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楠 唐闻晓

【摘 要】关于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中的中国籍委员“张凯”是谁这一问题，任牧在《党的文献》上撰文认为是出席该会的中国代表张太雷。经深入查考共产国际相关档案史料，可证实“张凯”并非张太雷，而是另有其人。张太雷系执委会下设的一个筹备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成员，而并非执委会候补委员。

【关键词】张太雷；张凯；共产国际三大；共产国际执委会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1-0103-10

《党的文献》2022年第3期刊发任牧《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中国籍委员“张凯”是谁——兼谈张太雷在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当选执委一说》一文（以下简称任文），重点围绕“相关资料”中出现的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候补委员“张凯”是谁这一问题展开考证，论定其为出席该会的中国代表张太雷。该文考证论点较为创新，具有一定价值，值得肯定。适恰笔者从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研究，对张太雷与共产国际关系亦有极大兴趣与研究心得，在认真研读任文并深入考证后，提出不同意见，即“张凯”并非张太雷，而应该是另有其人。现不揣浅陋，向任牧提出商榷并求教于方家。

一、任文是如何得出“张凯”即张太雷的

任文首先提出引子，即共产国际执委会有一中国籍委员“张”，依据是1982年《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3期A.季维尔1924年编的《共产国际的五年》（原文为俄文），其中“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执行委员会成员”统计表一栏，在“有发言权的”一类中，标出了“中国 张”。随后任文指出：“在另一份与共产国际有关的资料中，这位张姓中国籍委员再次出现”，依据是1985年《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期阿姆斯特丹社会史国际研究所维勒姆·卡汉于1976年发表的《共产国际最高领导的组成人员》（原文为英文），其中梳理了共产国际三大执委名单，在“候补委员”中出现“中国：张凯（假名）”。据此，任文认定“共产国际三大产生的执委会内有一位叫‘张凯’的中国籍委员”，也就是A.季维尔提到的“张”。在得出“张凯”即“张”的结论后，任文转而从“依据共产国际三大制定的执委会选举规定，新一届执委会中应该产生一位中国籍的候补委员，而张太雷是最有可能进入执委会的人”“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提供佐证”“共产国际三大后，张太雷所进行的革命活动也都与他共产国际执委成员的身份有关”三个方面展开探究，并由此推定“‘张凯’的真实身份应该就是张太雷”。

二、张太雷并非“张凯”

乍看之下，任文论证是比较清晰的，但历史学之复杂性，决定了考证必须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功夫，且还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论证逻辑过于简单，有目的地选择史料就容易留下漏洞、偏离史实。纵观全文，任文不足之处在于过于信任和依赖中译文，忽略了外文原文引证和查证档案（亦有可能是资料有限，难以获取），对张太雷以外的史料缺乏了解。研究党史，尤其是转引外文资料的二手文献，务必慎重斟定，在可能的情况下，一定要查证原始资料，否则极容易出现南辕北辙、考证不实的情况。笔者现考述如下。

（一）从张太雷的译名与化名使用情况来看

查阅原文，季维尔文中之“中国 张”为“Китай Чжан”，系俄中直译。季维尔在1921年至1922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秘书，1922年至1923年任季诺维也夫秘书处处长，1923年至1924年任《共产国际》杂志部编辑部书记。他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三年后发表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上的记述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张”确有其人。再追索维勒姆·卡汉原文，“张凯”为“Chan-Kai”，其援引的依据是《Die Tätigkeit der Exekutive und des Präsidiums der E.K.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vom 13 Juli 1921 bis 1 Februar 1922（Petrograd，1922）》，“张凯”处为共产国际官方工作语言德文的“Tschschan  Kai”，俄文版为“Чжан Кай”。因此，“张凯”也是确有其人的，“张”等于“张凯”的推论是成立的。

任文判定“张”即“张凯”是不错的，但问题在于“张凯”并不等于张太雷，这正是笔者要罗列俄文、德文、英文原著中的“张”及“张凯”用意所在。任文指出：“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代表团登记名单上的名字登记为‘CHANG-TAI-LAI’，从发音来看更接近张太雷的字‘泰来’，‘张凯’这个名字的发音与‘张泰来’大致相近。所以，‘张凯’的出现可能只是当时对张泰来或张太雷进行俄文或英文音译时所出现的一种译法，并被一些苏俄和共产国际文件所采用，于是出现在前述的资料中。”

