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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改革开放舆论史研究的思考

2023-05-30周根红

红广角 2023年1期
关键词:史料改革开放舆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舆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晴雨表,舆论监督、舆论引导、舆论导向、舆论场、舆情等词语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流行话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舆论工作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进一步将舆论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舆论的研究也成为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马克思主义、法学等各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舆论史是改革开放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的重要基础。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诚然,改革开放40多年来舆论发展取得的重要成就,需要学术界从舆论史的角度追根溯源,分析舆论的核心问题,总结舆论的时代特征,探求舆论工作的成败得失,观照当前舆论实践,因此,改革开放舆论史的研究十分必要。

其实,中国关于舆论的研究早在晚清民国时期就已经出现。近现代报刊的发展和西方舆论研究成果的传入,催生了中国近现代舆论学研究。梁启超的《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1902年)、汪馥炎的《舆论与社会》(1914年)、罗家伦的《舆论的建设》(1920年)、徐宝璜的《舆论之研究》(1920年)、刘国桢的《舆论与社会》(1925年)、樊仲云的《舆论与新闻》(1930年)、邹韬奋的《舆论的任务与力量》(1940年)、张友渔的《报纸和舆论》(1944年)等研究文章,开创了中国专业化现代舆论学研究。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第一本舆论史学著作《中国新闻舆论史》,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诞生的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舆论史研究的著作”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政治民主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舆论也成为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关于构建舆论学的学科和理论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丁柏铨、陈力丹、李良荣、童兵、陈虹、王润泽、许纪霖、唐小兵等一批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都在积极倡导和推动舆论学和舆论史的研究。“对中国舆论史的研究有助于以史为鉴、深刻理解中国当前的舆论环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学和扩展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它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应该包括自古至今的舆论历史,而不仅仅是新闻媒介出现后的舆论。”然而,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舆论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的数量,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著作,如倪琳的《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刘兴豪的《报刊舆论与中国近代化进程》、颜浩的《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杨早的《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唐小兵的《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等,但是总体来说,目前的新闻传播史和历史学热衷于研究晚清民国的报刊舆论。这些研究多是选取某一历史节点上的社会事件、某一种媒介或几种媒介,研究的是某一类群体的舆论史,还没有形成自身的研究范式和研究体系,专门的舆论史研究成果较为薄弱,更没有很好地正视和参与改革开放舆论史研究。这不仅与改革开放以来舆论史的发展不相称,也不利于学科的融合发展。学者章清认为:“‘专门史仍然是中国史学学科建制的基本特征。”因此,积极推进改革开放舆论史的研究,是一项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开创性、探索性的研究工作。

“舆论史”研究的首要问题就是对“舆论”一词的界定。现代意义上的“舆论”概念源于西方。16世纪,意大利哲学家马基雅维利首次将舆论赋予了现代政治意义,认为舆论是政治的力量;17世纪初,法国思想家卢梭对舆论与“政府决策”和“多数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研究。20世纪以来,威廉·詹姆斯、约翰·杜威、沃尔特·李普曼等人在西方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着重研究了舆论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或译为《舆论学》)中第一次对舆论进行了全景式论述,并对成见、兴趣、公意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成为“舆论”研究的经典著作。这部著作在改革开放后译介到中国,使得中国学界关于“舆论”的研究也基本上遵循着李普曼的思路。因此,当前多数学者都将“舆论”的主体表达为“公众”。然而,在“舆论”的研究过程中,“公众”的主体地位却存在着较大的模糊性,如政府组织、社会团体、意见领袖、大众媒介等,其实也都不同程度成为舆论的主体。因此,学者陈虹、潘玉认为:“舆论是多数人对某一对象的共同关注,并形成相对一致的意见集合。其内涵不仅代表公众的意见,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不同言说群体都可以成为舆论的主体。舆论史研究应将舆论内涵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当中,结合特定的社会情境,追踪舆论的言说群体以及舆论的传播特征。”

