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梅（上海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上海 200031）

杨 晓（四川音乐学院 中华传统音乐研究院，成都 610021）

一、一次非遗之后的“记录”

1.非遗行为是建国后第三次大规模有体系的传统文化整理

杨 晓：20 世纪90 年代末，刚接触“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好长时间拗口念不清楚，对“遗产”这种决绝的提法也蛮抵触，但心里知道，再这么下去，大部分传统很快就真的变成遗产了，所以对“保护非遗”这个联合国提出的文化愿景还是充满了期待。20年过去了，如此西语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用语，农村的老婆婆用方言说起“非遗”也顺嘴得很。非遗在中国有一个行政化、学术化、日常化与产业化并行的复杂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中国人建立起自己的非遗观，接上本土地气的过程。2003 年，萧梅老师您带我在贵州的侗寨做田野，为侗族大歌申报联合国非遗名录做前期筹备。坐在火塘边，您说想起音乐界的前辈方暨申、赵宽仁、萧家驹、薛良，到后来的伍国栋、李文珍、张中笑、杨秀昭、张勇，他们几十年前肩负“少民调查”“音乐集成”的任务一再探访侗寨，您说如今的非遗是“再一次”摸家底或“又一次”整理国故。

萧 梅：收集整理性质的“盛世修书”，是中国文化两千年承续而来的传统。1950 年后，现代中国对传统音乐的三次大规模整理，除编修“国故”外还带有“建设中国音乐现代知识体系”的明确目标。建国之初各省区市就成立“音乐工作组”和“戏曲工作组”，对各地传统音乐进行“摸家底”式的系统搜集，到1963 年十多个省的《中国民歌集成》已经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