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丹

（阜阳师范大学，安徽 阜阳 236037）

青年是标志时代最灵敏的晴雨表，也是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青年群体的社会参与、文化诉求和价值取向是青年社会化过程中的成长主题，也与国家文化生态和社会结构变革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当前，粉丝群体泛化、偶像泛化和泛饭圈化等“万物皆粉”的趋势，带来了“粉圈逻辑”向社会各领域的渗透，饭圈的主流化取向和严肃议题的饭圈化表达，让以往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亚文化群体以其独特的行动逻辑不断“破圈”，借助网络与新媒体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一方面，网络信息技术拓展了青年社会参与的途径和渠道，参与形式更为多样化和活化。另一方面，青年群体表现出强烈的国族认同，更加自觉自愿地参与爱国主义的情感表达或行动中，迷实践包容爱国议题，成为青年群体日常价值的中心。日常的迷实践如何培育和强化国族认同？饭圈爱国主义情感表达、行动参与和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关联？这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

1 基础概念溯源

1.1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民族是“一种具有边界和主权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1]，涵盖“对内归属于某个民族的同一性”和“对外的独立、平等与自主”两个方面[2]，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别和地区及不同视域下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中国的“民族”概念应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中华民族的“民族”、组成中华民族整体的各个具体民族和组成中华民族的具体民族内部的“人”[3]。现阶段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文化民族主义”，需要和“消费民族主义”联系起来理解[4]，相较于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现代民族主义中“自下而上的草根民族主义”，以及“个体的文化体验如何与宏大的政治勾连的问题”更应得到关注[5]。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精神内核、目标朝向和心理基础上具有共通性，国族认同与爱国主义表达是青年社会参与的基础和核心。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媒介平台的搭建，“民众通过网络技术这种新的载体和平台进行表达的爱国主义行为，包括爱国主义的言论和行动”[2]。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经历了从“刚愤式民族主义”到“戏谑化民族主义”再到“参演式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6]，爱国活动参与与情感表达呈现出从男性主体到女性主体、从理性到感性、从攻击防御到“四两拨千斤”的气质转换，可概括为一种对外的“民族主义”和对内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类似“自己可以说千般不好，别人不能吐槽一句”的认同模式。

1.2 粉丝民族主义与饭圈爱国主义

“粉丝民族主义”（fandom nationalism）将国家个人化、偶像化，以社交媒体为组织动员和行动平台，以追星的方式投射爱国主义情感，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5]。粉丝民族主义的初步层次是青年群体以“XX粉丝”名义参与爱国议程，进一步层次是“以粉丝思维重构爱国主义内容”[7]，对外表现为在涉及国家统一、民族荣誉感自豪感等重要问题上，经由粉丝组织同仇敌忾“出征”与“抗辩”，对内则积极进行自我审查与互相审查，将爱国议题与粉圈斗争对接[8]。饭圈爱国主义大体可被包含在粉丝民族主义的概念框架下认知，又以更典型的亚文化话语风格、更具规模和行动力的组织形式为特征。近年来，动漫、游戏爱好者中形成的二次元民族主义[9-10]，粉丝个体如何从“偶像第一”到“国家面前无偶像”[11]、从个体通向粉丝民族主义[7]获得学界、业界的关注。

2 饭圈与爱国主义的多重关联

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实践于网络亚文化，饭圈青年在追星日常中参与社会议题，其背后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联不容忽视。总结而言，可概括为爱国主义的日常唤起、爱国情感的策略性善用、爱国消费的多重可能。

2.1 爱国主义的日常唤起

一段时间以来，民间发起和主导、发酵之后各利益相关方介入的爱国主义实践日益普遍，如2019年“饭圈女孩”出征开撕香港示威者，NBA莫雷不当言论事件引发球迷圈震动，2020年“防弹少年团”不当言论事件，2021年新疆棉花污名化事件中青年群体自发参与爱国话题、抵制涉事艺人或品牌等。同时，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并非仅通过事件或行动唤起，而是凝缩在日常生活的话语、符号和片段中，带来了“一种介于重大的特殊事件和平庸民族主义之间的民族主义实践形式”[8]，被润物细无声般地建构、复制和重申。以电视剧市场为例，2021年央视播出了《觉醒年代》《大决战》《叛逆者》等一系列收视率和网络讨论度双高的剧集，加之省级卫视在重要时间节点集中播出大量反映党史、军史、国史的主旋律剧目，全面引领青年群体的注意力市场；门户网站和视频平台也在“清朗行动”常态化环境下，对网剧的题材、类型、风格进行把控，以适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

