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金龙

（1.开封大学，河南 开封 475001；2.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专门探究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问题，明确指出“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政治经济学“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在《资本论》中更是充分贯彻和运用了这一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对这一方法的深入理解，有必要立足文本对马克思构造“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理论基点、理论实质以及科学依据做进一步探析。

1 理论基点：唯物主义历史观

“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黑格尔那里是诠释客观世界产生过程的重要逻辑，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是运用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抽象上升到具体”作为一种方法，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构造这一方法的理论基点。马克思构造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与黑格尔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根本上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点，黑格尔构造“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理论基点是唯心主义本质，古典经济学构造这一方法的理论基点则是经验主义或者说一般唯物主义，而马克思则是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构造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批判的继承了黑格尔和古典经济学家的“抽象上升到具体”思想，在唯物史观基点上重新构造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可以说，这一方法只有到了马克思那里才上升为科学的认识和运用，马克思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恩格斯1859年应马克思的要求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书写了一个书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让恩格斯在书评中简要谈谈政治经济学方法问题，恩格斯这样评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1]13。恩格斯在这里所指的方法，正是我们所说的唯物辩证法，恩格斯对这一方法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评价，正是由于这一方法是建立在“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逻辑基础之上的辩证法。因此，“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作为贯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一个重要的唯物辩证方法，当然也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理论基点的。我们知道马克思这个时候的著作已经是成熟时期的著作，唯物史观已经深深的浸润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通读文本，不难看出其中蕴含的浓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逻辑底蕴。开篇马克思就彰显了唯物史观的运用，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2]683这似乎预示着，马克思要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点上对黑格尔以及古典经济学构造的“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实质展开严厉批判，而接下来的内容就确证这一预示。

首先，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理论基点。马克思在指证出“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后，紧接着就明确了这种思维逻辑方法与黑格尔的抽象上升到具体具有根本的不同。之所以立刻就指明这一点，显然，在思维逻辑形式上二者无疑非常相似，很容易被混淆，这样的混淆也许会让人对马克思产生极大误解。实际上二者具有根本不同的理论视域，正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文中指出的那样，“黑格尔的方法以其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能用的。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1]12。黑格尔设定了一个“实体即主体”是在认识论以及本体理论的视域内，把“绝对精神”看作是人类精神认识绝对的过程，就是绝对自己成为绝对精神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自我运动、自我完成的过程，整个世界也就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的结果。在黑格尔那里，“抽象上升到具体”只是客观的“精神”实体自我运动的逻辑，而不是人的思维逻辑。而且，更关键的是，在黑格尔那里客观精神实体是整个思维逻辑的前提，“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逻辑就是“精神”可以生成现实中的具体，而马克思是把现实具体看作整个思维逻辑的前提，通过思维逻辑只能是在思维中再现具体，而不是在现实中生成具体。因此，马克思说：“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2]701不仅仅是黑格尔，包括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整个逻辑也是与马克思所说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具有同样的异质性。

其次，批判古典经济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点。在批判古典经济学对“个人”的认识中，马克思否定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单个的孤立的个人，认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2]683在“市民社会”中，人摆脱了在过去的历史时代的自然关系，越发表现为极大的独立性，马克思认为这一结果是历史的结果，是历史发展到特定历史时代（市民社会）的产物，而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却把这一历史发展到特定历史时代的结果当做了整个历史的规定性，具体到“市民社会”，“人”被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看作是孤立的、单独的人。这里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有两个重要忽略，第一，忽略了造成这一状态的“市民社会”即整体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忽略了这一生产关系下的孤立的单独的个人；第二，“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3]684。因此，他们还忽略了历史发展到“市民社会”这一特定时代的结果，只是这一特定时代的结果，而不是整个社会历史的共同规定性，更不能把这种结果看作整个社会历史规定，且以此为研究开始，这样的研究必然忽略社会历史时代的差异性。总之，以此为起点，不论是来考察研究“市民社会”，还是考察研究整个社会历史无疑都是不科学的，这当然是要被马克思所否定的。对此，马克思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2]684人在社会关系中具有双重规定，不仅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而且是特定社会的人。因此，不能把特定历史时代的人当做整个社会历史的起点，也不能把人看作与特定历史时代无关的人。

