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以降中国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中，文学史书写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凡诸文学知识的建构、学术风气的养成、创作潮流的变迁，甚至阅读趣味的培养，莫不与此相关。而如果以胡适在1922年写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作为发端标志，“新文学”的历史书写迄今已然走过了百年历程。百年的新文学史书写，与百年新文学的发展进程一路偕行，这是一种文学史乃至文明史上并不多见的现象。

与绝大多数时期文学的历史化和经典化工程大都先由并世的作家和评家开启，再由后世选家与史家反复锤炼、最终完成很不相同的是，第一代的新文学史家正是新文学的先驱者们自己。从“五四”到抗战全面爆发，这是新文学打出一片天地、站稳脚跟的历史阶段，也是新文学史书写奠立框架与标准的时期。这一时期书写新文学史的三大著作——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与胡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茅盾、郑振铎和朱自清等人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共同确立了认识、理解、把握与叙述“新文学”历史的最为核心的方式方法与价值尺度。在这种意义上，与“新文学”伴生的“新文学史”不仅是一种回顾与追忆式的书写，更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新文学”的“制造”。乃至在某些特定时刻，“新文学史”还指向未来。

新文学史书写在现代中国的兴起，当然与现代学术、教育、出版的建立密不可分，但其更为根本的动力还在于第一代文学史家的判断。最早在大学系统开设新文学史课程的朱自清认为，与古代历史相比，“现代生活”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而对于“现代生活”表现最为充分的正是“新文学”。为何第一代新文学家大都对于新文学史书写高度自觉？除去他们往往身兼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新文学需要通过快速的历史化与经典化“自立”，朱自清还指出了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将我们自己表白于异国人和后世人，不但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快乐。”“新文学”是一种“我们”创造的文学，百年来最具个性与特色的新文学史书写也无不是“我们”创造的学术。

史家曾经反思，20世纪的“新史学”在世界范围内都体现出一种“人的消失”的趋向，“非个人性历史力量”逐渐成为被关注的对象。文学史书写当然也受到这一潮流的影响。对于观念、制度、权力与资本等因素的重视，带来了相当正面的启示。只不过不能忽略的是，20世纪以至今日的中国与世界历史，也是无论具体个人还是整个人类的境遇都发生了空前变化，遭遇了空前挑战，同时也积累了空前经验的一个时期。“新文学”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现代中国人与中华民族的心灵史与精神史，以及为现代情感与思想寻找理想的记录形式、表达媒介与沟通渠道的历史。新文学史书写尽管首要作为一种学术工作乃至学科工作而存在，但对于有良知与追求的史家而言，他们的目标每每“由学术而思想”。真正的新文学史书写旨在触摸、捕捉与把握的是百年中国与中国人的“诗史”与“心史”。

强调文学史中有“人”，不是简单地回到人道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的立场，而是希望说明任何的观念、制度、话语与运动都离不开“人”的具体生发与证成。新文学史书写的对象便是这样的“活的人”的“活的经验”的集合。

理想的新文学史书写是一种“人”与“人”的对话，是作为“人”的史家对于文学史中的“人”的足迹与心路的“特写”与“深描”，而其中也包含了史家本身的史觀、史识、心境与心情。有“人”的文学史，既是指文学史中与历史互动的“人”，也是指文学史书写背后的“人”，是他们共同完成了“文学史”。这是我们在面对与接续百年新文学史——既是“新文学”的历史，又是“新文学史”书写的历史——时应有的态度。而历史，尤其是文学史，正在“人”的意义上敞开，期待新的经验的参与。

李浴洋，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鲁迅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与学术史。在A&HCI与CSSCI期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30余篇，另有学术访谈与评论文章若干。获颁“士恒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