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靖

内容摘要：诗歌的主题和叙事策略不仅是诗歌风格的问题，更有着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未走之路》中采用了不可靠叙述，解构了诗中的二元对立元素，制造了文本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解读该诗的叙事策略，可以从根源上解释该诗的晦涩和矛盾，并证明这种叙事策略与美国早期的现代主义思潮、工业化进程和诗人本身的艺术观之间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罗伯特.弗罗斯特 叙事策略 不可靠叙述（者） 二元对立

二十世纪的美国诗歌处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时期，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正是兼具浪漫主义传统和现代主义特色的美国诗人之一。弗罗斯特素有“过渡性诗人”之称。在诗歌创作手法上，弗罗斯特擅长用传统诗歌形式表达新内容。他的诗歌在形式上保留了传统诗歌的格律结构，遣词造句朴实无华，惯用日常生活场景展现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田园生活。然而，这些诗歌的主题和内容却远远不止于描述自然和乡村风貌，而是在平淡无奇的表象下隐藏着复杂深邃的现代主义思想，蕴含着诗人对传统思想和田园生活的反思和感悟。

弗罗斯特有很多脍炙人口的田园诗歌作品，《未走之路》（The Road Not Taken，1916）是其中之一，诗歌出其不意的结尾尤其引人瞩目。在这首诗中，弗罗斯特少有地采用了不可靠叙述，解构了诗中的二元对立，制造了文本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由于诗人生活的年代正值新旧交替、美国经济和城市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环境和思想观念受到剧烈冲击的时期，诗中的不可靠叙述和二元对立主题与当时的美国现代主义思潮、工业化进程和文学观有着密切关系。本文的目的是从以上几个方面探讨《未走之路》中的不可靠叙述和二元对立的深层隐喻，对弗罗斯特诗歌的隐晦性和矛盾性特征展开历史文化层面的追问，探究文学创作与历史文化发展之间的动态联系。

一.不可靠叙述研究的历史文化转向

不可靠叙述是后经典叙事学中非常重要的学术命题。最先界定“不可靠叙述者”概念的是美国文学批评家韦恩C.布思。他在《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1961）中提出，“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思想规范（即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相一致时，那么这类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叙述者，倘若不一致，则是不可靠的叙述者。”[1]。G.普林斯在《叙述学词典》（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1987）中给不可靠叙述者的定义是：“其准则和行为与隐含作者的准则不一致的叙述者；其价值观（品味、判断、道德观）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相偏离的叙述者；叙述者叙述的可靠性被其各种不同的叙述特点所破坏。”[2]也就是说，除了以隐含作者规范为参照，叙述者的可靠性还取决于某些文本特征，例如自相矛盾，隐瞒或篡改事实等。

对不可靠叙述的研究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从作者和文本的角度，把不可靠叙述看作一种修辞或叙事策略；一是从读者的角度，把不可靠叙述看作一种认知或阐释策略。以费伦为代表的修辞叙事学派认为判定不可靠叙述的关键在于叙述者与隐含作者是否遵循同样的叙事规范。以安塞加尔.纽宁（Ansgar Nünning）为代表的认知叙事学派则采取读者阅读和认知的角度，认为不可靠叙述是读者的阐释策略，真实读者的规范才是判断叙述者可靠性的唯一标准。纽宁认为，真实读者的规范衍生于真实世界的知识、文学框架和读者个人的价值体系等框架①。

近年出现的叙事学历史文化转向为不可靠叙述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认知叙事学家布鲁诺.泽维克（Bruno Zerweck）在文章《历史化的不可靠叙述：虚构叙事中的不可靠性和文化话语》中提出，“叙述不可靠性的文化依存感对于理解不可靠叙述的不同方式和功能非常重要”，“由于不可靠叙述是解释策略的产物，它是具有历史和文化变数的。它反映了哲学、自然科学、心理学、社会学或美学话语在过去两个世纪内许多显著的历时和共时的发展。不可靠叙述因此可被认为是介于伦理学和美学之间、文学和其他文化话语之间的一种现象。而且，如果我们把历史和文化层面置于不可靠叙述的理论中，不可靠叙述的概念最终会成为文化研究的广阔领域中的一项重要策略。”[3]

