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伟（中央音乐学院，北京 100034）

“作曲家团体”（Group of Composers）在西方音乐历史上并不罕见，但它作为一种切实存在的概念和现象，至今仍未得到国内外学界的明确界定和深入探究。①据笔者查证，目前国内外各大权威音乐辞典、百科全书均无“作曲家团体”（或“作曲家群体”）条目。单从语义层面来说，“作曲家团体”即指由若干作曲家组成的集体，例如俄罗斯“强力集团”（the Mighty Handful）、法国“六人团”（Les Six），以及现当代诸多“作曲家协会”或“作曲家联盟”等。那么，同样由若干作曲家组成的“作曲学派”（Composition School，或称“作曲流派”）②Composition School 并非是一个学术性音乐术语，它仅被某些非学术性百科全书（例如Wikipedia）列为词条，直译为“作曲学派”或“作曲流派”。该概念在现实音乐语境中可被理解为：若干艺术风格及理念相近的作曲家自觉或不自觉结合而形成的音乐派别。它有别于纯粹音乐风格层面的“音乐体裁”（Music Genre,有时也被译为“音乐流派”，简称“乐派”）：前者强调“作曲家和音乐风格”；后者则更注重“音乐风格”。——“威尼斯乐派”（Venetian School）、“博洛尼亚乐派”（Bologna School）等——是否也可以被称为“作曲家团体”？

笔者认为，西方音乐历史上真正的作曲家团体兴起于19 世纪。20 世纪上半叶是作曲家团体数量剧增的阶段，其间西方许多国家纷纷产生了不同性质及规模的作曲家团体，形成了某种特殊的音乐文化现象。对此，本文将从“团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又译“群体动力学”）③“团体动力学”属于社会心理学的分支，最初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1890—1947)开创，是一门主要研究社会群体或社会群体之间的行为和心理过程的学科。据笔者考察，国内外音乐学界（中英文语境）目前尚无以“团体动力学”为视角研究音乐史学问题的相关成果。但是，国外有学者从该理论视角对19 世纪印象派画家群体进行了研究。（Michael P.Farrell.Collaborative Circles : Friendship Dynamics and Creative Work [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的视角出发，尝试对20 世纪上半叶西方作曲家团体现象进行分析和考察。

一、作为“团体”的作曲家

自中世纪末期以降，西方职业作曲家大多以独立个体的形式著称于世，作为“团体”的作曲家则占据少数，其团体存在的时间也并不持久。造成这一境况的缘由不难推测：作曲家不同于演奏家，这是一种以“创造性”（creativity）为精神导向的特殊职业，作曲家的首要原则就是要避免“趋于雷同”，这种观念在进入古典主义盛期之后尤为显著。因而，秉持这种理念原则的作曲家普遍具有极为鲜明的个性，其潜意识会驱使他们竭力规避任何有碍其创造性发展的事物。显然，诸如“团体”或“集体”这种多少会遮掩个体光辉的聚集性组织将难以获得作曲家们的接受与认同。值得令人思考的是，西方音乐历史上确实产生过一定数量的作曲家团体，并且其中有少部分团体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广为人知的有俄罗斯“强力集团”与法国“六人团”）。那么，作曲家团体究竟是怎样形成的？20世纪上半叶为何会出现作曲家团体数量激增的现象？这些都是西方音乐研究者们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探讨上述话题之前，我们首先面临的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如何判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曲家团体？之所以存在这种疑问，是因为当前西方音乐学界尚未对“作曲家团体”进行过清晰的界定和分类，以至于人们时常将“作曲家团体”同其他概念混为一谈，其中最易混淆的是“作曲学派”。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团体动力学”的理论基础上对“作曲家团体”的实质做明确界定，并由此展开对相关现象及论题的探讨。

