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视觉语言打通事物的外在生命与内在生命

天才画家达·芬奇曾在自己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中写道：“当你在城里四处逛的时候，看到人们在交谈、争吵或者大笑，甚至大打出手的话，别忘了观察、记录和思考他们的行为与周围的环境。”①笔者认为，无论是绘画还是写作，生活观察极其重要，南翔先生就是一位执迷于日常观察，像画家一样注重视觉形象的小说家。他除了埋头书斋获得文学的滋养，还经常怀抱生活的热情进行田野调查，不断接受新的事物，获取新的审美体验。笔者多次当面采访南翔先生，陪同他田野调查，相对了解他的小说美学追求。

“象征，是用一种视觉图像或符号来表达某种思想——是对普遍真理更为深刻的记录。在艺术方面，象征的运用则成为一种解释艺术场景的视觉语言。一切自然事物的存在皆有其双重性——内在生命与外在生命。”②在《伯爵猫》这本短篇小说精选集里，伯爵猫、玄凤、果蝠、乌鸦、车前草等动植物无疑都运用了象征手法，构成了独特的视觉叙事。

南翔的小说注重叙事的视觉性，给人身临其境之感。这种视觉性，往往通过场景描写来呈现。他前几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老桂家的鱼》再现了渔船上生活的场景，新近的短篇小说《伯爵猫》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城市小书店的情景，两者都通过场景达成视觉叙事，从生活的表象深入内在的肌理。在《伯爵猫》中，他对都市爱情做了多方位的呈现。

爱情是小说叙事的永恒主题之一。一家城市角落不起眼的小书店，或明或暗上演着多种多样的爱情，展示着丰富多彩的爱情世界。书店老板娟姐的情人，扑朔迷离，没人可以断定他是否存在，包括作家本人。阿芳与阿元，一个在书店接受书香的熏陶，一个在夜场遭受风尘的熏染，两种极端环境增强了爱情的张力。一些书店的男女游客，在书店相遇相知，书友关系变为情侣关系后便不再光临。靠着修理灯箱与改换电路这门手艺谋生的中年男子，举手投足有种落拓不羁的都市玩主风格。如同隔着一层薄纱观赏戏剧，这些情事影影绰绰，真真假假，恰好吻合都市情场的光怪陆离。小说写作就如同作画，太写实太确凿反而损伤艺术真实与审美想象，这也是达·芬奇在画中把背景朦胧化的技术考虑。

书店关门后，娟姐将书店的灵魂“伯爵猫”送给了店员阿芳。书店倒闭，猫也送人，让人情何以堪？伯爵猫能否像“基督山伯爵”一样卷土重来？其中的挽歌性质与悲剧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旗帜鲜明的现代知识分子文人趣味

（一）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式的传神语言

小说不仅看故事，更要看语言，语言是衡量小说的重要尺度。南翔小说的语言吸收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精髓，呈现出古雅传神的面相。在小说中随便摘选几句，都饱含这种风致。“今年的冬天有点冷……阿芳从春潮鞋店出來……不到七点，天就黑尽了……”③稍微对文字敏感一些，就不难感受出其中古典白话小说的味道。从现当代文学的小说谱系以及语言上看，南翔的小说语言接近白先勇和汪曾祺。

小说的语言是作家本人审美趣味的体现。在其小说《珊瑚裸尾鼠》中，“肖家父子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只要是父亲的语录，不管中听不中听，儿子一律照单全收。但凡建言来自母亲，即使包了糖衣、裹了缎带、镶了金边，那小子也不会痛痛快快、不折不扣地执行”④。这是典型的南翔式语言，简练、自然、畅快，带着醇厚的学者书卷气。