因此，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不可靠叙述不仅是一种叙事策略，而且反映了一种崭新的文学观念。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Poetics）中提出艺术皆起源于摹仿。古典物理学的宇宙观只承认物理学上的现实，认为现实的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艺术只需忠实地反映这个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真理，艺术家的个人意志并不重要。所有的真理已有定论，诗人只是通过诗歌的形式进行传播颂扬。传统诗人的权威皆源自对真理的讲述和再现。因此，传统诗歌一般认为诗人在诗歌中以叙述者的身份对读者直接讲述的内容是可信的。这种叙述者往往被等同于诗人本人，具有与诗人同等的权威性。

然而，19世纪科学领域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现代物理学和相对论，极大地冲击了古典物理学的基石，重塑了人类的宇宙观。这种变化进一步影响了人类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包括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催生出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人们不再全盘接受既有理论和学说，对层出不穷、种类繁多的新观念和新秩序的提出也抱着小心谨慎、怀疑一切的态度。在文学方面，20世纪西方语言学的转向使语言脱离了逻辑理性的约束，动摇了具有封闭性和确定性的语言系统。由于失去了对现实的可靠把握，原先以摹仿现实为要旨的“镜像说”文学观，也逐渐演变为表现作者个人感受和心灵的“表现说”文学观。

表現说认为文学艺术不是生活的再现，而是作家内心世界的表现，强调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在西方文学史上，表现说文学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前者注重表现个人情感和理想，常常带有感伤和悲情色彩。美国浪漫主义诗歌受到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相信人的直觉可以感应真理，诗人就是先知和语言创造者，启发了梭罗、惠特曼、艾米丽.狄金森和弗罗斯特等美国诗人。后者则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柏格森的心理时间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等现代心理学理论的引导下，深入主体的潜意识和无意识世界，大量运用象征、意象和意识流等手法去表现现代生活中人的危机感和幻灭感。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有庞德，艾略特，叶芝等。

二.《未走之路》的不可靠叙述

《未走之路》一直被认为是一首关于人生道路的选择，表达了难以取舍的矛盾心理和选择之后的遗憾和惆怅的经典诗作。

未走之路

金色的树林中有两条岔路，

可惜我不能沿着两条路行走；

我久久地站在那分岔的地方，

极目眺望其中一条路的尽头，

直到它转弯，消失在树林深处。

然后我毅然踏上了另一条路，

这条路也许更值得我向往，

因为它荒草丛生，人迹罕至；

不过说到其冷清与荒凉，

两条路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天早晨两条路都铺满落叶，

落叶上都没有被踩踏的痕迹。

唉，我把第一条路留给将来！

但我知道人世间阡陌纵横，

我不知将来能否在回到那里。

我将会一边叹息一边叙说，

在某个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后：

曾有两条小路在树林中分手，

我选了一条人迹稀少的行走，

结果后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4]

表面上看，诗歌的内容确实是关于道路的选择，语言和结构上也沿袭了田园派诗歌清新自然的风格。但诗歌的结尾却另有一番深意。诗中采取第一人称叙述，描写了深秋时节，“我”在一片金黄的树林里行走时，面前出现了一个岔路口。面对两条看起来同样“冷清和荒凉”的小路，“我”在经历内心挣扎后选择了其中一条。在诗歌结尾处，“我”却说自己将来对别人谈起这件事时会这样说：“我选了一条人迹稀少的行走，结果后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4]

从文本角度看，“我”的叙述是前后矛盾的，是一种不可靠叙述。但是对于传统读者而言，文本中只有一个主体，一个中心，那就是诗人的声音。即使这个声音在结尾处突然偏离原来的规范，也不会影响它的可靠性。为了忠实于诗歌的规范，读者可以对不可靠叙述进行合理化解读。这样的解读也是合乎情理的：即使人生的道路都是相似的，现实中的人们还是经常把人生的结局归因于选择了少有人走的路。这难道不是关于人生选择的经验之谈吗？因此，从传统诗歌的角度看，《未走之路》的叙述者即诗人，是可靠的。

然而，布思认为，“作者写作的时候，会创造一个有别于真实‘自我’的隐含形象，也就是‘第二自我’，他将作者的这个‘自我’称为‘隐含作者’，并以之与真实作者相区别。”[5]隐含作者是作者为了营造与作品风格相匹配的文学效果而创造出来的虚构形象。同一作家会在不同作品中塑造不同的隐含作者形象以达到相应的修辞效果。这样一来，诗歌文本背后那个权威的诗人形象成为了作者的创作工具之一，叙述者的声音也变得复杂起来。意识到这一点的读者会保持与文本和叙述者的距离，通过自身的独立思考对诗人的叙事意图和寓意做出深层的思考和理解。诗歌的阐释也因此具有了开放性。