一般而言，“团体”（group）通常是指某种实体性的“组织”（organization），其至少由两位及两位以上具有相同或相近目的的个体组成，且个体相互之间存在一定亲密性；“学派”（school）①英文School 一词与德、法的对应词（die Schule;l'école）同义，三者均源于希腊语σχολή,可译为“学派”或“流派”。本文将School 译为“学派”而非“流派”，旨在凸显其实体性而非风格性的一面。至于纯粹风格体裁类型意义上的“乐派”（Genre）则与本文并无关联。事实上，在国内音乐文化语境中，School 通常被译为“乐派”，例如“新维也纳乐派”（Neue Wiener Schule）。在本文的论述中，“学派”“流派”“乐派”三者同义，均对应英文School 一词。是指学术、文化、艺术领域中的某种派别（如“艺术流派”②“艺术流派”（School of Art）：“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的由若干思想倾向、审美理想、创作原则、艺术风格等方面基本相同或相似的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结合而形成的艺术派别。”（《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艺术流派”条目.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它具有与团体相同的实体性质，但更强调“实体”背后的内容，即学术思想、美学理念、师承关系、艺术风格、创作技法等。从实体性的层面来看，“作曲家团体”与“作曲学派”均由若干个体（作曲家）组成，它们均属于某种“个体的集合”，但二者之间存在性质差异。

在团体动力学中，“团体”这一概念本身有其特定性质及意义。一般认为，“个体的集合并不能作为区别团体或非团体的标准”[1]3，真正意义上的“团体”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可认定的成员；2.团体意识；3.同一目标的感觉；4.在需求的满足上有相互依存的关系；5.互动；6.有能力在相同方式下运动。”③其中，“可认定的成员”表示两个及两个以上从名称或形态上可以辨认的个体；“同一目标的感觉”是指相同或相近的目标、理想或兴趣；“有能力在相同方式下运动”意为如整体般向同一目标方向发展。（潘正德.团体动力学 第三版[M].台湾：心理出版社，2012：3-4.）[1]3-4

从这一角度来看，并非所有的“作曲学派”都可以被称为“作曲家团体”。例如，16 世纪“威尼斯乐派”与17 世纪“博洛尼亚乐派”，二者虽属于个体的集合，并且个体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性，但这些个体缺乏明确的团体意识或同一目标，也不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实际上，这两个乐派的形成是建立在某种公共机构（圣马可大教堂和圣比特罗尼奥教堂）之上，是以此为中心聚拢了一批艺术风格及创作手法相近的个体。类似的还有18 世纪“北德意志乐派”（Norddeutsche Schule）和“曼海姆乐派”（Mannheim Schule）等。要而言之，上述作曲学派均以“艺术风格”为判断其是否成立的决定因素，它们属于典型的“艺术流派”，但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团体”性质。

真正意义上的“作曲家团体”兴起于19 世纪，并以俄罗斯“强力集团”为典范。④西方音乐历史上最早的作曲家团体难以考证，但自19 世纪起，西方各国陆续诞生了许多以作曲家为主体的（正式或非正式）团体、协会和联盟已经成为一个客观事实。19 世纪的作曲学派与以往不甚相同，它们大多由作曲家自觉地组织创立，并且往往还要发出一份美学宣言，如“新德意志乐派”（Neudeutsche Schule）。李斯特等人宣扬的“新德意志乐派”已经初步满足作为一个团体应具备的诸种条件，但该乐派成员的职业类型过于宽泛（包括作曲家、演奏家、指挥家、评论家），并不能构成严格意义上的“作曲家团体”。19 世纪最具典型意义的作曲家团体当属俄罗斯“强力集团”，它满足了前述“团体”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全部条件：集团由两位及两位以上成员组成；集团成员之间存在明显的团体认同感及归属感；集团以“发扬俄罗斯民族主义音乐”为共同目标；集团成员之间相互协作，并借助团体而满足个体的需求，如提升个体的声誉等；集团成员之间有着密切的现实互动；集团类似单一有机整体般向同一目标方向迈进。

综上，笔者认为：首先，“作曲家团体”有其性质限定，对之进行界定需要依据“团体”这一概念的相关条件；其次，“作曲学派”并不完全等同于“作曲家团体”，只有具备团体性质的作曲学派才可以被归为作曲家团体范畴。

