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实 还凯洁 薛曈旭 王 军 杜晓帆

（1.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2.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6；3.南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 226006）

内容提要：江南水乡市镇处于水网密布的长三角平原地区，相互关联并形成网状分布的市镇体系，朱家角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借助方志、历史地图与卫星地图的比对，可发现，伴随着棉布业的衰落和米粮业的兴起以及主要航路从南漕港向北漕港转移，朱家角的市镇空间从明代以东市为主，到清代逐渐北移，最后形成放生桥两岸最为繁盛的格局。朱家角的历史空间演变为江南水乡市镇“形成—发展—鼎盛—衰落—新发展”的全过程提供了一处明确的实证，支撑江南水乡市镇“系列遗产”的整体价值。

一、江南水乡市镇保护研究概况

江南水乡市镇是指在长江中下游水网密布的平原地区，历史上依托便利的水运交通和富饶的农业、发达的手工业生产支撑起繁荣的商品经济，从而形成相互关联的、密集度较高的系列市镇的总称。在明清之际，江南水乡市镇整体勃兴，涌现出一大批以棉布、丝绸、粮食等为主要产业的商贸市镇。位于江南水乡腹地的朱家角镇（今上海朱家角）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研究江南市镇的成果颇为丰富，比如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樊树志《明清江南市政探微》［2］、王家范《明清江南社会史散论》［3］等著作，主要关注江南水乡市镇的水系、交通以及物产、商品贸易、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

“江南水乡”市镇进入遗产保护视野始于20世纪末经济建设大潮中，古镇面临开发建设和风貌破坏之时。最早关注古镇保护的主要是规划和建筑领域学者，因而学界从一开始就较为注重古镇整体风貌和历史建筑的保护，以及对传统耕读文化的挖掘；但也存在对于个案的历史空间演变研究深度不足等问题，融合规划、建筑、历史地理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等多学科视野的研究成果还较少。

江南水乡市镇朱家角的历史空间演变

1.朱家角古镇整体鸟瞰（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2.清代朱家角与井亭的水系和桥梁（图片来源：根据《珠里小志》“总图”改绘，其中，昆山井亭港的桥梁和水系为补绘）

江南水乡市镇朱家角的历史空间演变

1.1969年朱家角的水系与桥梁（图片来源：作者自绘；底图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图片数据库http://earthexplorer.usgs.gov）

2.2020年朱家角的水系与桥梁（图片来源：作者自绘；底图来源：Google Earth）

江南水乡市镇朱家角不同时期水路航班路线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底图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图片数据库http://earthexplorer.usgs.gov）

江南水乡市镇朱家角的空间演变示意图

1. 明末清初朱家角的市镇空间2. 清末民国朱家角与井亭的市镇空间（图片来源：作者自绘；底图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图片数据库http://earthexplorer.usgs.gov）

近年来，“江南水乡古镇”作为“系列遗产”启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目前已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11 处古镇是：江苏苏州的同里、甪直、锦溪、周庄、黎里、震泽、沙溪和无锡的惠山，浙江嘉兴的西塘、乌镇以及上海的新场，申报者从“水网环境改造而形成的市镇网络、商贸传统与社会文化发展、杰出的水网地区城镇景观”［4］等维度初步提炼出江南水乡市镇遗产的整体价值。但对大部分古镇的历史水系变迁、市镇空间变化、城镇景观演化，以及空间演变与商贸发展的关系等研究仍不够全面、客观和清晰，因而对江南水乡古镇“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支撑稍显不足。