此外，新时期文化节目的类型化、网络化和跨界发展，让利用文化进行爱国主义编码、构建价值生产体系、凝聚集体共识的形式更为多样，参与者在日常生活领域覆盖的“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中产生默契且稳定的价值认同中介机制。《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国乐大典》重新唤起观众对诗词歌赋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拥簇，《上新了故宫》《国家宝藏》等又将“非遗迷”“博物馆迷”等收入囊中，为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实践提供了素材和机会。2021年，河南卫视凭借《唐宫夜宴》成功出圈，随后创作的一系列以中国传统节日为传播节点、以传统艺术+视觉创意技术为主的传播模式的专题短片，其跨平台、跨代际、跨越时间与空间、跨话语体系的优秀传播属性，充分响应在文化的积淀、传承、创新与发展中“讲好中国故事”的号召，寻找和善用文化根脉和文化记忆的共通性，下沉到大众文化生态和泛饭圈化的社会现实中，契合当代新青年的家国期望、文化和实践逻辑，最大范围地激活受众特别是青年对“文化中国性”或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官方机构和主流媒体着力在日常化的媒介接触中打造和收割正能量偶像市场，普及核心价值体系，打造兼具历史感、现实感和质感的情感场域，粉丝也会以偶像明星参演主旋律题材影视剧、剧集在央视播出或参加央视系统的节目为荣，将获得主流媒体背书作为营销热点，不断“提醒”和维持粉丝群体的爱国热情和对国家、民族身份的认同。饭圈个体在网络空间中体会民族意识，又通过网络行动进一步确认民族身份，粉丝追星日常与政治参与、自我身份建构相联系，行动者心理、情感结构与自发性国家认同生成机制紧密结合。

2.2 爱国情感的策略性善用

饭圈爱国主义的唤起与相应的政策引导、饭圈内部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迎合密不可分。借用曾庆香等在“饭圈”的认同逻辑中的表述，群体如若只是静态的“想象的共同体”，则会一盘散沙，影响成员对群体的认知、情感与行动，因此要不断施以策略促成各类互动，以增强群体认同度和凝聚力[12]。在已有的实践中，官方利用粉丝群体占领舆论高地，利用挑战、困境、打击、劣势来进行社会动员，借助特殊时刻建造奇观或举行仪式，在日常生活的仪式感中促成、强化群体的参与积极性。以共青团为例，2015年，军事题材的爱国主义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破壁出圈，获得包括共青团中央在内的官方微博账号转发互动，“兔粉”与官方意识形态形成互惠互利的共谋关系[9]。2019年，围绕“饭圈女孩出征”，共青团中央官博在8月至9月间密集发声，进行饭圈爱国主义动员，倡导运动的理性文明有序。爱国主义政治议题与粉丝的利益议题结合，引发了粉丝爱国主义的公共事件，而官方机构的社交媒体账号与粉丝的互动则促进了其常态化[13]。

此外，组织化的饭圈青年在当下社会治理中具备巨大的潜能和作用。饭圈成员通过对共同关注的人物、事件和话题的讨论，将以个人为中心辐射的社交网络进一步拓展，多元社群的构建延伸或重构了现实的人际关系，延展了社交圈层，密切了社会互动。饭圈更通过特殊话语体系、共同需求和规则的确立，集结成“超越传统社会阶层划分”的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创造了新的社会分层标准[14]。饭圈的社会动员以严密的组织规则和高效的信息系统为支撑，结构复杂有序[15]，具有迅速高效、参与者的互动与情感投入多、动员主体的隐秘与相对确定、动员对象集中与不确定扩散等特征[16]，呈现出“自发形成了严密的结构与分工，自成体系、自动运行”[14]等典型的自组织性，能够为当前社会组织的管理与发展提供有效借鉴。青年粉丝群体在追星日常中对标榜样、自觉看齐，自反性地修正饭圈内部的越轨行为，能够更有组织地投入爱心公益、社区服务、知识传播等社会实践中。

