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笙

1920年，任弼时通过毛泽东介绍赴上海做留俄准备，并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团中央代理书记，成为青年运动的领导者。1933年，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1934年因两次在敌监狱中受尽各种酷刑而被摧残至重病，新中国刚成立一年时病逝于北京，年仅46岁。任弼时逝世后，叶剑英满怀深情地写道：“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奔赴抗日前线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八路军迅速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展开军事行动，开展游击战争，收复失地，建立根据地。9月25日，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举国振奋。

开赴抗日前线后，作为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起草、撰写了不少文电、论著。他撰写的《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八路军在山西抗战半年来的经验教训，并特别强调一切抗日军队“必须建立健全的政治工作”，这是“巩固和增强战斗力量的武器，是抗战军队的生命线”。他派黄克诚到第一一五师检查政治工作。黄克诚实地调查后发现，自从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后，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受到很大削弱，并出现军阀主义的倾向，因此建议恢复政治委员制度。任弼时听取汇报后责成其起草了报告，向朱德、彭德怀作了汇报。三人一起研究，将该报告电告中共中央。3天后，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于是，一度取消的红军时代的政委制和政治机关制度得以恢复。这是一项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对于保持与发扬红军的优良作风和传统有着重要意义。

八路军总部为加强与第二战区的联系与沟通，总部机关进行战略转移，于1937年11月14日进驻太行腹地武乡县东村至次日离开，受到武乡党组织和县牺盟會、县人民武装自卫队领导以及农民、学生热烈欢迎。县城附近各处贴满了“欢迎抗日红军！”“红军是抗日先锋队！”“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的标语。

晚上，任弼时为深入了解武乡的抗战情况，在农民段昌先家的土窑洞里，接见了中共武乡县临时工委书记、抗日自卫队队长王玉堂，县委组织委员、牺盟会特派员韩鸿宾，县委委员、中区中心支部书记武三友。一边认真倾听他们的讲述，一边不时地做一些记录。通过调查，他对武乡的情况有了较为充分的掌握：一是地理条件优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是天然的游击战场；二是武乡建党早，群众基础好；三是人少地多，粮食产量颇丰，且地下资源丰富；四是目前已形成群众抗日高潮。他对武乡的详细调研，成为八路军高级指挥机关以后数次进驻武乡的主要依据。

1938年2月25日，日军一个旅团突然向八路军总部扑来，朱德和任弼时部署两个警卫连占据有利地形抗击，敌人进攻一天也没达到目的。4月4日，日军出兵3万分九路向我军分进合击，有一股敌军和总部只隔一道山梁，有同志请示总部要不要转移？任弼时说：“不要怕，敌人是盲人瞎马，我们是水中鱼，他们找不到我们！”4月15 和16日，任弼时和朱德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日夜不停地分析敌情，调兵遣将，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在武乡长乐至马家庄15华里的漳河滩上，将日军一〇八师团截为数段，歼敌2200余人，随后又连克长治等18座县城，粉碎了敌对太行山的九路围攻。

不平凡的共产国际使命

1938年秋，他秘密飞往苏联，代替王稼祥担任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代表团负责人。共产国际是在列宁领导下于1919年3月成立的一个国际联合组织，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因此，他此行负有不平凡的使命。

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请任弼时向共产国际各代表团报告中国国内情况。他在报告中谈到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中国共产党有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这个报告引起极大反响，他还多次见到斯大林，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给予高度赞扬。其间，他用很大精力主持校译了由博古翻译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在党内开展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中，毛泽东指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材料”，给这本书很高评价。

东北抗联的一部分指战员撤退到莫斯科后，住在郊外的东方大学“八部”学习养息，任弼时和陈潭秋、师哲经常去看望他们，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学习情况。还看望来苏联治病的蔡畅、张子意、刘英以及在这里学习的毛岸英。他鼓励抗联指战员好好学习，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将来打回东北去，解放东北人民。