二、20 世纪上半叶西方作曲家团体概况

西方音乐历史上有据可循的作曲家团体或具有团体性质的作曲学派大多集中于20 世纪。⑤本文所研究的“作曲家团体”是指以作曲家为主体且由作曲家自觉发起与组织的团体。那种由国家政府权力机构发起的作曲家团体不包含在本文的论述范畴，例如：苏联作曲家联盟（Union of Soviet Composers）。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内部及外部诸种复杂因素的推动，20 世纪上半叶西方出现了作曲家团体（为便于表述，该概念已涵盖具有团体性质的作曲学派）数量激增且涉及区域广泛（包括拉丁美洲）的特殊音乐文化现象。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西方约产生了20 个作曲家团体（不包含同一团体的内部分支）。其中，许多作曲家团体形成并解体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详细数据及内容参见图1 和表1。⑥图1 是对表1 相关信息的数据统计。表1 由笔者通过国内外各类音乐辞典、学术专著及期刊、网络资源等途径搜集信息制作而成。由于表1相关内容主要基于中英文语境的各类文献及网络资料，因而很可能并不完整，但笔者所考证的作曲家团体均具有一定国际或区域知名度。

图1.20 世纪上半叶西方作曲家团体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1 数据显示，20 世纪上半叶西方作曲家团体总量约为20 个（欧洲14 个；美洲6 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为作曲家团体数量增长速率的高峰期。具体来看，1900—1915 年间西方仅产生了3 个作曲家团体（所属区域为欧洲），而1915—1945 年西方作曲家团体总量出现大幅增长，1945 年之后西方团体总量持平。1915—1925 年间欧洲作曲家团体数量呈快速增长势态，1925 年之后欧洲团体数量维持小幅增长。美洲作曲家团体诞生于1920 年代，1920—1940 年间美洲团体数量增长速率相对稳定，1940 年之后美洲团体数量持平。

表1 是20 世纪上半叶20 个西方作曲家团体的基本信息汇总。内容显示，20 个作曲家团体依次创立于1904 年至1943 年间，分布于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挪威、瑞典、波兰、俄罗斯、美国、阿根廷、墨西哥12 个国家。各国所占团体数量为：美国4 个；法国3 个；奥地利、意大利、英国各2 个；其他国家各1 个。所有作曲家团体按其性质可分为两类：A.一般意义上的作曲家团体；B.具有团体性质的作曲学派。其中A 类居多。

通过表1 可知，20 个作曲家团体的类型及规模各异。在团体动力学中，团体可依照其组织程序和成员性质等方面分为不同类型。这20 个作曲家团体可从两个不同维度进行划分。首先，从团体的组织程序来看，可分为“正式团体”（formal group）与“非正式团体”（informal group）两类。正式团体的组成基于特定的目标或政策，其内部通常会制定与成员职位及权利相关的规定，“作曲家协会”和“作曲家联盟”即是典型的正式团体；非正式团体的组成基于成员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吸引，团体内部不必然有明文规定，“新维也纳乐派”和“六人团”正是非正式团体的典范。其次，以成员性质及关系为准，可分为“社会团体”（social group）和“心理团体”（psychological group）两类。社会团体的成员通常为追求某种社会性目标（如发扬民族主义）而主动结合，成员间的互动性程度不一；而心理团体的成员往往因拥有相同志趣而自然结合，成员间的互动性较为紧密。[1]5-9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英国作曲家协会”与“新维也纳乐派”的对比而获悉。总体而言，20 个作曲家团体中正式团体和社会团体的比例略大于非正式团体与心理团体。

表1.20 世纪上半叶西方主要作曲家团体汇总①相关文献来源：第1—2、4、7—11、14、18—20号作曲家团体参见：Stanley Sadie.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2nd Edition)[M].2001.团体名称即为辞典条目。“青年波兰”参见：Stanley Sadie “Karol Szymanowski”,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2nd Edition)[M].2001。“挪威作曲家协会”参见：http://www.komponist.no/。“瑞典作曲家协会”参见：https://fst.se/。“阿格伊学派”参见：钟子林.西方现代音乐概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6：51。“当代音乐协会”参见：Pauline Fairclough.A Soviet Credo: Shostakovich's Fourth Symphony[M].Burlington: Ashgate Pub Co,2006：2。“复兴社”参见：（美）尼・斯洛尼姆斯基.拉丁美洲的音乐[M].吴佩华，顾连理，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98。“八人团”参见：Carol A.Hess.Sacred Passions: The Life and Music of Manuel de Falla[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174。“四人团”参见：Leonora Saavedra.Carlos Chávez and His World[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48-49。