最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并不是简单的、僵硬的，而是辩证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前提是思维中必须形成抽象，具体上升到抽象，再由抽象上升到具体，需要指明的是，两条道路上的具体是两个完全不同层级的界定，从抽象上升到了具体的具体，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总体。因此，从认识过程来看，这是两条彼此紧密相连但又不同的思维逻辑道路，而“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方法本身只是整个思维逻辑方法中的一个特殊环节。对此，我们也不能过于夸大“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环节，而应辩证地来看待。另外，相对整个社会历史而言，“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显得更需要辩证地来看待，放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代来看，前一个时期的最本质的最简单的抽象，对下一个时期而言，必然就不再是最本质的最简单的规定，也许只是某一个侧面或者某一方面的规定。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抽象的规定，并不能一定要设定为对占有统治地位的、核心的某些规定的抽象，也可以是某个侧面的其他规定。总之，这是一个严格遵守唯物史观前提的辩证的思维逻辑方法。

2 理论实质：何种意义上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对“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实质进行探析，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指认这一方法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马克思在文本中明确指出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2]701，这就是马克思所构造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实质。

“抽象上升到具体”为什么在黑格尔那里就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言的“科学上正确”，为什么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也没有达到这种 “科学上正确”，马克思在文本中给出了答案。相较于黑格尔而言，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客观世界理解为思维的结果，现实的生产运动只是范畴运动的表现，世界就是范畴运动的结果，因此，“抽象上升到具体”在黑格尔那里被诠释为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马克思揭示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实质。马克思一方面否定黑格尔把“抽象上升到具体”理解为具体产生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批判继承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想，分析了这一方法在一定限度内的正确性，认为这一方法放在一定限度内，那么它就是正确的。马克思说道：“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2]701这里的“思想具体”和文本中“精神上的具体”具有同样的内涵，指的就是马克思所言的“抽象”，那么“抽象”就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马克思强调：这个产物“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2]701。所以，马克思认为“抽象上升到具体”只是让“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而不是黑格尔具体产生的过程，这一点正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超越性构造。

相较于古典经济学而言，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从实在和具体开始”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以“人口”为例证指出，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从“人口”开始，那么不谈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抛开决定阶级的一些因素（雇佣劳动、资本等），那么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决定阶级的因素又是以交换、分工等为前提的。因此，认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的方法是从一个混沌的表象开始的研究，是错误的研究方法，古典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这条路。紧接着马克思指出：“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2]700这些个别要素一旦抽象出来，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国际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出现了，对于这条路，马克思认为“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对于古典经济学“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运用，马克思用“劳动”做了一个例证，从重商主义把完全客观的金银货币看作财富的源泉，到亚当·斯密把抽象的劳动看作财富的源泉，马克思指出：“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2]704亚当·斯密从简单的关系中找到了一个抽象表现，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亚当·斯密的进步性，但同时也批判亚当·斯密不区分社会形式地谈论“劳动”。因此，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从实在和具体开始”的研究方法，认为应该从“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开始的研究方法，资本主义经济学正是忽略了对这一方法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考察，因而不能实现对这一方法的科学运用，不能看到各种经济范畴背后所体现的生产关系，更不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

由此可见，马克思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和古典经济学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较之于黑格尔把“抽象上升到具体”看作是具体本身产生过程的理论实质，较之于古典经济学从“从实在和具体开始”既混沌的表象开始的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深刻认识到“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只是思维掌握具体，具体在思维中再现的方式，马克思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质点上指认这一方法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的。

此外，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走过的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也就是从具体到抽象；第二条道路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认为，第一条道路是错误的，而第二条道路 “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对此，并不能理解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就完全否定了第一种方法。具体上升到抽象，再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一条彼此相连但又不同的整体思维逻辑方法，“抽象上升到具体”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而且，对于过程而言，方法可以是多样性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亦是如此。所以，马克思在此，只是强调“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方法较之于在黑格尔和古典经济学那里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既不能否定第一种方法，也不能过于夸大第二种方法。

3 科学依据：何以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文本中，马克思对“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说明，可以说文本大部分内容都是对“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进行理论上和现实上的澄清，无疑都是为了确证这一方法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对此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以此更直观清晰地来认识马克思是如何向我们澄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的。

3.1 具体是具有丰富规定性的具体，抽象只有上升到具体才能达到对具体丰富规定性的把握

马克思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2]701从实在的具体出发，是从混沌的表象出发，马克思明确指出了这是错误的方法，是不能实现对研究对象的科学把握的。从确定政治经济学研究出发点来看，马克思实际上对从“抽象”出发的“抽象”从两点做了进一步阐明。第一，要从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出发，马克思以“人口”为例证，指出古典经济学从“人口”出发，看似正确，仔细考察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这个“人口”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这种研究就会忽略对决定“人口”的各种前提的考察，这种从“实在和具体开始”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要从“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出发。第二，要从具有许多规定的、丰富的总体的具体出发，这样的具体，需要由抽象的规定上升到丰富规定的具体，也就是把抽象的简单规定上升到具有丰富规定性的具体。唯此，方能把握具有丰富规定性的具体，也就是通过抽象实现具体在思维中的再现。所以说，正是由于具体是具有丰富规定性的具体，具体上升到抽象指是对具体实现了一般的把握，通过抽象再上升到具体的思维逻辑方法才能把握多种规定性的具体。对于“市民社会”的研究显然是需要在“市民社会”的全部关系中来把握具体的。