此种推测难以立足，张太雷其名在共产国际文献、亲友回忆或是自我书写中，从未使用过“张凯”及相关外文译名。一是从共产国际文献来看，1921年3月23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命张太雷为中国科临时中方书记，用名“Чжан-Тай-Лей”，即“张太雷”俄文直译。1921年5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签发给张太雷的代表证明上写的是“Чжан-Таи-Лей”。1922年，张太雷当选青年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委员时名字依然是直译的“Yang Ta-lai”。1922年5月4日，张太雷列席在伊尔库茨克召开的高丽共产党代表大会，在会议记录中被称为“张同志（тов.Чжан）”或简称“тов.Ч”。远东书记处提及张太雷时，也是称“张同志”或“张太雷同志”。1926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在《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中，“张太雷”用名“ЧЖАН ТАЙЛЭЙ”。二是从亲友来看，与张太雷有过直接接触，且担任过他的上级领导的舒米亚茨基是直用其名“Чжан-Ta-Лая”，或简称“Чжан”。1924年，罗章龙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國际五大时找不到住宿的地方，通过《真理报》中国部联系张太雷时，用名也是直译缩写“T.L.Chang”。三是从自我书写来看，共产国际三大会议期间，张太雷和俞秀松联名致信共产国际资格审查委员会，抗议江亢虎作为中国代表出席这次大会，其中署名即为“T.L.Chang”，即使其俄文名也是“马托春木（Maточуньму）”，均非“张凯”。

（二）从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方面来看

一是共产国际三大没有明确给予中国一个委员（候补委员）席位。任文认为“张凯”是张太雷的理由之一是“依据共产国际三大制定的执委会选举规定，新一届执委会中应该产生一位中国籍的候补委员，而张太雷是最有可能进入执委会的人。具体来说，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的委员名额分配和产生的原则是比例配额制，即按照各代表团在大会上享有的表决权票数和发言权情况分配相应的委员名额”。具体依据是，按照1921年6月25日召开的第四次会议建议“享有表决权的代表团按票数细分为五小类”，每一类享有不同票数，而中国“享有发言权”。任文随后指出：“上述各代表团的分类和票数就是后来执委会名额分配的依据。”因为7月12日召开的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克南作的《关于组织委员会的通报》，其中明确“执行委员会必须大为增加自己的成员。在代表大会上有40票表决权的那些支部以及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各自在执行委员会中有2票表决权。在代表大会上有20～30票表决权的支部，则在执行委员会中各有1票表决权。和从前一样，俄国共产党在执行委员会中有5票表决权。其他支部的代表只有发言权”。由此，任文判定：“按照上述分配名额进入执委会的人员即是享有表决权的委员，其余则是只有发言权的候补委员。依据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名额分配与产生办法，中国代表团属于在执委会内享有发言权的类别，则新一届执委会理应产生一位代表中国的候补委员。张太雷正是中国代表团中唯一享有发言权的代表，并且还担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科长。……所以他也是最有可能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的中国共产党人。”这里，任牧先生对共产国际文献出现了理解错误。执委会委员享有表决权，候补委员享有发言权，但是享有表决权、发言权者并不定然就是执委会委员、候补委员。比如，表决权方面，拥有代表大会40票表决权（执委会2票表决权）的法国、意大利，均只有1位委员；发言权方面，享有发言权的希瓦、布哈拉、日本等，均未有列候补委员者。此外，出席共產国际一大的中国代表刘绍周、张永奎，出席共产国际二大的中国代表刘绍周、安恩学，均享有发言权却并非执委会候补委员。因此，任文的“有发言权者=候补委员”公式是难以成立的。

二是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中的任职。享有发言权且在会上唯一代表中国发言的张太雷，究竟在执委会内担任何种职务？答案依然要在共产国际三大文件中去寻找。据珍妮·德格拉斯选编的《共产国际文件》中所载：“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后立即举行的会议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选出了一个小的执行局。……此外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去筹备有关远东问题的会议。”舒米亚茨基曾回忆共产国际三大以后，张太雷参与了筹备和召集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且正因张太雷筹备之功，马林才和日本同志联系上。这是符合共产国际三大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成立的委员会中心工作的。因此，张太雷并非是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候补委员，而是执委会新设的一个筹备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成员。