《未走之路》中的“我”可以看作是作者为了达到特定的叙事效果而塑造的“第二自我”。弗罗斯特让“我”宣称自己选择了少有人走的路，才有了与众不同的人生。但是“我”的不可靠叙述打破了这种表象，让读者看到了“我”的“真知灼见”背后的自欺欺人，诗人为了营造艺术效果而对现实进行的改编，以及诗歌作为个人意志的反映的本质。

通过《未走之路》中的不可靠叙述，弗罗斯特推翻了诗人对真理的权威和绝对的可靠性，暗示了诗歌创作的虚构性，对把诗人看作真理的代言人的传统诗学观念提出了挑战。这种极具现代性的文学观与20世纪西方科学和文学观的发展不无关系。

在表现说文学观的影响下，西方文学逐步从模仿外部现实转向表现内部现实。古典诗歌中牢不可破的真理也逐渐被现代主义诗歌的戏仿、象征、反讽等表现手法所扭曲变形。弗罗斯特正处于传统诗歌向现代诗歌过渡的时期，因此他的作品往往呈现出两种诗歌风格的交融统一。

虽然深受爱默生思想和英国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的影响，弗罗斯特的诗歌主题和内容并不局限于浪漫情怀的表达或直白的说教，而是注重诗歌的哲理性，常用象征和隐喻来暗示关于世界和生命的真理。不仅如此，弗罗斯特诗歌的隐晦含蓄还与艾略特（T.S.Eliot）有几分相似，但他不象艾略特那樣用跳脱抽象的幻象来表现自己的思想，而是以乡村风貌为载体，暗中探索关于现实的混乱、人的异化和意义的消解等现代性主题。他的诗歌常常蕴涵深刻的、象征性的、超越个人的宇宙观。

弗罗斯特说过，“一首诗歌只是对混乱的暂时抗争”[6]。在他看来，现实是混乱的，诗歌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表现诗人对现实的感受和想象，更重要的是表现诗人所赋予现实的秩序和意义。即使现实世界混乱无常，动荡不安，人类对现实的认知和阐释不断变化，世界的秩序和生活的本质仍然是诗人永恒的追问。

然而在《未走之路》中，弗罗斯特却表达了对秩序和意义的矛盾态度。一方面，诗歌以林中岔路象征人生的选择，无论做出何种选择，其他选择都将成为未知。尽管现实的真相永不可知，但在回顾一生的时候，人们总会对当初的选择进行合理的解释，认为正是因为自己选择了那条“少有人走的路”，才造就了自己的人生。这反映了人性深处对秩序和意义的执着追求。另一方面，由于诗歌结尾是对事实的不可靠叙述，这样的人生总结就掺杂了虚假和欺瞒。通过暴露其不可靠性，弗罗斯特表达了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追求秩序和意义的人们的揶揄和嘲讽。

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进一步强调了真相的不可知性。诗人的声音被隐藏起来。弗罗斯特把诗人对真理的阐释权交给读者，让读者自己去揣摩和判断诗歌的含意，体现了现代诗歌的多义性和开放性。威廉·普理查曾经说过，“弗罗斯特用于说明诗歌的一个词是‘游戏’，因此他的行为与创作一样都同这一见解有关。”[7]。即便如此，无论是从传统诗歌还是现代诗歌的角度理解《未走之路》的不可靠叙述，都不会破坏此诗的美感和完整性。这一切构成了诗歌的含混和多义，这正是弗罗斯特诗歌的高明之处。

三.《未走之路》二元性主题

现代诗歌的复杂多义主要源于传统思想体系的分崩离析和信仰的缺失。在传统思想和道德框架内，传统诗歌有着稳定的意义中心，是非曲直都有相对统一的标准。因而，传统诗歌的二元性一般体现在正反两面的对抗，如荷马史诗中的人/神，男/女，正义/邪恶，美/丑的对称性结构，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善/恶，生/死，爱/恨的对比等。而在风云变幻的现代主义浪潮中，真理的声音被各种怀疑论淹没。诗人的声音已无法抵御周遭的嘈杂喧嚣，非黑即白的二元模式也不足以表现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面对道德标准的瓦解和信仰的缺失，早期现代主义者在不断的标新立异和自我怀疑中寻找新的信仰和价值观。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美国文学从传统走向革新的重要阶段。它标志着传统文学规范的解体，新秩序和新价值的诞生。社会变革引起的各种矛盾酝酿着焦虑和不安，人们的孤独感和异化感日趋严重。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叉路口，面对不断激化的社会问题，美国早期现代主义文学一方面密切关注现代浪潮冲击下的本土文化发展，挖掘和表现社会变革带来的活力和挑战；一方面怀念过往宁静的田园生活，渴望从欧洲文化家园寻求心灵的慰籍。

