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基于乡村振兴视角，采用1992—2020年的时间序列，以向量自回归模型为基础，分析了湖北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业发展对农民增收效应。研究发现：（1）湖北省交通基础设施、旅游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2）农民增收是旅游发展的Granger原因，农民增收与交通基础设施互为Granger原因；（3）短期内旅游发展会促进农民增收，长期来看会产生负面影响，且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会显著促进农民增收。最后，本文建议应大力发展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以旅游業带动乡村致富，同时提高农民素质教育，以期推动农村现代化发展。

关键词：交通基础设施 ；旅游发展；农民增收；VAR模型；湖北省

本文索引：杨雨婷.<变量 2>[J].中国商论，2023（07）：-086.

中图分类号：F2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3）04（a）--04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促进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这是21世纪以来第18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文件均直接或间接指出，旅游业改革发展对扩就业、增收入，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等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互联网的全面覆盖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迅速提升，乡村旅游景点和线路被迅速开发，城乡之间要素流动更加便利。 2020年，全国推出了68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300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带动了3100多万人次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创新。基于此，本文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有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提出了“旅游扶贫”的概念后，学术界开始了大量的相关研究。黄渊基、熊曦（2018）指出，旅游扶贫是贫困地区通过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促进脱贫致富[1]。黎洁等（2020）指出，乡村旅游对农户的经济、教育、生活水平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农户可以通过经营农家饭庄或民宿从乡村旅游中获益，也可以通过出售手工艺品和农产品获益。余利红（2019）通过调查发现，乡村旅游扶贫对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增加有显著促进作用。

交通作为旅游业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人们进行旅游活动的先决条件，是发展旅游业的前提和物质基础。汪晓文、陈垚（2020）指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正向影响的关系，但不同交通方式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铁路设施对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显著，其他交通方式的作用则表现出空间异变性，且其长短期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于建峰等（2019）认为，相比公路、航空等交通方式，铁路主导下的城市间联系强度带动作用更突出。高铁建设有力地带动了旅馆、百货店等服务业和不动产开发，促进了高铁沿线旅游休闲产业繁荣，同时增强了本地旅游投资吸引力。

2020年11月，“十四五”规划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明确提出，要完善乡村交通基础设施，凸显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农村交通设施的完善能有效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从而提高农业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不仅带动了农村居民发家致富，还缩小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道路网络的扩展有效削弱了农村地区的空间隔离程度，提高了要素流动和经济交流，改善了乡村的社会经济连通度，降低了外部资源进入山区的成本，劳动力资源得以更充分地参与外部市场，实现了山区农民的快速增收。

2 模型的建立

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选取1992—2020年的数据，探讨湖北省交通基础设施、旅游业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的交互影响。本文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民增收的指标，湖北省旅游总收入作为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指标，铁路营业里程作为衡量交通基础设施的指标，以上相关指标如表1所示。考虑到可能出现异方差问题，对所有数据都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作为本文研究的基础数据。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年鉴》，所有检验结果均使用Eviews9.0软件分析而得。

本文对三个变量的描述性分析数据如下，1992—2020年lnLY、lnSR的标准差分别为1.89、0.92，样本的标准差略大，说明样本的离散程度较大、波动幅度较大；而lnJT的标准差为0.35，数值较小，说明其样本数据的离散程度较小、波动幅度较小（见表2）。

2.2  VAR模型构建

根据前文的文献综述可以发现，交通基础设施、旅游发展和农户增收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因此本文利用VAR模型可以很好地分析这种动态关系，模型如下：

yt=c+A1yt-1+A2yt-2+…+APyt-P+εt  （t=1，2…，T）

其中，yt是三维内生变量向量；p是滞后阶数；T是样本个数；AP是系数矩阵；εt表示随机扰动项；c为常数项。

3 实证分析

3.1 平稳性检验

VAR模型估计的可靠性依赖变量的平稳性，为防止时间序列中出现伪回归现象而对分析的准确性产生影响，故先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选用ADF检验方法考察各变量的平稳性，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lnSR、lnJT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平稳变量，lnLY为非平稳变量；对变量lnSR、lnJT、lnLY的一阶差分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lnJT、lnLY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平稳变量，lnSR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平稳变量。表明三个变量为一阶单整，符合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要求，可以进行进一步分析。

3.2 Johansen协整检验

根据时间序列数据的特征可知，当三个时间序列存在稳定关系时才能进行下一步分析。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检验关系，即使原时间序列是不平稳的，也可以直接建立VAR模型。根据前文确定的最优滞后阶数，对原时间序列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得到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lnSR、lnJT、lnLY在5%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协整关系，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旅游发展和农民增收之间的变动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3.3 Granger因果检验

