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口述史学不同于中国古已有之的“采风”，有其自身规范章则，属于史学重要分支。一般意义而言，现代口述史的起源往往可追溯至美国学者阿兰·内文斯，以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口述历史研究室。20世纪80年代现代口述史传入中国，历经数十年发展，就目前形势而言，正处方兴未艾之势。虽然现代口述史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未与改革开放严密同步，但其与改革开放的深化存有显著共时性。现代口述史学不仅能给集体记忆的建构提供资源，而且能创新历史书写的思维模式。改革开放史与口述史结合之改革开放口述史的实践成果也颇为丰富，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改革开放史除需要利用档案、报刊、日记等传统史料外，也宜利用口述史料更好地还原改革开放过程中大小事件和人物的多维面相，进而深化相关研究。当代中国口述史学发展至今仅30余年，改革开放史的勃兴也属晚近之事，二者本有诸多关联，在丰富的改革开放口述史实践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显得相当必要。

一、研究现状

改革开放史研究与其他时段的历史研究相较，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即属于进行时。这使其研究具有较强的现时性特点，不难看出，诸多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成果，在特定意义上都有“口述史”的特点，因研究者既是改革开放的研究者，又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正因这两重身份，使改革开放史研究有了更多的“叙事”色彩。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推行至今已有40余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可以说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发展与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也不断丰富和深入。改革开放史理应受到重视，但某些研究者秉持“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原则，长期以来改革开放史研究略显薄弱。所幸近年来改革开放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同时，从历史维度进行探讨并予以现实关照的著述逐漸增多。

较有代表者如当代中国研究所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著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李正华撰写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田曾佩主编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以及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广东改革开放发展史（1978—2018）》等。纵览这些著述的参考文献和资料选集，多为领导人文选、党政报告、报刊文章以及国史基本史料，包括《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其中尚未见口述史料的大量采用和深度解析。

据研究者统计，到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时，改革开放史研究出现了显著高潮。其中，著作超过800种，论文超过3万篇，这些著述包罗万象，涵盖改革开放方方面面，虽然经济体制改革依旧是重要内容，但民主政治、法律建设、科教文卫、思想演进、社会变迁等方面皆有研究成果出现。可见，改革开放史研究已经有了极大发展和推进，而这些与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化关系密切。

改革开放史研究著述中有一个典型特色，即各种回忆录、口述实录、亲历记纷纷出版发行，这些从大的范围而言皆可归入“口述资料”。改革开放口述史异彩纷呈，亦证实改革开放史的不少研究者本身即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欧阳淞、高永中主编的《改革开放口述史》，精选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决策和重大事件，访谈万里、谷牧、陈锦华等老领导人，用口述史的形式呈现改革开放诸多重大决策出台的过程，通过亲历者说话或更具权威性。曲青山、吴德刚主编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口述史》作为“中国共产党口述史”书系之一种，访谈了胡福明、袁宝华、王梦奎等当事人，回顾改革开放进程中重大事件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这些口述史访谈丰富了世人对改革开放的认知，使诸多历史真相呈现于世。不少改革开放时代领导人的访谈录、回忆录等也有出版，不仅使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有了较清晰的面目，同时也丰富了原国家领导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如《信心与希望：温家宝总理访谈实录》《温家宝地质笔记》《李鹏回忆录（1928—1983）》《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等诸多原国家领导人的“口述资料”，极大丰富了国家层面改革开放史的研究。

此外，诸多地方性改革开放口述史著述纷纷出版，使地方改革开放进程与细节更为清晰。如今改革开放口述史编写队伍呈多元化趋势，已取得斐然可观的成绩，特别是深圳、汕头、珠海、上海、小岗村等一批改革开放中的重要城市和乡镇的口述资料整理成果颇丰。如《深圳口述史（1992—2002）》（上、中、下卷），《口述深圳：一位农民建筑工的城市梦想》，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第二辑），广东省档案馆编著的《广东改革开放先行者口述实录》，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与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编著的《口述上海——改革创新（1992—2002）》，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其他还有如曲青山、吴德刚主编的《改革开放口述史（地方卷）》，以及不胜枚举的各地改革开放口述史，诸如曲青山主编的“改革开放口述史丛书”，有广东、陕西、安徽、重庆、山西等地方卷。“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口述系列丛书”也出版有嘉定、金山、奉贤、上海、普陀、青浦等各卷。这些口述史成果不仅纪念和讲述着改革开放历史，而且为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历史经验。

二、研究特点

改革开放口述史作为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具有以下三个方面显著特点。

第一，改革开放口述史具有相当强的可读性。诸多口述访谈材料往往能提供更鲜活的事件细节，改革开放口述史作为其中一种自然也不例外。正因强调事实，也使其更具可读性。如作为工作人员亲身经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陈开枝，讲述广州改革开放之初遭受的争议：“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很大争议，包括在高层。当中央同意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试办经济特区时，中央有关机构搞了一个文件，叫《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是警告你，特区可能变成租界。主要的争议就在于广东是否‘变天了，成资本主义了。就在这种争议声中，广东的改革开放是‘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陈开枝生动地描绘出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激烈的思想碰撞。黎子流回忆当年广州建地铁时所面临的诸种困难，包括如何解决资金不足、缺乏在南方建设地铁的相关技术和经验、拆迁量很大等问题。他正是在应对这些困难的基础上，力排众议积极处理，才使广州地铁建设顺利进行。这些口述访谈如讲故事般娓娓道来，其中牵涉多方矛盾，具体情节生动颇有吸引力。