朱家角镇虽然暂未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但无论是从其所处的江南水网中心的地理区位，还是在区域商贸发展中心的突出地位来看，都是江南水乡市镇的典型代表，河网水系、市镇空间、整体风貌等均保存较好（彩插一︰1）。此外，朱家角镇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记载和研究成果：《珠里小志》［5］是清嘉庆三十年（1815年）编纂的朱家角镇志；《朱家角镇志》［6］、《风情朱家角》丛书［7］对朱家角镇历史着墨较多；陈平对朱家角的重要空间节点变化进行了分析［8］；谢杲馥对朱家角地方自治模式下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探索［9］；森正夫等对明代后半期至民国时期的朱家角历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10］。因此，本文选择朱家角镇作为个案对江南水乡市镇的历史空间演变进行研究，探索研究路径和方法，初步提炼遗产的核心价值并分析遗产要素。

二、江南水乡市镇的历史水系变迁

江南水乡市镇的最大特点是处于河网密度极高的平原地区，从水系的形成过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自然河网。形态较为弯曲，但也会不断加以人工改造，围堰筑堤，形成镇域空间，朱家角、练塘、泗泾、枫泾等即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二是人工圩田。江南水网地区历代均有圩田的记载，在原本处于低洼水域的土地围堤筑坝，把田围在中间，把水挡在堤外。圩田往往形成组团状的土地肌理，金泽、芦墟、黎里等即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三是人工河道，多位于历史上滨海晒盐的地区。典型的是浦东地区因引盐卤和运卤人工开挖成东西向密度较高的平行分布的河道，南北向则由几条宽阔的运盐河串联，至今仍保留有与晒盐相关的“团”“灶”“灶港”等地名，比如大团、新场等即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此外，还有一些市镇因紧靠京杭大运河而兴盛。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水系，单位面积内的河道分布密度都很高，虽然石桥众多，但陆路交通还是极不便利。自古以来，舟船就是江南水网地区货物运输和出行最为便捷的交通工具，浙江良渚古城遗址中就曾出土距今约5000年的独木舟。无论是人工圩田、盐业河道，还是天然河道，历史上都会有淤塞、废弃、填埋，或疏浚、拓宽、改道、新开挖等，从长时段来看，局部的水系变迁是比较大的。通过查阅县志、镇志，比较历史地图、卫星图等，对照图文，可以梳理出朱家角市镇历史水系的变迁。

“朱家角镇，本名朱家村，宋元时代是一个小集镇。后因水运之便，商业逐渐兴盛，形成乡镇，改名为‘珠街阁’，又名‘珠溪镇’或‘珠里’，俗称‘角里’”［11］。朱家角邻近淀山湖，历史上处于低洼地带，宋元时期的水系变迁已较难考证。本文重点关注明清朱家角市镇兴起以来的水系变化、桥梁兴废。

清嘉庆《珠里小志》中有一幅手绘“总图”（彩插一︰2）［12］，由于放生桥北岸原属苏州昆山井亭，1949年才正式并入朱家角，因此原图重点描绘了放生桥南岸青浦县珠街阁的水系、桥梁等。绘图者是以日常生活经验来认知周边环境，与1969年的卫星地图（彩插二︰1）相比，虽然比例有所失调，但可以确定该图所绘水系的方位、流向、形态等是完全可信的。该图所标注桥梁的名称、位置也能与现存桥梁一一对应，并且还将平梁桥跨数、石拱桥券数等都忠实地表达了出来；该图所绘的建筑如圆津禅院、城隍庙、慈门寺等位置也是与现状一致的。因而，我们可以认为该图所表现的其他业已消失的建筑、桥梁的大致位置也是可信的。

朱家角有南、北漕港，“皆受泖潮，潮来自西南，至东北落潮，即由是路。薛淀湖水因烂路横阻，仅入长泖，不入南北漕港”［13］。现在的北漕港直通淀山湖（薛淀湖），但1969年卫星图显示北漕港往西变成网状小河道。文献记载朱家角明代较早兴起的是镇东南的“东市”，早期南漕港水路运输优于北漕港。由于南漕港多有淤塞，朱家角的主要运输水道才逐渐由南漕港转移到北漕港。

