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奖四年一届，参评作品中的多数，也是近四年来的新作。但要更好地评价、把握这些新作，仅仅关注最近四年的实绩肯定是不够的，某种更纵深的、更深长的视野，应该不可或缺。因为，新的文学地貌的生成，有时要依靠断裂、崛起、不同板块间的剧烈碰撞；更多时候，则是文学史内在运动趋势长期演进、沉积的结果。仅就诗歌奖而言，这次参评的诗人不少都有三四十年以上的写作积累，甚至曾是当代诗歌剧烈“造山”运动的发起者、推动者，这也为“长时段”的观察提供了可能。

2022年7月，长江诗歌出版中心为臧棣的新诗集《世界太古老，眼泪太年轻》组织了一次线上的研讨，当时臧棣的一段自述，很可以在这里引述：

我属于“60后”这代诗人。这代诗人经历过当代中国很多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当代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变，也促成了当代诗歌的大起大落，并导致当代诗歌的内部关系特别多样，特别丰富；进而也影响到当代诗歌的脉络的复杂性。这些都是很独特的背景。韩东去年在《青春》杂志上编发我的一组诗时说，我的诗里有当代诗歌发展脉络的很多印迹。①

在当代诗歌的“复杂脉络”和“多样关系”中，臧棣和韩东“占位”不同，曾是不同诗歌趋向的代表。如今，两位60后诗人惺惺相惜，并非出于一般的诗歌友谊，更多还是当代诗歌“大起大落”之后“同时代人”对过往历史印痕的共同感知。

一个多月后，臧棣和韩东双双获奖。这两位60后先锋诗人的获奖，可能是本届诗歌奖的最大亮点，对于观察当代诗歌的来踪去迹，也有指标性的意义。特别是在延展原有写作脉络的同时，两位诗人近年来的写作都发生了一些潜在的新变，当代先锋诗歌整体的转化趋势也隐约显现其间。譬如，用素朴、冷峻的日常语风，刻写生活感知的细腻层次，是韩东一贯的风格，获奖诗集《奇迹》自然延续了这种风格，不动声色地写动物、人事，聚焦日常生活的诸多平凡。不同的是，韩东当年的不动声色，总会蕴含某一种叛逆、对抗的姿态：对抗陈旧的文学传统、对抗僵硬的意识形态、对抗平庸乏味的社会伦理。这样的姿态并不总是高亢的，往往伴随了先锋文学中常见的人和世界之间的疏离感、倦怠感。读者和批评者都注意到了，《奇迹》中的诗人已变得更温和甚至慈悲了，不是站在生活的一侧去观察、冷讽，而是更多倾向于安心于生活的内部，去关切死亡、亲情、离别，去体知平凡生命的脆弱和庄严。韩东的语言还是节制的、散漫的，但如日间的光线，具有了某种暖意、某种纤弱又不失广大的揭示性，让人读后久久回味。同样，这样的“变”与“不变”，在臧棣的诗中也有表现。在当代诗人中，臧棣大概是产量最高、出版诗集最多的一位。在他庞大的诗集序列中，获奖的《诗歌植物学》具有某种的总结性，在“博物”的视野中将他擅长的“博喻”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更值得注意的是，以“植物”为对象的写作，已脱出一般“咏物诗”的模式，更多是要以“植物”为友：不是将花卉、草木、蔬菜作为“我”观察的客体，而是看作是亲密相伴的家人、友朋。由此一来，精湛的语言技艺所要彰显的，不完全只是“心灵的骄傲”，按照好友西渡的解读，而是“我”与植物之间、我与世界之间“互为主体”的关联。②