这种语言特质在其他小说中也十分明显，比如短篇小说《乌鸦》。该小说虽然篇幅最短，却集大成，精短而现其高与深，偶得而见其魂与魄。

“少年关进来的头几天，情绪不佳，却也只会哭泣。少年哭泣是无声的，坐在木板床上，双脚收拢，两臂环抱，头有一半是埋在臂弯里的。”小说开篇即是一幅中国古典写意画，古典气韵贯穿始终。看守觉得他是倒霉蛋，“就像他每天上下班必经一段蒿草垂头的小径，有时是采一串蛇莓，有时是摘一两颗金樱子，捋去毛刺，丢进嘴里嚼出浆汁来，再扑哧一口唾得远远的。只是再后来，他得知少年所犯之事，不仅不大，且根本只是怀疑，当无法破解便拿他是问，原因是他有一对同样倒霉的父母。这样串在一起就合乎自然，如同他采摘的蛇莓，要么一串都很甜爽，要么一串都很酸涩……”⑤以路边随手采摘的一串蛇莓隐喻中国传统文化中“株连九族”的民族根性。这处譬喻让笔者想起沈从文《柏子》中的描写，水手柏子上岸去与妇人幽会，“柏子只有如妇人所说，粗卤得同一只小公牛一样。到后来是喘息了，松弛了，像一堆带泥的吊船棕绳，散漫的搁在床边上。”⑥将泄欲瘫软后的柏子比作“一堆带泥的吊船棕绳”，精妙处正是就近譬喻。这种手法绝非通俗意义上的语法修辞，唯有大家妙手才能就地取材信手拈来。

近十年来，南翔逐渐抛开了重大时代题材，越来越倾向于把玩细小的都市日常事物，甚至停止了曾经有过的中篇小说创作。从一家小书店的倒闭到一只鹦鹉的逃离，从夫妻之间的嫌隙到一尾鱼的弹起，这种看似漫不经心地从日常生活中信手拈来的小题材，在作家妙笔的演绎之下，透着知识分子的审美情趣和人间温情。如果存在本身是一种虚无，那么生活中的审美情趣和人间温情便是让生活值得一过的点点萤火。重大题材自有宣传家和文字工作者去书写，一位现代意义上的作家应当深入生活的细部，玩味细小之物。从小说主人公的选择来看，表现普遍和典型，确实是1949年之后中国小说的主流，可是，如果将小说置于世界文学的广阔天地来考察，正如歌德所说“艺术真正的生命，在于把握和表现个别特殊的事物”⑦。歌德所言，与南翔小说的人物选择和素材筛选达成某种暗合。

（二）抵达人性深处的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书写

统观南翔的短篇小说，小说人物多是都市知识分子。《玄凤》中的那对夫妻，每个都事业有成，堪称中产阶级。从他们选择丁克来看，都是拥有主体性与生活自觉的现代市民。小说中的人物虽然笔墨多寡有异，却都有一个共同特质——都是拥有主体性的知识分子。小说家善用分身术，将一部分自我投射成一个小说人物，但是做到小说人物拥有自己的生命并非易事。这本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有着各自独特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这便是南翔短篇小说叙事现代性的表征，更是小说进入现实主义更高阶段的体现。

从文学术语的演变史来看，现代性或现代主义都是相对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正如马泰·卡林内斯库在其《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所说，“直到理性主义和进步学说在哲学与科学上赢得了反对权威的斗争，古代人与现代人之间延续不断的旧有争论才增强了势头，当以夏尔·佩罗为首的一些具有现代思想的法国作家认为科学上的进步概念适合运用到文学艺术时，古今之争揭开了序幕”⑧。可见古与今，现代与古典，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都是伴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文化的演变不断变化的概念。当然，在中国独特的历史语境下，当代小说的现代性有着迥异于西方的特点。

