的各类孵化空间，包括村（社区）“两委”、高校科技园区等，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

由于北京地区政府的主导和推动，北京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乡接合部环境治理意识较以前有所增强，以各种形式积极参与到环境建设中来，包括主动维护城乡接合部地区公共秩序、清洁卫生、参与公共物业的维护使用等事务。[6]北京市在基层组织建设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了“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将其作为北京市最广为流传的方法。政府的民政部门利用财政拨款，依托社会组织，培育广泛的社区组织，保障了工作的专业性与连续性。

二、北京市L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实例

项目学习国内外建设经验，如在日本的居民自治发展中，老人会、妇女会、消防会、中学生会、小学生会等各种类似社区社会组织的居民自治团体是其居民自治发展的重要保障。[7]以“五社三地” 双联动的工作模式，笔者在L社区开展了一系列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借助以K志愿服务队为代表的社区力量推动社区整体的治理。

（一）L社区的基本情况

L社区位于北京市，笔者通过无结构访谈法得知，社区居民的志愿服务意识相对较高，且拥有编织能力的群体数量较大，但是面临着社区组织活力不够、社区协调能力不足的问题，社区中的各活动主体之间存在明显的沟通壁垒，缺乏一个合理有效的协商议事机制，基层组织空转现象较为突出；社区中各资源主体之间没有合理的“链接桥廊”，导致社区资源“长期闲置” 与“挪用不足” 的现象并存；社区居民的社会生活意识不足，社区外部的专业型社会力量介入本小区的治理环节困难较多。

（二）L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路径优化

充分调动辖区资源：做到“五社三地” 双联动发展。“五社联动” 是对原有社会工作实务“三社联动” 的创新与发展。“五社” 是指社区、社会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区公益慈善资源。[8]在社区治理过程当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如在社区突发行动当中，紧急调动社区志愿者可以有力充实工作人员的力量，促进社区行动的顺利完成；“三地” 的概念是相对于“五社” 而言，更多侧重于对实践客体的阐述，即以社区为阵地、以街道办为基地、以社团组织为营地，构建“三地” 联动机制。

在L社区K志愿服务队的社区组织的培育中，社会工作者作为社区组织培育的主要责任人，要在工作开展前，进行充分的前期调研，借助问卷调查和结构式访谈法了解社区参与者实际的工作能力与需求。发挥政府组织与社区组织作用，依托街道办的力量，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做到“政府主导，社区引导，社会工作者协助，居民自治” 的工作模式，从而实现构建良好的社区秩序，实现其权力利益的合理有序表达，最终达到“善治” 的社会治理目标。

合理利用政府资源：用好“政府购买服务” 的风向标。作为社会工作项目运行领域的重要“舶来品”，政府购买服务起源于西方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9]近年来，该模式逐步被引入到中国的民政工作当中。K社区L志愿服务队依托的正是昌平区民政部门购买服务的项目。通过社会工作专业力量的介入，有效弥补了政府社区服务的短板，避免了由于服务内容单一与社区服务意识不足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同时，改变了以往在政府主导下的活动轨道，提高了其主动发展的内生动力，有利于最终实现社会治理格局多元化的发展。

高效组织社区参与：实现“社区善治” 的理想格局。社区参与是指社区成员、社区组织通过一定方式或途径，直接或间接地投身到社区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和其他日常活动之中，从而影响社区行政体制、工作机制的运行，分享社区发展成果的行动及其过程。[10]在L社区K志愿服务队的建设过程中，多种多样的组织活动与社区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包括组织结构方面的三方会谈、与同质组织的对接联谊、能力建设方面的知识讲座、集中培训与社区参与方面的编织活动、爱心义卖活动等，结合本社区特有的文化属性，借助倡导、宣传和面对面服务等多层次的社区参与，促进社区的“领袖式” 人物的产生，通过交叉的工作体验，更好促进社区居民了解社区相关工作，提高居民社区参与，逐步消除由于现代楼宇结构导致的情感淡漠与近邻的隔离感，最终达到社区善治的理想化格局。