不准确地说，两位先锋诗人的“变化”印迹，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同样更为舒展、从容，有了一种与世界和解、与日常生活对话的趋势，也在一定程度落回到某些情感和文学主题的基本面。从年龄上看，不少60后已接近耳顺之年。这是否意味着当代先锋诗歌经过了热烈莽撞的年代，也已走向中年的开阔、甚或老年的成熟？抑或说先锋的动力已有所衰减、消退，需要在更宽广一些的伦理感受、生活感受中得到转换？如何观察、理解这样的变化，或许要作为一个问题看待。兰波曾说：“诗必须绝对现代。”在7月的线上讨论中，臧棣重申了对这一贯穿性原则的认同“就是要求现代诗要有一种包容、吸收，转化，更新事物的能力。一种自觉的创造力”、也就是“把自己的一大部分，交给未知的领域，未知的命运”。事实上，这一“现代”原则不仅贯穿了先锋诗歌的历史，放大一点看，同样也是中国新诗百年来内在的“引擎”，也由此塑造了新诗整体的美学风格、文化气质。借用20世纪30年代林庚的说法，“自由诗”（“新诗”）因要突破陈旧的感受模式，不断创造新的感觉、不断冲锋陷阵，“紧张惊警”成了它的特征和前提。珍视这样“现代”活力的同时，林庚又担心一味“紧张惊警”，自由诗会走上偏僻一途，失去了自身的公共性。他转而认为“格律诗”可以构成调和、纠正，因为“格律诗”具有可以普遍接受的形式，有了“普遍形式”的帮忙，能抵消“自由”的尖锐、紧张，为新诗带来“从容自然”的风度。从林庚的角度审视，“必须绝对现代”的当代先锋诗，经过了三四十年的滚动，它的某些动力在衰减，某些的视野和层次在打开，大概也是由“紧张惊警”而趋近“从容自然”了。在公众面前，先锋诗人还会延续历史的惯性，扮演一类文化“异端”的角色，可这个“异端”大概不会特别具有挑衅性了，在满足文化多样性需要的同时，也自我安稳下来，贴近普遍的、带了点沧桑感的人性。

厌倦陈熟、必趋于生新；厌生新者，又会返趋于陈熟。“生新”与“陈熟”的辩证，本来是文学生活的内在规律，“紧张惊警”与“从容自然”的分别，可从这个角度理解。但在林庚那里，“从容自然”还不只是一种风格，同时也和某种广袤、浑然的世界感、整体感相关。在他的表述中，“格律诗”也是一种“自然诗”，如宇宙一般均匀、包容，具有自然、谐和的形体。这样浑融的整体性、自然感，似乎是刻意求新、强调差异的现代诗所一向欠缺的。获得本届鲁奖提名的诗人阿信，在诗集《裸原》所附的诗论中，就针对这一点谈了自己的理解：

不容否认，百年新诗是汉语诗歌传统之上的一种再造。当代诗歌在处理纷繁复杂“现代性”经验时更是达到了汉语诗歌前所未有的精神广度和深度。但不容回避的是，当代诗歌在抵达语言的所有可能性向度的同时，也隐含着种种精神危机。其中之一就是遭遇着人类生存图景的变异，传统审美情境的消失。身处城市的诗人们的经验和想象力遭遇后工业时代消费主义文化的重重侵蚀。他们不得不更多地去在诗歌中面对分裂、冲突的精神镜像和怪诞、非理性的人生体验。似乎，人類的诗歌传统中作为根基的那种稳定、明晰的价值底座和信仰的标高正在消隐。诗歌的智性元素在异常丰富活跃的同时，诗歌内在的精神力量却在不断衰减。③

这一段反省“现代性”的议论，说不上有多深刻、有多少新意，但结合阿信自己的创作来看，却让人感觉相当恳切。阿信长年来生活在甘南草原的腹地，他自称是“边缘”诗人，但让他深感幸运的是，身后的青藏高原也许构成了一种精神的屏障，让他能远离浮嚣的“现代性”，安然于自然的赐予，对于造化的力量保有一种虔敬。阿信的诗与获奖诗人陈人杰的“西藏书写”，在题材上有些接近，同样打上了山川、草原、天空的深刻印迹。相对于陈人杰的空灵、高远，阿信的风格更偏细腻沉实，在简朴细微的自然感知中，寄托了“浑厚氤氲”的生命理解和人文意涵。不知这个感觉是否准确，这种疏远“现代性”的紧张，诉诸人和自然的和谐整体感，回归某些文学和人性恒常基本面的倾向，似乎成为一种被普遍认可、为不同风格诗人所分享的一种状态。比如，获奖诗人路也，她的诗风在女性诗人中独树一帜，浑厚又奔放：

给悲伤装上轮子，就这么一直开下去吧

给孤独装上引擎，就这么一直开下去

给苦闷装上底盘和车身，就这么一直开下去

——《辽阔》

打开诗集《天空下》，首先读到的，就是这样辽阔的句子。她的诗行也如车轮滚滚，“就这么一直开下去”，不断拓开生活的近景和远景，也如宽袍大袖，能将天地万物卷入其中。同时，向上、向前飞腾的语势，总是伴随不断的下沉、回落（“装上底盘和车身”），始终基于对生活情境、历史情境的真切感知。这让“辽阔”的诗句不致空疏，同时有了某种经验的“贴身性”。此次进入评委视野、得到较多认可的诗人，如韩文戈、剑南、叶丽隽、池凌云、张战等，他们的诗风迥异，有的沉郁顿挫、有的灵动飞扬，但都有类似的“贴身性”，从地方生活和个人生活的脉络、纹理中展开丰富的经验层次，有浑然的整体感和浓郁的人间气息。