沿北漕港自放生桥往东去，南岸支流河口依次建有一里桥、二里桥、三里桥、四里桥，在1969年的卫星图中仍清晰可见。镇东薛家汇一带有六条河流交汇，水况复杂，事故频发，清代营汛即设在龙安桥（龙河桥）与万安桥交汇处，1969年仍可见这两座桥，至今河道仍保持原来形态，而桥已不存。镇南分隔北港村、小江村、大港村之间有三条平行河道，从北往南跨河依次有玉阶桥、春雨桥、九峰桥，其中横跨南漕港的九峰桥体量最大，是镇南主要的陆路通道和地标建筑，至今仍在。

朱家角市镇内部的河道因筑有人工石驳岸，因此市河（瑚阶港）的人字形河道格局基本保持不变。镇内重要的桥梁有：北市的泰安桥（何家桥）、平安桥（戚家桥），西市的永丰桥（咏风桥）、中和桥、福星桥，东市的唐家桥、隆和桥（龙木桥）、大生桥至今仍保存较完好；而中观音桥、张家桥、陆家桥（骆家桥）等是原址重建，样式已改变，但河道与桥梁的历史空间关系仍得以延续。

今天朱家角镇域的河道已发生一定的改变，镇内祥凝浜被填没修筑了祥凝浜路，往北的王家浜（油车浜）也被填河筑路，1973年利用原罗家浜河道截弯取直开挖成朱泖河。而南漕港一带的河道因近年来的城市建设进一步淤塞。时至2020年，朱家角已建成以高速公路、普通公路、地铁为主的现代交通体系，镇内河道只通游船，淀浦河偶有赛艇，不再承担连接城乡的交通功能，镇外的古桥也基本失去了交通功用（彩插二︰2）。

三、江南水乡市镇的历史交通变化

江南市镇“两镇间距平均三十里，最远的村落也只需十五里的行程即可上镇，而这正等于木船往返半天的距离，是比较方便的”［14］，“间距在十里至三十里间的市镇网络，发挥出单个市镇所无法具备的商品市场的流通功能。这种市镇网络的特点就在于，它把四乡农村连成一个整体，把四乡的农业生产纳入市镇的市场体系之中”［15］。明清之际，连通乡镇的主要是手摇船，城镇之间还有漕船、客船、货船；1895年青浦首次出现机动船；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又开辟朱家角往来安亭的航线，与火车衔接；到1937年抗战前，共有水路航线22 条。随着公路的修建，到1971年轮船改以货运为主，1984年最后一条航线结束［16］。

《青浦交通志》记载了朱家角镇五个时期的水路航班路线（表一），与朱家角往来密切的航船东至上海主城区，西至江苏苏州，南至上海松江、浙江嘉兴，北至上海嘉定、江苏昆山，途经周边重要商贸市镇，且载客往来的频次很高。通过四通八达的水路，朱家角与周边乡村、草市、市镇、县城、府城以及开埠后的上海连接，形成一张江南水乡市镇的交通网，商品、物资、人员、财富、信息在城乡之间流动，水路交通对于朱家角市镇的持续繁荣至关重要（彩插三）。

表一// 不同时期朱家角水路航班的线路变化（表格来源：根据《青浦交通志》［17］整理）

四、江南水乡市镇的历史空间演变

历史空间演变对认知江南水乡市镇的“商贸传统”与“城镇景观”等突出普遍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既往的认知有不准确之处，瞿洁莹认为朱家角市镇兴起于北漕港放生桥两侧，再沿着水系向四周生长［18］，这是对历史空间演变的一种臆想。但水乡市镇并不是均质生长的，而是最早形成相对集中的某一处“草市”，再沿水系逐渐向外扩展的，并且随着河道水系变化，市场中心还会转移，具有丰富的历史变化与可读性。

