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惠娟 宋新硕

［摘要］成渝地区高职教育协同发展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基本要素、层次类型、区域分布和专业结构四个维度来看，成渝地区高职教育协同发展条件具备且优势突出，专业支持待加强，协同发展势在必行，但主体缺位、客体疏离、利益博弈、规范缺失致使协同发展的矩阵效应未能催发、耦合效应难以形成、乘数效应无法释放、热炉效应不易强化。因此，成渝地區高职教育协同发展应多元共融，推动成渝地区高职教育一体化发展；多维驱动，增强成渝地区高职教育内生动力；合纵连横，促进成渝地区高职教育互利共赢；建章立制，完善成渝地区职教协同的政策法规。

［关键词］成渝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协同发展

［作者简介］刘惠娟（1991- ），女，山东威海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在读博士，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讲师。（重庆  400715）宋新硕（1987- ），男，山东菏泽人，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在读博士。（重庆  40071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渝地区职教协作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1SKGH371）、2021年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一般课题“成渝地区职教协作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与测度评估”（项目编号：2021-GX-488）和2020年重庆市“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20-GX-04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08-0041-06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继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之后，国家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实施的又一重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旨在通过成渝地区高职教育的协同发展，实现两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新旧动能”转换，不断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最终实现同生共长。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指出，构建“双核”同频共振新格局，以点带面、推动区域均衡发展，以城带乡、有效促进乡村振兴，进一步统筹职业教育布局，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开展务实合作，发挥职业教育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对成渝地区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研究，实现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在成渝两地的聚集、流动和扩散，推动区域间职业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可进一步贯彻落实系列文件中“推动职业教育实现区域协同”的目标和定位，最终实现成渝地区高职教育协同发展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

一、成渝地区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现状

成渝地区高职教育的协同发展是实现区域经济与教育良性互动的重要因素，能够有效整合成渝地区高职教育的优质资源，提高区域高职教育的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本文以《2022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的数据为基础，从基本要素、层次类型、区域分布和专业结构四个维度对成渝地区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现状进行梳理。首先，从基本要素来看，重庆市和四川省高职院校生师比分别为16.95∶1和16.15∶1，“双师型”教师占比分别为57.13%和37.68%；重庆市生均校舍建筑面积为74.73平方米，约为四川省的3倍。此外，两地高职院校生均用房面积分别为41.33平方米和13.91平方米，生均仪器设备资产值分别为1.0万元和0.9万元。可见，教师资源在两地分布较不均衡，重庆市生均高职教育资源占有率略高，成渝地区高职教育协同发展势在必行。其次，从层次类型来看，截至2021年，重庆市有“双高”建设单位10所、国家骨干和示范性高职院校6所、国家优质高职院校5所，四川省分别为8所、11所和9所。以生均高职教育资源为视角，重庆市“双高”建设单位约为四川省的2.26倍，国家骨干院校约为四川省的1.09倍，国家优质高职院校约为四川省的1.01倍。可见，成渝两地高职教育资源差距不大，协同发展条件具备且优势突出，有着共同的对话场域和着力点。再次，从区域分布来看，重庆市44所高职院校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和主城新区，分别为16所、27所；其他分布在渝东北和渝东南片区，分别为6所、2所。四川省81所高职院校的分布为，成都平原经济区53所，川南经济区11所，川东北经济区11所，凉山、阿坝、甘孜等攀西和川西北经济区仅有6所。可见，成渝两地高职教育向中心富集的特征明显，呈现出“双核突出、中部塌陷”的“哑铃式”形态。因此，促进成渝两地高职教育资源的合理分布是推进成渝地区高职教育协同发展和双城经济圈战略实施的重要命题。最后，从专业结构来看，2021年重庆市高职院校增加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电子商务、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旅游管理、机电一体化技术等招生专业布点，主动服务重庆市“三大攻坚战”“八项行动计划”等重大工程和项目。四川省高职院校加大了“10+3”现代农业、“5+1”现代工业、“4+6”现代服务业等招生专业布点，主动对接农业大省的现实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可见，成渝两地高职院校主动优化专业布局，对接产业需求，服务国家战略，但围绕支柱产业、战略新兴产业以及传统优势产业的智能化改造升级等领域的专业支持仍待加强。