作为资深一点的读者，在当代诗歌“大起大落”的印痕中阅读这些诗作，感觉是有些复杂的：一方面，无论处理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还是开掘日常生活的审美空间，褪去先锋的火气、戾气之后，当代诗的确日臻成熟，似乎进入某种相对稳健的“新常态”；另一方面，题材和风格的常态化乃至某种趋同性，也会带来一点疑问：這样“常态”是不是太安全、太稳妥了？这还是曾经震撼过我们、冒犯过我们，与我们已有的感受和认知发生剧烈碰撞、不断唤醒新的激情的当代诗吗？在最近的一次讨论中，诗人冷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当代诗的场域中，大家各写各的，看起来“好诗”不断，但在“诗人个体写作充足的动力与当代诗整体动力不足”之间存在错位。诗歌界看起来很繁荣，但写作题材上逐渐窄化、趋同，特别是，诗人之间和批评界之间由竞争而产生的扩容、观念冲突和相互纠正也在消失，而这种“抗辩”的逻辑曾一直是当代诗歌的内在引擎④。“个体写作动力的充足”与“当代诗歌整体动力的不足”，这种错位大致对应于“大起大落”之后当代诗所复归的“新常态”。如何看待这样的“常态”？当代诗歌整体“动力”的衰减，是因为诗歌自身的成熟，还是因为缺乏了针对性，社会思想和文化语境的转变，也不再能提供新的刺激和动能？在自我抗辩的“动力”衰减之后，是否需要重新构造新的引擎，去保卫它的“紧张惊警”？这些都是不由得不去思考的问题。

回到兰波的命题：“必须绝对现代。”约略来说，这种决绝的姿态指向一种开放的、强调变化的历史意识，正如“现代性”的风格，也可约略对应于经验的繁复与破碎。然而，在兰波的语境中，“必须绝对现代”不单是一种美学立场、一种写作方法，同时具有潜在的政治性、行动性，指向了一种立足当下、一种于虚无中创造未来的果敢。这样的态度发生在布尔乔亚文化成熟、僵硬以致颓败的时刻，是革命性在语言中的预演，揭示“现代”历史尚未关闭，有可能在“此时此刻”被重新打开。同样，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崛起，也绝非是对20世纪寰球“现代性”的被动参与，当代中国社会变动带来的思想、观念、意识和情感震荡，构成了“先锋”形塑自身意识和对话关系的一系列前提。那些桀骜不驯的姿态、那些言过其实的宣言、那些过度“行为化”的实验，也包括历史顿挫之际深切的反省、希望个人能介入历史的愿望、希望语言能对峙于现实的信念，先锋诗歌在其最饱满、最紧张的时刻，总是具有一种立足当下、又能撕开当下观念痂壳的敏锐性。即便是旁敲侧击、歪打正着，也总是能触及时代精神、时代心理相当核心的层次，或与之形成强劲的呼应。那些“由竞争而产生的扩容、观念冲突和相互纠正”，正是发生于这样的价值冲突、重建的时刻，也由此赋予当代诗以动态的身姿、进击的线索。如果抽空了问题得以生发、延展的路径，抽空了与历史、现实的张力关系，将当代诗歌某些技术、美学层面孤立出来，只是作为合理化的现代“原则”去重申，正如有批评家指出的，当代诗的展开会变得更为光滑、自如，但难免也会窄化自身的可能性⑤。由是观之，当代整体动力的衰减，与“现代性”原则的美学化、抽象化不无关联。因此，重申“必须绝对现代”是必要的，但需要重申的不简单是那一套的方法、趣味，更需要重申的，是那种立足当下的历史意识、开放意识，是要在当代生活的广阔性中去保卫它的敏感性、敏锐性。