舆论史不同于新闻史。新闻史关注的是新闻的内部生产因素,如媒体组织、媒体制度、新闻业务、经营管理等。舆论史的研究是对舆论的历史研究,应立足舆论本体的研究。一方面,要重点研究舆论的生产与传播,既要研究舆论的主体、舆论的形成、舆论的内容、舆论的传播媒介、舆论的引导与调控,也要研究舆论的社会影响因素,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日常生活、地理風貌、传统习俗、时代心理等;另一方面,舆论的生产与传播离不开媒介的变迁和技术的革新。改革开放以来,报刊、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手机、微博、微信等各种媒介形式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舆论表达的空间。不同的媒介对同一舆论议题的意义建构,呈现这些媒介之间的互动。因此,舆论史的研究应该以媒介演进和媒介技术变革为基本脉络,以媒介的社会实践为阐释路径,“既关注舆论的生产与传播是通过怎样的媒介技术形态来实现,反映舆论自身的变化轨迹,又要探讨媒介技术演进背后的社会实践、制度表征与社会语境,体现媒介、舆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舆论史的研究与一般历史学的研究不同,舆论史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因此,改革开放舆论史研究要以中国实践和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就当前舆论史的研究来说,由于研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领域极为庞杂,不可能一蹴而就。笔者以为,改革开放舆论史的研究,应重点把握当前迫切需要的研究内容。

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史的发展创新研究。舆论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的思想政治工作。正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的政策、理论、思想、工作方式等。改革开放舆论史的研究应着重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史的发展和创新,加强研究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舆论工作的理论阐释,加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舆论史的社会文化意义。需要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史的研究应该牢牢把握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史的形成贯穿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改革开放舆论史的研究应该置身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成过程中予以研究。另一条主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继承和发展的。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會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因此,改革开放舆论史的研究虽然以改革开放时期为研究重点,但是也应该接续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舆论史研究。

二是改革开放以来舆论史的史料整理与研究。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工程就是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改革开放以来舆论史研究自然离不开史料工作。舆论史的研究不仅要对史料进行收集整理,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史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要以时间发展为经,以舆论构成要素为纬,展现舆论本体的发展历史,揭示改革开放以来舆论史的独特特征。改革开放以来舆论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工程浩大,需要倾注大量的时间精力,牵涉的领域非常广泛,因此当前要重点推进重点领域的舆论专题史的史料整理和研究:按媒体形态划分的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络与新媒体等舆论史料;按舆论类型划分的政策文件、理论研究、调查报告等舆论史料;《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环球时报》、《中国日报》等重点媒体的舆论史料;“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深圳特区建立”“国企改革”“香港澳门回归”“北京奥运会”等重大事件舆论史料;环境、经济、农业、医疗卫生、教育、城乡关系等重点领域的专门舆论史料以及相关领域重大议题的舆论史料。尤其要注重口述史、民族志等跨学科的研究,“尽可能挖掘一手研究资料,将个人的经验、风俗习惯、文化记忆等进行全面的收集,对这些经历与记忆的建构进行深描”。通过对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深入分析历史语境中的舆论事件、媒介作用、社会文化等。

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舆论史和涉华舆论史研究。改革开放40多年来,是中国不断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屹立世界的进程,是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进程。在这一伟大进程中,舆论的作用不容忽视。“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因此,对外舆论的研究始终是各学科关注的焦点。不过,当前对外舆论研究仍局限在对外传播体系建构的宏大叙事之中,仍然是局限于所谓的对外传播策略研究,缺乏扎实深入的研究成果。系统梳理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舆论史,不仅可以强化对外舆论研究的基础理论,而且可以从对外舆论史的发展演变中总结经验教训,进而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当前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提供有力的支撑。同时,涉华舆论也是影响国家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备受世界关注。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涉华舆论反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以及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到中国对国际社会开放的态度和行为,也是制定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重要考量因素。相较于对外舆论研究,涉华舆论的研究更为薄弱。由于语言和资料获取因素,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可以选取欧美、亚洲和非洲等地区的主要国家作为研究对象,选择这些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媒体,对改革开放以来涉华舆论倾向性的本质、生成、演变进行研究,以此为构建正面涉华舆论提供借鉴和参考。

作为社会意见的公开表达,舆论事关国家安危和民生日常。改革开放舆论史的研究,是改革开放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舆论史需要借鉴跨学科理论,实现学科融合发展,构建多样性的研究方法,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国情,反映舆论在历史语境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阐释其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凸显舆论史研究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整合各专业、各学科的研究队伍,共同推动改革开放舆论史的研究。

[周根红,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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