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衣食无忧的贵族，一群精神追求胜过一切的文化人，所能激发的多半是艺术的热情，所能创造的，也多半是灿烂的文化业绩。魏晋文学艺术极富特色。它不仅是对先秦两汉文学艺术的继承和总结，其由“人的自觉”带来的“文的自觉”，更是为这个时期的文艺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开辟了极为广阔的领域，从而孕育了盛唐的文学艺术高潮。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还不可能详尽而充分地了解魏晋文人生活行为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但通过《世说新语》等现存的部分材料，仍可以在部分文人的生活行为中，窥见这个时代文学艺术转换的契机和状态，以具象的内容，去感受和把握宏阔的历史文化氛围。

集会活动是魏晋文人文学艺术活动的重要内容。法国著名的社会学派文艺学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过：“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倘若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就应看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的凝聚，离不开这些文学艺术家团体内部的集会和交流。没有这种聚集，就没有这些团体作为集体的存在。中外文学艺术史上这种以文艺家的聚集促进某些文艺潮流兴旺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法国的沙龙文学、德国的狂飙运动、俄国的强力集团，中国的江西诗派、鹅湖书院、东林书院等，莫不如此。而中国文学史上自觉的文学团体的集会，是从汉末魏初开始的。

邺宫西园之会

历来的文学史对文学团体的集会活动总是未予注意，所以文学团体的集会活动起于何时何地，一直是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如果我们了解了汉魏时期的文人言行，就有理由确信，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人集会，是建安文人在邺城邺宫的西园之会。

首先，曹丕的《与吴质书》云：“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災，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如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除了“昔日游处”的具体场所不明之外，作者曹丕与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陈琳、应玚、刘桢等一同饮酒赋诗，亲密无间，则是无可置疑的。而结合七子的作品，便可以断定，他仍“游处”之所便是邺宫西园。在《六臣注文选》卷二○《公宴》诗中，收有曹植、王粲、刘桢、应玚等人的《公宴诗》。其中吕延济注曹植《公宴诗》说：“此宴在邺宫与兄丕宴饮。”诗云：“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已经把地点说得十分明确。又张铣注王粲《公宴诗》说：“此侍曹操宴。”刘良注刘桢《公宴诗》：“此宴与王粲同于邺宫作也。”均是明证。

从“何尝须臾相失”一句中，可以看出西园诸友之间的深挚情谊，而且也能想见西园集会的次数极为频繁。“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则勾勒出一幅西园之游以诗会友的画面。而这些《公宴诗》的内容，又表现了崇尚自然、企羡山水审美取向的萌动，如刘桢《公宴诗》：“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把人们带入花前月下的美景中，令人心旷神怡。

邺宫西园之会不仅促进了建安文学的发展，而且也是后代文人集会活动的滥觞。

西晋金谷之会

西晋金谷之会是继建安西园之会后的第二次大型文人集会。石崇《金谷诗序》云：“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署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谢安也认为：“金谷中苏绍最胜。”又据《晋书·刘琨传》，刘琨“年二十六，为司隶从事。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琨预其间，文咏颇为当时所许”。除了刘琨之外，石崇所说的三十人，多数为西晋二十四友。据《晋书·贾谧传》：“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兰陵缪征，京兆杜斌、挚虞，琅邪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眕，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皆傅会于谧，号曰‘二十四友。”《文选》卷二○收有二十四友中潘岳《金谷集作诗》一首，为石崇出为城阳太守时，潘岳送别之作。

从石崇的诗序中可以看出，能够把这批诗人拢在一起的凝聚力量，是他们共同的心境与审美的取向，这是一群善于在自然中进行美的发现与美的净化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都能以诗的手段表达这种发现与净化，这正是魏晋人崇尚自然的风尚，也是这个文学团体共同的向心力量。

东晋兰亭之会

东晋时期，偏安江左的世族文人有了自己的庄园和充裕的精力，以会稽兰亭为中心的文人聚会，是继西晋西园之会后的又一次文人盛会。著名的王羲之《兰亭集序》记录了此事。据《兰亭集序》的另一版本，《世说新语·企羡》刘孝标注所引王羲之《临河叙》，“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这次聚会可以说是金谷之会的重演：诗人们对气象万千的大自然的美好领悟，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他们热烈地以吟咏与大自然进行积极交流，与同仁相互倾诉心灵的感受。这又是崇尚自然的美学思想的具体体现。金谷与兰亭不仅意境相仿，连觞咏的形式，以至连不能赋诗者被罚酒的做法，也与金谷之会如出一辙。

当然，兰亭之会又并非完全照搬金谷之会，而是具有自身的特点。它的特点，就在于将文人的集会与民间世俗的礼仪相结合，即文中所说他们的集会，是“修禊事”的具体形式。所谓修禊事，就是在水边举行除去不祥的祭祀活动。《宋书·礼志》：“《周礼》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也。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也。《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可知自周代起就有这种礼仪。自郑国起定于三月上巳进行。又《晋书·礼志下》：“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宿垢。而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晋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侧。”王羲之所记，就是一次具体的修禊活动。不过兰亭修禊已与前代大不相同，它已经不仅包括“秉兰草，拂不祥”，“洗濯祓除宿垢”的内容，而且还加进了“流觞曲水”的花样，这种花样带有浓郁的文人气味。所谓“流觞曲水”，就是在禊祠时引水分流，因流设席，激水推杯，至席前取而饮之，称为“禊饮”。因为曲折分流，故称“曲水”。禊饮时伴以乐舞，酒阑赋诗，称为“曲水诗”。王羲之所记“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一觞一咏”，正是最准确而形象的记录。

兰亭之会以“流觞曲水”的办法，将文人以诗会友与三月三日禊饮之礼融为一体，这既是对修禊礼仪的丰富，也是对文人集会活动的发展。大自然的钟灵毓秀为禊饮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而三月三日的法定日子又在时间上为文人聚会作了定期保证。当人重新与自然相互吸纳，共为一体时，便会激发出一种激荡宇宙的情怀，作为这种情怀的宣泄点的文学艺术，便会拥有永久的魅力—《兰亭集序》至今仍余香四溢，原因就在于此。

宁稼雨 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