当然，要重构当代诗的内在引擎，并不存在现成的、可预想的方案，要等待新的时代精神、价值冲突在某一时刻与诗歌感性重新汇合、形成新的激荡。那么，在相对“常态”的时期，批评也可以起到一些作用，比如，通过不断的质询，在诗歌写作和阅读的周边制造一些氛围，渲染某种问题的意识和感觉，敦促写作者在“舒适区”内保持一定的“紧张”和“惊警”；或是耐心观察，留意那些在常态之中看似旁逸斜出、实则包含可能性的路径。当代诗歌常态化的原因之一，其实是诗歌场域的稳定、固化。无论官方、民间还是学院，大小诗歌群落彼此交错，大家相安无事、“各写各的”，都是当代诗这一行当的圈层中呼吸、感知，时间久了，免不了大致趋同的常态。包括在20世纪90年代被提出、如今得到较多反思的“个人化”写作装置，在当代诗歌中之所以如此稳固，倒不是说诗人没有主动突破的自觉，而是因为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当诗歌的“场域”脱离于具体生产和实践的场域乃至学术思想的场域，诗人的写作不能不是“个人化”的。试想，排除了争议性的题材，能够安全进入“个人化”的视野的素材有什么？不外乎是对自然的凝视、日常的体验和不安、个人精神的内向探究，比如一点记忆的追溯、一本书的读后感、某一次旅行途中的见闻和感怀。再多一点、再激烈一点，不外乎依托网络媒介提供的信息，基于常态的正义和人道良知，回应一些热点的公共事件。相对而言，某些游离于当代诗的现场，从具体岗位、职责出发的写作，因联系了更广阔、更特殊一些的基本面，反而可能会构成个人化装置的溢出。

有趣的是，要观察这些溢出的可能，严肃庄重的鲁奖倒是提供了某种便利。作为国家级的奖项，鲁奖自然有自身的导向性、限定性，但正因为是“官方奖”，它也保持了一定抽离性，不会特别代表某一圈层、群落的趣味，参评作品的来源广泛，参评诗人的身份也会更多元，有军人、教师、干部、企业主、工人以及更普通的劳动者。像获奖诗集《岁月青铜》代表的，就是当代军旅诗歌的实绩，诗人刘笑伟的诗风格刚健，将现代诗的技巧融入了政治抒情诗的传统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军旅诗人还有陈灿，他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负过伤，有丰富的政治生活经验。他的一系列抒情短诗、讽喻诗，十分别致，记录真实的战争体验之外，也从一个“局内人”的视角，部分写出了对当代政治生活变动的思考。这是个人化的、偏重日常生活的当代诗歌比较少有的层次。陈人杰的《山海间》被称作是一部“走遍西藏山山水水写下的心灵之书”，这种“边走边唱”的写作方式，自然与他援藏干部的身份、十余年来扎根基层的工作经验紧密相关。在本届参评的诗集中，还有一类作为“项目”完成的作品，即诗人作为“项目”（如“扶贫”）的参与者，进入某一乡村社区，利用第一手的工作经验，完成诗集的创作。这种“项目化”写作的成绩如何，暂且不论，抛开当代的文学成见，说不定，它能将深入生活的传统重新带入当代诗歌的场域中。当然，深入生活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对于作家、诗人的要求也很高，能否突破常识化的框架，在社会生活的肌理中磨砺自己的感知力，捕捉到变动的社会光影和新的语言活力，具有相当的挑战性。考虑到“为社会订货”而写、让写作成为一种介入性的行动，本来就是20世纪先锋诗歌传统之一种，以实务和工作为媒介进入现实的方式，说不定，可以冲击一下当代诗歌的“常态”体制。

在这方面，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来自更基层、更具体岗位的劳动者的诗。近年来，得益于有心人的编选、整理和批评，“工人诗歌”的群体进入了公众和批评家的视野，他们对劳动生活艰辛与异化的书写，对社会流动中个体漂泊感受的抒发，比较能引起对社会问题有所关切的读者的共鸣。当然，类似题材的写作也容易被读者和批评家的阅读期待所引导，回收于这样那样的“诉苦”模式，失掉其原本丰富的社会实感，或让这些实感被习见的社会感伤所稀释。本届参评的诗集，也有几部出自工人或劳动者之手。引起了几位评委的注意的年轻诗人榆木，就是一位矿工。榆木写诗的時间不算太长，语言还有些稚嫩、粗糙，但他的诗有一种特别清新的活力。这里，可以和诗人老井做一点比较。老井，是已经得到认可的当代工人诗歌的代表，他参评诗集《坐井观天》，一整本的诗都与在矿井下的劳动相关。他的诗极具个人风格，并不是刻意渲染井下的艰苦，而是用一种超自然的想象力，将黑暗地层中的挖掘写得栩栩如生。但正如标题“坐井观天”所示，一整本诗集都是写井下的劳动，读后也会稍有雷同之感，鲜活可感的经验似乎被嵌入在某个稳定的格式中。榆木也是一名矿工，他的诗集《余生清白》也写井下的生活，却不是“坐井观天”，而是将井下与井上、井内和井外衔接一起，将劳动之外的生活场景，将亲人、邻人、工友的命运，一同写到诗里。简言之，在榆木笔下，矿工的世界，不单是一个劳动的世界，也是一个完整的生活世界，有疲倦也有欣喜，有困厄也有喘息，有自我更有他人。这样比较，不是要矮化老井的写作，他的诗依旧保持了较高的质量，《坐井观天》读后略有“审美疲劳”，应该和诗集编选的策略有关。可以讨论的是，将劳动生活中最艰苦、最致密的部分，以风格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会带来感受上的冲击力，但也会有将部分从整体中抽离而出的不满足感。这正如有些专业“诗人”，将日常生活从千头万绪的纠葛和关系中抽离出来，只是作为沉思的、凝视的对象，生活世界的完整性同样会因此被缩减。榆木的自我意识素朴而且松弛，没有因特定的身份而刻意的自我设定，对各种人事的诉说反而让生活世界的完整性及内在的沉痛更自然地浮现出来。