（三）从任文所提及的海外学者研究成果来看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玛玛耶娃和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潘佐夫，都曾在文中指出“张凯”是张太雷，任文引述上述文章以为确证，但两位学者的说法存在诸多瑕疵，引证时需要慎重对待。

玛玛耶娃一文写道：“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俞秀松（俄文名：那利曼诺夫）的个人情况。他与很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张凯（张太雷）、李达、周恩来、瞿秋白等担任党内较高职务的同志一样，是站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源头的人。”这里要注意的是，玛玛耶娃文中研究的重点人物是俞秀松，引用的“个人档案”多是俞秀松的活动情况。玛玛耶娃并没有对“张凯（张太雷）”作出引证，因此，文中提到的“张凯（张太雷）”是没有证据支持的。

再看潘佐夫一文，在胡炜翻译的中文版中提到“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两天后，1921年7月14日，共产国际领导层推选张太雷为第一位中国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拥有咨询性投票权。不久后张太雷的书面报告又被刊登在远东书记处的刊物上”。据此，任文认为，潘佐夫采用了“RGASPI”暨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的第一手资料，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因此，张太雷成为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委员是可信的。但据笔者追溯俄文原文，胡炜译文漏了一个关键的注释，只在中文版此段末尾引用了“Narody Dal’negeo Vostoka （Peoples of the Far East）， no.3（August 1921）：321-336.”，即张太雷的报告刊登在远东书记处刊物的注释。但俄文原文在张太雷当选为委员处还有一个引用，即“Адибеков г.М.，Шахназарова Э.Н.，Шириня К. К.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Коминтерна：1919-1943.С.38–39.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то время он значился Чжан Кай”，即前文提到的《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Коминтерна： 1919-1943》一书，书中载录的是“Чжан Кай”，而并没有说明是张太雷。因此，潘佐夫也是由Адибеков г.М.一书中的“Чжан Кай”想当然地推断为张太雷，而并非是根据“RGASPI”的档案考证出的答案，胡炜不知何故隐去了这一注释，故而误导了任文。

胡炜译文误导之处还有一段，即“同时，共产国际档案中的一张文件显示，在前述大会结束之后的1922年2月末至3月初，张太雷应该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并再度入选执委会”。这则史料能否证明张太雷当选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委员（候补委员）呢？笔者虽遗憾未能看到档案原件，但认为根据潘文表述依然难以确证。一是潘佐夫自身并不认同。在胡炜译文版里，潘佐夫引用史料说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期间，张太雷还在陪同马林，对于共产国际档案这则史料，潘佐夫认为“尚需考证”。2021年，潘佐夫对此文作了修改，在张太雷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一句中加入了“похоже”（似乎）一词，表明潘佐夫对张太雷此时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是持保留态度的。二是引用问题。潘文2019年俄文版此处有一个注释70，位置是在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后，并不在再次当选执委会委员后，表明张太雷只是“似乎”出席了会议，共产国际档案中并没有说明其再次当选执委会委员。那么，为什么是“似乎”？除以上说的此时张太雷并不在莫斯科外，笔者推测，档案此处应该还是“张”或“张凯”，并不是张太雷名字直译，因潘佐夫认同“张凯”是张太雷，故作此论述，但其自身也无法确定。

（四）从共产国际与中共相关人士表述来看

共产国际三大召开时，正值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华，他对张太雷是以“译员”看待的，并无张太雷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的相关表述。同样参加过共产国际三大的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对张太雷的表述也只是参加过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从未说过张太雷是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候补委员。其他如舒米亚茨基、维经斯基、鲍罗廷等人均是如此表述。如果张太雷是担任执委会候补委员这样的重要职位的同志，他们不可能不加以说明。

张太雷在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同时也参加了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并于次年12月当选青年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委员。1923年11月，负责接待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总联络员巴拉诺夫斯基在一份书面报告中，称张太雷是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而并不曾提及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候补委员一事。1927年，张太雷牺牲后，同样参加过共产国际三大且在俄期间由张太雷介绍入党的瞿秋白在悼念文章中只提及张太雷“曾经派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之第三次大会”，而未提到担任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候补委员一事，他在俄期间撰写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中也同样未曾提及。其他熟知张太雷的同事、亲友等均是如此表述。