要厘清江南水乡市镇的空间演变，一方面需要尽可能搜集历史地图、卫星地图、历史照片等直观的图像资料，从图像中寻找历史空间演变的蛛丝马迹；另一方面也要熟练运用方志材料，对文字中描述的水系、桥梁、地标建筑等相互之间的方位仔细辨别，并且要将其定位到卫星地图上来分析，多重证据相对照，尽可能排除前人记录的谬误。

《珠里小志》中除了直观的“总图”外，文字也记录了水栅、桥、市场、寺庙等重要地标的信息，结合前人关于朱家角商业贸易变化的研究，可以更为详细地分析明清至民国时期朱家角市镇空间演变。

（一）棉布贸易时期：明代至清中期

明代朱家角已成为江南地区棉布业贸易的中心市镇之一。依靠宋元以来棉花种植的推广以及江南市镇网络的贸易优势，到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苏州府（今苏州）、松江府（今上海松江）已形成棉布业的规模化销售市场，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有些市镇在规模或经济地位上已超过管辖它的县城。万历《青浦县志》载，朱家角“商贾辏聚，贸易花布，今为巨镇”，与朱泾并列为“标布”集散中心；崇祯《松江府志》载，“京省标客往来不绝”［19］。棉花、棉纱、棉布逐渐商品化，“耕地棉七稻三的配置结构，导致农村粮食无法自给，需要大量商品粮从外地输入”［20］，棉布业市镇多兼营粮食，这也为棉布业衰落后江南市镇的再次繁荣奠定了基础。

清中期以前，“珠里有石街三，一自骆家桥起至三元殿”［21］，即最早形成的“东市”，目前仍保留有“东市街”一段。水栅“本镇五所：报安桥、何家桥、关帝桥、西何家港桥、祥宁浜”［22］，报安桥原在“镇东栅真静庵前”［23］（彩插四︰1），《珠里小志》“总图”中标出了报安桥的位置，说明历史上的东市还要往东延伸，从卫星地图可以看出陆家桥往东的东市河两侧留有街市建成区的印迹。早期重要的公共建筑如巡检署、圣帝庙、关帝庙、城隍庙（旧址）、节孝坊、同仁堂、中观音堂等均位于东市，足见东市的重要和繁华。最繁华的明记场“在东市报安桥侧。按：康熙时，珠里商贾贸易骈阗，东市明记场、茶楼、酒肆为京洛标客居停之所”［24］。后来商业中心北移，东市衰落较早，“今仅存茅屋数椽，瓜田廿亩”［25］。

朱家角保存至今最早的地标是元代建成的慈门寺和圆津禅院，二者皆位于镇北梢，历史上的位置从未改变。圆津禅院“在泰安桥西，元至正间建，明万历中重修”［26］；慈门寺“在放生桥南，旧名明远，元时建。明嘉靖时遭倭寇，毁于火。万历二十七年……兴建”［27］，王昶《新修钟楼记》载“慈门寺在吾乡东北隅”［28］。“北市”的兴起与放生桥的修筑有关，因北漕港较宽，桥北原属昆山县井亭，与桥南的珠街阁往来不便。明隆庆五年（1571年），慈门寺僧性潮募资兴建放生桥，两岸始可便捷往来，但至清初“北市”仍未形成。上文提到北水栅设在“何家桥”（泰安桥），“泰安桥外，今谓之外廊棚，康熙初荒冢累累，人烟疏落。月落昏黄，时闻鬼吟狐啸，行人畏之”［29］。

（二）米粮贸易时期：清末民国时期

清中期以后，江南市镇棉布业日渐衰落，原因有三：一是乾嘉以后受北方大力发展的棉布业的冲击；二是遭到太平天国战乱的破坏；三是开埠后在洋纱洋布的打击下日趋衰落。其中第三点是主因，土布逐渐被机器织布取代。因此，苏松地区的耕地慢慢又回归到以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为主。一部分市镇一蹶不振，从此衰落；另一部分市镇则转为丝绸、米粮业贸易，延续市场的繁荣。朱家角抓住上海开埠的机遇，在清代中晚期已发展成为江南地区米粮业的中心市镇之一，镇上有四大米行，设有米业公会，每天派人在上海和朱家角之间传递米业信息；此后更是开办电灯厂、机器碾米厂，兴办油坊厂，带动百业兴旺，比之棉布业时期更加繁荣。至20世纪30年代，集镇人口密集，有个体工商户一千余家［30］。