三、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相关反思

在我们基于社会工作视角参与到L社区K志愿服务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问题，也给项目的顺利落实造成了很多障碍，包括各主体对社会工作专业认知的不足、对社区参与的各主体之间非理性理解及党组织在社区社会组织建设中相对落后等问题。

社区社会组织党建落实存在滞后现象。新时代推动社会工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挖掘社会工作的专业潜能，提升社会工作的服务效能，以满足党和人民对社会治理、社会服务中的现实需要，只有通过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实现。[11]在L社区K志愿服务队的建设当中我们发现，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党建领导以社区党支部或者是街道党工委为主，组织内部缺乏党组织的有效链接与协调。党的领导是社会工作恢复重建和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事业提供了价值目标和发展导向。[12]

各主体对社会工作的专业认知不足。在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进入到L社区后，社区“两委” 与社区居民均表达了对其提供的服务的期待，但都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即无法将社会工作者定义为一个“助人者” 的角色，而是视作一个可以提供一切帮助的临时性勤务人员，偏离了社会工作专业“助人自助” 的基本原则要求，這就对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了极大影响。与一般的服务活动相比，社会工作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助人服务”。[13]想要在社区社会组织的建设中发挥好社会工作的作用离不开“助人” 这个核心要求。在建设过程中发挥“教育者”“引导者” 和资源“链接者” 的作用，协助社区社会组织在运行中更好提高其自身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绝不能越位替代，避免“自助” 的理念走向空洞化和形式化发展。

社区参与的各主体没有一个明确、合理的角色定位与协商沟通。社区治理主体间关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合理定位政府、组织、居民多元主体之间角色，平衡三者之间关系。[14]基层政府与社区等具有明显管理色彩的组织要逐步退出社区社会组织的管控，将其公共服务与适宜社会组织参与的福利性服务的权责主体下放，由管理者角色转变为服务提供者的角色。明确社区社会组织是居民参与者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与自我监督的场所。要借助加强内部管理、组织宣传教育与开展监督督导等手段，提高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逐步在社区形成自治的正确社区意识，最终形成一个“政府提供服务、社会工作发挥作用，社区社会组织主导活动，居民参与收益” 的合理角色定位。

四、总结

培养孵化先进的社区社会组织是现阶段社区治理中的“关键点”，要在推动社区基层党建、明晰社会工作专业认知与正确认识社区参与主体定位的前提下，发挥“五社三地” 双联动的合理机制，充分调动好社会系统的各方资源，正确利用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推动基层社区建设朝向善治格局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晓林.党建引领与治理体系建设：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的实践走向[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0，21（3）：12-22.

[2] 王瑞华.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面临的难题及其成因[J].城市问题，2007，（4）：64-69.

[3]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5-07-23（001）.

[4] 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J].中国社会组织，2018，（2）：25-27.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中央文明办关于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广泛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通知[EB/OL].[2022-08-24].https：//www.lawxp.com/statute/s2171624.html

[6] 王强，刘玲玲，冀文彦，等.北京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乡结合部环境治理模式[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17，（6）：10-15.

[7] 马贵侠，叶士华.以服务促自治：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居民自治的实践路径[J].探索，2014，（6）：145-149.

[8] 任敏，胡鹏辉，郑先令.“五社联动”的背景、内涵及优势探析[J].中国社会工作，2021，（3）：15-17.

[9] 梁兵，施国庆，张波森.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项目的困境与脱困策略：以南京市J区为例[J].社会保障研究，2022，（2）：3-9.

[10] 陈晶环，董艳春.北京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及其行动[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20（1）：57-64.

[11] 李迎生.党的领导与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5）：76-84.

[1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5.

[13] 童敏，周晓彤.解决式问题导向思维：中国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审视[J].社会工作，2021，（6）：1-10+99-100.

[14] 何欣峰.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4，（12）：68-70.

作者简介： 闫家豪，男，汉族，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政府治理与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