另一方面，在本文的研究对象中，仅有少部分作曲家团体存留至今并且发展更为壮大（例如：挪威作曲家协会、瑞典作曲家协会、国际当代音乐协会），而大部分作曲家团体则以解体而告终。笔者分析，20世纪上半叶西方作曲家团体主要因外部及内部两方面因素而导致解体。外部因素主要是战争、财政危机以及演出冷遇。具体来看，首先，20 世纪上半叶爆发了诸多声势浩大的战争，许多作曲家团体因受到战争的影响而分崩离析。如西班牙“八人团”，1936 年西班牙内战开始后，八人团中的部分成员跟随西班牙共和政府经由瓦伦西亚到达巴塞罗那，随后不久八人团成员各司其事，团体自然解散；[2]其次，20 世纪30 年代前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这一事件对当时一些作曲家团体造成了重创，泛美作曲家协会便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文献记载，协会解散源于“该协会的组织结构在财政上遭受重创，无法承受经济大萧条带来的诸种压力”。[3]60此外，还有一部分作曲家团体由于筹办的演出频频受到冷遇，也没有政府或赞助商提供支持而最终被迫解体（如俄罗斯“当代音乐协会”）。导致上述作曲家团体解体的内部因素主要有目标理念分歧、内部矛盾冲突、团体目标偏离。①这些因素均基于团体动力学的相关理论概念——凝聚力（cohesion）、冲突（conflict）、目标（goal）。详见Donelson R.Forsyth.Group Dynamics（7th Edition）[M].Boston: Cengage Learning,2019。在20 个作曲家团体中，受上述内部因素影响而走向瓦解的团体并非少数：法国“六人团”的解体源于其成员在目标及理念层面产生了分歧，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团体凝聚力；美国“国际作曲家协会”的解体基于诸种内部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团体领导人与成员之间由于观念不合而引发了冲突；美国“作曲家联盟”的解散与“目标偏离”相关：“在最初的音乐季中，该组织依然坚持其国际主义宣言（该团体的创办宗旨之一，译者按）；然而，第二年它便开始强调美国音乐。”[4]56相关例证不一而足，故不做赘述。

三、20 世纪上半叶西方作曲家团体的形成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作曲家团体究竟是因何而形成的？或者说，作为“个体”的作曲家，为何要形成“团体”？能否从学理层面对这一现象及问题做出合理解释？从“团体动力学”的视角出发，结合相关史料及数据，可对这些问题予以解答。

（一）影响团体形成的三个方面

一个团体的主体及其组成部分均为人，即个体。在团体动力学中，个体的“人格特质”（Personality Traits）、“现实与心理需求”和“目标及理念”是影响一个团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探讨20 世纪上半叶西方作曲家团体形成的原因，需要首先从这三个方面着手。

1.人格特质

团体动力学认为，“人格特质”与个体组建或加入团体密切相关。人格特质这一概念源自“人格心理学”（Personality Psychology）。当前，人格心理学界已发展并建立了一套能够研究及测量人格特质的理论模型，即“五因素模型”（Five-Factor Model；简称FFM）。②“五因素模型”又称“大五模型”，是自20 世纪20 年代起，经数代人格心理学家的共同努力而建立起的有关人格特质的理论模型。五因素模型的五重人格因素分别为：“外倾性”（extraversion）、“宜人性”（agreeableness）、“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神经质”（neurotism）、“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详见许燕.人格心理学（第2 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352-355。该理论已受到许多学科领域的关注和借鉴，其中就包括团体动力学。团体动力学家发现，拥有不同人格特质（即人格五因素之一）的人对待“团体”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这些差异会使得一部分人倾向于加入团体，而另一部分人则宁愿保持孤立。此外，五种人格特质中有一类与本文研究对象的关系十分密切——“开放性”特质。“一个拥有开放性特质的人更有可能加入一种新精神运动，而非传统宗教团体（一种修辞，译者按）。”[5]97所谓“开放性”，即指“对经验持开放、探求的态度”[6]356，这种特质对于某种以创新为导向的团体的形成至关重要。20 世纪上半叶西方许多作曲家团体之间存在一个显著的共性，即积极探索新音乐并竭力推动其发展。不难推测，这些创新型团体的成员极有可能具备“开放性”人格特质。