由表5可知，在显著性5%的条件下，农民增收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互为格兰杰原因，农民增收是旅游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可见旅游发展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推动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旅游是十分重要的途径。交通发展使城乡互联互通，农村得到外部市场资源的支持，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从而促进了农民增收。由此可见，交通基础设施、旅游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联系密切，三者相互影响，但是对于三者之间影响程度的大小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3.4 VAR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在对VAR模型进行结果分析之前，应对所构建的VAR模型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AR根估计的方法对VAR模型估计的结果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AR根估计所有的根都在单位圆内，因此可以判断本文构造的VAR模型是稳定的，其所得到的结果是有效的。因此，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各指标之间的冲击响应，观察各变量间的动态关系。

3.5 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基于VAR模型的稳定性，建立交通基础设施、旅游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脉冲响应函数，如图2所示。对于旅游发展给定的一个正向冲击，农民增收累积系数为正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正向作用逐渐减小，在第3期变为负值后趋于稳定。短期来看，旅游发展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增加了游客人数和农民的就业机会。长期来看，乡村旅游正由传统的“农家乐”逐渐向文农交旅融合发展的阶段转型，还没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发展处于探索阶段，如不能适应当地的特色，其增收效果就可能适得其反。

由图3可知，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为正值，且长期来看其正向影响逐渐扩大，在第3期达到最大值后保持稳定，说明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较强，且促进作用会越来越强。

由图4可知，对于交通基础设施的正向冲击，旅游发展存在负响应，在第3期时变为正响应，在第5期达到最大值后趋于稳定。短期来看，交通基础设施在建设时会对旅游出行造成阻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出行决策。长期来看，地区交通设施的优化会增加目的地的可达性，给人们出行带来便利，从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3.6 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能够清楚地反映各变量对研究变量预测方差的贡献度，如表6所示。长期来看，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在50%左右，旅游发展较小，说明相比旅游发展，交通发展对农民增收具有较大的影响。

4 结语

4.1 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湖北省1992—2020年的交通基础设施、旅游发展和农民增收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湖北省交通基础设施、旅游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2）农民增收是旅游发展的Granger原因，农民增收与交通基础设施互为Granger原因；（3）短期内旅游发展会促进农民增收，长期来看会产生负面影响，且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会显著促进农民增收。

4.2 建议

当前，乡村旅游扶贫是国家大力发展的项目，未来也是振兴“三农”事业的重要切入点。首先，我国应重视改善交通状况，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站点新增、道路新建与维修及导航路线规划等配套措施更新。其次，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经济，通过产业联动效应带动农村地区投资，增加当地农民的就业机会和家庭收入。最后，应重视农村居民素质教育，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以提升农村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水平，实现更好地就业与增收。

参考文献

黄渊基，熊曦.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与居民减贫关联研究：基于民族八省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8，25（9）：153-158.

黎洁，党佩英，任林静.乡村旅游对贫困山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J].人文地理，2020，35（6）：122-131.

余利红.基于匹配倍差法的乡村旅游扶贫农户增收效应[J].资源科学，2019，41（5）：955-966.

王兆峰，杜瑤瑶.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评价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0，29（9）：1910-1921.

张广海，赵金金.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影响的空间计量研究[J].经济管理，2015，37（7）：116-126.

汪晓文，陈垚.西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增长的交互影响研究：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兰州大学学报，2020，48（4）：31-38.

于建峰，曾俊伟，钱勇生.不同交通方式对兰西城市群空间分布影响研究[J].铁道运输与经济，2019，41（10）：7-13.

王缉宪，林辰辉.高速铁路对城市空间演变的影响：基于中国特征的分析思路[J].国际城市规划，2011，26（1）：16-23.

刘晓光，张勋，方文全.基础设施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劳动力转移的视角[J].世界经济，2015，38（3）：145-170.

李丹，裴育.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财经研究，2019，45（4）：111-123+139.

张俊良，闫东东.多维禀赋条件、地理空间溢出与区域贫困治理：以龙门山断裂带区域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16（5）：35-48+126-127.

杨新军，石育中，王子侨.道路建设对秦岭山区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一个社区恢复力的视角[J].地理学报，2015，70（8）：1313-1326.

刘升.“错配修复”：交通发展对山区农民增收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J].理论月刊，2021（8）：12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