综上，“张凯”并非张太雷，而是另有其人。

三、“张凯”究竟是谁

在拨开了张太雷是“张凯”的迷雾后，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张凯”究竟是谁，对此，笔者深入查阅了共产国际以及中共历史有关文献资料，遗憾的是，依然没有找到确切证明“张凯”归属的直接证据，但间接的证据有一些，指向不同政治人物，现分述如下，以供参考。

（一）张国焘

共产国际三大召开期间，张国焘正在上海参与筹备中共一大，但其是吻合“张凯”特征及当选候补委员条件的。一是名字使用方面。俄罗斯現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 （РЦХИДНИ）中有一则档案，系共产国际三大至四大期间的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在华工作全权代表Лидин（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向远东部写的一份报告，他在“中国工作的前景”一章中，对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组成人员作了介绍，其中列举道：“Ли Шоучан， Чэнь Дусю， Чжан Тайлэй， Дэн， Чжан”，将Чжан Тайлэй（张太雷）与“Чжан”（张）并举，在脚注中，注释为“Чжан Готао”即张国焘。由此可见，虽然张太雷在共产国际文献中也有以“张”出现的情况，但与张国焘并举时，为表示区分，“张”是特别指向张国焘的。在共产国际文献中，张国焘也常以“Чжан”出现。党史研究中，一度有人就误认为，根据英文译稿转译为中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的“chang”是张太雷，最后证实为张国焘。

同时，张国焘常以“kai”音汉字行，他的表字就是恺荫，1949年移居香港后曾化名“凯音”，并常被人直接称为“恺”。因此，张国焘化名“Chan Kai”（张凯或者张恺）是极有可能的。但同时也需要注意的是，在共产国际文献中，张国焘化名用的是“Чжан Бяо（张彪）”，未曾见到“Чжан Кай”的直接证据。

二是工作履历方面。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交往中，张国焘同张太雷的履历最为相似，均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维经斯基等人有过深入接触，均代表过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组织的会议并发言，且均在共产国际内担任过一定职务，以至于共产国际内最为熟悉张太雷的舒米亚茨基，就曾将1922年出席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张国焘误记为张太雷。

但相较而言，1921年左右，张国焘在党内外的影响力是大于张太雷的。从党内来看，张国焘是五四运动的骨干，曾参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在建党前是李大钊与陈独秀之间的联络人，在中共一大上当选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中共一大后，张国焘负责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陈独秀赴苏俄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期间，代理党内全面工作。从党外来看，张国焘与维经斯基有过多次接触谈话，与马林相处融洽，并被推荐为与马林继续接触的代表。 1922年，张国焘作为中共代表率团赴苏俄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其间张国焘入选主席团，并受到列宁亲自接见，其在共产国际受到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中共六大后，张国焘还曾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并于共产国际六大上当选执委会候补委员。由此看来，张国焘被选为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候补委员是符合条件且极有可能的。

（二）江亢虎

任文指出：“据可靠文献，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方面人员有张太雷、俞秀松和瞿秋白。”这个说法是不够严谨的。除中共方面外，作为代表正式出席会议的还有1人。依据共产国际三大会议记录，最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执行局决定中国出席代表为“Лев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я（社会主义左翼） ”与“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е группы（共产主义团体）”。而到了记录最后，则变成了“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共产党）”1人与“союз молодежи（青年联盟）”1人。这个“社会主义左翼”指的就是代表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

那么，江亢虎有可能是“张凯”么？从字音字形上看，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江亢虎的《新俄游记》，在正文前刊载了江亢虎的十张照片，第五张照片系江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系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执委书记科别茨基签发，其中名字一栏写着江亢虎的俄译名：“Цзян Кан Ху”，对照英文为“Czjan Kan Hu”，比起张太雷俄译名的英译，无论是字形还是读音上都更为接近“Chan Kai”。