2.现实及心理需求

图2.20 世纪上半叶作曲家团体的形成过程

一般而言，个体（自觉地）加入团体源于其某种现实或心理需求，这些需求分别体现为以下几点：（1）安全保障的需求（减轻孤立感和危机感，增强归属感与安全感）；（2）社会性亲和的需求（与志趣相同的个体进行互动）；（3）认同需求（通过向他者投射的方式获得自我认同）；（4）权力的需求（担任团体领导者；对抗外部压力）；（5）自尊的需求（满足个体的自我价值感）；（6）目标达成的需求（通过集体的力量而达成个体力不能及的目标）。[1]26-27

上述六种需求在20 世纪上半叶西方作曲家团体各成员中均有体现，只不过要依据不同类型的团体进行细致划分。“心理团体”通常首先强调的是社会性亲和、认同及自尊需求，团体成员因共同志趣相互吸引，并渴望通过彼此而获得身份及价值认同，观察法国“六人团”团体发展过程及内部交流互动可以获得映照。“社会团体”一般会将安全保障、权力及目标需求摆在首位，其中往往都是十分明确的现实需求。例如，英国“作曲家协会”的创办目的主要在于保护英国作曲家的权益，并为其提供出版、推广和演出机会。

3.目标及理念

无论是社会团体还是心理团体，目标及理念都是其形成的必备条件。二者的区别在于，社会团体往往会正式公布一份团体创办宣言或宗旨，而心理团体则会以非正式的方式表露出其团体目标及理念。本文的研究对象均具备各自的创办目标及理念。如美国“国际作曲家协会”旨在汇集一系列当代优秀作品，并努力“以揭示其基本精神的方式呈现这些作品”[7]268；阿根廷“复兴社”所宣布的宗旨是“讨论成员的创作，公演及出版其中的优秀之作，安排民族音乐在国外的演出；并公开讨论总的音乐问题，目的是对音乐文化的进步有所贡献” 。[8]98俄罗斯“当代音乐协会”的创办目的是希望为俄罗斯“提供一个传播和讨论西欧音乐发展新趋势的平台”[9]2等。

（二）20 世纪上半叶西方作曲家团体的形成推演

20 世纪上半叶是人类现代文明史上空前动荡的时期，也是西方艺术音乐风格流派纷繁林立的阶段。从宏观的历史语境来看，社会剧变与残酷战争摧毁了原本美好的物质及文化世界，触发了人们的精神及信仰危机，一些崭新的甚至是激进的美学思想及理念也由此应运而生。艺术音乐领域，晚期浪漫主义的余晖在20 世纪逐渐逝去，先进的作曲家毅然将目光转移至作曲技术的突破与创新之上。自19 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延续与发展，其波及的区域范围较之以往要更加广泛。这些都是促使20 世纪上半叶西方作曲家团体形成的外部及内部推动力。然而，这些因素并不能充分解释某个团体的形成过程及原理，团体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结合前文涉及的相关理论，可对20 世纪上半叶西方作曲家团体的形成大致进行推演。

如图2 所示，个体（作曲家）在无明确目标的情况下，因其国别、地域、职业等因素而被动地形成一种离散状态的集合。当个体面临诸种外部及内部压力时，这种压力会积极地转化为有利于团体形成的推动力。在外部及内部推动力——外部：两次世界大战、社会政治变革、民族主义运动等；内部：精神信仰危机、音乐美学思想、作曲技术革新等——的共同作用下，个体开始产生诸种现实及心理需求（例如：寻求志趣相同的个体、增加公共演出机遇、提升个人社会地位等）。此时，个体会为满足自身的需求而做出选择，但基于个体人格特质的不同，一部分个体会向集体靠拢，另一部分个体则坚持孤立。排除那些选择独立的个体之后，剩下的是具有现实及心理需求的“个体的集合”。一旦个体的集合中包含“目标需求”这一因素，并且满足了一个团体应当具备的诸种条件，那么“个体的集合”就会成功转变为“团体”。在转变的过程中，个体会根据不同的人格特质、现实及心理需求、目标及理念而自觉地分化为不同类型的团体（如社会团体、心理团体、保守型团体、创新型团体等）。无论何种团体，其向心力永远指向“目标”。团体内部的个体团结一致，共同对抗外部压力，追寻团体目标。否则，团体将面临分歧、冲突甚至解体。