像很多出身乡村的诗人一样，榆木不仅写矿井和矿井的周边，他也写村庄，写村庄的衰败和病痛。这样的书写免不了有些程式化，他的好处是，不仅是在写“我”的村庄，在写“大家”的村庄，或者说也是从整体的村庄视角，去感受社会状况的变迁。比如，这首献给乡村的《致辞》：

满山的风，吹进暮色里。阳光从黄牛的眼中

落下去。乡村的傍晚，刚好是落在树梢的那只灰喜鹊

赶黄牛的喜贵，年近六十了。是这个村子里最年轻的人

他牵着牛走进夜色里。是繁华的小镇，缺失的一部分。

诗中写到暮色的降临、山风的吹拂，而感知自然变化的，不是某一个“我”、某一个落魄的回乡客、某一个抒情的远眺者，而是黄牛和喜鹊，是空寂村庄里剩下的牲口、鸟雀，抑或就是空寂的村庄本身。“赶黄牛的喜贵，年近六十了。是这个村子里最年轻的人”，这一句漫不经心，却颇有几分喜剧感，举重若轻地写出年轻人纷纷出走、乡村空心化的现实。偏爱书写乡村凋敝的当代诗人不在少数，但大多习惯从“我”的视角出发，写我的病苦、爹娘父老的病苦，好像我的苦、爹娘的苦、他人的苦、村庄的苦，是可以相互贯穿、相互替代的。榆木也写乡村的病苦，但少了一些“我”的感伤性，更多从村庄的整体出发，从我和亲人、邻人乃至动物“共在”的生活境遇中出发，这是特别有意味的一点。

获得提名的诗人伽蓝，是本届诗歌奖的又一亮点。他也是一位“新人”，不怎么活跃于当代诗歌的现场，但实际上，伽蓝有多年的积累和摸索，也一直在汲取当代诗诸多观念、技巧的滋养。和前面的几位诗人相仿，他的写作和他的工作相关。他是一位教师，长年在北京门头沟的山区工作，教师岗位为他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进入生活的路径，而他的写作又没有被这个岗位特定的立场、形象所收束。表面看，《磨镜记》在题材上并无特殊性，无非在写自然、写周边的人事、写社会和教育“围栏”之中不愉快却还天真未泯的儿童。可不管写些什么，伽蓝的句子十分耐读，有相当厚实的层次，较少套路化的情绪，始终洋溢了一种明朗的活力，不时还有睿智的洞察和反转。在先锋的动力衰减之后，进入常态的当代诗如何在自身的场域之外，与更广泛的生活和人群交接？如何在制造语言奇迹、提供人性抚慰的同时，还能带来深层感知结构的扰动，打开新的敏感性？上述从具体岗位出发、从生活世界“共在体验”出发的写作，虽然还只是“自发”与“自在”的，一时谈不上构成什么方向，但其中确实蕴含了一些线索，值得进一步观察、延展。

【注释】

①参见“长江诗歌出版中心”微信公众号2022年7月25日发布的《在这29000字里读懂臧棣：臧棣新书研讨会实录》。

②西渡：《互为主体性与植物的智慧：臧棣植物诗在诗歌主题学上的发明》，《上海文化》2022年7月号。

③阿信：《盐巴也许产自遥远的自贡》，载《裸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第250-251页。

④许小凡、苏伟：《在诗歌底部工作：“艺术实践的现实问题”讨论（二）回顾》，2022年9月29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unpick office”。

⑤张桃洲：《重审1990年代诗歌的意识与观念》，《当代文坛》2022年第5期。

（姜涛，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