成人社会中的青少年群体，被视作“不成熟的人”，是缺少发言权和被教化、被规训的客体，他们迫切需要参与社会决策、表达自我诉求，特别是通过媒介和传播活动提升关注度。曾经，粉丝一直被贬称为“媒体观众中最偏执和消极的一类”[17]，青少年+粉丝构成的饭圈也被常被冠以“脑残”“低龄”等标签，难以摆脱日常污名化困境。因而，粉丝需要在互联网和现实世界中表现自己的“强大”和“正当”，一方面，他们依托网络社群，通过数据生产和舆论控制获得压倒性影响力，如爱国议题中的控评、反黑，另一方面，饭圈投入到更广泛的公共议题中寻求认同，其中最直接的方式是以“正能量”标准严格约束与自我约束，不断为自身及爱豆添加“正能量”色彩[18]。对此，有研究认为，近年来饭圈爱国主义行动从偶发转为常态，从被动反应转为主动引战，参与者不仅将饭圈斗争经验成熟运用到民族主义议题中，更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武器策略性运用到饭圈内部斗争中[8]，饭圈皆粉红、饭圈主流化趋向的本质是饭圈将政治参与工具化，利用其美化自我身份标签，或借用其表达空间宣泄情绪达成个人诉求，是披着爱国主义外衣的利己主义。也有观点认为，粉丝的利益议程从个人私益转化为群体公益，“粉丝的娱乐动机是参与的起点”，也是与爱国等政治议题对接的前提，因此不能将二者看作单纯的利用与被利用、收编与被收编的二元关系，而应是在互动中重构彼此[7]。

2.3 爱国消费的多重可能

粉丝经济自诞生之初，就被打上了“情感经济”的标签，其“将消费者决策的情感基础理解为观看和购买决定的推动力”[19]，在粉丝社区营销增值，资本与品牌借力使力，最终达到增值情绪资本的目的[20]。当前，粉丝文化与消费文化密切相连，数据生产和“情感劳动”已经带来了更为日常化和非理性的情感经济，粉丝的“消费”不再局限于个人情感消费，更为与其他粉丝群体进行竞争，以及向非粉丝推广爱豆、塑造良好形象，助推其事业发展等。

“爱国粉丝社群的爱国情感本不涉及商业消费，但其情感表达却受到商业资本的支配”[21]，民族主义和商业主义结合，爱国热情和行动展演成了获益的手段和途径，而一旦消费机构或品牌在涉及国家民族的立场与表达存疑，也会迅速招致抵制，走向“消费民族主义”。2021年7月，运动品牌鸿星尔克因向河南洪涝灾区捐赠5000万元物资，引发爱国网民涌入直播间疯狂购物致谢，随之而来的粉丝购买拯救国货品牌之风，展示了情绪运动对国潮经济的巨大影响力。而针对不当言论、不当行为的艺人采取的消费主义抗争手段，如抵制代言、倒逼商家终止合作、挟制商家下场博弈等，也将这种影响从线上转向线下，深度影响实体经济的组织和运行。

粉丝在情感劳动中收获的技能和成果也衍生为极具发展前景的创造力经济和文化产业，博兴的“汉服党”，基于“国风”和“国潮”理念创作的文本、画作、手工，对现成文化符号的创意性使用，在涉及民族品牌的文化消费中追认共同体身份，发展出另类的生产、发行、展览和消费模式。直播带货、公益助农等带来的新经济模式，由粉丝一手打造的“网红”和“网红经济”呈现出的巨大经济和社会价值，正能量“奋斗者偶像”激发粉丝尤其是“事业粉”群体的创新创业热情，表明粉丝经济内部存在着提升社会多元性与包容性、“赋予更多社会成员实现自我价值（实际价值或虚拟机制）的机会与手段”[14]的可能。

3 结语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促进青年更好成长、更快发展，是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青年社会参与能力的养成、政治素养的提升是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

当下，饭圈容纳了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也成为爱国主义情感培育和多元社会议题实践的重要场域。情感性是饭圈的重要特征和行动基础，也是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极为关键的维度，“情感总是最直接的识别机制”[7]，这也与只需要符合其推测的真相、更重视情感满足与传播者诚意的“后真相”时代的传播机制相契合。爱国粉丝群体中的部分青少年群体缺乏社会生存经验，共享一种政治正确但“躲避崇高”、普遍性的心灵脆弱焦虑又意图强大的情感构建，形成了独特的“爱国反帝反资导向+容易受伤的二次元怨气”[22]情感认证模式，易形成标签化的情感和观点。其爱国情感表达和行动参与值得肯定，但打着爱国、正义、民意的幌子“先站队再对话”，以情绪对抗事实[23]，爱国情感成为压制理性、为特定群体谋益的工具，部分爱国粉丝沉迷于“民族传统”“文化基因”等表述，采取“阿三”“棒子”等歧视性称呼指称其他国家或民族，“使爱国情感异化为一种‘唯我独尊’的极端倾向”[24]，令人难免陷入众声喧哗后的担忧。

此外，粉丝“自觉自愿”借助爱国消费达成一种数据的可观和精神的狂欢，难免会演化为人工流量造假、商业化炒作营销、“买热搜”等影响经济秩序和传播秩序的乱象，粉丝被诱导应援式消费、拯救式消费也给予了资本对爱国粉丝更多的收割空间，“爱国主义”标签背后隐藏的商业化、表层化和功利化的元素需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