四、20 世纪上半叶西方作曲家团体现象解析

基于上述理论推演，我们现在将重返真实历史语境，从具体的实例出发来观察20 世纪上半叶西方作曲家团体现象。前文已经指明，20 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动荡与社会变革积淀为内外两股推动力，这种推动力施加在作为个体的作曲家身上，迫使其催生出诸种不同的现实及心理需求，这正是致使20 世纪上半叶西方作曲家团体形成及其数量激增的主要缘由。然而，这些需求具体体现为哪些方面，其中的目标需求是什么，则需要逐一厘清。

在本文的研究对象中，有许多团体诞生于20 世纪民族主义音乐运动的潮流之中。20 世纪民族主义运动是对19 世纪民族主义思潮的延续，尽管两个阶段的民族主义音乐流派在音乐语言和创作技法方面不尽相同，但从根本上说，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目的在于发扬或复兴本民族地区的音乐文化。具有这种理想抱负的作曲家，首先会寻求某种同缘关系的“身份认同”，即从行为或心理上向本民族的“同胞”靠拢，以期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实现其共同目标及理念。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共同目标的介入，作曲家那些不符合团体利益的行为或偏见通常也会被主体有意克制，其目的在于确保团体的正常运作及其共同目标的达成。此外，当某种外部或内部压力（这种压力时常会体现为源于民族文化缺失的危机感）逼近时，同一民族的个体会产生强烈的安全保障以及身份认同需求，这种需求会促成一种天然的聚合力将离散的个体紧密结合在一起。具体而言，20 世纪上半叶受民族主义运动影响而产生的作曲家团体有“泛美作曲家协会”，该协会的成员全部来自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其团体理念在于“激励作曲家为创造西半球的独特音乐做出更大努力”[3]51；墨西哥“四人团”，该团体的共同目标是“以墨西哥艺术音乐的理念为基础，创作出一批具有独特墨西哥风格的乐曲”[10]49；除此之外还有阿根廷“复兴社”、西班牙“八人团”等。

如前文所述，在本文研究的20 个西方作曲家团体中，社会团体占据多数比例。并且这些社会团体在创办之初还会正式公布一份宣言，目的在于表明其创办目标及理念。以美国“作曲家联盟”为例，该团体的创办宗旨为：“鼓励、支持能够代表当下时代趋势的音乐作品；不分国籍或流派，只呈现最好的音乐；使新作曲家能够获得创作和出版的机会；进一步出版现代音乐；促进各国作曲家之间的合作，鼓励在其他国家成立类似的团体；不为盈利而举办能够代表音乐新趋势的音乐会。”[4]46可见，美国“作曲家联盟”旨在为当时的作曲家创造一个全方位的平台，其核心作用在于维护那些追寻新音乐趋势的作曲家的基本利益，为其提供切实的安全保障与发展机遇。这一现象不是个例，而是普遍存在于20 世纪上半叶西方艺术音乐领域。20 世纪初，科学进步为世界带来了繁荣经济，更为人们打破了交流的屏障。随着诸种新型通信媒介的诞生，信息的互换变得更加迅速与便捷，作曲家得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获悉世界艺术音乐的最新动态。当人们看见并体会到了时代及现实的变革之后，他们将难以接受传统的艺术家个人生涯的发展模式，也难以按捺想要向世界展示自身的渴望。对于一位尚不具备一定艺术声誉的年轻作曲家而言，其身处于一个充满无限机遇与可能性而又飘忽不定的社会环境中。面对这种境况的个体将会产生迫切的现实需求，即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以较为正式的形式呈现给大众，进而提升个人声誉及社会地位。然而，这种目标需求是个体力不能及的，年轻作曲家难以凭借一己之力而获得充沛的作品演出及出版机遇，他们必须通过向集体投靠的方式来达成其目标。对此，我们看到，“20世纪20—30 年代的年轻作曲家加入泛美作曲家协会的动机是非常强烈的，虽然没有直接的经济利润，但其所涉及的宣传是重要的。PAAC 提供了国际听众和大众媒介”[3]60。对于那些已经具有一定声誉的作曲家而言，他们或许从心理上拒绝将自身囿于局部区域性范畴（城市、国家、民族），而是将目光投向“国际”。同理，个人的力量无法企及理想的成效，这些作曲家需要诉诸“团体”来满足其目标需求。这便解释了为何勋伯格、瓦雷兹、梅西安等人会如此积极地投入作曲家团体活动中。②相关文献表明，当时许多知名作曲家频繁组织或参与多个不同的作曲家团体。例如，瓦雷兹曾先后担任美国“国际作曲家协会”和“泛美作曲家协会”主席，并同时参与其他音乐协会活动。参见Deane L.Root.The Pan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posers（1928—1934）[J].Anuario Interamericano de Investigacion Musical,1972（8）：49-70。