二、成渝地区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主体缺位：协同发展的矩阵效应未能催发

成渝地区政府、高职院校、行业组织、企业是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要主体，支撑和推动着成渝地区高职教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但在推进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多元主体依然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首先，受地域阻隔和行政壁垒的限制，成渝两地政府对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宏观统筹不够，没有结合两地的共性和差异性制定有针对性、指导性的措施，存在顶层设计不足、管理体制不健全、共享机制不畅等瓶颈问题，政策红利未能完全释放。“等靠要”“慵懒散”“推拖绕”思想较重，区域协同发展呈现无序化和单一化。其次，高职院校在推进共建共享、增强集群式发展“溢出效应”的协同理念上有待深化，在规划布局、专业结构、社会服务等方面对接区域社会经济的主动性不足，与企业、政府之间的横向沟通存在障碍，两地院校“市场化”的办学思维和“走出去”的主动意识尚未取得突破。最后，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过程中，企业的积极性调动不足，对自身角色定位和责任担当的认识不清、意识不强，与高职院校沟通联系、联合培养人才的探索和实践不够，难以破解人才结构性失调的困境，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对人才技能素养要求转化为企业长远发展的动力，限制了区域产业发展与高职教育的相融互促。

（二）客体疏离：协同发展的耦合效应难以形成

成渝地区高职院校专业结构、师资队伍、社会服务等教育资源的协同优化被认为是教育协同发展的关键客体，能促进和增强两地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适应性。长期以来，成渝两地互融共通的管理机制尚未建立，阻碍了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首先，成渝地区高职院校发展存在專业结构失衡、专业同质化较为严重、专业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衔接不畅等问题，没有根据地方产业需要和形态挖掘专业内涵、培育凝练专业特色，围绕区域内支柱产业、战略新兴产业以及传统优势产业的智能化改造升级等的专业支持仍显不足，难以实现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的同向同行、同频共振。其次，极强的虹吸效应使得师资资源过分集中于核心都市区，成渝城市圈中部和边缘地区过于薄弱，联通两地的资源共享平台尚未建立，师资互派互换、交流共享不畅，阻碍了优质资源的跨区域“流动”，难以实现结对帮扶和共生发展；此外，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成渝两地的生师比、博士占比、高级职称占比、“双师型”教师占比等指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最后，成渝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理念更新普遍滞后，市场导向的发展原则导致其重升学轻创新、重规模轻特色、重数量轻创造，适应性建设理念限制了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结构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社会服务能力建设对接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程度也不深，极易陷入“适应和追赶”的“围城”困境。

（三）利益博弈：协同发展的乘数效应无法释放

政府主导的以效率为目标的科学发展、高职院校信奉的以利益为核心的差序进步、社会公众想要的问题得以解决的善治理想是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的深层利益要素。成渝地区高职教育资源外部布局的不均衡性，使得存在于不同行政区域利益取向下的高职院校采取有利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高异化利益行动。首先，成渝两地政府趋同性的发展诉求和竞争性的依存关系，使其在政策制定、资源整合等方面易受区域保护主义思想的影响，即习惯以本行政区划利益为出发点，区域内教育协同发展的利益整合和分配机制不健全，导致权力运行碎片化、政策延续性下降。同时，层级管理体系的灵活性欠缺，使得信息流通相对迟滞，导致高职教育发展的指导性政策与经济结构动态化调整脱节。其次，成渝两地高职院校疏于充分合理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难以在两地高职教育协同发展中寻求利益共生点和合作融合点，在各种利益的权衡与博弈中，利益导向的“漏斗形差序格局”使两地高职教育的协同发展难以形成聚合力。最后，社会公众作为积极热情和主动对话的隐性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惯用传统看待乡村社会的思维逻辑，善用各种“问题”的尺子去打量区域内社会经济和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借由公共生活平台以及多媒体参与到社会治理中，表达自身的诉求和观点，引起社会的共鸣与支持，从而刺激系统进行反思和调整。