第二，改革开放口述史具有相当强的史料性。《安徽改革开放口述史》主要反映改革开放40年来安徽党组织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推进农业建设的历程，从侧面突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对于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如在滁县地委工作的王郁昭回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前前后后，其回忆使人们更深刻了解了安徽农业改革背景和经过，更清晰认识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如何推动安徽农业改革，为研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丰富史料。《见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口述史》口述采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的胡福明、“包产到户”的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户带头人严俊昌、坚持广州率先放开菜价的朱森林等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者、亲历者，还原波澜壮阔洪流中真实鲜活的细节，为研究改革开放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第三，改革开放口述史具有相当强的思想性。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改革开放出现在生活各方面，影响了整个国家和民族。改革开放亲历者的口述采访搜集他们关于改革开放的记忆，总结改革开放40多年历史经验，不断丰富改革开放历史大进程中发展的民族精神及其内涵，有助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改革创新教育。《亲历改革开放：广州改革开放30年口述史》采访近百位广州改革开放亲历者、见证者，讲述他们在广州改革开放中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使人们更深刻认识广州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推进。如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的梁灵光讲述其在接替杨尚昆前往广州开展工作时，中央领导人与他谈话的经历。这段经历也让人们了解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探索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

改革开放口述史不仅具有记录史实、丰富史料的作用，而且在引领思想政治、凝聚民族精神、坚定人民信仰方面亦具有重要作用。记录和回顾重大事件既能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也能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提供宝贵素材，其鲜活性、生动性是其他历史素材与记述难以比拟的。

三、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口述史在短短时间里取得如此多成果，既与口述史队伍的发展壮大有关，也与改革开放史本身的特点有关。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口述史与其他重大事件的口述史相比，具有天然的便利性，具有独特的研究意义。

第一，改革开放口述史能发挥资政育人的功能。资政育人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功能，常言道“读史使人明智”，而改革开放口述史因其现时性更是如此。改革开放史研究有别于其他时段的史学研究，与时政关联颇为密切。优秀而成功的改革开放史著述既要有可读性、理论性，还应有资政性，即必须凸显改革开放史资政育人的功效，而改革开放口述史能较好地实现该功能。因改革开放口述采访对象多选取某些精英人士或领导人或企业家进行个人回顾和工作总结。改革开放正处进行时，不仅仅具有历史性，更具资政属性，因而鉴往启今知来的功用明顯强于其他时期的史学研究。改革开放口述史包括有各省各地领导人、企业家的所作所为，也有文化名人的所见所闻，还有普通民众的所思所想。有研究者称，相较于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历史研究关键是要进一步增强解释力，说清楚这些巨大成就背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故改革开放口述史研究要从有利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角度研究一些问题，以史为鉴提出解决之道，更好发挥资政育人功能。改革开放口述史应该起到保存历史与面向未来的双重功用。

第二，改革开放口述史能革新研究范式。改革开放口述史体现出研究范式的革新。某些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权威著述所用史料多为领导人文选、党政报告、报刊文章以及国史基本史料，属于“信得过”的资料；当前还出现利用亲历者口述，从新视角审视改革开放的著述，即“改革开放口述史”，但被质疑能否称为“信史”。某些改革开放口述史的编著者认为并非“修史”，而是通过有限报道“为中国未来改革者壮行助威，为下一个30年前行提供点滴启示”。但似乎不必纠结于此，未来的改革开放口述史在审视改革开放现实的基础上，把握未来发展脉络，为深入研究改革开放史提供基本资料，并有革新改革开放史研究范式的可能。亲历者通过诠释所经历事件的深层背景，能弥补官方文件记载的不足；亲历者的叙述也可弘扬解放思想、敢为人先的改革开放精神。改革开放口述史是改革开放史与口述史交叉发展的结果，它与传统的改革开放史研究既应保持各自特色，也应互学互鉴。改革开放口述史可以在尊重受访者意愿的基础上依据其他史料进行润色修改，而非原原本本地将录音转换成文字而成为简单访谈录，失去其应有意义与价值。传统的改革开放史研究如能以时间、事件为线索，在考究求证基础上恰当使用口述史料，必将大有裨益。

第三，改革开放口述史能拓展研究对象。改革开放口述史能察及传统改革开放史研究向来不太为人关注的层面，特别值得注意者即改革开放口述史对社会底层的观照，赋予改革开放史新的面相，进而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农民、工人等普通群众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要比精英阶层少得多，以往口述史也较少关注他们的生活处境、思想情感。改革开放口述史应关注这些对象，让农民、工人等社会群体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声音。普通民众口述所形成的资料无疑将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其心路历程，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提供诸多观测点，也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切入点。改革开放口述史不应忽视社会底层力量的发掘，通过口述史料的搜集更加深入地了解各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和社会处境，在反思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找寻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普通民众也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及亲历者，他们的观感理应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历史的尊重。社会底层群体的口述史为口述史理论应用于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了思路，即改革开放史在加强重大人物、重大事件研究的同时，也应观照改革开放中的普通群众及其心态心理变化，发掘社会底层的记忆。改革开放口述史应采访各种人士，用以建设“全”改革开放口述史资料库，在此基础上将口述资料分门别类，进而形成各地各行各业的记忆库，可扩大改革开放史研究主题，并深化研究内容，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出谋划策。

［郭辉，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