3.2 不同历史时代的差异性规定构成历史时代的发展

马克思在说到生产时，认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2]685而“生产一般”，作为一种合理的抽象就是从“一切时代”中抽象出来的“共同规定”。这种“一切时代”的共同性规定固然对于研究是重要的，但作为“共同规定”的抽象本身又是由许多不同规定构成的，这些不同的规定不一定都是每个时代所具有的，有些是属于一些时代所共有的，有些则属于“一切时代”所共有的。由此，即便是“生产一般”这样的抽象规定自身内部的各个规定，也不是每个时代都具有的规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切时代”的抽象规定即便适用于“一切时代”，但具体的适用也是不同境域中的适用，马克思接着举例指出：“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2]685这也就是在强调，相对不同的时代而言，构成一个时代发展的并不是共同的规定，恰恰是这些不同的规定，相互差异的规定。更重要的是，这些不同的规定中，有些对特定历史时代而言，也许就是本质性的规定，也就是说，相对一切历史时代而言，共同性的规定显得尤为重要，在一切历史时代视域内也许是占统治地位的、本质性的规定，在这种规定面前，不同历史时代差异性的规定往往会被忽略。但是，一旦这种“一切时代”的共同规定性适用到特定时代，这种共同性的规定就没有了绝对的发言权，就不一定再是占统治地位的、本质性的规定，反而，在一切历史时代面前容易被忽略的某些差异性规定拥有绝对的发言权，是占有统治地位的、本质性的规定。因此，不同时代存在着差异性的规定，这些差异性的规定相对一切历史时代并不占是占有统治地位的、本质性的规定，但却是“一切时代”共同规定性适用到特定历史时代所必须要考虑的。正是由于这种差异规定性的存在，更关键的是，某些差异规定性也许就是某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本质性的规定性，差异性规定构成历史时代的发展。所以，这就决定了抽象需要上升到具体，把所谓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抽象规定性上升到特定历史时代的差异规定性中，才找到时代的“普照光”，在“普照光”之下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具体。

3.3 抽象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从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看，任何一个抽象都是历史条件的产物。一方面，相对一切历史时代的抽象而言，历史时代发展到哪里，抽象只能适用到那里。比如资产阶级社会，历史时代发展到资产阶级社会，在这一时代所产生的关于一切历史时代的抽象规定，只能是历史时代发展到资产阶级社会这一时代才能产生的，哪怕这个抽象规定是适用于一切历史时代的最一般的抽象规定，那它也是在历史时代发展到资产阶级社会这一时代而抽象出来的，马克思这样说：“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2]705换言之，社会历史发展到不同的历史时代产生的关于一切历史时代的抽象规定性本质上是不同的，哪怕社会历史发展到下一个历史时代，产生的关于一切历史时代的抽象规定性和上一个历史时代依然相同，但它所适用的历史时代范围已然不同，并且只有在与之相适应的那个时代中，历史发展到的那个时代中才能显现出这种抽象规定性的真实性。因此，马克思说，劳动，“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2]705。马克思为了说明社会历史时代发展到资产阶级社会产生的关于一切历史的抽象规定性，只有在这一范围内才能被抽象出，只在资产阶级社会才具有真实性。马克思指出：“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2]704而历史发展到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这就从侧面说明了历史时代发展到资产阶级社会，产生的关于包含资产阶级社会在内的过往一切历史时代的抽象规定，是不可能抛离掉资产阶级社会而言的，它只能产生于历史时代发展到资产阶级社会这里，也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才具有真实性。

另一方面，从不同历史时代的抽象规定来看，同一抽象规定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地位。马克思以经济范畴为例，认为：“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2]702在这个意义上，抽象也必然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2]708经济范畴不能按历史发展的次序排列，应该按照他们在社会内部结构中的相互关系来排序，具体到资产阶级社会就是按照它们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排序。而且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文中也指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1]13这也从侧面告诉我们相比具体上升到抽象、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逻辑更适用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

马克思指出：“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2]688所以，抽象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在这些历史条件之内才适用，具体到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历史条件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经济关系本身，这一事实，从根本上决定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必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和古典经济学中“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点重新构造了这一方法，这是马克思异质于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个根本制高点。马克思也正是以此为站位，指出了这一方法是在何种意义上的“科学上正确的方法”，阐述了这一方法何以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最终，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确证了这一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实现了对这一方法的科学认识和运用。