这一时期朱家角市镇空间最大的变化是“北市”的兴起。由于北漕港取代了南漕港的运输主导地位，康熙初年还是“荒冢累累”的镇北，“百余年来，生齿日繁，屠门鱼肆，花铺牙行，开设已遍，里中市集，于此为盛。以致一廛之地，赁必数金，几乎有人满之患焉”［31］。据《重建放生桥碑记》载，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桥倾坍，旋即便由圆津禅院觉铭主持重建，“辛未（1811年）夏鸠工，壬申（1812年）腊月工竣”［32］，从侧面说明放生桥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镇上城隍庙历史上与商贸活动关联紧密，原本位于东市的雪葭浜畔，随着东市的衰落和北市的兴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徽州程履吉舍银千两，里人又各捐资，始谋迁建”［33］。新址位于北市的平安桥西侧，光绪七年（1881年）又重建。民国时期，城隍庙曾作为市公所、商会、米行厅、民众教育馆、报社等办公场所，办过城隍庙小学。

清末民国时期，镇上商人利用北漕港连通上海的宽阔河道，在两岸开办大型米厂、油坊厂、发电厂、机器碾米厂等，并创办一隅小学，教会也在此修筑天主教堂。北大街、大新街、漕河街及井亭港（东井街至西井街）一带店铺林立，鳞次栉比，涵盖各行各业，一片繁荣景象（彩插四︰2）［34］。由于人口多、商业繁荣，邮政需求量大，早在1903年就开办了大清邮局邮电代办处。

（三）1949年以来的变化

1956年开始工商业公私合营和农业合作化改造；20世纪60年代，从上海市区迁入一批工厂，镇域空间扩大；1965年建设水厂、化粪池，改善恶劣的环境卫生状况。这时期，镇上很多房屋产权被收归国有，私营工商业受限制，商业活动急剧萎缩，仅在北大街设供销社。

改革开放后，朱家角的商业逐渐恢复。1991年朱家角镇被列入第一批市级历史文化名镇，当地成立旅游开发公司，至1993年《朱家角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编制完成，明确提出保护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城市意象。1996年文化旅游试开业［35］，从北大街开始，逐渐带动其余街巷商业的复兴。

现在的朱家角古镇核心区基本保持了民国晚期的格局，由于旅游的兴起，放生桥和课植园成为最热门的景点，因而在划定朱家角古镇旅游区范围时，东市被整体排除在外，西市仅划入了一半的街巷。近年又将古镇停车场和游客中心建在井亭北侧的大淀湖畔，进一步加剧了东市和西市的萧条，形成镇北“人山人海”与镇南“门可罗雀”的强烈对比。

五、江南水乡市镇的价值与价值要素

从宏观视野看，在传统社会后期崛起的江南水乡市镇群，“带来的是当时经济先进地区——江南农业经济的显著发展与经济结构变革的重要讯息，显示着农业与手工业间以及它们各自领域内专业分工的扩大、乡村人口向镇市的转移、区域经济与市场网络的形成等引人注目的变革迹象”［36］。高密度的水系、优质的土地和先进的生产方式，以及相隔一定距离的市镇群相互连接、互为支撑的布局，是江南水乡市镇从明清至民国维持长时间整体持续繁荣的根本原因。这些市镇群具有相似的空间格局与建筑形制、高度一致的社会习俗，并显著区别于山区沿陆路驿站和水运码头分布的城镇体系，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朱家角镇的水系网络、市镇空间、建筑风貌以及构成的历史城镇景观都能作为江南水乡市镇的典型代表。由于产业的更替，水路交通随之改变，又引发市镇空间的变化。朱家角脉络清晰的历史空间演变见证了江南水乡市镇历史上商贸产业的转变，至少能为江南水乡市镇“形成—发展—鼎盛—衰落—新发展”的全过程提供一处明确的实证，可以作为江南水乡市镇“系列遗产”整体价值的重要支撑。