有评论家指出，中国现当代的小说，自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始，小说主人公才首次获得了主体性，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人。当然，中国小说的发展演变并非线性向前，而是回环往复或者螺旋上升，甚至时有倒退，即便现在，充斥市场的大量小说中的主人公依然缺乏主体性，算不上现代意义上的人。按照存在主义的观点，主人公缺乏主体性，便不存在、更谈不上什么艺术性。在南翔的笔下，小说人物不再是自我精神投射的幻影，或者作家本人对象化的存在，而是有着“现实原型”的主体性人物。“确立他人之我不作为客体而作为另一主体。”⑨作家放任主人公做出自己的生活选择，而不刻意干涉，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小说叙事。

养鹦鹉的丁克夫妻和养过诸多动物的肖家父子，都有着相当丰富的家庭日常生活呈现，伴着微妙且深入的生活感受。比如曹老师看到自家阳台上的兔子和刺猬，“痒！一股细如丝线游走如蛇的瘙痒，从大腿蜿蜒上升，很快穿过了腰肌、肚腹，向四周扩散。有那么片刻，曹老师像被电击一般僵直笔立，她想体会那种很久没有过的感觉，是大脑幻觉还是身临其境？”⑩作家敏锐地抓住了中年女性“痒”这一鲜明的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感受，将对家庭日常生活的表现推向人性深处。

（三）中国古典士大夫的儒家生命伦理

在短篇小说《乌鸦》中，少年忽然身陷囹圄，只因父辈牵连。这种“株连”的民族思维模式当然不会绝迹，而是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传到当代。不唯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在小说中得以展现，作家本人的士大夫情结也可谓暴露无遗。少年梦见仙鹤划过天空，现实中却飞来一只乌鸦探望。仙鹤是祥瑞之征，乌鸦是灾厄之兆，荒谬时代的命运浮沉无从把握，祸福之易更是难以分辨。洁白仙鹤杳然无迹，漆黑乌鸦引为知己，与时代的黑白颠倒、指鹿为马浑然暗合，正同蒲松龄以狐鬼美人寄托孤愤之叹，南翔以乌鸦知己寄托感时忧国之思。至于少年平反后成为县长，建设乌鸦生态园，成立研究协会，举办乌鸦学术研讨会，不正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圣君贤相”的清官想象？值得一提的是，该县长邀请曾经的看守吃饭时，向他讲述乌鸦的“反哺慈亲”“乌鸟私情”，以及为自己的儿子起名为“慈乌”，不正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百善孝为先”的儒家伦理体现？结合南翔本人数十年如一日对其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和关怀，这种儒家生命伦理得到了现实生活中的有力确证。

如果单单呈现儒家伦理追求以及时代变迁的感叹，小说在思想层面尚不够丰厚。南翔作为一名有着高度艺术自觉，追求“思想信息量”的作家，当然不会这样处理。在《乌鸦》的结尾，乌鸦县长拒绝把成群的乌鸦罩住，不肯铺设天罗地网，因为“他认为，那于乌鸦及人，都不美”。由此可见，南翔骨子里的士大夫情结与西方文明中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奇妙地混合在了一起。这种炼金术士般的混合与熔铸，矛盾与分裂，彷徨与混沌，恰恰是超越了单一向度的现代知识分子书写的表征，也是一名作家走向高远与纵深，在文字的坩埚中冶炼出小说经典的必由之路。

（四）中国传统生态伦理及其他

统观南翔近年的小说创作，生态保护成了他小说中的重要主题之一。这种价值追求取向源自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也源自当今世界的价值理念。

在短篇小说《珊瑚裸尾鼠》中，一对中產阶级的父子，痴迷于饲养动物，并且不远万里前往澳洲拜祭已经灭绝的物种。中国传统的祭拜仪式和异国风情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貌似不伦不类的举动恰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跳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立场。该小说以珊瑚裸尾鼠的幻象结尾，大大强化了物种灭绝的悲剧意味，读之令人怅惘，引人深思，不能不为保护日渐严峻的生态环境付诸行动。