（四）规范缺失：协同发展的热炉效应不易强化

国家民族原则、经济发展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是保障教育协同发展的规范要素。成渝地区高职教育在多元、复杂、开放的环境中缺乏对多元主体进行适当调控和约束的必要规范，最终很难实现利益博弈的“裂变式”进步。首先，成渝两地政府在高职教育协同治理过程中尚未厘清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决策规范和政策依据，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现状和传统区划观念的藩篱容易造成其所颁布的规章、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政策性文件分散、难成体系，政策的衔接性、协调性、对接性不够，难以实现多元主体的互律发展，导致区域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聚合效果较差。其次，多元主体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深、把握不准、运用不够，没有依据成渝地区产业结构、经济速度和经济实态的发展实际制定适宜区域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教育质量评价标准，也缺乏对质量治理与质量文化的严格规范，制约着区域高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难以精准对接经济转型、服务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乡村振兴的实际需要。最后，区域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多元主体对人才培养规律认识不够深入，忽视了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冲突，“慢”教育被迫追赶“快”经济，限制了区域人力资本的内生性增长。此外，区域协同发展片面重视人的技术技能，忽视教育的人文关怀和价值追求，容易造成人的片面发展。

三、成渝地区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策略

（一）多元共融：推动成渝地区高职教育一体化发展

推进成渝地区高职教育协同发展必须坚持多元联动，积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扁平化、网状化治理结构，通过政府、高职院校、行业组织、企业等多元利益主体间的碰撞、磨合以及协作，建立协同发展关系格局，充分调动多元主体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争取高职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形成推动成渝地区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持久恒力。一是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国家治理理论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将政府从传统管理理念中的唯一主体身份转变为现代治理理念中的多元主体之一，树立有限、责任、法治、服务型政府的观念，但它并不否认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引导作用和重要地位。在成渝地区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过程中，政府需要统筹引领其他相关主体进行沟通协作，如通过设立组织机构、颁布相关政策、签订多方合作协议等来规范和引导成渝地区高职教育的协同发展，进而促进多元主体协同行为的产生。二是激发校企内生动力。高职院校和企业是推进成渝地区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内生力量，两者在深化合作和主动变革的碰撞与磨合中，要实践出成渝两地高职教育在不同地域、不同层面和不同行业协同发展的有效模式，实现两者在运行目标、运行机制和价值取向的协调统一，保证高职校企合作效益最大化。同时，通过校企自身的机制建设、制度设计和策略调整，激发跨区域联合互动的新模式，自下而上地影响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在推进成渝地区高职教育协调发展治理中的行为决策。三是汇聚行业中坚力量。行业组织作为与产业和劳动力市场联系最为密切的社会团体，是区域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中坚力量。一方面，它可通过分析和预测劳动力市场的人才需求，对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规格、专业建设标准以及人才评价实施等方面进行指导；另一方面，可通过成立职教联盟搭建起跨专业、跨行业、跨区域的职业教育高层平台，整合职业教育资源，促进优质职教资源的跨区域、跨行业的流动，共同推进现代职教体系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二）多维驱动：增强成渝地区高职教育内生动力

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与就业和民生关系最为直接的教育类型，承担着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使命。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必然要求两地形成产业协同发展新局面，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现代化产业体系。因此，成渝高职院校要在专业结构、社会服务和师资队伍等方面实现整体协同，不断提升人才发展力、服务力和创新力。一是专业结构的协同优化。成渝地区高职院校只有统筹调整优化专业布局和结构，才能有效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进而增强高职教育协同服务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能力。这要求两地高职院校主动适应区域经济发展要求，扎实推进专业建设，不断提高专业内涵；两地教育主管部门要通过科学规划、专业审批以及招生计划控制等方式，引领高职院校以服务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为导向提升专业建设，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优化专业结构布局。二是师资队伍的协同建设。成渝两地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的协同建设要求两地政府发挥引领与主导作用，制订成渝高职教育教师整体提升计划，搭建成渝高职教育教师一体化培训平台，充分利用各自资源优势，实现两地教师教育理念的更新、教学方式的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培养德技并修的高水平人才服务双城经济圈建设。同时，通过建立和完善教师区域内交流轮岗长效机制，寻求两地教师教育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推动两地高职教育的创新融合发展。三是社会服务的协同发力。成渝地区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协同发展应以人才、技术和社会培训三大核心要素为切入点。这要求两地高职院校根据国家战略规划有针对性地培养服务产业发展、经济转型的技术技能人才来提供智力支撑。同时，要发挥职业教育的创造精神，增强科技创新引领意识，提升高新技术成果的转移转化能力。此外，还要积极围绕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社会培训，以适应成渝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人才结构的新要求。