从出席大会的表现来看，在代表报到时，江亢虎签名在张太雷之前，并“领到了有表决权的代表证（no.20）”。会议期间，因张太雷、俞秀松的抗议，江亢虎在参加大会四天后被收回了（no.20）代表证，后在其申诉下，7月2日大会重新颁发了代表证（no.244），但这张代表证却只给予了发言权，最终江亢虎未被大会认定为中国代表，而以“союз молодежи（青年联盟）”的代表即俞秀松代替。会议期间，江亢虎因语言特长较之张太雷有更为活跃的表现，亲笔写的文件（英文）比张太雷多。

从社会影响来看，江亢虎是国内最早提倡社会主义的人士之一。1911年，江亢虎就曾创建中国社会党，其早年在欧洲游学期间即接触各派社会主义理论，回国后便极力提倡实行社会主义。在政治交往上，江亢虎与孙中山、徐世昌等重要人士交往甚密。苏俄方面很早就注意到江亢虎，官方刊物《Novyĭ Vostok》杂志上就曾刊载过江亢虎与无政府主义离合的事。1920年7月，在俄中国侨民的共产主义组织（俄国共产华员局）领导人之一的刘谦，曾经以“中國共产党”的名义，向中国国内的共产主义者发出号召，其中介绍了江亢虎的事迹，并询问受华员局委托回到中国的江亢虎的近况，希望中国同胞把江当作“亲密的同志”。此时，苏俄内部存在这样一股势力，即扩充在俄侨民组成的共产主义组织力量，将其送回中国，联络有知名度的江亢虎等人士，开展大规模的运动。江亢虎在俄期间与共产国际和苏俄人士交往极为广泛，其进入俄国即是经由优林代表团介绍，他与远东共和国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克拉斯诺学阔夫在美国时即交往甚密，在俄期间还曾受到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契切林等人的接见。江亢虎希望苏俄支持中国组织华侨义勇军收复外蒙的计划，为列宁、托洛茨基、契切林所同意。契切林还特别签发给江亢虎“国宾待遇证书”，称其是“中国同志”，以此“示尊重优待之意”。另外，江亢虎赴俄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后，继续在俄国进行了10个月的参观考察，列席或旁听了远东大会、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和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大会等，对共产国际与社会主义建设有了较深层次的认识。由此，江亢虎当选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候补委员亦是有可能的。

（三）廖仲恺

廖仲恺是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原名恩煦，又名夷白，以“仲恺”字行。在共产国际文献中“仲恺”译为“чжун кай”，与“张凯”俄译极为相近。另外，作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廖仲恺于1921年前后在孙中山授意下，曾与共产国际的使华人员波塔波夫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越飞有过多次晤谈和较长时间交往。鉴于共产国际对孙中山方面的高度重视，廖仲恺当选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候补委员也是有可能的。

（四）其他人

中共历史上，“张恺（凯）”是确有其人的。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四川党团组织主要创建者杨闇公在1924年9月4日的日记中就曾记载道：“早间张恺来寓，杂谈多时。”据注释解释，张恺是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可惜没找到其与共产国际相关的直接史料。此外，据江亢虎称，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还有“中国回疆代表三人，自列一席”，也有可能其中一人是代表中国的“张凯”。“Tschschan  Kai”中的“Tschschan”除指汉译“张”姓外，还有藏区地名的意思，张凯是否与青海、西藏等中国藏区有关，这也是值得学界参考研究之处。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共产国际历史上，许多中国代表因化名或真名影响力不大等原因，至今未能考证清楚。比如共产国际六大上，与张国焘、瞿秋白等人共同出席会议并进入国际监察委员会的修元、陈成，至今不知归属。还有的后来“隐入尘烟”平凡度过了一生，如出席共产国际一大的中国代表刘绍周、张永奎，出席共产国际二大的代表安恩学等人。因此，“张凯”是未能考证出的中共其他著名人士，或者就是后来一个过着平凡日子的普通中国人也是很有可能的。

综上已经可以清晰知晓，仅享有发言权的张太雷并未当选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候补委员，而应是执委会下设的一个筹备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成员，“张凯”应另有其人。当下，随着共产国际相关档案文献逐步公开，进一步加强对“张凯”等共产国际内未知真名的中国人的考证正当其时、亟需学界高度重视、深入推进相关研究，以期取得更大突破。

［陈旭楠，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唐闻晓，法学硕士，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