既然江南水乡市镇从历史到今天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那么面向未来，我们必须通过提炼历史上“变化”的要素，来反思未来哪些核心要素是不能变的。“不变”则还能认为其是江南水乡市镇，反之“变了”将不再具有江南水乡市镇的价值内核。朱家角“变化”的要素包括以下几方面。

（1）交通方式：从以水路为主的舟船交通转变为公路交通，再发展到高速公路、地铁等现代化交通体系，水路交通基本消失，但历史河道和通航能力基本保持。

（2）商贸业态：从明代至清中期以棉布业为主到清末民国以米粮业为主，再到计划经济时期商业贸易的衰落，最后到市场经济时期旅游发展带动旅游商品贸易、餐饮住宿业的兴盛。

（3）贸易场所：从历史上长期水上集市与沿街商铺并存，到将商贸活动集中于北大街的供销社，再到现在的主要街市复兴而水上集市消失。

（4）空间格局：从棉布贸易时市镇中心的“东市”逐渐北移到清中叶米粮贸易时兴起的“北市”，再到民国时期依托北漕港建立机器碾米、榨油等工业，放生桥两侧愈发兴旺。今天朱家角新市镇范围不断扩大，已从城市郊野的传统江南水乡市镇转变为现代都市中心的江南水乡历史风貌保护区。

（5）生产生活方式：历史上四乡村民因商贸而汇聚、在镇上定居生活，到后来人们又因工业而迁徙至此，再到当代因旅游兴起而引发新的外来人口的汇聚，呈现出建筑功能商业化与居住人口老龄化共存的复杂状态。

在以上“变化”的要素之外，基于遗产价值认知，江南水乡市镇最核心且须保持“不变”的价值要素至少应包括以下几点。

（1）水系网络：至今仍基本完整的水系、驳岸、桥梁，以及仍能与周边城镇通航的河道水网，代表了江南“水乡”的典型特征，是历史上市镇兴起并持续繁荣的基础。

（2）水路交通：水路交通未来已不可能作为古镇主要交通方式，但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核心要素，如果能以旅游的方式部分恢复古镇间的水路交通以及水上贸易的集市场景，将会有助于人们直观体验江南水乡的独特价值。

（3）建筑遗产：不同时代建造的街道、寺观、祠堂、民居、商铺、工厂、仓库、作坊、教堂等建筑遗产，是代表不同历史时期江南“市镇”历经反复兴衰的典型物质遗存（图一）。

图一// 朱家角古镇“变”与“不变”的遗产要素（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六、结语

江南水乡市镇的繁荣不是单一市镇的繁荣，而是明清以来江南水网密集区域市镇群的整体勃兴。数量众多的水乡市镇既有共性，又在地理区位、水系构成、水系形态、交通状况、商贸产业、空间格局、街巷肌理、建筑形制、民风民俗等方面各有特色，历史空间演变规律也不尽相同。除了寻求共性之外，个案的深入研究也是未来申遗的重要基础工作。

朱家角是江南水乡市镇的典型代表，笔者依靠对方志、文献、历史地图、卫星图的分析与互证，基本厘清了朱家角历史水系、交通与市镇空间变化的过程，印证了从市镇兴起到棉布业贸易，再到米粮业贸易的商贸市镇变迁，为江南水乡市镇遗产的核心价值提供了支撑。正因为历史空间是不断变化的，面向未来，既要允许其为适应新时代发展而适当“变化”，也要要求其必须坚守“水乡”和“市镇”的核心价值，保护“不变”的价值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