（三）合纵连横：促进成渝地区高职教育互利共赢

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涉及两地多方面的协同互动，高职教育在此过程中也会因为管理体制、差序格局等导致利益冲突，这就需要成渝两地高职教育找准利益契合点和合作增长点，聚焦互利共赢，深化务实合作，规划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育人、共赢发展的合作蓝图，全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最终由“利益共同体”走向“命运共同体”。一是“点面结合”开展务实合作。区域高职教育的协同发展必须从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入手寻找切入点，以真诚务实的态度实现互惠互利的共赢发展。两地高职教育协同发展应在试点或共建项目的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政校行企社”多层次、多中心、多形式的协同发展网络，实现区域高职教育资源布局与产业疏解、学校自身发展需求、区域发展需求相结合，不断创新合作模式、扩大合作范围，深化成渝两地教育行政部门对区域职业教育合作规律的认识。二是“东西呼应”优化发展格局。成渝地区要以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引领，推进两地高职院校的一切可共享教育资源在东西之间实现区域共享、跨界共享，加快推进东西职业教育资源整合改革，逐步形成布局合理、专业设置对接产业需求、服务能力显著增强、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职业教育新格局，提升现代职业教育的适应性，为成渝地区经济建设、行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培养适应新经济、新模式、新技术要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以更好地服务于科技创新、產业发展、乡村振兴。三是“梯次推进”聚合联动效应。成渝地区高职教育协同发展应采取先易后难、由浅入深、逐步深化的梯次发展路径，创生联动新格局，以国家乡村振兴、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为导向，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轴两带双核三区”，开展跨区域产学研合作，以科学适用的人才培养方案、面向应用的实践课程体系和双向多维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为联动发展中介，使成渝地区成为沟通西南西北、连接国内国外具有竞争力的职教中心，为社会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注入不竭动力。

（四）建章立制：完善成渝地区职教协同的政策法规

立法、政策及财政等手段是成渝政府调动两地高职院校、企业、教育研究机构参与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积极性的重要杠杆，主要起调节协同发展模式、协调区域治理以及规定资助经费等作用。成渝地区高职教育的协同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政府缔结行政协议、颁布共同立法、实行政策倾斜等方式来实现，通过建章立制不断规范区域职业教育的活动。一是完善法律规制体系。政策法规制度既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会对社会经济起制约或促进作用。因此，有必要全面评估成渝地区已有的职业教育相关地方法规，及时有效地推进两地高职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法规、制度的废、改、立工作。成渝地区应加强高层次、高质量的官方交流互动，共同研究制定符合成渝地区实际的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实施条例，明确规定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主要目标、责任主体、实施原则、执行程序、权利义务等，依法保障成渝高职教育协同发展。二是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积极探索区域内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明确将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水平、质量纳入对两地政府部门、高职院校、企业以及教育研究机构的考核范围。同时，对成渝两地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组织管理、发展过程、发展条件和发展效益等内容进行评价，建立、健全激励约束的保障机制，并根据区域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目标、组织行为规律，激发多元主体迸发出参与区域协同发展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进成渝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有效落实。三是建立经费保障制度。建立成渝政府间的平行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经济薄弱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建立成渝地区高职教育协同发展专项经费，为两地强化师资力量、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教育质量提供资金支持，为学校建设、职教联盟、科研基地、合作项目等提供资金保障。通过减免职教资源跨区域配置税收、土地使用费以及利用公用经费补贴、公建民营、租金等具体办法，购买和合理配置高职教育资源，为优质资源在区域间的有效配置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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