这个时期美国文学的二元性主题主要体现在传统/现代，人/机器，乡村/城市，贫/富之间的矛盾。小说方面，以亨利.詹姆斯和伊迪斯.华顿为代表的旅欧作家致力于表现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文化冲突，探索生活在欧洲的美国人的心路历程。舍伍德.安德森和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等作家着重表现美国资本主义新贵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差距和对立。在诗歌方面，艾略特、狄金森和弗罗斯特等诗人意识到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之间的矛盾，开启了把自然和个人命运作为一个整体来对抗工业化和异化的诗歌风格。

欧洲传统文化是新大陆开拓者永远的乡愁，尤其对于敏感的诗人而言。1912年，在弗罗斯特成名之前，他曾带着家人迁居英国，并在这里一举成名。《未走之路》写于1916年弗罗斯特从伦敦举家返回美国之前，是诗人站在人生和事业的重要转折点进行人生道路选择的心情写照，具有显著的二元性特征。当时的科学发展、社会动荡、思想理念和文学变革都是无人涉足之地，但他选择了回到所有变革的中心—美国，并坚持以传统诗歌形式表达现代主题，这条路会通往何方，诗人自己也无法预知。诗中的“我”面对林中岔路的艰难抉择，隐喻了弗罗斯特面临世纪之交、诗歌变革的迷惘和不安，也映射了美国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从农村走向城市，从遵循英国传统到创造现代美式风格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

《未走之路》的二元性体现在两处，一是两条道路的选择矛盾，二是选择后的两种心态比较。虽然林中的两条路构成了二元性结构，但弗罗斯特没有把重点放在两条路的比较区分，而是聚焦于如何看待选择的矛盾心理。“我”在面对选择时的心态是患得患失和对未来的迷惘。“人生无法重来”的遗憾是永恒的文学主题，但弗罗斯特没有像一般的浪漫派诗人那样让诗歌在无尽的忧伤和惆怅中终结，而是让“我”想象自己将来对这次选择的自述，把当下经历的现实转化为将来的叙述，从而达到从迷惘惆怅到豁然开朗的心态转变。“我将会一边叹息一边叙说，/在某个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后：/曾有两条小路在树林中分手，/我选了一条人迹稀少的行走，结果后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4]通过“我”的不可靠叙述，弗罗斯特以戏谑和自嘲的方式稀释了面对未知的困惑和惆怅，表达了不再执着于结果的豁达态度。这是诗中叙述者面对未知的自我安慰，也是诗人对现实中的二元对立困境的超越。因此造就了此诗深远的意境和深刻的哲理性。

综上所述，诗歌主题和叙事策略不仅仅是诗人个人风格的体现，还有着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弗罗斯特的诗歌深沉隐晦，含混多义，善于表现事物的一体两面。在《未走之路》中，弗罗斯特巧妙地运用不可靠叙述营造了多维度的、含混矛盾的诗意，打破了传统诗歌以反映现实、认知现实为主旨的原则，把重心从对现实的“模仿”转移到对现实的“叙述”，强调主体对现实的创造性表现，突破了传统二元对立主题的局限，体现了诗歌的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深度融合，也反映了美国早期现代主义的发展对弗罗斯特的诗歌创作和世界观所产生的微妙影响。

注 释

①关于纽宁对叙事者可靠性的觀点和真实读者所采取的阅读框架，参见唐伟胜《文本、语境、读者：当代美国叙事理论研究》。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p.104。

参考文献

[1]BOOTH， W.C.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M].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61：159.

[2]杰拉德.普林斯.叙述学词典[M]. 乔国强，李孝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39.

[3]BRUNO ZERWECK. Historicizing Unreliable Narration：Unreliability and Cultural Discourse in Narrative Fiction [J].Style， 2001，（1）：151–176.

[4]罗伯特.弗罗斯特.弗罗斯特集[M].曹明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142.

[5]韦恩.布思.小说修辞学[M].华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80.

[6]罗伯特.弗罗斯特.罗伯特.弗罗斯特校园谈话录[M].董洪川，王庆，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23.

[7]PRITCHARD，W.H.Frost：A Literary Life Reconsidered[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16.

（作者单位：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