从不同的视角解读，这篇小说呈现出不同价值。肖医生寄托着学者型作家南翔的教育理念。他在小说中确凿无疑地表明：学问不在课堂，而在广阔的自由天地。金台在父亲的引领下，审美趣味和思想意识都在成长，澳洲之行在母亲的压力下很难实现，这意味着理想教育实现之艰。同时，小说隐约传达，过度泛滥的母爱对儿女的成长也是一种严重的束缚。

时下太多的小说照搬一地鸡毛的庸常生活，天真地以为把日常写清楚就是好小说，可惜看不到任何内在视野与人文关怀。这篇小说重申了小说的干预现实的功能，与欧美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世界末日”书写达成呼应。近十年来，南翔创作出《老桂家的鱼》《哭泣的白鹳》等多篇生态小说。这些篇什是生态小说，又不仅仅是生态小说。

三、都市人的情感秘境与诗意王国

统观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小说的发展脉络，左拉最先考虑将小说家看成是科学家，龚古尔兄弟声称小说进行的是科学的研究，福楼拜谈到《包法利夫人》时宣称自己在解剖人物内心。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摹以及记录主人公的情感状态，进而反映整个时代，无疑是现实主义小说的追求之一。在笔者看来，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是超越自然主义的，正如韦勒克所说：“在感受着的心与调查研究之间存在着一个永远敌意的鸿沟。感受只能被感受所把握和理解。”南翔的多篇小说体现出现实主义小说的特质。现以《伯爵猫》这本小说集的最后一篇《钟表匠》为例。该小说将目光投向了深圳特区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行政区，即深圳的起源罗湖区，再具体一点便是东门老街，那里有着共和国第一家麦当劳。在其他行政区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罗湖区如同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经济总量不断地被新区后来居上，荣耀与辉煌已成为过去。真正的生活恰恰在这样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得以重建，小说的主人公老钟和老周在东门相遇，相互陪伴，相互温暖，绽放了一朵老年友谊之花。与此同时，新时代都市中老年人缺少后代陪伴的晚景凄凉，以及一种人类个体存在的孤独，在都市废墟的情境中皆得以凸显。

相较于小说本身呈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关怀与老年友谊的称颂，笔者更关注主人公存在的状态，即城市废墟下的隐秘情感。那是扎根于城市现实又高于现实的东西，也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按照自己的方式提炼凝聚出的精髓。

四、结语

评论作家南翔的新书《伯爵猫》颇具挑战性，一不小心，便落入尴尬的境地。因为他是典型的学院派作家，堪称知识分子小说叙事家，对小说创作有着高度的理论自觉，再加上书中开篇便是洋洋洒洒数千字的自序《大江茫茫去不还》，将自己的文学理念与美学追求翔实阐释了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评者本人的“高论”囿于作家本人的阐释，岂不自讨无趣？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不是评论家指导了作家的小说创作，而是作家作品影响甚至改变了评者的生活认知。有评者评完了书中的小说《玄凤》，便购置鸟笼，养起了鹦鹉；也有评者读完了《钟表匠》，迷上了钟表，化身钟表收藏家；亦有评者读完乌鸦，成了鸟类博物爱好者，加入了深圳湾观鸟大军。凡此种种，皆是文学作品本身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有时超越了评者的学术理性，这也是小说艺术魅力的体现。南翔在小说领域中的不断掘进，孜孜以求，预示着他势必会成为一棵文坛常青树。

2021年12月24日，2021年12月26日修改，2022年10月27日修正，深圳南山

【注释】

①沃尔特·艾萨克森：《列奥纳多·达·芬奇传》，汪兵译，中信出版社，2018，前言。

②米兰达·布鲁斯·米特福德、菲利普·威尔金森：《符号与象征》，周继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第9页。

③④⑤⑩南翔：《伯爵猫》，作家出版社，2021，第199、81、69、85页。

⑥沈从文：《沈从文经典名作》，上海三联书店，2020，第242页。

⑦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9，第12页。

⑧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译林出版社，2015，第26页。

⑨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玲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第11页。

（欧阳德彬，深圳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