另一方面，20 世纪上半叶西方许多作曲家团体之间存在一个共性——积极探索新音乐并竭力推动其发展。这一共性的产生与整个时代的艺术潮流相顺应。20 世纪初期是“纯艺术”与“个人主义”与盛行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的作曲家奉行不同的音乐美学理念，其自身也表现出多样的态度和行为。其中，有一些作曲家既不向传统妥协，也不与当下的艺术潮流为伍，而是竭力恪守个人艺术美学理念。这些艺术家则自然地被归为边缘化的一类群体，例如众人皆知的“新维也纳乐派”。可以说，新维也纳乐派之所以会形成团体，首先是源于其成员在现实及心理上具有多重需求（安全保障需求、社会性亲和需求、认同需求等），他们需要借助团体这种形式来减轻被主流音乐权势所排斥而产生的孤立感和危机感，从而增强身份认同感以及一定的社会归属感与安全感，而获得这种需求的唯一途径便是与具有相同理念及目标的个体相结合，即形成一个“团体”。也有一些作曲家，他们并不是极端的先锋主义者，其个人审美趣味、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各不相同，但却在某种共同理念的引领下聚集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念有时往往并非总是要明确追寻什么，而是体现为共同反对什么。例如法国“六人团”，该团体的共同理念为“不同程度地反对印象主义，要求法国音乐走上新路：明快、活泼、机智、简朴”。[11]50与之相仿的还有“青年法兰西”，该团体反对那种机械化的、过度抽象的音乐风格，致力于“创造并推广一种具有真挚、宽广和艺术诚意的鲜活音乐”。①“青年法兰西”是一个典型的心理团体，该团体基本上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而被迫解散，战争结束后维系着少量象征性的活动。（Nigel Simeone.La Spirale and La Jeune France: Group Identities[J].The Musical Times,2002（43）1880：15.）虽然上述两个团体的形成均离不开成员之间的相互吸引与社会现实需求（如与志趣相投的人交流、共同举办音乐会等），但某种共同目标及理念无疑才是决定这些团体形成的核心因素。

结语

总体而言，20 世纪上半叶西方作曲家团体现象绝非某一偶然事件，它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受诸种外部及内部因素的共同推动而产生。该现象看似属于音乐领域的内部范畴，实际也从侧面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整个艺术发展现状。事实上，类似“作曲家团体”这种艺术创作集体也存在于同时期其他艺术领域（如绘画、戏剧、电影等）。更为重要的是，自19 世纪末以降，艺术界已经逐步发展为一个团体意义上的“协作圈”，不同艺术门类领域的艺术家会自觉地相互交流、协同合作，这一现象的普遍性意义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历史缘由不应被忽视。

“作曲家团体”是一个值得学界关注的话题。本文主要以“团体动力学”为理论基础研究20 世纪上半叶西方作曲家团体现象，旨在从学理层面对该现象涉及的某些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但“作曲家团体”话题仍具有广袤的探索空间，相关现象及问题还有待学界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