负责中央书记处工作

1941年9月，任弼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还主管中央组织部、西北局和工青妇工作。并设立中央办公厅，他担任主任，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任副主任。调整机构，理顺关系，订立各种规章制度，使各部门的工作很快实现正规化。在负责整顿西北党组织领导机构时，他经常深入西北局所属组织，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商讨边区建设事宜，甚至和“三边”（定边、安边、靖边）运盐的村干部一起研究解决缺盐的办法。在主持农委工作时，他常到延安枣园对面侯家沟的农委看望同志们。这个机关叫农委，实际是负责白区地下工作的组织。他听说有些同志觉得到了延安还得像原先从事秘密工作一样不能随便上街，很不习惯。他严肃地告诫大家白区工作的重要性、特殊性，来延安的人员很复杂，严格管理是为了你们的安全。几天后，他请农委的同志到枣园看《三打祝家庄》，借机讲打祝家庄里应外合的破敌方法，同志们说：“您放心吧，我们再没有牢骚了。”

任弼时出生于贫苦家庭，天生与劳苦大众心心相通。一天他遇见一些晚归的农民，得知是因为天热草长得快，锄草任务繁重。于是，专门到农民干活的地里考察，次日亲自戴着大草帽，挎一壶水，带着一批干部战士扛着锄头来帮忙。农民赵占山的家人晚上突然病情严重，急得他团团转，立即卸下自家门板，准备扎个担架送病人到十几里外的延安城去看病。这时，门“嘭嘭嘭”地响了，来的是中央机关卫生队的医生。他疑惑之际村长告诉他：任弼时书记早交代过，附近哪家有了病人，一定要告诉中央机关卫生队。我去把你家情况告了任书记，任书记亲自叫医生来出诊。赵占山听后感激得说不出话来。

在枣园时，还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敌人派来的特务，打入枣园中央机关，当上了理发员。敌人给他的任务是刺探我方情报并暗杀中央领导。不久他却主动自首。问他原因，他说：“我怎么忍心杀害你们首长呢？他们一个个都是多么好的人！”他谈到任弼时每次都是警卫员催促几次才来理发，每次理发都亲切地询问他的个人状况及生活情况，共产党领导人对他的关怀使他最终动摇。

当时，延安的经济十分困难，任弼时勇挑重担，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带领机关干部开垦荒地，种植瓜果蔬菜。为解决陕甘宁边区的穿衣问题，他和战士们一起学习纺纱织布，向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要了一部纺车，工作之余操作着纺车纺棉纱。由于视力差，技术不熟，纺的纱粗一股细一股。为了很快提高，他向心灵手巧、当过纺纱工的夫人陈琮英求教，坚持每天跟她练一阵子，经历一次次失败后，终于学会了纺纱织布，还自己琢磨改造了纺车，纺织技术很快就在边区领导人中名列前茅。1943年3月参加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线活动中，他和周恩来都纺出头等纱，被陈列在生产成果展览会上。

参与筹备党的七大

在中央书记处，任弼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筹备党的七大。

首先是选择会址。他最先考虑在安塞的真武洞，后来考虑到保密条件，选择在枣园后沟。之后，又因后沟地方较小，条件较差，容不下那么多代表，且只有一口水井，连水也不够用。就这样经反复调研与对比，最终定在中央所在地的杨家岭。1941年开始动工修建中央大礼堂。由于保密的缘故，许多人不明白为何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大兴土木，因此给任弼时提意见，认为是铺张浪费。直到党的七大召开前，大家才恍然大悟。

其次对于会场布置，他也下了很大功夫。会标上面有醒目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大会口号。礼堂两旁挂着24面党旗代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战斗的24年历程。后墙“同心同德”4个大字是毛泽东亲笔为大会题写的主题词。此次大会就是要贯彻整风精神，通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达到“同心同德”，进而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任弼时还参与起草了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草拟的《决议草案》明确指出：党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錯误的，这条形态完备的错误路线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所造成的恶果超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这一立论奠定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调，为全党思想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任弼时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审查代表资格。党的七大代表来自全国不同的地区，有的来自根据地，有的来自国统区，有的来自敌占区，其中有的同志曾遭受过国民党的逮捕关押，情况异常复杂。他坚持彻底弄清问题、分清是非，予以切实解决。一次，审查一位在白区任省委书记的代表，他让师哲一同参加谈话。在谈话中，师哲发现对方撒谎就有些着急，而任弼时不慌不忙耐心听着。因为当时只是怀疑，没有确凿证据。之后，为核实其是否曾经被捕过，任弼时又和陈云、王鹤寿一起找到与之有过工作关系的同志调查，再找本人谈话，终于搞清楚历史问题。

任弼时既是“七大”的主持人，同时也是大会的发言人。在这次大会上，他全票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是44名中央委员中4位获全票者之一。在宣布这一结果时，毛泽东站起来，带头鼓掌，会场内立即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在七届一中全会上，任弼时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书记，成为五大书记之一，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

参与领导整风信任关心同志

任弼时逝世后，《任弼时同志逝世纪念集》中有许多怀念文章，除了赞誉他为“骆驼”外，还有“被子”“党内的妈妈”等称号。他为人公正厚道，对同志就像冬天的棉被既舒服又暖和。师哲在苏联因肃反失去工作，任弼时帮其找到“饭碗”。他听说师哲与妻子失散15年，就留心寻找。一次偶然路过安塞侯家沟小学，听说有一女教师和师哲是同乡，女儿姓师，就极为关注，这对母女正是师哲失散的妻女。

延安整风运动开展后，任弼时及时向各根据地党组织传达整风精神，提供学习材料，收集各地情况和交流经验，他协助毛泽东研究改进中央党校、《解放日报》和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还先后向干部大会作《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等讲演，在整风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西北局召开在当时颇有影响的高级干部会议，会期88天，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驻会指导。该会规模颇大，仅边区党政军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就有300余人参加，而且中央高级学习组全体同志、在中央党校一、二部的重要干部都到会旁听。在他的指导下，该会以整风的精神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对边区政府的工作，特别是生产和财政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明确了发展生产是边区的中心任务，确定了发展经济的方针。会议开得很成功，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要通过大检查、大整顿以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1943年，结合整风开展审干。一天，他来到杨家岭礼堂，这里正开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的“十天大会”，他仔细一听，发现是批斗几个年轻人是“特务嫌疑”。他要来资料，深入调查，原来把白区来的青年百分之七八十都看成失足者。他马上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表态说：原来没有警惕性，现在就“特务如麻”。很快召开会议进行纠正，并批评了那个抓审干的负责人。

转战陕北

1947年3月，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蒋介石把空军和伞兵调到西安，配合胡宗南的20多万军队占领延安。党中央作出暂时放弃延安的决定。3月26日，毛泽东召开枣林沟首长会议，决定把中央机关分成前委、后委和工委三部分，前委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负责，留在陕北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后委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到山西临县；工委由朱德和刘少奇负责，到河北平山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会议还决定陕北的机关人员和警卫部队一起组成三支队，委任任弼时为支队司令员。

在刚撤离延安到瓦窑堡时，任弼时听到延安赴晋慰问团介绍15岁的刘胡兰壮烈牺牲的汇报，觉得是对全党、全军、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好教材。他当即向毛泽东汇报，3月25日，毛泽东挥笔写下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题词，一个向刘胡兰烈士学习、敢于为革命战争献身的热潮迅速兴起。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留陕部队缺粮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央领导人。为解决吃饭问题，前线司令部决定杀马吃肉。有一次，中央纵队的战士从战场上捡回两匹受伤的骡马，宰杀后分给大家。部队出发时，任弼时发现有些战士的干粮袋鼓了起来，便问连长高富有：“你们有没有拣回马来？”高富有如实回答：“有。都是没人要的，本想送回去，但不方便。喂养吧，又没有饲草，就杀了一匹。”任弼时又追问：“吃了没有？”高富有说：“吃了一些，还剩下一些。”任弼时一听，脸色顿变，严肃地说：“这样做是不行的，一切缴获要归公。战场上的任何物品都不能变成个人和小单位的。你们的口粮是少了点，但平均每人也有半斤，比前方还是强多了。”高富有听后很是惭愧，于是把剩下的马肉和还未宰掉的马送了回去。

陕北冬季吃菜困难。部队到青阳岔时，因村子小，住的群众少，开始买老乡的酸白菜，后来酸白菜也供不上，只能让战士们挖野菜来解决吃菜问题。1947年8月，中央机关到佳县时，正是秋收季节，男劳力大部分支前去了，家里只有妇女。任弼时就动员中央纵队的同志帮助群众收秋。有的收割，有的打场，群众很受感动，送来南瓜、土豆、豆角等供应部队。亲密的军民关系激励了群众踊跃支前。

转战陕北，安定了民心，鼓舞增强了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提高了人们必胜信念。任弼时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艰苦奋斗、运筹帷幄，作出了重大贡献。

（责编 霍瑞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